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請問司馬先生，我們想知道，你怎么看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偷竊技術，還有華為的產品留有后門竊取先進技術等等的問題？現在可以提問了嗎？
司馬南：沒問題，不急不急，我把茶沏好，咱們慢慢聊。一堆問題，咱們是不是得一個一個說啊？你們總理剛剛來過北京，談得很好啊，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了隆重儀式，總理年紀不小了，身體不太好，抱病第12次來華，所談成果是富有建設性的。看到了媒體的報道，中德兩國正常的關系應該是這個樣子，但是回去之后，差不多是當天或者是第2天，貴國外長就接見在香港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的犯罪嫌疑人……這叫什么事啊，這種做法，不知道貴國媒體界怎么看，不知道貴國的有識之士怎么看，就我一個北京市民來看，未免太不仗義了，左手要錢，談交易說好話，右手暗暗地使壞，還在臺下踢腳使絆子，這種做法，非正人君子所為。這不是一個老實的態度，不是一個講道德的文明人的行為。請教一個單詞，虛偽，這兩個中文字，用德語怎么講。我當然能夠理解，總理和外長不是一個黨，他們在政府當中各有各的立場，要對自己的選民負責，所以才會有如此錯亂的反向的分裂的行為，可是……
記者：關于華為產品留有后門兒以及偷竊技術，以及媒體普遍宣傳超過德國、美國、英國，還有歐洲其他國電信技術這方面的事情，你怎么看？
司馬南：回答問題總是要就事實本身展開討論，基于事實做出回答，你陳述的并非是一個事實，而是你們熟悉的媒體上司空見慣的對華為這家企業，以及對中國無端的攻擊。誰主張，誰舉證，如果提出一個主張，應當給出相關證據，應該在證據的基礎之上，討論問題，尋求公正的解決。不出示證據，一味地指責，這問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關于華為技術的先進性問題，恰恰不是中國人說的，而是美國總統以及美國政客們大叫狼來了，是他們渲染的。要我說，華為的技術可能是比較厲害吧，如果不厲害的話，那傾一國之力，拉著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一個中國企業，歷史上大概沒有過，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沒有過，是特朗普先生給華為做了一個大廣告，讓大家都知道華為厲害。華為確實很厲害，但是特朗普把華為弄得特別厲害，一碼歸一碼，華為應當給特朗普發廣告推銷年終獎。德意志民族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民族，德國的經驗對于中國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德國在所有的方面永遠都比中國先進，德國今天在5G技術方面，跟中國比就未必先進。5G技術，華為的專利數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有個詞叫什么？叫“5G標準必要技術”，對吧？中國擁有的專利數是最多的。美國次之，德國再次之，很難想象，一個在特定技術上落后的企業，指責技術先進的企業偷竊了他還沒有掌握的技術。差生指責班里的優等生學習委員，抄了他的作業，這話怎么說呀？說白點兒，你沒做出來，別人怎么偷你的？至于什么華為產品留有后門之類的天方夜譚，總是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一切事物的某些西方媒體喧囂很多年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華為產品有什么后門。以美國政客今天對華為的惡劣態度，如果他們真發現所謂后門，絕不會守口如瓶的，你信么？華為在英國有很大的市場，英國與華為的合作廣泛深入，為解除某些人的擔心，華為在英國專門成立了一個檢測中心，直接砸下去20個億，一切對英國公開，可對華為產品的安全性實行全面的評估。英國人認為，5G網絡的構建過程中，華為的5G通信設備造成的風險是完全可控的……對這個說法比較謹慎，就是“沒事兒”的意思，英國是五眼聯盟主要國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貴國好像不屬于五眼聯盟，你們要加入就六眼了，到今天，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證明華為產品不安全。部分德國人可能是在美國人的宣傳下，覺得心里不踏實，完全可以效仿英國人的做法，也搞一個安全檢測中心，叫華為回應你的所有的擔心，也可以這樣做啊。包括網絡安全問題在內，所有的技術性問題都是容易解決的，但是，打著技術的旗號，其實是意識形態問題，政治化問題，心眼不正的問題，解決起來就麻煩，哈哈哈。至于超過德國，這個話題就扯太遠了。我們總理最近又專門強調，中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事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能改變。華為是中國先進的最優秀的企業，其他企業尚不及華為，即便華為本身，也是單向突破，并非在所有領域當中都那么優秀。德國作為較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有很多東西值得中國學習，中國應當老老實實地向德國繼續學習，德國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因為中國奮起直追，德國有一些緊迫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草木皆兵，甚至學著美國某些政客的樣子胡亂指責，那是不足取的。踏踏實實繼續前進，給中國企業做好榜樣，要比疑神疑鬼拿起棒子來一通亂打好得多。
記者：還是說說貿易戰吧，貿易戰這個事情你覺得前景會怎么樣？
司馬南：我寫過幾篇關于貿易戰的文章，每天關注中美貿易戰的進展，注意每一個細節，當然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有限觀察。北京胡同里老百姓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我們會在老槐樹底下，院子里喝茶的時候，談天論地，貿易戰的事情是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我的基本看法是，這件事情是美國人挑事兒找茬兒，他只是炒作一個題材，其核心訴求和著眼點并不在此。盡管美方極限施壓，弄得好像挺嚇人的，但事情并非不可以解決，即使美國現總統及其執政團隊，用最惡意最嚴厲的手段，通過極限施壓來迫使就范，而中國在自己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絕不會讓步，這個問題依然是可以解決的。折騰累了，折騰夠了，霸道任性到極點，最后會發現，窮盡了所有的力氣，并不能夠把中國怎么樣，殺敵1000，自損800，只好偃旗息鼓，讓這一波次的甲亢情緒過去。好比神經衰弱的人睡不好覺，他整宿不睡，在那里撒癔癥，但是一天兩天三天五天，終究還是要睡的。日子總要繼續過下去，太陽每天都要升起來，美國人沒有辦法讓世界完全依從他的主張，照顧他一驚一乍的任性情緒，美國國內的矛盾也不允許他在周期循環的選舉政治當中，對外政策一張臉任性而為。相信美國社會那些有理性的人，包括美國工商業界的在中國開放大潮中獲益了的企業，以及有遠見的政治家，能夠說服美國民眾，采取較為理性的態度，來對待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只要還是貿易戰，在不傷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彼此妥協，做出一些讓步，這個事情總會歸于風平浪靜，沒什么了不起。
而如果超出貿易戰，各種戰法無所不用其極，極而言之，無非美國徹底與中國脫鉤，料定這一點他做不到，即便是做到了，14億人還是要活下去。中國是比美國弱，人均GDP僅僅是美國的1/5，但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萬億元，“第一制造大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真實不虛啊。中國老百姓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有自信的，對自己文化的綿延發展是有驕傲感的，世界上沒有美國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在這個地球上存在了幾千年了，今天的中國，有更強的組織力，更強的國家動員力，經過百年的努力，從過去農業社會進入到了工業社會，學會了造機器，也趕上了信息社會這一波的浪潮，中國人活下去，發展下去，這個趨勢沒有什么力量可以改變。
美國的極限施壓，終究是要停下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在中美貿易戰的結果的問題上，我是謹慎樂觀派。如果你注意觀察會發現，中美貿易戰的話題在中國變得沒有那么重要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美國的一驚一乍，深更半夜發推特，一會加多少一會加多少，這一套所謂的談判策略，在中國不太好使了。
中美談判的議題的設置權，并非完全在美國人手上，中國是一個深諳太極文化的民族，西方上帝并不能完全替代中國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公認的道教始祖，道教是中國自己的宗教，在道教中，這個太上老君啊是開天創世救贖教化的太上道祖。太上老君跟你們的耶穌基督很像啊，不僅是神格的存在，還常常走基層，視察各地，分身下凡，下降諸界，傳教度人，弘揚道法。太上老君的形象比較難把握，因為道變形變，沒人能看到他的真面目。西方有上帝，我們有太上老君啊。兩位神仙大人既然都是神仙，就不要一個戰勝另外一個，免得我們跟著吃瓜落兒，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嘛。中國人講，你有你的陽關道，我有我的獨木橋。神仙并存，我看是可能的。求同存異，我看也是可能的。陰陽互動，我看更是可能的。
記者：最后這一段話，我回去慢慢消化。
中國人為什么不守規矩？比如說WTO的規矩，你們不遵守，比如說，在技術專利方面的規矩，你們不遵守……這讓一些德國企業很不放心與中國的合作。
司馬南：沒有人比中國對于WTO的規則更上心更認真的了。這個句式這兩年很流行啊，說出來大家都笑，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某某某，哈哈哈哈哈。
若說中國不遵守WTO的規則，什么事情？哪一條規則？如果真有這事情，最好的貿易沖突調節機制，不正在WTO的框架之下么？起訴唄，打官司唄，訴諸貿易爭端機制，拿證據說話唄。遺憾的是，有人只是一味指責你，并不準備在WTO的框架之下訴諸貿易爭端機制解決問題，他甚至踢開世貿組織，對WTO合用則用之，不合用則一腳踢開，這是真正的不講道理，有個專門的詞叫做貿易霸凌主義。貴國如果哪家企業覺得自己在WTO的框架內利益受損了，因為中國人不守規矩，那可以比美國人守規矩，可以在WTO的框架下解決問題，好比在農貿市場上因為缺斤短兩發生爭執，那就去找公平秤嘛，那就去找市場管理員嘛。自中國加入WTO之后，自上而下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從司法制度上，對知識產權給予保護，這方面的社會進步之快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任何問題都可以具體的討論，如果您能舉出任何一個具體的例子那就好了。
記者：中國在對外開放的問題上，雖然一再說改革開放，但其實是不那么開放的，對外國企業做了很多限制，為什么心和口不一，為什么說的不算？為什么中國總是給人留下一種不講誠信的印象？
司馬南：中國不講誠信的印象，是若干媒體刻意塑造的。上個世紀60，70年代，40多年前的時候，中國與外部世界基本隔絕，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封鎖禁運啊，中美建交前后，西方媒體對于中國社會突然間有了“發現的眼睛”，一片詩意的贊美，講了很多好聽的話。那個時候中國社會還沒有對外開放，連一家外資企業也沒有，在大街上很少見到金發碧眼高鼻梁的外國人。奇怪的是，40年之后，中國社會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了，國門打開了，院子門打開了，房子門打開了，客廳門打開了，臥室門開了，甚至連保險柜的鑰匙都交出去了，高度透明化了，西方輿論反倒愈發不滿起來了，你說奇怪不？胡同有句老話，叫蹬鼻子上臉；還有一句老話，叫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中國越是開放，甚至單方面的開放，某些西方的輿論越發不依不饒，這不是欺負人嗎？不但是欺負中國人，這種不斷發酵的不誠實的輿論也是對西方讀者和觀眾的欺騙。在開放的問題上，中國人不但是誠信的，而且是勤奮的，并不計較某些人甩臉子、發脾氣、情緒不穩定。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之前之后，中國依照自己的時間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已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繼續大幅縮減負面清單，推動現代服務業、制造業、農業全方位對外開放，并在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中國新布局了一批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中國還加快制定配套法規，確保嚴格實施《外商投資法》。與此同時，有效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這些在中國有最高效率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并在實踐中確保落實，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開放應該是對等的有序的，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決定的。改革開放是40年來中國最大的最根本的政策，在這一點上懷疑中國，等于根本不了解中國。我相信，堅稱中國不開放，這樣的文章做起來越來越難了，因為中國開放面積之大，開放尺度之大，在這個世界上難以找到比肩者。中國為什么開放的幅度這么大？中國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因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體系，并由此而成為世界新的秩序體系的構建者。我們中國人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記者：對不起打斷一下，你說人類命運共同體，請問，你怎么定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什么中國要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就行了嗎？提出這樣的主張，是不是要取代美國做這個世界的領袖？
司馬南：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概念，最近幾年講的比較多，但這不是一個新概念，而是一個老概念。你知道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2000年的一個大學者叫孔丘，他的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巨大，甚至超過了你們的耶穌，他有一個原本的思想一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有一個“天下主義觀”，這個觀念即源自于孔子，2000年來一脈相承。這段話你可以記下來，回去慢慢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的學生孟子繼續發展了這種思想，其后關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做了不斷的補充闡述和發展，今天最新發展的成果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中國人的概念中，一個人來到世界上，不能只為自己活，只為自己活，那叫自私。不但不能完全只為自己活，還要好好地磨練自己，砥礪自己，要有本事，有品德，要孝敬父母，要撫育子女，老的小的都記掛在心上，對親戚，對鄰居，負責任，對自己本村本縣負責任，對自己國家負責任，還要肩負起天下的興亡。你看看，古代的中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在精神氣質上是多么一樣啊，孔夫子2000年前寫的漢字，今天的小孩子也認識，孔夫子2000年前的思想一脈相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今天就發展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中國人的天下主義觀，所以我說它不是一個新觀念，而是一個老觀念。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人固有的思想。美國一些人不習慣中國人這樣講話，那是因為，即便你說的對，他也不高興，也不舒服，也或者，他認為這種思想這么好，應當由美國人提出來，而不是由中國人提出來。美國人真實的思想是什么，美國的口號說的明明白白：美國第一啊。你第一，那誰第二呢？誰第三呢？誰第四呢？在朋友圈里面，如果有人老喊“我第一”，“老子第一”，總是顯擺什么東西都比別人強，事事都要爭先，事事都要干預，控制欲特別強，妒忌心這兩年好像也變得強起來了，大家對朋友圈里這位，會是一種什么感覺？你說呢？希望在你們的報紙上，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這個中國人現今關于國家關系的學說，解釋為中國人固有的觀念形態，解釋為中國人愿天下人共同發展，彼此幫助，都有好運的善意表達。
記者：中國社會是不是也會有很多問題，專制，獨裁，社會不誠信，社會發展中的陷阱，還有不充分的市場化以及犯罪等等，“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可以談一下？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這么大一個經濟體，這么多的人口，這么久遠的歷史，發展這么不平衡，這么復雜的社會，恐怕很難被舶來的一個概念所格式化。嗯，所謂格式化，就是說這個舶來的概念很難準確描述中國社會的現實。
人均國民收入單一指標，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全貌么？人均國民收入，我剛才說了，只及美國的1/5，這個中等收入，用什么標準計算，就是一個大問題。用什么貨幣單位計量也是一個大問題。你用什么指標啊？用美元，用歐元，還是用人民幣呀？海外經濟學教授習慣以美元計價，有個概念叫平價購買力，又叫人民幣實際購買力，你曉得吧？對老百姓的實際收入來說，美元計價與人民幣計價存在重大差別，差得遠了去了。
舉個例子。美國人在美國市場上買10個雞蛋，中國人在中國市場上買10個雞蛋，用的價錢都是20塊錢，但一個是美元，一個人民幣，請問，如此情形之下，你如何計算人均國民收入及其消費水平？前面有一個人收入水平9000美元，走路不小心掉到坑里了，這事情發生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請問，中國人收入9000美元，走到這個地方，也要掉到這個坑里么？傻子才會相信這樣的所謂理論。中國人的概念是，前面有人掉溝里了，我得加倍小心，已有前車之鑒呵，我不會打方向盤嗎？不會繞著他走嗎？
這個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在哪些國家驗證過？憑什么要中國符合這個理論呢？沒有必要拐那么多彎兒，中國人向來認為，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實際，而不是使客觀實際去符合某種理論。西方發明一個詞拿到中國來，要中國人照著這個詞進入陷阱，即使這個詞上帝發明的，我看也是沒用。
有位日裔美國人發明的一個詞，倒還不是直接針對中國人的，他說，人類文明將終結于西方的民主體制。這個日本人哇啦哇啦的用英語發議論很是興奮，他用這種理論來描繪前蘇聯崩塌了之后的世界形勢，那個時候自信心滿滿的。中國一些學者鸚鵡學舌，把這種理論販賣到國內來，時髦過一陣兒，現在這樣講的人很少了，這位日裔美國學者自己也改口了。為啥？蘇聯崩塌了之后，世界發展并非如啊他所期待的那樣，人類文明非但沒有終結，美國模式下出現了越來越多解決不了的問題，人類社會進入了更為復雜的狀態。
所以我說，關于中等收入發展陷阱的理論，即便是一個好的理論，也至少要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不斷修正，使之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中國社會的發展，很可能對不住這位理論發明人，中國不會陷入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謝謝您的忠告，但不必在這個事情上過于擔心。試圖看中國笑話，等著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紳士們，大有可能希望落空，中國有個成語叫守株待兔，守那個“株”不一定逮得住兔子，那個“株”就是理論，而兔子是活的，理論是死的。
記者：你知道，我在中國采訪過很多人，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很有見地。你說話的立場，我不太懂。承認不承認中國經濟放緩了？承認不承認中國經濟放緩將帶來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具體：這種經濟放緩，是否預示著，中國社會前40年發展的勢頭不再，中國經濟可能會在某一時刻處于一個危險的臨界狀態？
司馬南：您的提醒不是多余的，中國政府感受到了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社會因為經濟下行壓力大，實現經濟轉型壓力更大，所以要求打起精神來應對這種社會的變化。自己跟自己比，中國經濟增速的確是慢下來了，有人很頭痛，有人很著急，有人甚至處于焦慮狀態，這是事實啊，你說的不錯。
有一個問題我還不太懂，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問題格外關注，甚至有些興奮的朋友，為什么不太注意中國以外的那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單就經濟發展速度本身而言，德國速度是多少？有沒有到1%啊？歐元區經濟增速是一點幾，對吧？特朗普先生上任以來，從來不吝惜對自己的表揚，他很享受山呼海嘯一般的粉絲歡呼，但是美國經濟增速是多少呢？有沒有摸到過3%？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到么，總在二點幾處徘徊吧？……
中國經濟發展在連續30年接近兩位數增長之后，近幾年來的確是有下滑的趨勢，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讓很多人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問題。是不是問題？就中國自己來說是問題，是個什么問題？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是個結構調整的問題。從習慣來說，是一個改變心理定勢的問題，早都適應了接近兩位數增長，突然間變成這么一個慢速增長，我們不適應。好比中國人出行坐300公里時速的高鐵習慣了，突然間變成今天美國鐵路的速度，我們不適應。德國高鐵我知道是很厲害的，但德國高鐵和低速鐵路中速鐵路，攪合在一塊，高鐵也跑不出速度來，對嗎？
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在中國人看來有點慢，但在全世界，這個增速即使不是最快的，也是最快之一。若將經濟體量和連續增長年頭兩個指標再連接起來，中國的增速沒有那么悲觀吧？我們的老鄰居，近幾年發展速度不錯，那個大國，對對對，印度，近幾年來，他自己提供的數字啊，增長的比較快，去年也開始下來了，有人說它的數字是有水分，姑且不討論這么細致的問題，就按印度自己所報的增長，不管它水分不水分，中國的發展速度，發展的體量，持續發展的時間遠遠的高過印度，現在也不遜于印度。中國的增長速度放緩，并非一個多嚇人的問題，增長速度不及前幾十年的速度快，便斷言中國社會經濟中將出現多嚴重的問題，好比是騎自行車的，對身旁駛過的汽車司機大喊：小心，你的速度慢下來了！你要小心！……對這種好心人，要表示感謝，也應提高警惕，畢竟人家是善意的。
中國人對中國經濟下行，其實比很多外國觀察者想的更細，有一句詩，你會不，春江水暖鴨先知啊，不是什么事情當局者都迷糊。中國的經濟增速下來了，準確說是持續下行，說到底是因為消費乏力，消費為什么上不去？全體中國居民的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例過低，收入低就沒錢消費呀，沒錢消費生產的東西就過剩。這是一個大難題，沒有現行制度的深度調整，這種情況可能還會持續。中國的經濟增速下來了，說到底，是因為這一個波次的發展到了瓶頸了，必須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激發新的活力，才能夠實現新的提速。中國經濟增速下來了，并不必然是壞事兒，經濟增長放緩，那就不再盲目追求GDP增速了，對資源的需求必然下降，對環境的污染必然下降。
中華民族對于災難向來是有高度警惕的，歷史上的中國曾經將農耕文明發揮到了極致，農耕文明條件下，今年豐收了，明年可能遭遇水災旱災蟲災風災，所以，中國人在骨子里，對于災難的預警意識防災減災意識是最強的，這幾乎是我們民族遺傳基因的一部分，我們這個民族生存本能，其中有抵御災難備戰備荒的豐富經驗和能力。
有些外國朋友不理解中國人為什么拼命攢錢，有些外國經濟學家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儲蓄那么多，有些外國商人不理解，為什么中國商人24小時開店，從來不歇禮拜天，有些外國老百姓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很有錢了，花錢還那么摳門那么仔細……每個人如此，每一家如此，政府也是如此。你可能知道，由于鬧豬瘟，前段時間豬肉漲價漲的比較厲害，朋友圈調侃豬肉漲價成了一個熱鬧的主題，就在幾天前吧，中國政府一下子就拿出來一萬噸儲備肉投放到市場上，迅速平抑了肉價，這個舉動讓一些外國的政府部長看的眼睛直了：中國怎么能攢那么多肉，一塊扔到市場上去？告訴你，這就是中國人的備戰備荒意識，這就是基于農耕文明災荒意識而形成的民族遺傳心理，由此而生的政府的政策行為。隨便舉個例子而已，很多經濟現象宜從文化心理上去解讀。
剛才你說到，我的說法與你采訪過的一些知識分子的說法不太一致，這是好事呀，如果說的都一致，就沒有采訪我的必要了，咱們一共談了兩次，采訪多了就懂我了，我們就彼此了解了。
記者：中國這樣一個不民主的國家，你真的認為很好嗎？香港民眾為了爭取民主的權力，他們做有節制的禮貌的抗爭，你知道我去過香港，在那兒呆了很多天，嗯，絕大多數的地方他們都是非常有禮貌的，真的是非常好的，極端行為是極少數極少數的，你在媒體上看到的不是事實，香港青年人為了爭取民主，他們的獻身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你真的認為中國大陸這種不民主的方式是好的嗎？你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一些事件？
司馬南：親歷香港采訪調查，這種舉動，我欣賞。香港占中的時候我也去過香港一段時間，回來還寫了一個幾萬字的報告。我對香港的事情有那么一點了解。香港的事情，你認為我們沒有全面了解信息，我能不能說你們片面的了解信息呢？
爭取民主，表達訴求，這是香港民眾的權利，在香港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很游行示威，這也是民主權利所保障的，但是爭取民主可以放火嗎？爭取民主可以毆打警察嗎？爭取民主可以對游人，對無論是大陸去的還是美國去的，還是歐洲去的，暴力相加嗎？爭取民主可以侮辱國旗嗎？爭取民主可以圍攻中央派駐香港的機構嗎？如果同樣的打砸搶燒的暴行，發生在德國，德國的政府會怎么樣處理？你們的鄰居法國街頭騷亂，法國警察是怎樣對待的？您應當有具體的感受吧？
美國騷亂就更多一些，最著名的前幾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美國警察是怎樣處理的？因為對黑人青年處理不公正，引發了小鎮的騷亂，美國不僅出動警察，而且出動武裝部隊，連坦克車直升機重型裝備都上了，最后鎮壓了小鎮上的騷亂。相比之下，香港警察，非常克制，相當克制，克制到了警察委屈得很。這兩天，我看有微博說，香港警察在新浪微博，你知道的，對對對，就是新浪微博上邊，開了自己的號，見到這么多的大陸的網民慰問他們，他們感動得哭了。人同此心啊，香港的警察也都是一些穿著制服的年輕人，面對那些暴徒的行為，承受社會對他們的誤解，家人的行蹤被曝光，孩子在學校受到歧視，仍以最克制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這份委屈是為香港的利益，為香港社會的秩序和安定所受的。我理解他們的眼淚，聽說國慶30周年的時候，香港警隊受過傷立了功的隊長作為警察的代表也要到北京來參加觀禮，我希望這件事情是真的。美國華盛頓特區警察和國會山警察一次逮捕了32名參與氣候變化抗議活動的示威人士。這些環保活動人士干什么了？走上華盛頓特區街頭，封鎖主要路口，威脅要以讓城市癱瘓的方式呼吁人們關注氣候變化……香港那些暴徒，那些放火的，那些打警察的，那些騷擾路人襲擊路人的，打砸搶燒無惡不作，香港警察依法處置，美國政客便表示關注了，便指控打壓人權了，便貓頭鷹的眼睛瞪得直直的，叫囂違反了他們的什么原則了。若論雙重標準，若論不誠實，若論虛偽，美國政客的表演，當然還有英國的德國的，應該得奧斯卡集體表演獎。但我要說的是，美國警察的某些做法，值得香港警方學習。
如若今在香港街頭執法的是美國警察，大家不難想象情形會怎么樣。
美國法院處理犯罪嫌疑人的那些剛性原則，也值得今天香港司法制度借鑒。
進一步說，美國今天依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很多方面，我們應該認認真真地向美國學習，不能因為他有雙重標準的虛偽的毛病，你就不學習他，不能因為他對我們實行極限施壓，我們便放棄學習他的那些好的東西。
美國街頭的那些示威者與香港街頭的那些暴力行動者，至少在一點上是不同的，美國極端示威者他們所陳述的理由是一個真實的理由，即美國這個國家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倒退，乃至倒行逆施，美國政客甚至根本就不承認地球變暖的事實，他們拒絕出席世界環境保護方面的最重要的會議，退出世界各國經過艱辛努力才面對面建立起來的環境保護主題的朋友圈，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的脆弱的藍色星球的環境日益惡化，采取不負責任的態度。而香港街頭的犯罪嫌疑人，他們聲稱要民主則是一個空洞的借口。港英當局統治的時候，香港人是沒有任何民主權利的，所謂民主，在1997年開始，在一國兩制的法律框架之下，香港人才有了民主。
民主發展的過程當中，對民主的具體形式具體政策有建議有批評，可以理解為正常。但要求一步到位，要求激進者說了算，要求推翻基本法，要求把國家主權撇在一邊，采取極端的方式，實現所謂香港的民主化，還能視為正常嗎？我要，我要，我現在就要，不滿足一時之欲，我不讓你坐地鐵，我不讓你乘飛機，我不讓你坐汽車，我不讓你上班，我不讓你辦公，我放火，我打人，我耍流氓，我把店鋪給你砸了，我把你家墻上寫滿錯字連篇的惡毒話……這種所謂爭取民主的方式，和流氓地痞惡霸街頭爛仔有什么區別呢？對這樣極端破壞法治的行為，香港警察竭盡克制文明執法有什么不妥呢？
第1句話，香港警察要向美國警察學習。
第2句話，香港法官要向美國法官學習。
關于香港的問題，我還想說，香港在1997年之前它是殖民地，是沒有什么民主的，沒有任何民主可言的，女皇派一個總督來，香港所有的公務員全部都是由總督任命的，老百姓只有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他們是沒有任何民主權利的，是1997年英國將香港交還中國之后，香港才開啟了一國兩制背景之下的民主事業。
自由和權利從來都是連在一起的，民主是需要有邊界的，當你行使民主權利的時候，不能夠違背法律，也不能夠侵犯他人的權利。今天在香港生打著民主旗號制造社會恐怖的一部分人，他們正是在這一點上違背了民主的真義。貴國外長接見香港騷亂動亂犯罪嫌疑人的代表，這是冒犯中國的行為，如果你把我的意思在你們的報紙上刊出的話，不妨使用這樣的句子：一個北京退休的老年男子，毫不掩飾他對我國外長虛偽行為的鄙視，也許我們應該正視中國人的這種態度，并檢討自己的行為。
記者：你說的不對，中國政府是有承諾的，中國政府啊，保證50年不變，為什么變了？為什么自己說的話不算數啊？不誠實的行為，難道不正是中國政府嗎？1997年接管香港政權，中國是做出了承諾的，西方社會相信了這種承諾，并且處于觀察狀態，觀察的結果，中國違背了自己的承諾，這可能是香港街頭出現游行示威理性抗議的原因，你說！
司馬南：這就是戲說了，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那是一個被殖民時代強行掠去的一個孩子，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請你原諒我說到這個話的時候，有些動感情……英國，扮演了強盜的角色，以鴉片向中國輸入，因為遭到抵制，便發動戰爭，強行割去了香港，這是極其無恥的殖民者的丑惡行徑。香港回歸祖國，即使按照當時那個與強盜簽的條約，時間也到了，當然英國是不愿意香港回歸的，但是，英國在今天，已被迫放棄了在世界上占領的絕大多數的殖民地，香港的問題是在世界文明大勢的背景下順理成章解決的。不錯，中英是有一個聯合聲明，那是一個關于香港交接的聲明，而非中國向英國的承諾書。中國在香港回歸的問題上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極大的理性，極大的建設性。英國人把香港回歸中英聯合聲明，理解成中國人要向當年的強盜承諾什么，仿佛強盜站在一個道義的立場上，用胡同話說，這叫不要臉，流氓扮君子還上癮了。
香港在回歸之后，本來是一切正常的，沒有什么可以找茬兒生亂的理由，但是香港有那么十幾萬，或許幾十萬，仇恨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他們制造了種種借口，從占中開始，一直鬧到今天，所謂反送中，一切都是政治借口。我覺得香港的問題如果拖著不解決，很可能拖的時間，要比中美貿易戰的這種事情還要麻煩。香港那十幾萬人的意識形態傾向，類似于宗教偏執，他們不接受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也不接受中央政府通過基本法對香港的管理，在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也不接受。他們不斷制造事端，就是要把香港打造成一個進攻中國大陸的橋頭堡。橋頭堡的概念，你知道嗎？就是一個進攻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軍事陣地，當然，他們首先是要搞亂香港，搞的香港雞犬不寧，把游客搞沒了，把商場搞垮了，把茶餐廳搞得沒有游客了，把航班搞得不正常了，甚至坐航班都擔心氧氣瓶沒有氧氣，擔心航空公司的職員因為政治傾向問題而威脅航空安全……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搞亂香港就是為了通過搞亂香港而搞亂大陸。因此，這與什么50年的承諾之類的說法沒有半毛錢的關系，你的這個說法，在中國的老百姓當中是很難找到同情者支持者的。
記者：反正你說過50年不變，對不對？那既然承諾不變，不變不就完了嗎？如果你真的沒變，香港人不也就沒有借口了嗎？
司馬南：怎么叫不變？一切如英人統治時期那樣，所有的制度不變嗎？香港向中央政府納稅，對嗎？駐港部隊軍費要香港人出，對嗎？中央政府只派過去一個代表或者叫書記，統管所有的一切，香港所有的官員，由這個中共派去的官員任命，根本無需征求香港人的意見，對嗎？取消今天所有的民主權利，重要的崗位全部由大陸人擔任，對嗎？作為港英政府建制里發揮所謂民主功能的機構“行政局”和“立法局”里所提的建議，對港督不構成任何的法律制約，中共也如此照辦，對嗎？占香港人口98%的華人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和參與權，中共今天也照這個辦，對嗎？今天香港那些街頭打砸搶燒的人，真的明白不變意味著什么，真愿意接受這個“一切不變”嗎？
回歸后，“香港人”天天向共產黨要港英統治百年從未給過他們的政治民主，嘴里還要喊著你，承諾50年不變，仔細想想，這是不是有點滑稽呀？
實行“一人一票雙普選”，這是美國人也沒有實現的民主，全國人大2007年提出，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前提條件是，必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由一個能代表香港各界別利益訴求的14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候選人，再交由香港選民普選，這是美國模式啊，選舉人團制度嘛。參選人必須書面明確立場：“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愛國愛港”。宣誓就職的時候，總統也不例外，都要把手放到胸口信誓旦旦宣誓效忠，這叫什么違反承諾呢？這不是認認真真端端正正，向美國的民主學習，向美國的民主看齊嗎？你如果看過基本法，你就會知道，這些在基本法里是寫得明明白白的。
記者：好吧，你說的這些都是你的看法，那么民主的價值是應當肯定的吧？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香港的那些年輕人爭取民主的價值總是應該肯定的吧？不涉及復雜的現象，只說民主的價值，你會同意我的意見嗎？
司馬南：你知道，我今年60多歲了，這個年紀的人，對于讓朋友當面下不來臺，讓來到自己家里的外國朋友不高興，是不那么愿意的，既然反復強調民主的價值，并且要我來回答，且舉兩個例子請你及你的讀者思考：第1個例子，希特勒先生，在德國是以民主的方式，數人頭數票，票決的方式選出來的，對不對？怎么看待希特勒人氣最高得票最多？又怎么看待他后來一系列舉動給德國帶來的災難呢？
第2個例子，俾斯麥鐵血宰相，俾斯麥宰相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并非一票一票數上去的，但是這個鐵血宰相對于德意志民族歷史來說，那是一座歷史豐碑，你同意我的看法嗎？一般的德國民眾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嗎？
對不起，不是要與你展開辯論，只是順便舉了兩個例子，試圖說明一下，民主的價值就抽象意義而言，是應當肯定的，但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任何民主均必須落實到現實的土地上來。離開現實政治，離開具體國情，離開社會發展階段，黑衣蒙面，打砸搶燒，一味以破壞社會秩序為前提宣言所謂民主的價值，與民主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馳，又與反民主反社會有什么區別？民主的本意是共同善，即讓所有的社會成員得益，讓最絕大多數老百姓受益，破壞社會秩序為前提的民主，跟民主有什么關系啊？
英國某些政客喜歡做香港民主的教師爺，他們沒有這個資格，英人統治香港的時候，沒有給香港民眾以任何民主的權利，今天他們來做好人，專門挑撥離間，他們沒有香港言說民主的資格，操著倫敦腔兒強調香港民主的時候，暴露的是英國紳士的偽善與無恥。
記者：那中國，既然像你說的那么大那么復雜，那么有的地方發達，有的地方大城市有的地方還很落后和窮困，那么復雜的事情，中國為什么要獨裁呢？中國為什么要一切問題都由一個人說了算呢，你不認為這樣很危險，這樣會出問題嗎？
司馬南：中國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這個陳述被你接受，這是我的榮幸，中國社會的決策機制，到底是怎么決策的？我建議你去采訪全國政協，全國政協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呢，類比于歐洲國家的上議院，大體是各個行業的大咖專家，他們在一起，組成不同的朋友圈，專題討論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問題，給出具體的政策建議。這些人在社會中都很有身份有很高的學術地位，或者有豐富的某一領域當中的專業經驗，能夠當上政協委員，特別是全國政協委員，那是非常榮幸的事情。
政協是一個議政的機構，并不是一個決策的機構，決策的機構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國各級人大，在中國采訪的時間久了，你慢慢地熟悉中國的這些議政機構決策機構，當然還有“默克爾系統”行政系統，我們叫國務院。還有一個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這是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我多次和外國記者朋友談過，要一句話來理解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這句話就是“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明白了這句話，對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即有了基本的概念式的了解。
中國共產黨你知道有多少人嗎？8000多萬人，德國總人口也就8000多萬吧？
想想看，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這個國家的黨，有8000多萬人呵，你從德國來，容易生出感性體會，理解復雜中國的現實 ，了解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要把小桌子變成大桌子，把小盤子變成大盤子，把整個德國人口想象成一個黨，德國總人口這么大一個數量的黨員群體領導14億人這么一個大國，新鮮感夠強吧？中國的大事作決策，出發點在哪里？有一句話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方向，在中國辦成大事兒，必須要傾聽老百姓的意見，全黨形成統一意志，而后是極其復雜的調查研究過程決策過程。什么事兒都一個人說了算，不知道你對中國的這個認識來自于哪里，用之描繪中國，非常不確切，描繪太平洋對岸的那個國家倒有點靠譜。推特治國先生，半夜高興起來，興之所至，想寫什么寫什么，想裁人就裁人，想加稅就加稅，想往敘利亞發導彈就往敘利亞發導彈，以至于負責安全事務的最高負責人上班來了，別人指著電視說，你沒看電視吧，昨天晚上推特，你已經被辭了……這位官員只好走人。重大決策在中國都是要經過反反復復的協商，嚴肅認真的探討，幾上幾下甚至是經年累月的專家的研討之后給出意見，由中共建議，由全國人大表決，履行法律手續，再由地方政府去實施，且實時反饋意見，不斷調整改進……有些事情還要先經過試點，在一個區域進行實驗，成功了才慢慢推向全國，中間不斷有信息反饋，實驗當中有問題，改錯了的地方，再收回來……中國的決策施政過程很復雜，很理性，很講程序，很講依法行政，一個人拍腦袋決策，這種不真實的描繪，我希望你能夠通過在中國深入的采訪了解更多的事實之后，修正這樣一個漫畫般的結論。
如果你有意愿，我可以幫助你介紹到，政協或者人大去，了解他們是具體怎么運作的。我在國務院機關里當過小公務員，20多歲的時候，年代太久遠了，后來當大學教師，媒體做記者，10多年前在北京東城區，就是胡同所在的這個區，首都中心城區當人大代表，有機會參與關于地方發展的各種調研決策過程，決策過程之復雜，絕非像你描述那樣。今天的采訪過于籠統，都是宏大的問題，每個問題都可以寫成多少本書，只好泛泛議之。希望你有機會多到基層去走走，進社區，進居委會，進一個老年活動中心，在那里發現新鮮有趣的新聞素材，更易于說明問題，更易于讓德國讀者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
你知道，當年有一個美國記者，二十幾歲，叫愛德加·斯諾，他本來在大上海，對中國蔣政權之下官僚腐敗深惡痛絕，很有正義感，但他對共產黨，對紅軍，對陜北那一塊神秘的土地，沒有任何了解。千辛萬苦深入陜北在那個地方采訪了幾個月之后，他獲得了關于陜北這塊土地完整的印象，回到北京，就在明城墻遺址稍南一點的小院子里，離這不遠呵，悶頭寫了三個月，成就了他的成名作《西行漫記》，西方出版的時候，叫《紅星照耀著中國》。艾德加·斯諾作為旁觀者，有的時候介入一點，了解中國革命中國建設的進程，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夠學學斯諾先生，更多地深入地了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比如剛才你提到的決策問題，只要你肯深入，你就會發現獨裁一類的說法是何等荒唐可笑。這次，我們較上一次談的更充分更盡興。有些外國記者喜歡采訪說話合他們口味的人，有一個詞兒你可能不大熟悉一一“公知”，這些人說的話讓外國媒體覺著順溜，于是關于中國社會，他們就多從這些公知的嘴里獲取信息，以為這些公知的評論便代表中國社會。事實上恰恰相反，這一類所謂公知，他們在中國社會當中是極少數人，他們并不代表老百姓的意見。坦率說，什么獨裁政府之類，如果是美國記者，英國記者，法國記者提出這個問題，我不覺得意外，德國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怪怪的。德國人對于政府的認識，比中國人更理性啊，中德兩國在“建設強有力政府”這一點上，是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能夠在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方面取得一致意見形成基本共識的。老輩子德國人傾向于認為，“沒有政府就沒有文明”，“政府是一切人類文明道德的結晶”，這種國家主義傳統，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褪去。到底應該不應該取締國家主義傳統？國家主義傳統給德國究竟帶來了什么？這是一個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課題。
記者：那么好吧，我們報紙最近開辟了一個爭鳴的版面，就是可以把你的文章直接發在報紙上面，這個報紙（比劃）這么大一塊，我們的版面很大，啊對，比《紐約時報》要大啊，這個文章留給你這么大一塊，這大概有多少個字？尺碼呢，大概有三四千漢字吧，你的文章我翻譯出來之后，就發在這個地方，你看可以嗎？
司馬南：很好啊，很好啊，這是好事，在你們的報紙上發文章，我愿意。我們談論的這些話題，要做一些提煉，提煉過后，才能夠發在報紙上，隨便說話和報上寫文章還是有差別的，翻譯的過程也很重要。嗯，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啊，有些外媒記者采訪過你之后，誘導你說了幾千個字，最后他用了幾十個字，這幾十個字與其說是我說的，不如說他使用了我的名字，掐頭去尾重新組織的，這樣的采訪不是真正的采訪。你們報紙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我希望英媒法媒美媒向你們報紙學習，至少這句話你們總編輯很愿意發出來的吧，哈哈。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你對中德關系的前景怎么看？
司馬南：中德關系的前景，樂觀啊，德國在歐洲那么重要，德國人那么聰明，德國工業那么先進，德國技術那么發達，中國人那么喜歡德國車，喜歡德國小玩具。我去過幾次德國，第1次在那買了修腳刀，用到今天，依舊那么鋒利……德國產品是質量、品質、優良、匠心的保證，中國過去距離德國水平差的太遠，德國人是我們的老師。當年蔣委員長請德國軍官來訓練軍隊，德國軍事顧問參與指揮了中原大戰、長城抗戰。蔣委員長著名的“10萬陸軍計劃”就是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而搞出來的。還有紅軍當年第5次反圍剿失敗，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就是你們德國人，當然我們共產黨的隊伍紅軍的顧問也是德國人。德國軍官是很優秀的，遺憾的是，你們德國軍官訓練出來的國民黨軍，既打不過日本人，也打不過共產黨，最后三年的時間啊，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就被土八路，甚至民兵，給趕到臺灣那個小島上去了，這個責任不要你們德國顧問負。德國什么都好，就是市場太小，德國什么都好，就是在歐洲受一些國家擠兌，日子不太好過。在世界，照樣受美國欺負，那個抱病第12次來中國訪問的年紀和我非常近似的大姐，她的手機和電腦被監聽的事情，你還記得嗎？德國人不理解，我想默大姐本人也不理解，為什么德國洗心革面這么多年，德國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追隨美國，該出人的出人了，該交錢的交錢了，該投票的投票了，服從美國領導，幫助美國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還要對德國監聽還這么不放心呢？有個笑話，奧巴馬當時對來自德國方面對監聽的不滿情緒，嘟囔了一句大實話：中情局那么多人，不監聽他們做什么呢？中國把德國視作自己發展的伙伴，甚至在你們的外長接見亂港頭目之后，中國沒有發作，沒有因為這件事情影響中德關系發展，中國是忠厚的，善良的，忍讓的，寬容的民族，始終著眼于世界發展大局。我們把德國政府部長和總理之間的這樣的2過1（足球戰術）不誠實的行為，這樣分裂的舉動，理解成德國政黨政治內在矛盾的現象，理解成中德關系發展中的不和諧的小插曲，理解成一個“一過性”現象。“一過性”的意思，中文就是一陣就過去了，刮風一樣，這一陣風刮過去了，這事就過去了。中國需要向德國學習，德國需要中國的市場，德國和中國在根本利益上沒有沖突，中國和德國都主張這個世界上應當多極化，尊重聯合國及WTO等國際組織的權威，有事商量著說，不要老惦記著動粗。有一個小建議，我說了你不一定發在報紙上，就是德國人當中的一部分人，心胸有點窄的那一部分人，也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過去中國很多東西都不會造，造了一些東西技術含量不高，但是現在和以前不同了，中國什么都能造，剛才我說了聯合國工業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的門類，中國是最齊全的唯一的國家。趕上這一波工業化的浪潮，中國學習的很快，早在2015年的時候，世界銀行有個統計，全球工業產值13萬億美元，前4名是中美日德，工業增加值中國最快，這是世界銀行的說法，不是中國自己吹的。世界銀行還有一個說法，作為中國人，我都不好意思說，按世界銀行標準，2015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超過日美的總和，到了2017年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超過了美日德的總和。咱們就不比較中德了，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美國現在的制造業增加值，連中國的一半都不到……特朗普先生高喊“美國再工業化”概與此有關。剛才我們討論了，中國的增速是放緩了的，放緩的同時在產業結構做調整，在技術上做改進，有些技術正在提高，德國過去絕對領先的中國漸漸的趕上來了。我第1次去德國買的那個修腳刀，后來在北京老牌企業王麻子剪刀店里又買了一把，質量毫不遜色于德國的，價格連德國價格1/3都不到。這個例子太小了，再舉高鐵的例子。中國過去沒高鐵，高鐵世界上最先進的是德國是日本，后來中國引進了德國的日本的技術，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之上，加入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產權，現在中國高鐵技術總體而言，比德國是不是好一點呢？德國人怎么認為我不知道，高鐵現在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張名片。磁懸浮技術又有突破，彌補了高鐵和飛機速度之間的這個空白。那么好了，德國人怎么對待中國人自己能造修腳刀，能搞出更好的高鐵來，怎么對待中國人追趕上來甚至出現局部趕超的勢頭？這個問題要德國人認真想一想，再做出決策回答。好比是足球，一記長傳，到了蓋德穆勒，邁爾，貝肯鮑爾，魯梅尼格……的腳下，對了，你看足球嗎？這些都是你們德國足球，乃至世界足球史上偉大的球員呵。中德關系走的遠不遠，發展的好不好，關系密切不密切，是比翼齊飛，還是心生嫌隙，相互猜忌，彼此保守，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德國足球名將腳下的球怎么擺布，怎么拿捏，朝哪個方向使勁兒。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德國先進的東西中國可以隨便拿來用，然后超過德國？
司馬南：這叫什么話？怎么能隨便拿來用呢？難道可不尊重知識產權了嗎？難道不依照WTO規則了嗎？難道不是雙方自愿協商讓渡的結果嗎？中國好的東西，德國可以拿去。德國好的東西，中國也可以拿來，這不是互通有無嗎？至于技術的先進性，我這邊比你先進，你那邊比我先進，在市場上，一切讓渡均以自愿為前提。最近華為的老總任正非有個說法：華為可以向美國企業轉讓5G所有的技術和工藝秘密，幫助美國建立起5G的產業來，這樣中、美、歐形成一個三角平衡體系。美國可以帶著誠意來討論，雙方做出一個合理的處理方案，我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對任正非這個說法，不知道德國企業界會有什么樣的反應，現在尚不知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是否愿意就此作出回應。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著眼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高瞻遠矚的有胸懷的決定。
任正非的辦法如果能夠被采納，人類命運共同體得以共享先進技術，希望貴國的一些人在這個事情上也能夠心胸開闊一些，不要因為心胸狹窄而錯失中國發展的機會。任正非還提了一個概念叫“數字柏林墻”，貴國對于柏林墻的印象遠深刻于世界其他各國，柏林墻拆了，德國統一了，今天因為莫名其妙的么于安全方面的焦慮，再建一座數字柏林墻有什么必要呢？特朗普這位老兄啊，年紀比我大的多，老年人比較固執，他大概不容易改變自己的認識。德中關系好啊，在德國和中國之間，我們堅決防止出現“數字柏林墻”是可以率先做到的，你覺得呢？好比學校一個班里，德國人是學習委員是課代表，學習最好，作業最干凈，那曾經比較后進的一個大個子叫中國，吭哧吭哧地慢慢趕上來了，作業也寫得越來越好了，解題能力越來越強了，啊，答卷的分數也越來越高了。德國在這個時候要把心態放好，德國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中國則努力追趕先進，這是一種正常的狀態，如此，對中國好，對德國好，對世界也好。有人希望踹一腳，像足球場上倒地鏟球一樣，把那個追趕自己的人踹倒，甚至把他踹傷，美國政客正在這樣干。這樣的做法，可能解氣，可能短時期有效，但不能長久啊，如果有人持黃牌，可能會給出警告，被絆倒被踹倒的追趕者也會吃一塹長一智，會不斷提高自己的足球技能。總而言之，中德兩國的發展都要站在歷史的潮頭看的更遠一些，希望德國的政治家胸懷和境界要比美國今天當家的這幾個人啊更寬廣大一些。如果德國像從前那樣，不斷推出一些世界各國不得不買的東西，毫無疑問，中國將長時間學習德國的優點，德國將長時間是中國現代化學習的榜樣。
記者：關于中德關系除了這些，還有別的看法嗎？
司馬南：好了，今天就談這么多，沒有深思熟慮，你問我什么我就說什么，謝謝你采訪我，報紙出來之后，請回饋讀者的批評。
中國人對德國的印象很好，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導師是馬克思啊，他是德國人啊，8000萬中國共產黨人都是這個德國人的學生，你一定要把這句話寫在報紙上。
德國有實力，德國人在軍事上有天賦，在工業發展方面有天賦，德國很先進又很低調，不張揚，不招搖，中國人希望德國好，同時希望英國好希望法國好。當然，我們也會注意到德國和英國之間的那些微妙的矛盾，英國之所以脫歐，一則可以理解為得英國自己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另則有評論家認為，是德國把英國人擠出了歐陸。英國人在德國人主導的歐洲這盤棋里邊，越來越不舒服，躺在床上睡覺，渾身騷癢，只好起身走開。今天英國在與中國關系的問題上也有矛盾，例如我剛剛說過的英國政客在香港問題上總是記錯時間，忘記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沉浸在殖民地老主子的夢里不肯醒來，這是極其不合時宜的蹬鼻子上臉。但總的來說，英國在中英關系中，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勢，英國紳士有時候說話要比德國的話更肉麻一些，對中國的熱情度更高一些。說句悄悄話，如果德國和中國的距離拉開，英國人大概會忍不住報以紳士的微笑，如果德國外長接見香港暴徒代表一類事情經常搞，客觀上離間了中德關系，我想有人會格外的開心和高興的……有人當然不愿意看到德國的發展啊。當年舒曼計劃實行的結果，是對德國實行歐洲化。二戰之后，被打臉，被羞辱，被肢解，承受了多大的磨難，自己心知肚明啊，現在德意志民族終于長出了一口氣，只是明面上不大好意思說而已，我說的對不對啊？而今，歐洲正在德國化，這是事實。中國愿意看到德國在歐洲所取得的這些成績，并且對于歐洲德國化的這種勢頭，不持任何異義，這是中德政治關系的重要的基礎。希望德國政治家能夠始終注意到這一點，不因為德國內部的政黨的分歧和選舉政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影響中德關系發展之大局。（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2019年9月25日改定于北京東城區南鑼鼓巷8號；昆侖策網【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