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第十個年頭，世界經濟終于告別危機，迎來逐步向好局面。全球經濟增速和增長預期提升，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勢頭良好，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企穩回升。但地緣政治格局仍處于劇烈變動之中，民粹主義勢頭上升，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風潮對世界經濟依然形成負面沖擊。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美歐等西方國家延長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情況下，經歷了2015、2016年連續兩年的經濟衰退，2017年俄羅斯經濟走出衰退實現增長，成為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經濟表現最好的一年。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預測，2017年俄羅斯經濟將增長2.1%。因此，普京總統稱2017年對俄羅斯而言是“成功之年”。2017年12月6日，普京正式宣布將參加2018年俄羅斯總統選舉。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動中，普京提出了“保護本國制度穩定和社會共識、保持和增加人口數量、建設新經濟和促進北極遠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發展、消除貧困和不平等現象、保持自身獨特性并恢復世界主導地位”等競選主張。俄羅斯民意調查機構“社會輿論”基金會近期發布的一項民調顯示，81%的俄民眾認為普京在總統職位上“干得好”，68%的民眾表示，若舉行大選會投票給普京。根據俄羅斯當前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普京勝選連任幾乎毫無懸念，這意味著普京即將于2018年5月開始其第四個總統任期。

回望2000年，普京首任俄羅斯總統時從葉利欽手里接過的是一個幾近崩潰的國家——面臨著淪為世界二流或三流國家的危險。2012年，當普京第三次在克里姆林宮宣誓就任總統時，俄羅斯已經走在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但2014年以來烏克蘭危機帶來的地緣政治沖擊，一方面使俄羅斯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日益凸顯，另一方面也使俄羅斯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不斷惡化。盡管俄羅斯還有不少內憂外患，但任何一個尊重歷史的人，都難以否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俄羅斯歷史上，普京創造了奇跡。當然，贊美普京的人容易將其理想化，仇視普京的人則將其妖魔化。對普京似乎沒按“規則”出牌的政治經濟舉措，有人說無法用“理性”來理解；對普京一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治國方法，有人說普京沒有跟隨任何一種主流經濟學范式。的確，普京應用的是一套俄羅斯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政治經濟思想體系——普京政治經濟學。

世界舞臺是大國角逐的競技場。作為國家間競爭的重要技戰術理論，經濟學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適合所有國家的通用經濟學是不存在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最大程度體現主導性大國利益的經濟運行邏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英國統治全球階段，沒有任何一個落后國家通過學習《國富論》成為像英國那樣富裕強大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也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因遵循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古至今，無論是英國的《國富論》還是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各個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的目的和作用都是為霸主服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而是維護等級森嚴的世界體系的規訓。

從強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看，大國需要自己的經濟學。德國之所以在近代崛起，思想上得益于19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的開拓性工作。19世紀上半葉，在彌漫全德國學術界的思辨氛圍中，李斯特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主義者，他建立了德國自己的現實主義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派主張以歷史的方法研究國民經濟，強調每一個民族或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活動或發展起來的。李斯特一直站在德國國家利益的立場反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并主張以國家的力量幫助本國工業實現成長。因此，李斯特著名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早期曾被翻譯為《國家經濟學》也就絕非偶然了。李斯特從西歐各國歷史研究中得出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具有多樣性，而非僅英國模式一種。傳統的李斯特主義建立在三個遞進關系的基石上：生產力理論、工業優先理論和國家干預理論。在生產力理論中，李斯特指出，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比財富本身更為重要，“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李斯特認為，創造財富的能力集中體現在一國工業能力上，因此優先發展工業具有重要意義。李斯特進一步指出，生產力理論和工業優先理論體現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而如何發揮國家作用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他認為，后進的德國只有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的保護和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可見，如果沒有李斯特，沒有自己的經濟學，德國可能會在繼續甘愿以谷物換取英國的制成品中喪失發展時機。

需要指出的是，李斯特思想體系的建立受到當時的另一新興經濟體——美國的巨大影響。美國學派是美國開國元勛、憲法起草人之一、首任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建立的一種保護主義結合內向型工業化的政策理論體系，在美國南北戰爭后成為美國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石，使美國經濟迅速趕超英國。美國學派誕生后不斷發展，以亨利·凱里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為代表的第三代美國學派學者反對李嘉圖的學說，認為李嘉圖的體系是造成矛盾的體系，他們試圖通過調和美國的生產關系促進經濟發展。1885年美國經濟學學會宣告成立，1886年《政治科學季刊》和《經濟學季刊》創刊，1890年《政治經濟學雜志》創刊，美國經濟學逐步發展壯大。美國學派延續下去發展出美國制度學派（老制度學派），以凡勃倫為代表人物，他保持了美國學派前輩的傳統，把經濟發展視作一個“過程”來研究制度的發展和變化，重視從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角度研究經濟的“質”。

同樣，日本的崛起依靠的也是自己的經濟學。大久保利通發現日本與英國差距如此巨大之后，并沒有聽信英國富裕之后怎么說，而是研究英國是怎樣走向富強道路的，之后民治維新把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與日本民族文化性相結合，采用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某些觀點和英國的重商主義歷史經驗，成為第一個非歐洲工業化國家。

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實踐看，處于趕超階段的新興大國更需要自己的經濟學。國家富強不是靠完善市場機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實現的，盲目推崇所謂主流經濟學理論，沒有政治引導和國家保護，國民經濟遲早會成為寡頭的私產或外國的附庸，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執政下的俄羅斯就是鮮活的例子。蘇聯解體后，激進改革派按照美國推銷的休克療法“肢解”了俄羅斯經濟體系，造成國家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綜合國力的急劇下降。2000—2012年，在兩任總統和一任總理任期內，普京實現了俄羅斯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2012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萬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達到1.4萬美元，在金磚國家里位居第一；并且連續十年實現了居民收入的增長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速，被聯合國稱為“有利于窮人的經濟增長”。普京的政績的根源無法用當前主流經濟學解釋，普京的大部分經濟政策與現代市場經濟學所推薦的“正統”教義相背離，俄羅斯的發展依靠的是大國自己的經濟學——普京政治經濟學。引領俄羅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經濟學并非轉軌經濟學的一個特例，而是參照發達國家歷史經驗、結合俄羅斯國情、體現著普京的鮮明色彩與個人抱負的全球化時代的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發展。

當然，在今天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俄羅斯經濟增長不穩定的情況下，普京政治經濟學也面臨嚴峻挑戰。高油價為俄羅斯積累了財富，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卻使俄羅斯經濟至今沒有擺脫對能源出口的依賴，致使俄羅斯經濟增長受制于世界市場石油價格的波動，俄羅斯各界都在呼喚改革和創新。當前由于石油價格低迷，美歐對俄實行聯合制裁，俄羅斯如何走上經濟穩定增長之路、重新振興其大國地位，也是對普京政治經濟學的考驗。

依照羅伯特·吉爾平的劃分，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分為三種路徑：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和激進主義。本文從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總結進入21世紀以來俄羅斯的重大政治經濟舉措，包括對寡頭的改造、俄羅斯的再國有化、限制跨國公司在俄羅斯戰略性產業的投資和培育本土企業等政策實踐，系統闡釋普京的政治經濟學思想體系。

二、改造寡頭：

從分利集團到共容性利益集團

葉利欽留給普京一份危險的政治遺產——寡頭壟斷經濟和干預政治。如果觸動寡頭的利益，普京的政治前途將充滿荊棘。然而，長期的國家安全部門所積累的豐富經驗使普京知道如何動用國家力量馴服寡頭。為使垂危中的俄羅斯恢復元氣，為使曾經輝煌偉大的俄羅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普京誓言要“把寡頭作為一個階層消滅掉”，“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事實上，普京并沒有終結寡頭，而是采取多種方式把俄羅斯寡頭的性質從有害的分利集團轉變為共容性利益集團，也就是使之創造的財富主體服務于國家復興和人民富裕。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現實主義為如何評判寡頭的是與非提供了最簡單的路徑：是作為共容性利益集團服務于國家和人民，還是作為分利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危害國家利益。如果是前者，國家應該強化寡頭的競爭優勢；如果是后者，國家應該使用政治力量進行糾正。普京首任總統后規范作為分利集團的俄羅斯寡頭，不僅是收回他們具有“原罪”性質的財產，更是俄羅斯政治振興的開始，它是奠定普京未來政治經濟之路的基石。

（一）寡頭財富與權力的二維碼

休克療法使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迅速坍塌，但市場經濟卻沒有像葉利欽承諾的那樣迅速建立起來，俄羅斯出現了權力與財富的真空。在衰敗的政治生態下，葉利欽啟動了20世紀最大規模的俄羅斯私有化進程——俄羅斯遭遇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盜竊和搶劫。當時大權在握的原蘇共內部的既得利益階層和特權階層成員迅速將權力變為資本，成千上萬的原蘇聯國有企業經理非常精明地利用“無償私有化”和賤賣國有資產而暴富，而畸形的“貸款轉股份”計劃作為一場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則把這些企業從經理們手中轉移到少數實力強大的金融工業集團——俄羅斯寡頭手里。俄羅斯寡頭是在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俄羅斯大資本的代表，是葉利欽時代既掌控國家經濟命脈又控制國家政權的特殊利益群體。具有俄羅斯特色的寡頭政治表現為政治權貴與經濟大亨相互勾結，以俄羅斯的未來為籌碼實現各自的私利。在這場交易中，俄羅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賣了。

1992年6月11日，最高蘇維埃最終批準了俄羅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制定的私有化計劃，核心內容是從1993年1月到1994年6月大約18個月的時間內完成大部分企業的私有化。作為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私有化的總設計師——俄羅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任，阿納托利·丘拜斯的核心目標既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通過把所有制從國家轉為個人，丘拜斯準備永遠摧毀全能的蘇聯式官僚體制的支柱，迅速創造一個愿意為資本主義而戰的選民階層——新的私有財產所有者”，“而且，丘拜斯自然也不反對用私有化的收益來填充已經災難般空虛的國庫。但是，所有這一切潛在的好處都是第二位的，都是可以為最核心的目標而犧牲的”。

迅速的私有化使俄羅斯付出了高昂的社會經濟代價，價格自由化使絕大多數俄羅斯百姓一生的積蓄化為烏有。在這種情況下，“想快速將國有資產轉移到個人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一結果，即大部分財富將轉移到原來的上層集團中居于有利職務的官員手中，這些人與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著最緊密的聯系”。的確，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準確知道企業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員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實際得到了多少好處，事實上這已構成對國有資產的偷盜和搶劫。但是，“經理們的確以低得可憐的計劃價格把設備和產品賣給了他們的朋友、親戚和同黨，這些人又以高價轉賣或出口。經理們與外國人和其他公司建立合資企業，將資產和機器設備白白地轉移到這些企業，因而從中獲取大量的個人好處……這種誘惑是巨大的，合法交易與非法交易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

為了使蘇聯時期的國有企業經理們侵吞國有資產合法化，丘拜斯提出了最為慷慨的私有化方案——允許企業工人和管理人員以名義性的價格購買其所在企業51%的具有投票權的股份；為了最快以及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大眾支持，丘拜斯提出了一項將“蘇聯留下的財產直接給予俄羅斯人民”的措施——向每位俄羅斯公民發放1萬盧布私有化證券，用以支付分配給他們的企業股票的名義費用等。這就是葉利欽時代著名的俄羅斯國有資產“無償私有化”。

無償私有化提供了將大量國有資產向私人手中轉移的“歷史性機遇”。1992年開始的私有化只不過為“資本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據，具有平民主義色彩的證券私有化并沒有“形成作為市場關系基礎的廣大私有者階層”，反而成了各級官僚和各種基金會大量收購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很多平民百姓的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只換得了一瓶伏特加酒）、將國有財產變成私人財產的一種合法手段。具體來看，通過大規模的無償私有化，企業領導人利用私有化法律所賦予的對企業股份的一定控制權，開始收購私有化證券，聚斂財富并逐步把企業置于自己的掌握和控制之下。到1994年底，將近2/3私有化后的大中型企業的控制權落到了蘇聯時代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手中——侵吞國家財產的行為合法化了。

丘拜斯的無償私有化奠定了俄羅斯寡頭形成的基礎，但寡頭的最終形成要歸功于波塔寧等寡頭們設計的“貸款換股份”計劃。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寡頭們結成了利益集團。這是一場典型的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是以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政治精英和俄羅斯寡頭之間為達到各自目的而相互交換的政治行為。

私有化初期的無償私有化迅速改變了企業所有權，但沒有改變企業的運行機制，也沒有增加政府的預算收入，宏觀經濟狀況依舊慘淡。1995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15%，人們看不到經濟復蘇的曙光。時任俄羅斯政府顧問的波塔寧設計出了著名的“貸款換股份”計劃。表面上看，這一計劃似乎堂而皇之地表現為彌補政府財政赤字和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經濟行為：由當時最具實力的七大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弗里德曼、波塔寧、斯摩棱斯基和阿文組成財團向政府貸款，而政府用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做抵押，若政府不能如期償還貸款，則抵押的股份就要被拍賣。但事實上，陷入嚴重財政危機的俄羅斯政府是不可能如期還款的。因此，這是一個將國有資產進一步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將少數俄羅斯人變成億萬富翁的計劃。1995年8月31日，葉利欽簽署了第889號總統令，政府將拍賣一批重要企業的國家股份交給私人管理，以換取貸款。這種拍賣在形式上頗具公開性和競爭性，實際上卻被內部人所控制。由于利益相關者的激烈游說，外國人被禁止直接參與首批被拍賣的七個企業的競爭，其中包括諾爾里斯克鎳廠、斯丹科、尤科斯和魯克石油公司。

這些股份雖然從程序上來看是合法拍賣的，但拍賣只是為了掩蓋真正的內部人交易，沒有一個圈外人分走一絲一毫。這些曾經的蘇聯國民經濟的支柱企業、國民的共有財產全部落入了俄羅斯的七個寡頭手中。更可怕的是，寡頭們借給政府的錢與那些大型國企股份的價值相比微乎其微。正是在波塔寧自己設計方案、一手操縱下，作為“貸款換股份”計劃的首個實施方案，他如愿以償地將諾爾里斯克鎳礦公司收入囊中。在諾爾里斯克鎳礦公司的拍賣中，波塔寧的俄羅斯聯合進出口銀行被政府指定為主持者，波塔寧以1.701億美元(比起始價1.7億美元僅高出10萬美元)勝出，獲得諾爾里斯克鎳礦38%的優惠股和51%有表決權的股份，而其競拍對手3.5億美元的出價則被判為無效。與國際交易所對諾爾里斯克鎳礦公司40億美元的價值評估相比，波塔寧付出的代價簡直不值一提，而整個拍賣也像一出鬧劇。

“貸款換股份”計劃既不是一種成熟的理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發明。而是“無恥和狡猾，乃至于除了莫斯科內部人的小圈子以外，人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也沒有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實際上，“貸款換股份”是赤裸裸的詐騙，是對一個處于危機中的國家的嘲諷和玩弄。其最終結果是一種“變態的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

事實上，俄羅斯的寡頭不是完全自發地產生的，而是通過政府不同程度的參與，也就是通過政府頒布法律、命令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動和組織起來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相互接近和融合的性質。到1996年底，為了把金融工業寡頭的形成和發展納入法制化和規范化軌道，俄羅斯共出臺了2部法律、5項命令和11項政府決議和指令。正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動甚至命令下，許多由政府要員或公開出面或在背后支持的大工業企業、金融和商業機構紛紛走上金融工業寡頭之路。

俄羅斯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以瓜分國有財產的形式造就了一批與國家政權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金融工業寡頭，他們在私有化過程中掌握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壟斷著金融信貸部門以及諸如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屬等許多重要生產部門，控制著大部分新聞媒體，以國有財產構筑起自己的經濟王國。

隨著俄羅斯寡頭經濟版圖的擴張，它們開始在政壇翻云覆雨，逐漸形成了俄羅斯典型的政商結合控制國家權力的寡頭政治——干預立法、操縱媒體、左右選舉甚至親自出任政府要職。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或者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的聯姻，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滿足于個人聚斂財富和加強對經濟的控制。為阻止共產黨卷土重來和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它們還要成為左右俄羅斯政治進程的主導力量。開啟了俄羅斯寡頭政治時代的別列佐夫斯基說，“如果不參與政治，你就無法保護你的資本”，甚至曾放出“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讓一只猴子來當總統”的狂言。從1996年葉利欽競選連任到 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后的兩年內政府的頻繁改組，臺前幕后都有寡頭們活躍的身影。

（二）以國家權力終結寡頭政治野心

按照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政治權力高于經濟權力，因此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引導經濟。動用政治權力來解決經濟問題屬于“降維打擊”，因為政治工具要遠遠強于且多于經濟手段。國家既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也有強力部門確保執行。普京在對付寡頭、外企乃至地方政治勢力時都是利用了這一點。

葉利欽時代，俄羅斯寡頭的財富來源于葉利欽政權的支持與保護，來源于對政權的影響與賄賂。在對政權施加影響的過程中，俄羅斯的寡頭們既不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不顧法律的約束，更沒有將私有化和豐富的能源帶來的巨額財富轉化為生產投資、回饋國家和人民，從而導致俄羅斯經濟社會生活的嚴重緊張局面。在任何一個國家，大資本都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沒有一個國家會認同損害國家、社會和人民利益的企業和企業家。普京對此有十分清楚的認識。他強調，國家權力不應被寡頭收買或私有化，“國家手里握著一根橡皮警棍……等我們真被惹惱的那一天，我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要挾國家”。

其實，作為葉利欽在寡頭影響下欽點的接班人，普京在首任總統競選中也曾獲得多數寡頭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支持。當葉利欽向普京交班時，那些呼風喚雨、盡享榮華富貴的寡頭們甚至把普京當成“葉利欽第二”。但是，針對寡頭參與政治、瓜分國家財富和操縱公眾輿論的危險情況，普京執政后沒有像葉利欽那樣投桃報李，而是徹底理清俄羅斯錢權交易的亂局，擺脫俄羅斯“寡頭政治”的影響。因此，普京在2000年擔任總統之初就確立了新政權與寡頭關系的新規則：寡頭不能干政，但是政權需要寡頭。由于俄羅斯國內嚴重的兩極分化，大部分人都反對寡頭對經濟的控制，支持作為打擊寡頭新貴的普京。

來自“西羅維基”的頗具影響力的俄羅斯政治學者斯坦尼斯拉夫·別爾科夫斯基在呈送普京的《政府與寡頭》的報告中說，“寡頭們正把國家領向死胡同，他們支配國家政權，導致社會和政治墮落、國家解體。這就是寡頭政變的道路……但是，為了抑制這種影響，必須避免破壞工業基礎……我們的任務就是，減少寡頭對國家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剝奪他們積累的巨大利潤，消除他們給政權機關施加的無形影響……要完成這項任務，首先要加強俄羅斯政府的力量……這得花費時日，但是不能再拖延。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使寡頭的計劃無法實現，這是俄羅斯唯一的機會。我們必須確保成功”。

2000年7月2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召集了當時的30多位寡頭，召開了一次標志性的會議——杯酒釋兵權。會上普京明確表示現政權的游戲規則改變了，不會剝奪寡頭們的財產，對他們過往的違法行為也可以既往不咎，但是需要約法三章：合法經營、依法納稅、不準涉足政治。誰破壞了游戲規則，誰就要付出代價。在這次會議之前，普京已下令拘捕了傳媒寡頭古辛斯基，以示震懾。但一些自認為老資格的寡頭并沒有意識到規則變了，仍在克里姆林宮尋找屬于自己的特別位置，甚至與普京對抗。錢與權是對親姐妹，已經富可敵國的寡頭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普京表示，“寡頭們不可以也沒有權力影響政府的決策。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樣，如果有人已經習慣了無政府主義，那我很抱歉，他們將必須遵守新的規則”，“不接受這一點的人應該不會忘記，過去曾選擇歧路的那些人的命運……有的人永遠走了，另一些人離開了”。

為避免劇烈的社會動蕩，普京設定了紅線——寡頭不得干預國家政治生活，越過政治這條紅線，國家就會拿起手中的棍棒。政治權力高于經濟權力，政治力量約束經濟活動是從來都不缺少工具的。普京巧妙地從經濟犯罪入手來消滅寡頭的政治野心，無論是使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流亡國外停止對政府的攻擊，還是讓霍多爾科夫斯基身陷囹圄以消除其對俄羅斯國家經濟和政治安全的影響，普京采用的都是這一手法：以“侵吞和欺詐國家資產”為由先后拘留和檢控并全球通緝古辛斯基，使古辛斯基最后被迫定居以色列；對別列佐夫斯基以洗錢、藏匿外匯收入和慫恿金融詐騙等多項罪行進行全球通緝，使當時正在法國的別列佐夫斯基倉惶逃往英國尋求政治避難并客死他鄉；對反對設立國家石油穩定基金和欲將40%尤科斯石油公司控制股權出售給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霍多爾科夫斯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和總檢察院在飛機上將其逮捕，罪名是“商業詐騙、偷漏稅款、謀殺以及侵占國家資產”等。

普京馴服寡頭招致了眾多批評，但以國家利益為目的的現實主義政治家不需要服從常人需要奉行的教條。普京從經濟問題入手以法律手段終結了俄羅斯寡頭的政治圖謀，確立了寡頭與政府的距離規則。普京說：“讓市場的所有主體都能同政權保持同等距離，這一方面是所有權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政治經濟領域的一塊基石。”

（三）改造后的新寡頭

葉利欽時代的寡頭為了私利而操控俄羅斯政壇，與外國公司合伙合法洗劫俄羅斯資源，讓民眾守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卻過不上豐衣足食的生活，這是嚴重有悖國家利益的行為。俄羅斯豐富的資源只被小部分人用來牟利，他們組成了分利集團。相反，如果企業家能夠與國家利益站在一條戰線上，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組織資源，為居民提供就業崗位，為國家繳納稅收，使本國產品占領更多的國際市場，以企業家的身份幫助國家獲取海外資源，將企業的經營成果回報給本國人民，這樣的寡頭就是共容性利益群體的一部分，是國家所必須支持和鼓勵的。普京指出：“對經濟的壟斷部門進行改革應該對國家有利。不應該讓產品和勞務的消費者——公民、市政府和國家在改革中遭受損失。” 

普京果斷智慧地用政治和經濟手段清理了葉利欽時代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寡頭，這使人不禁再次想起普京“要將寡頭作為一個階層消滅掉”的誓言。其實，寡頭并沒有退出俄羅斯歷史。葉利欽時代的一批舊寡頭倒下了，另一批新寡頭又出現了。其中既有葉利欽時代的寡頭幸存者，也有普京時代成長起來的生力軍，比如鋼鐵業巨頭利辛、工業大亨普羅霍羅夫、金融及石油業大亨弗里德曼、擔任英格蘭切爾西足球俱樂部老板的石油巨頭阿布拉莫維奇和鋁業大王杰里帕斯卡等新一代寡頭的名字頻頻見諸俄羅斯各主要媒體。2000年前，俄羅斯尚無一人入圍《福布斯》億萬富翁排行榜，而到2008年已激增至87人。當時，這87名俄羅斯億萬富翁的資產總值高達4714億美元，約占俄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5%，他們所擁有的公司基本都是所在行業的龍頭老大。

實際上，普京打擊和終結的是葉利欽時代的“寡頭政治”，是試圖參政議政從而為自己的財富尋找保護傘的具有政治野心的寡頭。普京并沒有去著力恢復蘇聯的國有化模式，而是大力扶持有利于俄羅斯國家利益和人民福利的大企業家。“合理調節自然壟斷部門的活動。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正是這些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生產和消費價格的結構。這就是說，它們既會對經濟和金融領域造成影響，也會影響到居民收入的變化。”其實，任何國家的大資本都應該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骨干，大資本應該承擔大責任，無論對國家還是對人民。普京要求寡頭們恪守生存準則：依法經商不問政治，商人不能與國家作對，要與政府密切合作，實現俄羅斯的偉大復興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普京巧妙地將俄羅斯的分利集團引向共容性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普京一方面利用葉利欽時代寡頭們之間的分歧安撫不參與政治的寡頭，另一方面也扶植了一批支持普京政權的新寡頭，利用它們強大的資金和豐富的資源振興俄羅斯。如盧克石油公司董事長瓦吉特·阿列克佩羅夫，低調、忠誠、愛國是他的標簽。他說：“政治離我很近，但我沒有個人野心。我接近政治的唯一任務就是幫助國家和公司。我與普京關系并不密切，但我非常尊敬他。”實際上，盧克石油公司在許多領域扮演了俄羅斯“能源大使”的角色，俄羅斯和里海地區國家之間的能源對話主要是通過盧克石油公司進行的。這對俄羅斯能源產業的發展、維護俄羅斯國家利益和增進俄羅斯人民的福祉具有重大意義。

三、俄版資源民族主義：

主權財富基金

進入21世紀以來，普京格外重視俄羅斯能源產業，并強化了對俄羅斯能源企業的控制，被西方國家稱為“資源民族主義”的激進代表。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中，資源民族主義是貶義詞，常用于批評發展中國家利用其資源優勢加強資源主權、控制資源流向、強化資源價值的政策實踐。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資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氣地位尤其重要，是俄羅斯的經濟支柱，也是普京權力的經濟基礎。

（一）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不符合發達國家利益

眾所周知，很多擁有豐富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如大部分拉美國家）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動蕩反復，政治和社會問題叢生。主流經濟學將上述情況稱為“資源魔咒”。豐富的資源是一國的天賜財富，當然不是魔咒，不然為什么資源豐富的美國引領著世界經濟的走向？為什么盛產石油的挪威依然保持高福利？資源成為魔咒的原因在于，資源擁有者如何使用資源和服務于誰——豐富的資源是由外國公司控制使利潤流向海外，或者被本國的分利集團巧取豪奪據為己有，還是由大資本掌控并最終服務于國家和人民——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資源變成魔咒的原因通常有兩種。其一，資源紅利漏出國外，本國優質資源成為外國公司整合的全球資源的一部分，外國公司獲取高額利潤，支付給東道國的僅僅是必要的開發成本，東道國政府只能獲得有限的稅收，國民根本無法分享本國資源的收益；其二，資源紅利被國內少數分利集團獨占，引起社會廣泛不滿，為各種政治社會動蕩埋下隱患。

當然，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很清楚這樣的道理，于是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資源民族主義。在西方主導的理想主義主流經濟學語境中，“資源民族主義”幾乎是給擁有豐裕資源的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做”的概念，通常是指一國政權將自己封閉起來，不允許外國控制自身的資源，不可避免地與擁有強大實力的西方形成對峙。例如，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或者烏戈·查韋斯領導下的委內瑞拉。它們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系格格不入，美國及其盟友無法控制這些國家的資源。由于這些國家的資源性產品生產和出口搭了發達國家掌控的國際市場價格的便車，因此就會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中被孤立。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源民族主義的政權難以維系，一方面可能因為自身糟糕的統治而崩潰，另一方面可能被外部勢力以各種手段顛覆。

依靠強大的資本、技術和管理實力以及制定國際規則的權力，發達國家在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按照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意圖分配經濟成果。發達國家需要一個平坦的世界，以便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來組織全球資源和分配全球利潤。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是非常關鍵的一環，發展中國家若實行資源民族主義則割裂了這個平坦的世界。

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表明，發達國家的政權和跨國公司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國家權力為跨國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和制度規則，跨國公司則成為國家權力的物質基礎。具體而言，為了整合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一般的模式是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特權階層合作，以政治保護換取經濟利益，通過跨國公司賺取利益輸送回發達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切斷了這個輸送通道，將遇到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巨大政治壓力。發達國家的政治資源、經濟實力對于影響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簡單易行的。尤其是采用民主制度的國家，低質量的民主為強國干預提供了便利。即便不采用民主制度，一個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也可以輕易被發達國家改變，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亞就是典型例子。

進入21世紀以來，類似的事情發生得更為頻繁。例如，美國明里暗里支持委內瑞拉親美勢力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執政的民選合法的查韋斯政府。政變前，美國通過有政府背景的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向發動政變的委內瑞拉親美勢力提供資金，用于資助委內瑞拉反政府組織。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埃雷利事后還說，“這不是干涉，這是支持民主。我們公開這樣說，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在被問到查韋斯是不是委內瑞拉的合法總統時，一名美國官員回答說：“他（查韋斯）是民選出來的，但合法性不僅僅由多數選民說了算。”可見，標準是不固定的，完全是從美國利益出發。這是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客觀描述和不能回避的問題。利比亞也是一個典型例子，卡扎菲政權被顛覆后，曾經普遍富裕的利比亞經濟出現問題。毫無疑問利比亞不會是最后一個。

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維系全球政治經濟運轉和世界格局基礎的，更多的是發達國家之間的默契配合，而不是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發達國家俱樂部不是開放的，如果沒有強大的政治實力支撐，資源民族主義是難以成功的。所以，衍生出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的權貴政權，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分利集團對國家的統治。

（二）俄羅斯“資源民族主義”的推進

俄羅斯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氣開采和出口國。在20 世紀90 年代的私有化和全球化過程中，俄羅斯石油寡頭和外國石油公司獲得了巨大利益。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國際市場能源價格一路高漲，豐厚的石油利潤滾滾而來。由于石油天然氣在全球能源結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本身的相對稀缺性，油氣資源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關系國家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的戰略問題。而要保障一國的能源安全，沒有政府的積極參與是無法實現的，這就決定了政治因素在國家和世界能源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石油天然氣是俄羅斯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基石，也是俄羅斯國家安全的保障。

在這一背景下，普京將石油和天然氣這一重要的戰略性資源視作俄羅斯重新崛起的支柱。因此，普京主張國家必須加強資源主權、控制資源流向和強化資源價值，使資源優先服務于俄羅斯國家利益。

第一，強化能源主權，確定戰略資源地。近年來，隨著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能源主權在俄羅斯政界和學術界熱議的話題，主要是強調俄羅斯的能源開采與出口都要以國家安全和國家戰略為出發點和最高原則。2006 年以來，俄羅斯有70 多個礦產地被選定為戰略資源地。根據俄羅斯的相關法律，如果一個油氣田被選定為戰略資源地，外國石油公司將不得持有49%以上的股份。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俄羅斯政府還將提高戰略資源地的入門條件，進一步限制外國公司在俄羅斯的油氣開發。

第二，加強石油生產集中和壟斷，對能源工業實行國有化重組。無論是通過國家政權力量把有問題的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資產收歸國有，還是采取市場手段由國家控股企業收購一些私有石油公司，或是通過立法保證核心國企的主導地位，普京的目的都是竭力打造“俄羅斯的埃克森—美孚”。

第三，修改相關法律和稅收政策，迫使跨國公司轉讓油氣資源項目股權。普京執政以后，俄羅斯將外國公司參與油氣開發項目股權限制在49%以內。（庫頁島項目二期）的命運和收購科維克塔氣海之謎，都是外國資本在俄羅斯政府調整產品分成合同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詳見下文）。

第四，限制外資進入俄羅斯能源領域。雖然俄羅斯政府原則上不反對俄羅斯能源公司與外國石油公司共同勘探和共同開發，但俄羅斯政府歷來是從政治角度對待外資并購的，導致事實上外資對俄羅斯能源企業的并購難度很大、成功率很低。在《2020年俄羅斯能源戰略》中，俄羅斯政府強調要吸引外國投資，利用外國投資改造能源產業結構。但在實踐中，外資卻遇到重重阻力。俄羅斯曾宣布與西方跨國石油公司組成財團，共同開發什托克曼超大型天然氣田，但是，2006年，俄羅斯天然氣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獨立開發該氣田。

（三）俄版主權財富基金的建立

豐富的石油資源和日益強化的能源主權為俄羅斯帶來了可觀的石油出口收入，并成為俄羅斯政府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在全部聯邦財政收入中占比超過一半。在普京2000—200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一路走高。作為世界重要石油輸出國挪威的鄰國，俄羅斯有著現成的標桿來學習怎樣實行資源民族主義，怎樣使油氣資源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國家的強大富裕和國民的幸福安康。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料證明普京有意識地復制挪威的做法，但同俄羅斯具有極其相似經濟結構的挪威模式一定是俄版“主權財富基金”的重要參照系。

2004年3月，俄羅斯政府以通過法律形式設立了主權財富基金——俄聯邦穩定基金。法律規定，以烏拉爾牌原油每桶20美元（ 2006 年改為27美元）為基準價格，將超過基準價格形成的超額稅收收入計入穩定基金；當石油價格低于基準價格時，需要動用穩定基金來彌補國家預算的損失。其實，設立穩定基金的最初意圖比較簡單，即將國際石油價格高企時的“石油美元”儲備起來，以備政府在國際油價下跌時使用，從而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隨著石油價格不斷飆升，穩定基金的資金規模發展十分驚人，甚至可以說超出了俄羅斯政府的預期。2004年穩定基金設立時的資金規模為180億美元，2005年猛增至450億美元，2006年為647億美元，2007年飆升至1568億美元。基金的資金規模占GDP的比重也從2004年的0.8%增加到2007年的8.8%。

但是，這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俄羅斯依靠石油出口收獲了大量石油美元，支持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提前償還了巴黎俱樂部（220億美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87億美元）的債務。政府依靠石油出口收入實施了一系列社會政策改革，讓俄羅斯國民享受到石油出口增加和經濟增長的實惠，其中包括增加國家公務員、教師、醫生等政府預算單位的職工工資，增加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提高軍人的待遇等等。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收入增加帶來的經濟增長的繁榮背后也潛藏著危機。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是不穩定甚至是劇烈波動的，這會嚴重影響影響俄羅斯經濟的穩定增長和財政收支平衡，石油價格波動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同時，俄羅斯經濟長期過度依賴能源出口可能會導致“荷蘭病”效應；此外，盡管俄羅斯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儲備，但其畢竟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資源，俄羅斯需要發展其他實體經濟。

現實的問題和潛在的隱患要求俄羅斯政府從長遠視角更合理地利用已獲得的資金，在現有的豐厚收入與未來可能出現的收入不足之間建立有效的平衡機制。正如普京在2007 年總統國情咨文中指出的，“時間證明建立穩定基金的決定是正確的、值得的。我們實現了持續地降低通貨膨脹的目標，這利于居民實際收入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穩定發展。但是，今天經濟任務的性質要求在保留——無條件地保留——穩健的財政政策的前提下，調整穩定基金的職能和結構”。自2008年2月1日起，俄聯邦穩定基金正式拆分為儲備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也稱“后代基金”）。

從功能定位和投資策略看，儲備基金的主要功能是緩沖國際石油價格下跌對俄羅斯可能造成的預算沖擊，發揮財政的安全氣囊作用，使俄羅斯經濟風險最小化、抑制通貨膨脹和保證國民實際收入增長。儲備基金投資于相對保守的政府債券投資組合，作用等同于原來的俄聯邦穩定基金，可以看作是穩定基金的延續。國家福利基金的投資相對激進一些，主要不是用于當前經濟發展，而是為子孫后代留下更多的財富和儲蓄，以實現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平分配，提高當前和未來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俄羅斯的主權財富基金較好地達到了預期目的。尤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國際市場油價暴跌的影響下，在2014年由烏克蘭危機導致的美歐對俄羅斯的聯合制裁和油價、盧布的崩盤式暴跌中，俄羅斯經濟盡管困難重重，但并沒有出現西方預期的經濟崩潰。不可否認，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的建立以及由此帶來的國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功不可沒的。

當然，普京未來的道路上依舊荊棘密布。因為俄羅斯的主權財富基金天生就被打上濃厚的政治烙印，可以預見，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將遭遇重重挑戰，新興經濟體主權財富基金的國際投資環境將非常惡劣。

四、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

在戰略行業限制跨國公司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缺少資金和技術，積極引進擁有雄厚資本和先進技術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發達國家歷來鼓勵發展中國家實行這樣的開放戰略，但發達國家自己在實踐中則心口不一。而且從世界范圍看，還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通過吸收外資并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具備豐富資源的國家，且它們的優勢產業被跨國公司壟斷了。普京對待外國投資的態度是理性和務實的。他動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保護本國企業，避免跨國公司控制俄羅斯任何有發展潛力的行業，為本國企業釋放足夠的發展空間，但又不完全排斥跨國公司。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跨國公司不是簡單地反對或者贊成，而是從是否有利于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管理外國投資。

（一）普京對外國公司的限制態度

由于俄羅斯政局動蕩、匯率不穩定和市場混亂等多種因素，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俄羅斯的時間被推遲到了普京首任總統的21世紀初。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大潮中，葉利欽為跨國公司進入俄羅斯清理了制度障礙，俄羅斯對外資幾無限制。進入21世紀，隨著世界市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商品價格的不斷攀升和俄羅斯經濟的快速恢復，俄羅斯以其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市場為跨國公司所青睞，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逐漸涌向俄羅斯戰略性行業。對此，普京的思路與做法非常明確——限制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俄羅斯的經營，并優先培育俄羅斯本土企業。

從2003年開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俄羅斯戰略行業的一系列大型并購開始了。例如，英國石油公司收購秋明石油公司50%的股份；美國康菲石油公司收購俄羅斯政府在盧克石油公司7.59%的股份；德國西門子公司收購俄羅斯動力機械集團20.62%的股份。此外，2005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有意收購尤科斯石油公司部分股份，后因霍多爾科夫斯基事件未果。一時間，跨國公司在俄羅斯獲得了眾多優質投資項目。

西方資本對俄羅斯戰略性行業，特別是石油行業的迅猛進入勢頭引起了普京的不安，擔心經濟安全的基礎將會受到沖擊和動搖。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俄聯邦委員會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時首次提出，俄羅斯政府應在短期內出臺專項法律，對涉及國家安全、國防軍工、天然壟斷和戰略性礦產資源等的行業實施國家監控。普京認為，俄羅斯政府應當明確規定，哪些經濟領域由于關系俄羅斯的獨立和安全利益，民族資本或國家資本必須占絕對控制地位。“這里指的是一些基礎設施、完成國防訂單的企業、對國家未來和子孫后代具有戰略意義的礦藏、壟斷性設施。必須用立法方式制定一整套標準，規定出哪些領域限制外資參與……如今許多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都是這樣做的。我們也應當這樣做”。“這種做法對于社會和國家也是公正的，國家必須保護自己將來的利益，考慮國家數年和數十年后的發展。”因此，俄羅斯在跨國公司的投資行業和投資方式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

從投資行業來看，主要是限制外資進入俄羅斯戰略性行業。2008年5月，普京簽署了《戰略領域外國投資法》，明確規定13大類42種經營活動被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42個戰略行業非常寬泛，除能源、航空和國防領域外，還包括礦業、空間技術、核能、大眾電信服務業、郵政服務、供暖和供電行業等。此外，還包括觀眾和聽眾人數超過全國人數一半的電視、廣播公司以及日發行量超過100萬份的印刷媒體。按照新法律標準，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盧克石油公司、俄羅斯石油公司、蘇爾古特石油天然氣公司、韃靼石油公司、俄羅斯秋明—英國石油公司、阿爾羅斯礦業公司、諾里爾鎳業公司等資源開采業巨頭，包括電力部門地區電網組織及天然氣分配領域的約7000家公司和企業在內的天然壟斷主體以及三大移動運營商都屬于戰略性企業，其數量占所有行業半數以上，產值約占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50%~60%。

同時，《戰略領域外國投資法》中使用的語言也留出了比較靈活的解釋空間，使試圖進入戰略性行業的外國企業隨時可能處于不利局面。該法規定，外國私人投資者如欲在屬于戰略性行業的企業持股50％以上，必須獲得一個委員會的批準，而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就是當時即將卸任俄羅斯總統但很快就任俄羅斯政府總理的普京；如果是外國政府控制的企業將被禁止控股俄羅斯戰略企業，即使持股比例超過25%，也須尋求獲得批準。

從投資方式來看，該法對跨國公司青睞的并購有非常明確的規定。俄羅斯允許外資并購本土企業，但對戰略性企業的并購比重有明確的法律限制：對聯邦級地下資源公司的控股權不得超過5％，對其他部門戰略性行業公司的控股權不得超過25％~50％。如果跨國公司希望在按法律規定具有戰略意義的相關公司或項目中取得10％以上的控股權，必須向相關機構——俄羅斯聯邦反壟斷署——提交申請，并由聯邦安全會議牽頭的跨部門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核。

俄羅斯的法律嚴格限制外國企業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引進外國開采技術方面表現出極大的熱忱。為了提高經營模式效率和開采效率，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各大設計公司，或是與國外工程技術公司在國際項目中合作，或是發展下游階段的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合資企業。

（二）從戰略行業擠走跨國公司

正如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約瑟夫·奈所說的，每個人都會談論到權力，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含義。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英國著名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創造性地將權力進行了分解。她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運行中主要存在著兩種權力：一種是聯系性權力，另一種是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指甲迫使乙去做他本來不愿意做的事的權力(比如1940 年，德國靠聯系性權力迫使瑞典允許德國軍隊穿過它的“中立”領土)；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構造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人民之間或國家與企業之間關系框架的權力。

如果從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看，通俗地說，聯系性權力是政府迫使企業去做或許它本來不想做的事的權力，即對過程或結果的控制力；結構性權力是政府擁有制定機制的權力，即決定辦事辦法和程序的權力。在斯特蘭奇對權力的分解中，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的相互交織可以作為剖析普京如何用國家權力管理跨國公司在俄羅斯經營的鑰匙。

無規矩不以成方圓。規則是公平的，但制定規則不一定是公平的。國家在管制跨國公司時要從商業本質出發設計規則，讓國家可以“合理”地控制產業。俄羅斯國有企業只生產全國30%的石油，普京如何控制石油產品并把它們作為實現國家富裕的基石呢？俄羅斯法律規定，石油運輸管道的建設必須由國家審批，在管網中輸送的石油數量由一兩家國有控股企業負責具體調度。這樣一來，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國企業開采的石油都要經過普京的同意才能運送出去，這一方面可以防止偷稅漏稅，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普京可以統攬全國的石油資源作為他執政的政治籌碼。

政府是規則的制定者，規則是平等的，但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規則、改變規則以及自主調整行政力度的旋鈕（從擴大追究到默許違法）取得對產業的絕對控制。普京收回庫頁島項目二期項目的控制權和科維克塔氣田的開發權就是兩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案例1：庫頁島項目二期的命運

庫頁島是一個狹長的島嶼，蘊含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與西方石油公司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協議，把土地以低廉價格租給跨國公司用于開采石油。第一期合作對象是以埃克森石油為首的投資團體；第二期的情況比較復雜，合作方是殼牌聯合日本商社共同投入200億美元，如果進展順利，他們將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外國投資商。本來這個項目是存在環境隱患的，但俄羅斯政府一直對此置之不理。2006年9月6日，俄羅斯聯邦自然資源監察部突然列舉項目方多項危害環境的事例，要求取消工程的所有環評許可。兩周后，俄羅斯政府一改低效率傳統，取消了該項目運營集團的營業執照，要求經營者必須達到俄羅斯官方突然給出的全套環保標準，否則不允許繼續開工。接下來的三個月里，無論項目公司如何調整或解釋，每次滿足了政府的要求后，都又會出現一系列新的不符點。僵持到12月，項目公司終于認輸了，以折讓價格把項目51%的股權賣給了俄羅斯國家天然氣公司。至于俄羅斯政府指控的環保問題，普京向記者表示已經“解決”了。

案例2：收購科維克塔氣海之謎

科維克塔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的龐大天然氣海，據專家估計擁有2萬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儲量、23億立方米的氦儲量以及1.15億噸凝析油儲量，擁有其開發權的是俄羅斯秋明—英國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盧西亞石油公司。秋明—英國石油公司于2003年9月根據2003年9月簽署的協議成立，是當時俄羅斯第四大石油公司，其年產量已經占到了英國石油公司全球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在俄羅斯政府的操控下，2011年3月1日，俄羅斯天然氣出口大戶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宣布，以223億盧布(7.732億美元)收回俄羅斯秋明—英國石油公司對科維克塔氣田的控股權。

眾所周知，英國石油公司代表的是老牌政治強國英國的國家利益，BP的經營受到英國政府的直接保護。在1971年智利沒收美國銅業公司之后，智利政權不僅遭到嚴厲制裁，還被美國支持的政變所顛覆。俄羅斯，一個在20世紀90年代引入了完整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的國家如何能夠以沒收的成本取得BP的權益卻毫發無傷？

普京的做法是非常巧妙的。按照俄羅斯的法律，石油和天然氣的管道建設權歸國家審批，而管道使用配額分配也由政府控制的壟斷企業決定。根據開發許可協議，科維克塔氣田應每年開采90億立方米天然氣，但是該氣田所在的伊爾庫茨克州每年只需要25億立方米天然氣。由于缺乏管道，該氣田也無法向周邊地區輸送天然氣；由于國外的價格要高于俄羅斯國內的價格，盧西亞石油公司原計劃主要是銷往近鄰的中國等新興市場。但是，俄羅斯所有的出口管道都屬于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后者將決定是否允許其他公司使用其出口管道。由于無法解決天然氣的管道輸送問題，秋明—英國石油公司沒有急于向氣田開發投資，2006年該氣田共開采了3 000萬立方米天然氣。由于秋明—英國石油公司公司未能按照事先訂立的許可條款完成年產90億立方米天然氣的要求，俄羅斯政府表示，如果公司不能在規定期限之前填補該缺口，就吊銷其開采許可證重新拍賣。科維克塔氣田原本是BP在俄羅斯能源發展戰略中的重要環節之一，面對俄羅斯政府提出的無法滿足的要求，開采科維克塔氣田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終秋明—英國石油公司因無法獲得俄羅斯政府頒發的天然氣出口許可證，不得不對旗下的盧西亞石油公司進行資產清算，被迫出讓股權。

可見，現實主義地管理跨國公司不是僵化地與“國際接軌”，滿足發達國家的胃口，而是像狐貍一樣審時度勢，利用政府的更高級權力，來“合理”地實現國家利益，又不會被國際社會所責難——發達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三）培育本土企業

普京一方面限制和防止跨國公司在俄羅斯的過度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方法幫助俄羅斯本土企業發展并提升競爭力。上述限制跨國公司在俄羅斯投資的措施使西方經常抱怨俄羅斯的投資環境不佳，在國際權威機構對全球183個國家進行的營商環境排名中，俄羅斯多年來始終在100位之后。但是，普京初衷未改——本土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是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支柱。

1. 能源產業的重新國有化

    

俄羅斯是名副其實的資源大國，擁有世界天然氣儲量的26%、煤儲量的20%、石油儲量的8%、2/3的金剛石、1/4的鎳和錫以及1/10的金和銀。這些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已成為俄羅斯的命脈。但在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豐富的石油資源被國內一些金融工業集團和國外油氣公司壟斷，豐厚的石油利潤被俄羅斯寡頭和跨國公司轉移到國外，而俄羅斯政府和人民卻陷入困境。針對這一威脅到俄羅斯國家發展和國民福利的重大問題，普京于1999年在俄羅斯圣彼得堡礦業學院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就曾指出，考慮到油氣資源的核心戰略意義，這些資源必須得到國家保護，或者直接由國家控制。

20世紀90年代，與其他經濟領域一樣，俄羅斯石油行業陷入了空前混亂。蘇聯解體后，各種勢力紛紛強占或偷竊俄羅斯石油并出口國外換取美元，沒有人清楚石油資源到底歸誰所有。在混亂的生產和枯竭的投資中，俄羅斯石油工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陷入崩潰——俄羅斯獨立后“不到5年的時間里，石油產量下降將近50%，損失高達500萬桶/日”。

經過從1992年開始的俄羅斯石油工業私有化浪潮，1998年石油業務主要集中到6家規模最大的私有公司手中，即盧克石油公司、蘇爾古特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丹科石油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和秋明石油公司。其中，除了盧克石油公司和蘇爾古特石油公司仍然由原來公司領導人掌舵之外，其他4家公司都是由私有化過程中形成的金融工業寡頭收購的，而這些白手起家的寡頭在10年前和石油工業還毫無關系。這6家石油公司的產量占當年俄羅斯石油總產量的2/3以上，而此時作為國有企業的俄羅斯石油公司僅占總產量的1/4左右，已淪為雞肋，旗下只管理著幾個寡頭無暇顧及或者根本不屑一顧的小公司。更有甚者，在葉利欽的縱容之下，韃靼石油公司和巴什基爾國家石油公司在實質上已經變成韃靼斯坦共和國總統和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總統的家庭私有財產。

面對國家資源、國有財產、國民財富被寡頭巧取豪奪，普京走向了與“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相反的方向。他說，俄羅斯的油氣資源是俄羅斯恢復國內經濟、參與世界經濟以及成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強國”的關鍵。因此，普京開始了控制經濟制高點的重要謀劃與行動——將能源領域的私有企業“重新國有化”。

首先，普京通過國家政權力量（司法手段）將“有問題”的俄羅斯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資產收歸國有。葉利欽時期的大規模私有化使得俄羅斯80％以上的優質石油資源控制在私人財團手中，而隨著1999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的飆升，解決石油資源控制權的問題日益緊迫。普京在2002年就提出要設立由超過石油基準價格的超額稅收收入形成的國家穩定基金，此舉直接觸碰到俄羅斯石油工業寡頭的利益，尤其遭到有著濃厚西方背景的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強烈反對。在普京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斗法中，普京重拳出擊。2003年10月，霍多爾科夫斯基被以偷稅漏稅等7宗罪名逮捕；2004年初，俄聯邦穩定基金正式設立；2004年12月，俄聯邦政府依法裁定，拍賣尤科斯下屬的尤甘斯克油氣公司76.79％的股份以抵償偷逃稅款，而最終購買者為國有獨資的俄羅斯石油公司。

同時，普京還通過市場手段由國家控股企業收購一些私有石油公司。2005年9月，俄聯邦政府控股的天然氣工業公司以131億美元收購了私有的俄羅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72.6％的股份。此舉增加了國有公司石油開采能力3500萬噸／年。以上措施使俄羅斯聯邦政府控制的石油開采能力從7.5％上升到30％，總計相當于約1.4億噸／年，極大地加強了俄羅斯國有能源企業的實力，使政府擁有了對能源工業的有效控制力，同時打擊和削弱了俄羅斯國內寡頭和外國公司，保護了國家利益。

此外，普京還通過立法保證俄羅斯核心大型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俄羅斯聯邦《礦產法》修正案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把聯邦與聯邦主體兩級政府共有的油氣開采審批權完全收歸聯邦政府。從偏僻的地方生產的油氣需要運輸出來，但根據俄羅斯法律，管道建設、運輸和出口權都歸國有企業。其中國有天然氣工業公司（氣產量占全俄90％）壟斷天然氣的管道建設、運輸和出口權。其他私有天然氣開采和出口商無權建設干線管道，且需從天然氣工業公司獲得相應配額才能使用干線管道。這一壟斷權利使國有天然氣工業公司成了決定其他企業的開采量和出口量的閥門。在石油領域，國有石油管道運輸公司和國有成品油管道運輸公司也依法獲得壟斷權利，分別壟斷石油和成品油的干線管道建設與運輸權。其他石油和成品油生產企業無權建設干線管道，且需從上述兩公司獲得相應配額才能使用干線管道。這一壟斷權利使這兩家國有公司成了調控其他公司的石油和成品油產量及出口量的杠桿，也成為普京的能源政治的精密武器。

2.大型國有控股企業的建立

普京提出的重新國有化戰略并不局限于能源領域。為了加強對俄羅斯國有資產的控制和管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定，2004年8月，普京親自確定了俄羅斯戰略企業名單——1063家俄羅斯大中型企業，涉及國防、石油、天然氣、運輸、電力、對外貿易、銀行、漁業、鋼鐵制造業等領域，并明確規定政府無權對這些戰略企業實行私有化。普京指出，頒布戰略企業名單的目的是“防止它們被私有化，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并規定俄政府對于名單中的戰略企業具有絕對的控股權，“國家不僅要得到紅利，還要參與實際管理”。

自2004年以來，俄羅斯國民經濟各主要行業陸續出現了重新國有化的跡象。俄羅斯政府幾乎在每個重要戰略領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國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強了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作用。

在能源領域，國有的俄羅斯石油公司收購尤科斯公司的資產、俄羅斯國有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收購西伯利亞石油公司，使國家控制了30%的石油資源；在軍工領域，將國有俄羅斯武器出口公司由貿易中介轉變為生產集團，囊括600多家武器出口企業；在飛機制造領域，成立聯合飛機制造集團將俄羅斯最負盛名的飛機制造企業囊括進來，國家將控制50%~60%的股份；在重型機械領域，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和統一電力公司分別收購了俄羅斯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聯合機械集團的控股權和動力機械公司22.4%的股權；在汽車制造領域，組建包括小汽車、載重汽車和公共汽車生產企業在內的多領域多元化的企業集團；在核能領域，把俄羅斯境內的所有核電站并入俄羅斯國家核電公司，將核電出口公司收歸國有，以核燃料巨頭TVEL為核心組建由國家控制的核能集團，而其將成為世界第三大采鈾公司；在礦產開采領域，對世界最大鉆石開采商之一的阿爾羅薩公司實行國有化，并組建國家開采公司；在海洋運輸方面，將兩家最大的運輸公司現代商業船隊集團公司和新羅西斯克海運公司合并為國有公司；在航空運輸方面，將前蘇聯最大的莫斯科多莫杰的沃機場重新收歸國有；在銀行領域，國有獨資外貿銀行2004年收購了俄羅斯50強之一的古塔銀行86%的股權，2005年3月又控制了十強之一的建工銀行，12月接收了中央銀行在國外設立的多家國有或國家控股銀行；在造船領域，整合造船企業，按照水面和水下的劃分分別組建國有控股公司；等等。

實施重新國有化戰略后，俄羅斯政府在重要戰略領域通過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對經濟再次取得控制權。當前俄羅斯的5 500家骨干企業有政府的持股，即俄政府能夠通過控股或參股的企業影響俄羅斯國內經濟的40%左右，既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提高了俄羅斯國民的福利水平。

五、結論與研究展望

普京政治經濟學的內涵與轉軌經濟學并沒有密切的關系，而是與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實現經濟騰飛所采取的政策高度一致的、以俄羅斯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特色的普京政治經濟學是在全球化條件下典型的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演化產物。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清晰地看到普京政治經濟學的現實主義特性。

第一，國家權力塑造經濟秩序與利益的正當性。理想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存在看不見的手，政府應該盡量退出經濟領域，讓市場來配置資源。現實主義并不贊同理想主義的理念，認為政府應該調控經濟的發展方向，讓經濟發展最大限度地符合俄羅斯國家利益。普京上任之后最具特點的兩大舉措就是打擊寡頭和重新國有化。普京打擊寡頭的力量來自于國家權力，收服寡頭對經濟的深層次作用與撒切爾夫人的改革措施有異曲同工的效果，即打破抑制社會發展的既得利益群體，讓經濟體重新獲得活力。重新國有化在形式上顯然與撒切爾經濟學所采用的私有化完全相反，但俄羅斯顯然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避免了利潤豐厚的油氣資源帶來的利潤像很多產油國那樣被本國寡頭或者外國企業分流，無法惠及俄羅斯人民。

第二，以國家利益為中心，參與經濟全球化，不迎合西方世界設立的標準。和發達國家一樣，俄羅斯對外資非常警惕，歡迎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但只要影響或威脅到俄羅斯企業和國家的利益，就會利用官僚體系讓外國投資者疲于應付。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對經濟體的保護作用彰顯，這與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倡的政府“守夜人”職能完全相反，包括對包括能源、電信和航空業在內的42個戰略行業的外國投資的限制。普京并不按照西方制定的規則和西方提倡的方法來參與國際合作，始終確保本國利益最大化，防止出現資源豐富的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尷尬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所采用的政治經濟發展戰略充滿了普京總統的個人色彩。普京總統是政治強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俄羅斯的發展模式也孕育著風險。首先，俄羅斯經濟面臨增長動能不足的問題，過度依賴能源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的脆弱性為俄羅斯能否真正重新崛起打上了一個問號，因此從資源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的轉變依然是普京下一個任期面臨的嚴峻問題；其次，2014年烏克蘭危機以來地緣政治沖突的加劇使俄羅斯的國際發展空間被嚴重擠壓，俄羅斯對應性地選擇了更加強烈的民族主義政策，這可能導致未來俄羅斯被進一步孤立，一旦俄羅斯所承受的政治挑戰大于經濟承受能力，其有可能陷入新的政治經濟危機；最后，作為歐亞經濟聯盟的主導國，能否實現后蘇聯空間的穩定發展，能否實現歐亞經濟聯盟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對俄羅斯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及俄重新崛起非常重要。總之，俄羅斯選擇了一條不尋常的道路，縱使艱難也必須堅定地走下去。也許正如20世紀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所言：“俄羅斯完全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

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歷史中各自承擔了重要的功能。前者維護著發達富裕國家的領導地位，在穩定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功能；后者則為落后國家的經濟趕超提供了有據可查的指導作用，是世界格局變化的動力。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作用是有歷史證據的。從歷史維度來看，以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脈絡為指導，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依次實現富強，成為世界或者區域內的霸權國；而英國和美國在各自取得世界霸權國地位以后，都選擇掩蓋自己曾經使用過的現實主義經濟政策，而把自由主義作為通行規則推行給世界其他落后國家：英國推行了自由貿易，而美國在此基礎上推行了資本和商業的自由主義。歷史經驗表明，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維持國際霸權統治有利，但不適合落后國家的趕超，在英國霸權統治的一百多年中，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或落后國家通過采用自由貿易政策成為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也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外資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對于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而言，選擇哪種經濟學可能對該國的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可能影響到新興經濟體發展的速度以及能否崛起。韓國采用了與日本相近的經濟策略，取得并續寫著漢江奇跡。俄羅斯曾因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遭遇重大挫折，普京在政策上實施了轉向，憑借俄羅斯巨大的資源優勢和市場機遇，也創造了經濟奇跡。這對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而言，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