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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05年全國科技大會以“自主創新“代替”開放創新“，是國家確立正確產業發展戰略的關鍵一步，但國家與企業誰為創新主體，認識還不一致。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在2000年吸取趙英的“超級產業”概念，提出“戰略產業”概念，包括核，電子，航空航天，常規軍事武器，戰略石油與物資儲備等，是為了在理論上超越傳統的“公與私”，“軍與民”，“民族與外資”，“市場與國家”之爭，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獨立而強大的國家新產業而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論，戰略產業以國家為主導，通過加工配件體系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相結合，主導權是在國家手里的。

 

本文指出了新科技革命條件下，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超級產業競爭。發達國家支持戰略產業發展的特點，跨國公司擁有品牌與核心技術，主導行業標準，就能控制整個產業。這是比股權控制更加直接有效，更加隱蔽的“非股權控制”。

 

本文批評了有害于中國戰略產業的一系列觀點：如靜態的比較利益論，依靠外資技術輸出論，以市場換技術論等。介紹了最新的“學習效應理論”，論證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

在關于中國產業發展的問題上，一直存在尖銳的爭論。 主張“開放創新”的看法，一直占據優勢。 這種看法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的，以企業經濟效益代替產業關聯效益，以經濟效益代替國家安全效益； 對于國際貿易的基礎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做靜態的解釋，否認比較利益是動態的；中國只能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那符合勞動力過剩的國情，于是就有“以一億條褲子換一架飛機”的“為國際社會打工”的戰略，以“世界加工廠”為榮。 這種觀點特別反對以國家力量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認為國家干預會產生尋租和利益集團； 在歷史上則完全否定計`劃經濟時期以國家為主體的工業化，認為那是一種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沒有出路的“趕超戰略”。

近年來，經濟全球出現了新的形勢。以美國為主導的第四次新科技革命取得了突破，信息與生物科技開始產業化，出現了一系列新興產業，包括傳媒業和金融業這樣的第三產業，促使第三次科技革命造就的傳統產業群，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進行大規模整合。一系列大規模企業與銀行兼并已經完成，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航空制造業的整合：在美國政府主導下，波音兼并了麥道，搞垮了中國與麥道合作的MD系列大型噴氣式民航客機；歐洲五國聯合生產空中客車，在國際航空業形成了兩家寡頭壟斷。 巴西和加拿大鉆空子仍可生產100座的支線飛機，日本與韓國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則因安保條約的關系，被美國定位于為波音配件，不能擁有自己的品牌。這就是美國主導的“生產國際化”與產業整合。擁有品牌與核心技術，主導行業標準，就能控制整個產業。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并沒有什么“制度與產權”，這是比股權控制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更加隱蔽的“非股權控制”。

適應科技革命，全球化和美國新霸權的背景，新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應運而生，這就是公開或者隱蔽地主張：以外資為主導來整合中國產業。發達國家不僅把產業的加工裝配部分向中國轉移，越來越多的“研究與發展”也在轉移。于是就有人說：技術在國際上正在由壟斷因素變成流動因素，根本動力就是原創性技術成本太高，促使跨國公司不得不向中國轉移新技術，以占領市場，否則就無法回收成本。 中國沒有必要以巨大代價去做原創性的技術發明，“以市場換技術“是可以成功的。沒有必要去強調“民族資本”，“國家資本”，只要在中國注冊就是中國企業，能創造GDP，增加就業，改進消費者福利就行。

這類理論誤導性極強：它回避了全球化背景下仍有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問題，中國作為一個不可能依附于發達國家的崛起中大國，關鍵技術和基礎科技都必須相對獨立，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向我們轉讓核心技術； 第二，它回避了產業國際化中間的企業和產業主導權問題，中國不能永遠居于國際產業鏈條的末端，而把高端讓給發達國家； 第三，它以消費者福利代替生產者和發明者利益，引導中國人只做消費者不做生產者，更不做發明者。

中國的民族企業是弱小的，需要國家支持他們參與國際競爭，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基礎科研，參與國際行業標準的制訂。國家支持也必須避免腐敗和尋租。如果不能做到這些，中國產業包括金融和傳媒業，被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整合的日子，就不會很遠，中國將不會有自己獨立的產業和核心技術。 GDP或許可維持高增長，但GNP將越來越少，就是說生產加工在我們一邊，但利潤卻在外國資本手里。表面上看這是我們出讓市場的結果，實際是喪失產業主導權的結果。 為眼前利潤而不去爭取產業主導權，到頭來不僅喪失經濟主權，也得不到利潤。

2005年底全國科技大會以“自主創新“代替”開放創新“，是國家確立正確產業發展戰略的關鍵一步，但國家與企業誰為創新主體，認識還不一致。我們經濟學非主流派在2000年吸取趙英的“超級產業”，提出“戰略產業”概念，是為了在理論上超越傳統的“公與私”，“軍與民”，“民族與外資”，“市場與國家”之爭，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獨立而強大的國家新產業而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論。

西方定義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是片面的。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超級產業競爭。

超級產業或者戰略產業，以其巨大規模，巨大投入，巨大空間,巨大利益，成為綜合國力和國家戰略能力的主要體現，以國防產業為核心：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戰略物資儲備等行業。

戰略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風險和收益都高。發展戰略產業可推動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是國家核心利益，需要巨額社會先行資本。戰略產業主要提供公共或準公共產品，政府是主要買主。戰略產業進入門欄極高，能否發展取決于大國規模和政府能力；成長初期需要國家基礎研究計劃和國防采購。

如航空工業，是高科技，戰略性核心產業，涉及機械，儀表，電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運輸，在制造業中附加價值最高，按產品單位重量創造的價值計算，如果船舶為1，小汽車為9，彩電為50，電子計算機為300，噴氣客機為800，航空發動機為1400。新戰機的導航設備和軟件已經占成本的50%。開發研究費用50億美圓，用8---10年。現代航空制造業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武器各前沿技術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種工藝。下決心發展航空工業，等于動員全國工業技術精英，強制性提升本國工業制造水平飛機是一種文化，只依靠國家財力支持是不夠的，還需要全體人民的強國意志，包括公務員帶頭坐國產飛機，經過數十年艱苦努力，才能實現。

有人以為通過國際轉包、合作，引進先進制造技術，這是幻想。可能長期被外國“鎖定”在加工配件檔次上許多年。中國可以參加國際飛機的轉包生產，但要放在研制獨立知識產權的大型飛機方面。標準和機型是自己的，某些造不出來的零件可以進口和轉包。開放與保護，永遠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的船舶工業經過30年開放，承擔大部分國際加工業務，訂單源源不斷，但是自己不能生產曲軸，需要到處高價購買，非常被動。原來的曲軸廠因為一時虧損，被人以“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效率不高的罪名關閉了。 實際上這并不是產權問題，而是暫時沒有訂單，從長遠觀點國家應該實行補貼，目光短淺，或者受某些理論誤導，一旦加工生產突然發達，發現關鍵環節沒有，悔之晚矣！

獨立發展戰略產業是國防安全和提升工業科技水平需要。鄉鎮企業已能獨立設計制造摩托車和汽車，只有航空與航天才能帶動技術和工業全面升級，為一般民營和國有企業騰出空間，通過公開招標帶動它們為戰略產業加工配件。片面強調產權改革，把發展戰略產業與民營經濟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發展戰略產業可創造長期動態比較利益，拉動無數產業鏈條。這類產業處于幼稚期，國家應以堅決意志和法律，長期進行扶植，這絕不是什么閉關鎖國。學習考察，翻譯資料，全球加工定貨，都是對外開放。 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強者的規矩。中國人不是沒有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資本，未來的國內市場，加強國防和技術實力，都是我們的優勢。

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接近飽和，以中國年40%的儲蓄率，數萬億人民幣投資，繼續向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入，會使全球產品過剩。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衛星已經使用于地質勘探，氣象預報，地圖測繪，軍事情報，網絡電訊各個方面，利潤可觀。從外貿對于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包括高精度鋁合金，數控機床，電子遙控，計算機，高級空調等安全設備，武器裝備，儀器儀表，發動機，液壓系統，燃油系統等等。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也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是為什么俄羅斯在國家分裂，經濟崩潰的情況下，仍舊堅持飛機與火箭研制與生產的道理。

最新的“學習效應理論”，論證了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發展中國家“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相對成本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要使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它們。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受到進口產品和引進外國設備的競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生產無法進行，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相對生產效率永遠不會提高。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總之，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優勢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金融與衍生工具研究中心主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