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9月10日,在南開金融(廣東)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原重慶市市長,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發表主題為《新時代,中國開放新格局、新特征和中美貿易摩擦》的演講。全場兩個小時,信息量很大,現根據記錄整理稿編發如下,以供研究和參考。
結合今天的會議主題,我講一個題目就是我們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特征,并且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中美貿易摩擦我們應去關注的原則和對策。整個報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講新時代新格局新特征,第二部分講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的必然性、長期性和復雜性,第三部分講一下我們對待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則和相應的對策。
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了,最初階段的開放,我們體現了五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以出口導向,利用我們中國經濟在出口階段所有的比較優勢,勞動力便宜人口很多,各種土地、資源、能源各種要素都比較便宜,所以具有出口導向的競爭優勢,那一段從中國79年進出口200億美元到今天我們一年4萬多億美元,增加了200多倍,這是一個特點,出口導向;第二個是引進外資。中國發展需要大量的資本,引進外資是當時重要的一方面,40年來我們一共引進了2萬幾千億美元的外資,外資兩萬多億,還包括跟中資混合在一起,合資的過程中方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投了一些,總的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注冊資本差不多五萬億美金。在整個中國的工商產業的資產里,占個百分之三十幾。所以這些外資不僅帶來了資本,也帶來了市場,帶來了技術和管理。第三個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初是沿海地區先行開放。第四個我們首先是工商企業制造業先行引進外資。第五點就是我們的開放是適應國際規則為前提。然后由這些國際規則倒逼我們的營商環境的不適應國際規則的地方,通過這個過程開放來倒逼改革,進行整個改革開放,所以應該說中國最初的80年代的開放,有五個特點的開發特征。適應了中國的生產力發展,適應了中國的經濟,使我們成為世界第二大GDP經濟體,世界第一大進出口貿易體。
那么,改革開放對我們的好處有目共睹。進入新時代,我們說新時代就是十八大以后,那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的新格局。一方面,在國際上,不斷地在發展,一些發達國家對貿易摩擦各個方面不斷推動,對各個經濟體都有加大貿易摩擦的這種行為,特別是最近中美搞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逐漸淡出,勞動力的紅利也逐漸到了劉易斯拐點,我們要素資源成本也提高了,土地資源的成本也提高了,大量依靠勞動力密集型進行出口的比較優勢也下降了。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一味堅持原來的開放特點,也有許多不合時宜的地方。在這種背景下,黨中央及時對我們的開放方針進行了一定調整,大家注意,三中全會,也就是2013年的三中全會,推出特別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的歷史意義不亞于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16章60條,其中的第7章,就是講新時代開放要采取的一些措施。
如果大家回過頭來,去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開放的一章仔細閱讀一下,開放的成就,或者方法,這一章去讀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六七年開放的軌跡就是三中全會提出的新的開放要求。第二個2013年年底的時候總書記訪問哈薩克斯坦,提出了一帶一路方針,提出了中國開放的新格局,過去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以海洋開放先導,通過海洋走向世界,現在一帶一路就是要恢復絲綢之路經濟帶,這個經濟帶是唯一兩大洲的陸陸相連,其他洲都被海洋隔開,只有亞洲和歐洲是陸陸相連(海洋文明的時代)。一帶是陸路,一路是海上絲綢,現在我們是一帶一路兩頭一起搞。通過一帶一路,我們要和130個國家能夠逐漸實現開放。基礎設施能夠相連相通,金融能夠相互融通,商業貿易能相互流通,教育文化各方面能夠融合相通,相關國家之間的經濟政策也能夠相互連通,形成五通格局,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在這樣一個戰略方針的推動下,在三中全會決定的指導下,我們這個五年中國的開放出現了五個新的特征:1、在貿易導向上既鼓勵出口,也鼓勵進口。也就是雙向的競爭一起推動,和過去幾十年主要推動出口有所不同。事實上,過去五年出口貿易平均每年增長5-6%,以前15%-20%是下降了,但是這五年里面看,我們每年平均增長率在12%左右。這一點大家可以看出,而且進口的力度比出口的力度更大,這樣就使得整個中國前幾年,我們過去十年里,進出口順差最大,順差一年出現了五千多億美元的順差。三萬多億的時候就出現五千多億的順差,這個比例就很大。現在我們去年四萬多億美元的進出口,順差四千億美元。這就使我們雙向進出口一起發展。一方面,縮小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摩擦,減少各國壓力;另外,一方面通過加大進口,滿足中國老百姓各種豐富的需要。進口商品大量的增加,也是一個時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出口大國不一定是經濟強國,你可能是經濟大國,但一般不會是經濟強國,出口大國有可能是原材料、農產品、初級加工產品和貿易品出口。如果一個國家持續五年十年一直是進口大國,一直是世界主要的進口國,那么這個國家在世界上就會形成經濟強國的狀態。第一,你大量進口,進口量是全球各個國家名列前茅,說明這個國內消費能力很強,對各個國家經濟有拉動力,這是一種能力的體現;第二,你對其他國家的商品有持續需求,你是大批量的買家,能夠形成商品的定價權;第三,你大量的進口,需要硬通貨貨幣支付,你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第四,真的到了長周期的進口,他在國際上增強他自己的貨幣信用,到一定階段各個國家賣東西給你,不一定需要第三方貨幣支付而可以用本幣,然后他需要買你的東西用你的本幣來支付,也就是跨境人民幣的清算系統。你的貨幣就會成為世界貨幣、流通貨幣、貿易清算貨幣,也會成為人家的貨幣儲備,甚至別的國家,這個過程也是進口大國會出現的特征。講這一塊就表明雙向特征不僅是為了平衡貿易赤字,平衡各個國家的經濟壓力,對于我們國內老百姓改善生活,國家持續成為經濟強國,國家貨幣成為強勢貨幣,都是非常關鍵的一招,這是第一個特點。2、支持鼓勵引進外資的同時,也開始走出去鼓勵對好的項目進行投資。這個階段出現了國際化投資的雙向投資的格局,比較多的引進外資的格局出現變化。用數據說話,過去五年,我們國家每年引進投資平均每年1300億美元,五年6500多億美元;這五年我們走出去投資7200億美元,走出去投資比引進投資還多了六七百億美元。第二個,從1979年我們改革開放的第一年,一直到2012年,33年我們國家走出去投資5000多億,那么最近五年(2013-2018年),這五年投資大于以前的33年的投資。這也可以看到我們雙向投資不僅是一個號召,而是已經成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的時代特征。3、我們這些年推動的開放是以沿海開放為主,那么這個五年中央開始采取措施,要么不出臺開放措施,只要有措施沿海內陸一起開放。比如說,這個五年國家出臺了一些保稅區,在二三十年以前,在90年上海浦東出現了全國第一家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保稅區作為境內關外鐵絲網圍起來的一個區域,大家有個認知:既然是境內的關外一般就應該是沿海地區,你說在四川,離沿海兩三千公里的地方,你說那種地方是境內關外覺得很抽象很不可思議。最近的六七年里,全國新增的60、70個保稅區,多個保稅區都是在內陸。那么現在全國一共六大類的海關特色監管區,一共有138個保稅監管區,分布在東南西北中,沿海到內陸,每個省幾乎都有,已經變成了全方位開放。第二個是新區。中國在90年代開始有新區這個品種,浦東新區、濱海新區,大家有時候也不知新區是什么意思,技術開發區大家可以想象,工業制造;特區是一個優惠政策特別集中的地區,五大特區大家也能理解。新區是優惠政策特別特的區還是一個什么區,大家不是很清楚。浦東新區開放的政策,就是十句話,整個文件一個帽子一個尾巴,中間就是十條政策。具體要把這十句話變成文件,規章制度,怎么寫呢?我當時在浦東就負責把這個政策,要用一個月時間把這一千多字變成十萬字,變成十大文件。編這個文件你至少得有個基點,當時上海市長是朱鎔基,我向他請示。他說浦東新區不叫特區,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本人就根據這句話,找了四十多個人,分成十個小組,寫十大文件,這十大文件怎么寫呢?要說一個多月不可能原始創新,無中生有地寫一堆新東西,很簡單,首先把八十年代20多個經濟開發區和14個沿海城市的開放區的一切優惠政策通通抄過來,第二把五大特區所有的優惠政策抄過來,第三特區所不能做的新區能新做的八件事寫它八個文件,比如外資可以在浦東開外資銀行,外資開百貨商店,外資搞保險公司,外資搞信托等,這五件事就寫了五個文件。按國際慣例,你把他們的營商制度拿過來基本上抄一部。再有一個是保稅區,中國的第一個保稅區怎么干。再一個證券交易所怎么干。我跟你們說,上海證交所最初的文件,當時沒中國證監會,就是我們這些人再加上上海人民銀行的處長,我們幾個人坐在一起做出的文件。講這段話,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說新區的政策其實很特殊。然后天津新區,寫一句話,天津濱海新區比照浦東新區的政策,浦東新區比照特區開發區的政策。所以中國政府很簡潔的這些語言,中央的文件從來不復雜,言簡意賅,下邊你把其中建設性的、創造性的貫徹落實。我講這一段是說就在這五年里,全國新推廣了十五個新區,每個新區都是一千兩百多平米。那里面的制度都是比照浦東新區,所以里面有許多政策比特區還特,現在的特區不是說過時,已經過了幾十年,大家見怪不怪。現在自貿區又出來了,又有一些新政策,適應WTO的政策。現在又有一個自貿區,十八個自貿試驗區,實際上我可以說以前開放區特區新區能做的自貿區當然都能做,自貿區還能做以前特區和新區無法做的事,自貿試驗區講到底就是對著貿易自由的試驗,具體表現為,貨物進出自由,能源流動流通,那么還不包括我們現在各種各樣的服務貿易的自由。這個世界的自貿區無非兩類,一類是以英國人殖民地的時候,從老大衰退下來成為老二留了一堆自由港,現在基本上屬于洗錢的地區,是各國政府防范和戒備的地方,但是這里邊還有大量的機構你說是空殼公司洗錢公司在那邊轉,也沒錯,倫敦金融界一半的資金流動,還有百分之四五十在這些自由港里流動,這些是不規范的,不是我們要學的。那么我們要學的自貿區,比如香港、新加坡、愛爾蘭、迪拜,巴拿馬運河旁邊有一個巴拿馬的自貿區,這都是一個城市和國家被全世界公認的自貿區。我們實際上是來推動這方面,自貿區不在于去搞一個保稅工廠,不在于去搞一個工業制造業的新區,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們原來限制得比較嚴的進行開放,比如我們原來對貨物進出要求三個單子統一,比如說貿易簽單,有十億美元的,你合同簽了,在你這個區域海關報關,報關以后貿易簽單過程中支付貨幣、交稅等等,這個稅單,銀行清算單也在這里;第三,貨物進出的倉單也在這,否則我怎么知道你做真還是做假的,一般三單合一。三單合一對一般的進出口貿易可以,但是在自貿區,大量做轉口貿易,做離岸貿易,貨物可能從美國走到歐洲,也可以從日本運到新加坡,但公司在上海,就在這填單了有什么不可以。在香港簽單,在新加坡簽單了,交稅也交在新加坡或香港、上海,但是貨物可以從美國運到日本,不到你這個港口保稅區。這就是離岸貿易,或轉口貿易,物流通道通過別的通道進出,通過別的地方快遞跨國快遞郵寄。我講這一堆呢,這是我們現在各個省做不了離岸貿易,做不了太多的跨境電商。我們現在做的跨境電商是小兒科,搞了五六年,跨境電子商務去年交易量五千多億人民幣,面對我們四萬多億的進出口量,1%不到,量很少。所以真正要放開,要靠自由貿易試驗區。我們有四萬多億美元的貨物進出口,你想象這一堆貨在世界上跑來跑去,必然在這有保險,貨物進出的保險,跟著這些貨物走來走去,還得有跨國的物流運輸,所有的四萬多億美元剛才說的這三類相伴的還有服務貿易,這個服務貿易在中國不講歸零的話,很少部分是中國企業做的。外國企業做了的話,就代表外國服務貿易對中國的輸出。所以中國的服務貿易1000億的服務貿易自己沒做,讓外國人做了。服務的地方讓別人幫我們服務,如果說,那是我們沒放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有大量的服務貿易沒有放開,是因為我們營商環境制度管得太嚴。再舉個例子,我們教育衛生文化管制得比較嚴,外資想要來搞一般搞不成,美國的杜特大學在新加坡搞了個分校,這幾年非常火,也許在座的就有小孩在那邊讀。我問了杜特大學的校長,我說你招的生里面多少是中國人,他說80%招的是中國人。我說那你為什么不到上海或是廣州去開個分校,規模可能還更大。他說你們不讓我辦,這就是把服務貿易送給了人家。所以封閉導致我們的服務貿易很少,教育衛生文化一樣,多少人現在跑到美國歐洲日本看病,現在很多人的體檢跑到臺灣。如果這些醫院真有比較好的水平,那么我們的自貿區,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但是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都在搞商貿,但就不知自貿區是在搞什么政策,大家看書看了一萬字的文件,我剛才說的,相當于幫大家做自貿區政策宣導。這樣的自貿區按過去的慣例,我們在廣東上海沿海先搞,現在中央不是這樣搞,東西南北中一起來搞,北到黑龍江,南到昆明、海南島、廣西,鄭州、武漢,河北、河南或者湖南、湖北都推開了,所以這一波我們的開放是內陸與沿海同步。開放的理論,開放的管理方式和地理位置無關,歐共體是個自由貿易區,德國不靠海,誰能說德國的開放不如西班牙。瑞士瑞典不靠海,挪威靠海,誰能說瑞士不如挪威開放,沒這回事。大家是個制度,只要是一體化的,那么所有的開放都是一樣。我講這一段,就是表明中國新時代的區域開放如火如荼地在東西南北中展開。4、我們以前只對工商產業比較充分地開放,服務業、服務貿易或者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務業基本上開放得都是不夠,金融業開放要說浦東新區在90年就有一批外資銀行,WTO進入后外資金融機構應該說法律上概念上都放開了。在座很多人都是搞金融的,你們金融系一百年,畢業生在這里搞了個報告會,大家心知肚明,我們的金融開放深度都是不夠的。比如說外資開銀行,那只是讓你在北京在廣東在上海注冊一個子公司,銀行是要有腳的,他在四百個地市州他如果沒有支行他儲蓄都拉不動,他投放貸款的對象都無法展開,如果你過了三年批準了一個總行,中國總部的總行,但如果你每個省的分行,每個地市州的支行,都像批一個總行沒有幾個月批不下來,等你覆蓋了幾十個城市,十年過去了。第二個,批一個金融銀行的執照,一個銀行可能可以做五十個業務,但是如果現在給你的是十五條,還有三十個不能做,那你就缺胳膊缺腿,無法正常的開展業務。第三個呢,外資搞金融,可能在股權上受限制,你只能25%的股權,不能超過50%,你不能控股,這上面又是一種限制,給了你營業執照,單個銀行的開放如果是這種概念,那就是四肢不全,生理不健康,最后的結果它發展遲緩。所以我們20年下來, 我們剛才說,工商企業的外資占40%左右,金融業的外資只占中國金融資產的1.8%,說開放了等于沒怎么開放。那么我們中央政府現在是下定決心把金融業、貿易業、服務貿易,包括各種教育衛生醫院,按照國際營商規則開放。5、我們不僅深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去,然后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遵守國際游戲規則,同時我們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在世界經濟規則中,要修改、制定、調整的制度,我們不僅是融入參與,同時我們也融入發聲,能夠提出我們的意見,各國也重視我們的意見。我們就是融入國際規則同時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修改等等,這也是一個新的格局。有了這五個格局,代表了我們新時代對外開放的方針。如果說我們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9年到2015年70年時間劃個段,從79年到2013年、2015年這是代表了一個開放的時代,然后2013年2015年以后我們國家在這五年里進入一個新時代。這三十來年的開放特征,是剛才講到的五個新特征:進出口雙向,引進外資和走出去投資,沿海和內陸同步開放,工商產業和服務業、服務貿易的同步開放,然后融入外資游戲規則和參與外資游戲規則制定雙向、同時的發展。這五個代表了新時代中國的開放特征,將引領中國今后二三十年成為世界大國強國的一個開放,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通過這樣的開放,我們可以理解十八大以來,理解三中全會關于改革開放決定推出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思路,大家可以體會到現在的開放與布局不亞于90年鄧小平南巡從廣東到了上海。90年代的開放改革,打破了國際資本對中國的封鎖,形成了一個全新的中國發展好時機。而這一輪開放,我們也一定會打破中美貿易摩擦,美國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經濟的封堵、打壓,迎來我們中國經濟的新的一輪發展,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部分。
中美貿易摩擦的必然性、長期性和復雜性
中美貿易摩擦已經發生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這一年多時間里,先是500、600美元的加稅,再是2000億的加稅,再進一步3000億又加稅,5500億都加稅;進一步最近又出現了2500億在二次加稅的基礎上,還想再加5%變成30%的加稅,又想把3000億先加個10%的稅再往上加等等。你不管是恐嚇也好,是推出來的新的措施也好,應該說整個貿易摩擦的過程,擾亂了世界的神經,干擾了全世界全球化的方向,不利中國也不利于美國,更有害于世界。那么,這樣一件事成了全世界最關注的大事,一個經濟方面的事,是偶然的?什么原因?有時候大家說,因為我們國內最近幾年有一批專家說“厲害了我的國”,這些話刺激了美國佬,美國人心里發毛了,就對你進行打壓。不管我們國內一些專家學者這么說那么說,他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你說兩個打架是因為這些話引發,那是錯的。這個互聯網時代,雜七雜八的聲音太多了,不管我們國內一些專家學者這么說那么說,他有不正確不合理的地方,但說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較量是因為這些不合時宜的話不準確的話而產生,這個概念是錯的。也有的說,如果我們對美國佬百依百順,遷就他,他打了我們左臉把右臉湊上去讓他再打一下,他們看我們可憐,就該打的貿易戰就不打了,也不會的。大家只要看這幾十年美國人怎么對日本,日本從二戰后基本上屬于美國的附屬國,基本上什么事都聽美國,不管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基本上日美之間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日本該出手就出手,從來不手軟。80年代的廣場協議就是案例。最近這兩年,不管安倍怎么跑到美國,陪特朗普打高爾夫,各種阿諛奉承,美國人該欺負的還是照樣欺負。走路的時候都拎不清的,兩個人在一起走紅地毯,他在中間走,讓日本首相走到紅地毯的外面去,什么意思?莫名其妙。而且走紅地毯還不是在美國,而是在日本。奇怪不奇怪,總之就是腦子里沒想過這事。我講這段話,意思是國際貿易、國際政治,不是按照兩個人過家家,最近好像你對我好一點我對你差一點就怎樣,他有自己的內在的必然性。我們說中美貿易摩擦為什么這個時候發生,大體上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就是我們熟悉的也是廣為人知的修斯底特陷阱,一個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間會發生的摩擦。這個世界幾百年來,崛起的老二替代守成的老大幾十年時間產生替代的案例很多,同時也有崛起的老二被守成的老大壓制后最終不死不活,進入了停止發展的階段,然后就偃旗息鼓,最終沒有讓他們成為真正的老大,這也有。有的是老大采取軍事措施打壓,也有的是貿易戰,這里面時間關系我就不展開。這里面對老大來講,你看美國做了幾十年的世界老大,由于他是軍事的老大,經濟的強國,坐著老大的位置,他最經典的是美國人長臂管轄,把美國國內的政治法律,國際法、政治法,然后肆無忌憚地在經貿關系里面進行跨國的執法。包括把我們華為任正非的女兒在加拿大扣留,或者伊拉克各種各樣的戰爭中他去全球,各種各樣的金融貿易上的措施,所有這些都是作為老大。他有一種全球的不講道理的霸凌主義,而聯合國也好,對美國人干這些事基本上無可奈何。美國這種老大的霸凌主義,把國內法當作國際法變成國際政治,變成長臂管轄這一系列,這幾十年來經常發生,沒人能擋住他,聯合國也沒辦法說你不能這么干。他想著,如果有一天你也是老大了,你也這么來對我,那怎么辦?他這個狀態就是想在你還沒成為老大時,采取各種措施把你壓下去。就是兩個國家的競爭當中,你厲害還是我厲害,如果我比你厲害得多,那我可以和你長久地比賽,如果我發現這幾十年來我的體制和模式比你差遠了,你越跑越快,我這么不拉你后腿,我以后就被你顛覆。這時候就會產生美國打壓中國搞貿易戰的動機。
那么事實上,這個時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確在五個方面明顯比美國的經濟體制有更強的競爭力。第一,我們國家這四十年來以改革開放為主線,為基本路線,在這樣的一個主線下,我們不斷地進行改革。什么叫改革?就是不適應生產力的那種生產關系,就與時俱進的不斷調整使得我們經濟發展更加順暢。我們是一個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來推動經濟發展,調整經濟發展結構,來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的國家。那美國社會,是不是也是這樣一個不斷改革開放來化解?美國幾十年,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對全球開放的市場,從經濟上來講,他也是一個市場體系,但這個市場如果幾十年不變革,或者剛剛有一屆總統花了五六年改過來的東西,換屆的時候又被顛覆了全部,你說東我說西,全部重新來過,基本上改不了體制,改不了各種不合理的原來的規定。這個社會也會僵化,也會落后,也會停止。如果說最近這幾十年里,美國和歐洲最大的體制性制度性調整,其實是里根在80年代搞的一些措施,撒切爾在80年代在英國搞的一些變革。那么七八年他們做了一些對資本主義社會傷筋動骨改革的措施。大家看80年代改革后,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發展得比較好,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也是在80多歲90歲不能再干退下來的。以后的這些都是互相折騰,沒什么制度性進化。我們則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社會,70年里的前三十年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不到位,經濟上是有問題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旗,就是修正了最初的三十年的不合理的政治路線,形成了現在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的一個優點。第二,我們這個社會是既重視經濟發展也重視社會公平的體系,這樣我們會不斷地采取措施,把公平和兩極分化問題大幅度化解,或者至少把它緩解。比如最近幾年七千萬人脫貧,那是把農村長期積累的貧富把它化解,至少緩和了農村中的貧富差距,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措施基本上做不到。所以法國人寫的《21世紀資本論》,分析100年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積累的增長率,要超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GDP增長的3倍,一百年下來,這個國家的財富更多地向資本集聚,社會兩極分化加劇,最終這個社會會被顛覆。所以從這個角度(分析)現在香港和美國的矛盾,包括2012年占領華爾街的活動。而我們國家在緩解兩極分化的矛盾上,我們的體制有戰略性的優勢。第三,就是我們這個體制是能夠承前啟后。我們每五年會換屆,但換屆絕不是顛覆前任的東西,新一任總是繼續前任有效的決策,繼續往前推。美國社會是每四年選舉就來一次顛覆,特朗普上臺了把奧巴馬八年里取得的成果,不管是國際國內的通通一百八十度推翻,實際上就把政府各個方面集思廣益、努力推進的一些成功的發展成果全部顛覆掉。那么這也是一個問題。第四,四十年來我們的經濟體系從沒有發生過重量級的經濟危機。但你去看歐洲,看美國,看資本主義的大國,或者是馬來西亞、東南亞的一些小國,總之七年、八年、十年在經濟內部就產生一個動蕩,或者自己內部的危機和國際的危機攪和在一起。包括美國,每一次危機就把積累的財富搓掉30%,滅掉30%,然后從原來GDP的70%的基礎上再發展。發展十年八年再來一次,這個呢,是資本主義無法避免的。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的體制,每年經濟工作匯報,集思廣益聚精會神研究問題,我們存在什么問題,然后我們整天不叫杞人憂天,而是居安思危,年年在問我們出了什么問題并解決,那么問題出來了總有對策。對策進行化解,哪怕他沒根本上解決,至少把矛盾往好的方向緩解。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體制優勢。我們每年宏觀調控,就是把方向性的調控,如果過熱了讓它冷一點,冷了讓它熱一點;太快了讓它慢一點,太慢了讓它快一點,我們是有這個調控能力的。另一方面,對于制度性結構性長期性的體制基礎問題,這些問題調控是解決不了,那么就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開放的措施把它從結構上進行調整,所以供給性結構性改革它不簡單是個宏觀調控,他是一種結構性的改革,一旦改革到位,就是長周期的基礎性的改革。宏觀調控需求側它往往是一刀切的,這么個過程中,它可能每時每刻每年每月都需要有這種調控。今天你開車開了五百公里,你方向盤總得轉來轉去,但調控完了五年回頭一看,你這輛車的性能不管,你開來開去,你的體制機制不會變,所以需求側的宏觀調控,不是來調結構調制度,它調的是運行的政策。它是少不了的,不是說一個調控能夠被替代,年年月月都要調的一個概念。然后,供給側改革是基礎性的,我們中國政府就有這個長遠的調控。外國政府遇上危機,現在的危機推到未來,推到下一任,推給別人;多放點貨幣多做點什么事緩解,這個問題解決了,又引發了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第三個轉嫁危機,以鄰為壑,把自己的問題,推到別的國家去。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解決危機基本上這三招。真正的傷筋動骨的改革很難展開,我講這個一段就是我們體制,純粹從經濟發展角度上講的第四個不同。第五,我們中國的經濟規模也是比較大。就總書記說的,狂風暴雨能傾翻一個池塘翻不了大海,所以中國經濟有它的容量。那么有這五條優勢,大家看40年前中國的GDP是美國79年GDP的4%,是全球GDP的1%;現在我們是美國GDP的60%幾,是全球的GDP的16%。人家看著你心里發毛,你這個四十年,從4%到60%,再過個十年二十年你就超過它了,現在如果不把你打趴,我以后再不是你對手,這是對付中國的最后時機。萊特希澤就這么說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能掉以輕心的,這會人家不是跟你鬧著玩的,他要你的命不是要你的錢。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必然性是一目了然的。還有一個案例,是美國處于一輪大的危機,甚至比2008年危機還要大的危機潛伏期。一般主流媒體和一些經濟大佬都說未來兩三年爆發這個危機的可能性在70%以上,就是說美國政府財政債務在22萬億美元,和去年美國的GDP20萬億比,加上地方政府6萬億。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演員施瓦辛格,當時那個州就停擺,包括底特律要破產等等。美國50個州欠了6萬億債務,加一起就是28萬億。美國50個州負債累累,總體債務是GDP的140%。按特朗普的特點,去年是1.8萬億的赤字,今如果美國人平均債務增長率不變,保持2萬億,5年就加10萬億,就38萬億,這什么概念呢?美國政府有3個上限:1、債務不超過GDP70%。大家知道事實上這個上限美國人執行得很好,金融危機二戰后美國政府一直保持債務不超過70%,往前推100多年從1900年來的這100多年美國債務也沒超過70%,這是一個概念,那么如果這個時候美國要增長赤字,美國要發債,要議會批準,如果你沒超過70%議會就批準。2、如果你的債務余額超過100%,就進入報警階段。這個時候你如果要增加債務,議會就不給批準,你幫你憋著,但是大家看到美國政府在2007年以前,美國政府50年100年沒有超過70%,但是發生了金融危機后,驟然從1987年,2007年的70%左右,上升到90%,然后一直到現在120%、140%。然后特朗普上臺了,因為超過100%,議會不批準。奧巴馬當政的時候試過兩次想舉債,議會不批準,三次議會不批準都憋三個月,官員都回家,連議會的人也不發工資,最后議會總會妥協。然后,又欠債又要發,每增加一次欠債,但最后是壓不住,總歸還是要發。這次一來五年以后,美國政府的債務是可能突破150%。大家通過計量經濟學或是金融工程學也好,把數學模型算一下,你真要有40萬億債務,要么15年20年,平均是十年期,那么你40萬億本金,十年期每年還10分之一,就4萬億的利息,40萬億的利息差不多要有1萬1千億,這兩筆加起來5萬多億GPD能夠產生的稅收,意思就是說每年的全部稅收都拿來還債,不夠!那么,財政總要4萬、5萬億,除非你再去發4萬5萬億,而且大家知道貨幣發行的信用不是隨心所欲。一百年前是靠金本體,你有多少黃金支撐多少貨幣,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金本位脫鉤,變成美元信用,現在貨幣學就是國家為什么能發主權貨幣,是因為國家在收稅。美國稅收支撐了美元,政府為什么可以發債,因為有稅收可以周轉,但是每年稅收的三分之一在還債周轉,三分之二在支付成本,支付運行那沒問題,但是如果100%都用來還利息,那么這個資金鏈就打斷,信用就打斷。不是等到你5年后崩盤后,提前3年2年1年,提前拋掉你的美債,跟你美元像避瘟神一樣脫勾,經濟就沒落了。這種情況下,他怎么避免呢?打一次貿易戰,搜刮一下別人的羊毛,或通過一場戰爭,掠奪你1萬億美元把我的債務還了,這是現在很現實的,但是他不會這么說。他說打要打貿易戰,理由有很多條,模式的效益之爭,以及我內在的危機怎么轉嫁的小腦筋。有這個必然,當然就有長遠性。長遠性大體上跟我們國家今年十年二十年變成世界經濟強國,伴隨這個過程,貿易戰的可能性總是隨時存在的,所以這是長期性。講到復雜性,一方面有這個內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國的經濟事實上是非常互補。美國的長處是我們的短處,我們的長處是美國的短處。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市場和資本結合市場才能周轉,我們兩個國家合作互利。第二個,美國的高科技在上游,上游的高科技如果不與下游結合,你這個高科技孤魂野鬼;反過來,我國的大規模的制造業如果沒有這些高科技的上游,裝在里面,也只能是行尸走肉。在這個意義上,兩邊合作是都是效益最棒的,所以過去十年美國跨國公司,惠普、蘋果都和中國一起打遍天下無敵手,特朗普讓他們撤走,沒有一個愿意也不行動。為什么,就是互補。第三個,從兩國人民的特性來說,中國人喜歡儲蓄,就算買了個房子,不斷地還貸款了,給自己的兒子孫子;美國人是托底棺材,儲蓄率只有1.8%(中國人有4%),美國人哪怕不欠貸款了,他會抵押房子套現個幾十萬美元去生活。所以,中國人勤勞節約,美國人是透支消費。但兩個國家因為主權機構上的變化,那么一系列的這些概念拉開來說,所以美國哈佛大學的經濟專家和歐洲的專家在09年提出一個概念,這世界是G2的世界,只要美國和中國一合作。但他們只講聯系,事實上矛盾還是客觀存在。所以理性的時候,想到G2的意義也可能合作;不理性的時候,想到休斯底特的老大要被老二替代,想要轉嫁危機,他又可能跟你拼命。在這個地方,的確有復雜性。對于這種復雜性,我們當然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性準備和打好自己手中的牌,所以貿易摩擦中的各種說法,都是在基本規則上心知肚明,然后胡說八道。比如,美國人和你說貿易戰,他也不會說我不把你掐傷,你過幾年就超過我,但他會說中國入世美國吃虧,中國入世造成美國貿易逆差,中國入世美國的技術被偷走,中國入世沒有兌現謊言,中國入世造成美國08年金融危機。在萊特希澤嘴里,美國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入世造成的,豈有此理,胡說八道。再有就是,中國每年幾萬億的儲蓄拿1萬億買美國的國債,他不認為是你幫他渡過難關,支持了他的經濟發展,他倒過來說你買了國債,然后我美元顯得很硬朗,升值而人民幣貶值,你通過買我的國債,操縱了人民幣匯率,亂說八道,就是農夫和蛇的故事,就是一個過河拆橋、損人不利己的一套說法。這套說法,最集中的體現有一班人,不管是班農還是萊特希澤,最為體現是萊特希澤在國會的講話,三萬多字講了3個小時,1萬多字把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罵了一通,把美國的金融界的格林斯潘罵了一頓,他正是那個時候入世,把財政部長也都罵了一頓。因為這些人在中國入世前和入世時說了公道話和理性的話,他們是說了中國入世,對美國有多少好處。所以美國應該同意中國入世。他就把這些話列出來說他們多么弱智,說中國入世對美國有好處,但事實上對美國沒有好處。我也才知道美國當時的領導說了那么多中國入世對美國有這么多好處的,三分之一做批判,還有三分之一說中國入世對美國,剩下美國應該采取什么措施。所以,總而言之,這些措施美國人有理論有準備,然后就不斷地在推出,從特朗普來說,是根據總統選舉的行為,有利于選舉他就這么干,擺來擺去,自相矛盾,是他和國內的政治發展有關系。骨子里,這個觀點是不會變的。從這個角度,必然性,復雜性。我們是要有多方面的判斷和理解。我們總是在說,貿易摩擦不是貿易戰,不是我們有意在掩蓋矛盾,因為所有的這些措施,一年多以來,最近對500億,2500億已經部分操作到位。還有說3000億是到明年什么時候到位,有些時間到了,特朗普又說暫緩幾個月,只要這些措施還在口頭上,還是一種宣誓,沒真正操作上去,我們都把它叫貿易摩擦,如果5500億都到位,我們就叫他貿易戰。貿易戰包括五種戰,貿易戰,壁壘戰,賣到美國來歐洲來,第三種就是金融方面的匯率戰,第四就是金融戰,第五就是長臂管轄。這個是貿易戰有五個方面的五種戰。那么我們對付美國的貿易摩擦或貿易戰,應該堅持四個原則。第一,就是毛主席之前講的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這就是因為之前說的必然性啊復雜性,如果想著送點小錢的辦法來化解,那是幻覺,人家要你的命,不是一個阿彌陀佛就能化解得了。我們不想打、不愿打,但不怕打,要打奉陪到底。第二,保持定力,增強信心。要看到我們的大國優勢,我們的體制性優勢,國家在世界各個方面的地位,哪是一個小國家,把你逼到死角,把你變成一個封閉的國家,變成一個封閉的國家會落后,最終會挨打,中國已經不是50、60年代,把我們封閉幾十年,把我們的經濟逼到困難的邊緣,不是這個時間,要有這個認識。第三,就是守住底線,靈活對策。對策要靈活,底線不能丟;第四,關鍵的環節關鍵的領域自力更生,加快發展。這就像我們芯片啊,核高機啊,核心的高科技的基礎性0到1的。
應對貿易摩擦的五張牌
1、市場是王牌。我們每年進口兩萬億美元的產品,15年如果我不增長,15年也是30萬億。我們每年進口的服務貿易,差不多五千多億美元,15年再上這么發展的需要,可能會達到10萬億。講這段的概念是貨物和服務進口,15年里會達到40萬億美元。這么龐大的量,誰跟我玩貿易戰,誰跟我們搞脫勾,誰跟我們這個凍結那個凍結,那我四十萬億美元的市場也跟你無關。這個世界誰丟掉這四十萬億市場,你不是自殺就是精神有病,各個國家還求著你斷?波音不賣了,中國人買空客,法國人笑死。機器人你不賣了,德國和荷蘭的機器人笑到天上去。總的意思,農產品也是一樣,在這個意義上,誰掌握市場誰就是有利的一方,縱橫捭闔,這是第一點,市場是我們的王牌,這張牌要打好。有時候我多買你一點什么,關鍵時候是救你的命,選舉的時候,我們搓牌的時候靈活一點,當然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真的和我鬧掰了,你自己和市場過不去。2、產業鏈是王中王。大家注意,當今世界不是30年50年前。30年50年前一個國家生產一種產品,如果這個產品占領了世界市場,人家跟你斗的時候,拿出關稅大棒把你這個市場給搞掉。你一倒霉,你這產品上中下游都在這個國家。當今世界,70%的商品是中間品,在幾十個國家的各種城市里共同在生產,生產完后通過產品鏈供應鏈,最后銷往全世界。這個時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就產生一個七傷拳的效應,也像是一個回旋鏢,把對方傷了,回來把自己的頭割,就是自己傷自己。這個產業鏈是保護中國制造業不受貿易沖擊的萬里長城,是一個防守的措施。舉個例子,5500億美元,到了年底真的加了關稅,1250億美元的關稅首先是由美國老百姓承擔。第二個,如果這個商品美國人貴了不買,別的地方有替代品,中國可能丟了這個市場,問題在于這個5000億里有3000億美元是美國的企業在中國布的企業,這些企業造了3000億美元賣到美國去。你說你要找替代品,除非你要把自己的工廠搬回去,沒有三年是不行的。三年后,你這個市場已經丟掉,被別的國家填滿了。也就是說,恰恰中國返銷美國的這3000億不是一般意義的產品,是美國跨國公司布局的制造品,這個制造品無可替代。特朗普說,你們不要在中國造,回到美國造。你說一句外行話,人家要丟掉企業的性命和運行成本,而且產業鏈之所以放在中國是因為中國營商環境好,經營成本各方面都是比較好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無可搬遷,真要打擊是打擊了美國企業,回旋鏢就打在它自己身上。第三,你打我一下,我肯定也要反制你,人家打你5500億,中國只打它1500億,你肯定吃虧。如果做形而上學的討論,好像是我們打不過他,但事實上5000億里面3000億打在自己身上,反過來我們1500億買的是他們的,像波音飛機,整機都在美國,沒什么產業鏈在全世界。我對你的幾百億農產品加稅,基本上把美國的農民搞得就很難受。而且我們不買波音,可以買空客,不買你的豬肉牛肉糧食,我們可以買巴西或別的國家的。我們這1500億對他的殺傷力也是很厲害的。大家有時候有個調侃的話,這話不解釋清楚,很容易引起邏輯混亂,即“美國人加了我們的關稅美國人吃虧,我們加美國的關稅美國人吃虧”。如果像我剛才這么解釋清楚的話,真是這么個樣。第四個概念,如果美國人斷供,貿易戰加稅斷供,美國也有個問題。如果美國的企業對中國的銷售只有5%的銷售,95%的市場在別的國家,他斷供中國,那這個措施對中國不利很嚴重,但是現在美國人給我們的那些貨,美國對中國進口并不多,就那么1000多億。他如果一斷貨,他市場的50%往往在中國,每年波音能賣的飛機的很大比重是中國航空公司需要,美國的集成電路50%是賣到中國來,全世界去年生產的集成電路去年一共5000億美元,中國買進了3000億,還有2000多億是世界其他國家買賣的。中國第一大進口貨是芯片,第二大是能源(天然氣和原油),3000億進來不是中國吃干榨盡,800億美元是中國人自己用,2000億是這些外國企業買來裝到他的產品里又銷到世界去。所以如果賣到中國的700、800億如果不賣了,美國的芯片企業立馬倒閉,就這么簡單,所以高通和華為斷供了3個月自己撤回,恢復了供應。講個話的意思也是自傷。第五個概念,一個產業鏈形成以后,如果把產業鏈打碎,產業鏈里的500、1000個中小企業倒閉了,這些企業所屬的國家固然倒霉,那么誰炮制這個產業鏈?產業鏈供應的標準,產業鏈價值鏈的樞紐的管理者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所以打碎產業鏈后最受損失是這些跨國公司,是蘋果、惠普,是這些大公司。有這五大概念,形成了產業鏈,大家就可以理解供應鏈是王中王,是保護我國制造業不怎么會受貿易戰沖擊的原因。3、金融是我們的盾牌。在幾張牌里,貿易戰的五種戰,對中國目前制造業產業的構架下,中國又有市場又有產業鏈構造下,對中國沖擊不大。但是,如果出現匯率戰。如果金融受到沖擊,這個損失反而大。金融是神經是血液,一旦受挫,對中國經濟影響會比較大。這方面我們處在守勢,守勢但又是盾牌,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金融方面的盾牌把它怎么發揮好?
第一,金融的供給側改革。今明兩年是金融供應側改革的關鍵時刻,我們現在工商企業的負債是很高的,工商企業的負債率是GDP的160%,這負債是天下最高,這里面就有很多壞賬,最近大家看到股市里企業里,崩盤的很多,一定要在世界金融戰、貿易戰前,把這些問題料理了,否則的話,如果這些泡沫都在,外敵如果打進來很麻煩。另外中國的房產負債也很高,負債率平均80%以上,一萬億一萬億的房產商,在這個意義上講,房產商很容易受沖擊,人家的房產危機是買者負債太高,我們中國的老百姓雖然也負債,但負債率相對還是平穩的。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商85%的負債率,稍有不測,雞飛蛋跑。另外我們非銀行機構,脫實就虛,這些金融問題,總之都屬于金融結構性改革。金融穩則經濟穩,金融搞好了,一招活全盤皆活。所以我們要自強則勝。
第二,我們要進一步推動跨境人民幣的清算系統和以人民幣為中介的全球金融清算網絡。在2009年中國推出了跨境人民幣清算,經過了最初的時候一年幾百億,去年是3萬多億的清算量,這個量不大,只占4萬億進出口貿易的10%-11%。如果我們這個系統推動得有力,再過個幾年,如果變成20%或30%,如果有個10萬億或者15萬億是人民幣的清算,人民幣就像歐元日元一樣成為清算貨幣,美元跟你的匯率戰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中國自己的期貨市場、石油,期貨的人民幣市場也在逐步推開。大宗物資也用人民幣,從這個角度是可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再有一方面,世界各國和中國之間互簽人民幣互換協議,也簽了3萬多億人民幣。各個國家如果相信中國,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和中國友好,最近有些國家發人民幣債券,有些國家和其他國家做貿易,不是用美元,而是用人民幣做中間交換的貨幣都有利人民幣發展;第三個,資本項下人民幣自由兌換要慢下來,本來想用五年,現在要準備10年或者15年,為什么?在貿易戰下、金融戰下,如果自由兌換就可能容易受沖擊,所以資本市場不論是滬深港通,應該是有額度的有通道的逐步放開,要謹慎。如果是在2000年以前我們度過難關,和資本項下管制有關,98年和08年都和資本管制下相關。眼下我們不受沖擊,也是和這個保護有關。我們15年稍微松了一下,所以我們這方面如果不嚴格不管制,3萬億美元變2萬億說變就變。進一步加強資本項下人民幣美元的管理措施,我看最近在加強管理,我是擁護的。
4、關鍵牌是在核心技術、高科技技術和關鍵技術。我們叫做核高機領域,0到1的無中生有的開發要加大。我們國家現在研發費投入每年世界排名第二,研發費占GDP2.2%就有2萬多億,這2萬多億我們是在做研發,研發就是無中生有0到1的創新開發。我以前做市長時,聽取一個汽車企業和我匯報,他們說加大投入研發,我說你們投在些什么,他就把去年一百多個項目有三十個取得專利,里面有5個專利我看是把方向盤圓的變成橢圓菱形,我說你這個創新有屁用,含金量幾乎為0。我們國家現在最大的,核心的高科技的基礎性的產業中的無中生有的原始創新,只占全國研發費5%,什么意思呢?2萬億5%,就是1千億。這一千億是所有研究所、所有大學、所有企業,這三個所有背后,華為去年一家1200億,占其銷售收入15%,他投在操作系統,投在5G的基站,投在手機、服務器、路由器芯片,他這個500億就占了我們1000億的一半,那么多頂不上一個華為,想想傷心!這方面,我們倒過來要向G20國家學習,向美國學習,G20投入研發核高機20%,美國的研發費用于核高機的占比17%,我們才5%。下一步我們要加大,我們的體制不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嘛?這是我們要總結教訓的,所以是打好貿易戰的一個關鍵牌。否則,我們一劍封喉的命門總被人家拿著。5、不斷的開放、更大的開放,是我們的底牌。我們是要用更大的開放來對付貿易摩擦,而不是美國人一搞貿易戰我們就封閉,他最希望我們退到60、70年代原始的封閉狀態。封閉使人落后,封閉是中國最大的痛點,而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特征就是開放使我們進步。不管是博鏊會,還是去年進博會,還是今年5月一帶一路的峰會,還有G20會,幾個演講都講到。第一,就是要進一步降低關稅,加大開放,增加進口,讓世界豐富的產品匯聚到中國。我們要以進口出口平衡為目標。我們的關稅已經降到7.4%,到今年年底我相信在7%左右,不到兩年我們會降到5%,要知道進WTO2000年的時候15%。在總書記推動下,關稅降到5%、2%,基本上趨于零關稅。第二,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對原來比較封閉的領域要擴大,比如汽車,允許外資50%,70%,80%,獨資都可以。50%對50%的結果,外國人也來一個在中國生產的汽車不能銷到國外,由于這一條條款,中國的汽車搞了幾十年也銷不出去。中國的電子企業沒有這條,國有的民營或者合資的企業,打遍天下無敵手,都在賣中國的貨。汽車反而賣不出去,產能50%的過剩。汽車怎么會發展呢,所以沒這個限制啊,各打各的反而好。開放使我們進步,現在金融啊服務業教育衛生文化,都要盡快,都是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大家都在貫徹落實。第三個,要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這個營商環境就是國際化法制化公開化。我們的營商環境不是自己比自己有多少進步,也不是我這個省比你那個省有競爭優勢,要來WTO來對標,要國際化。第四個,要進一步建設開放貿易,內陸原來沒開放要開放,沿海本來就開放的,要有新的高度廣度和深度,這也就是中央為什么推出16個新區,18個自貿區,還推出了6個示范區,深圳、青島、上海、海南島、橫琴、重慶。這六個示范區類似于特區的特區,中國現在的開放,在總書記推動下,應該說是比90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波瀾壯闊局面在展開。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魯網9月19日訊編輯,有修訂)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