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憲法規定了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憲法實施要求公有制主體地位應該體現在農業、軍工、能源、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礦產、海洋等)、電信、交通、運輸、建筑、傳統制造業、高新產業、批發、大型零售、財政、金融、貿易、教育、醫療、研發、文化等領域。在這些領域,凡是能用公有制企業來承擔的,都應該用公有制企業來承擔。對于公有制企業一時難以直接介入的,應該由國有資本或集體資本以占股等形式來介入。【1】早在2010年,至少按照某些合理指標(如國企數量相對民企數量比例;產出比例、勞動力比例等),在許多領域和在整體上看,我國改革已經把我國憲法確定的公有制主體地位改沒了。【2】這不僅使得我黨黨員繼續奮斗的深厚基礎(很顯然,中國共產黨奮斗的目標不是少數人發財致富,而是共同富裕、共享發展)遭受巨大侵蝕,特別是,它本身就是十九大所確立的不平衡矛盾的應有之義。很顯然,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不是讓少人數、少數家族暴富,而是讓社會共有財富實現增長,而所有人在社會共有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得到各種保障,并實現人生價值。不解決公私之間的比例的不平衡問題,我國即使在短期內取得一些經濟發展成就,即使不會如蘇聯解體一樣毀于一旦,也難保太平。對此,《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五》已經從宏觀的國家治理的角度加以論述。
沒有公有制主體地位就沒有有效的國家治理。從微觀經濟上靜態地看,比如,一個人如果擁有3000萬元存款,銀行利率為3%,那么,他每年憑借銀行存款利息就可以得到90萬元的凈收入。有多少勞動者一年會有90萬元的凈收入呢?那么,他這3000萬元怎么來的呢?一般不是勞動所得。這種所得一般要么來自于投機,要么來自于政府的拆遷補償,要么來自于“國退民進”,要么來自于私人利潤分紅。從微觀經濟上動態地看,如果一個人有了3000萬元現金,他就可以用錢生錢,他的收入怎么可能僅僅3000萬元呢?有報導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之一。按照馬克思理論,可以說,少數人已經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已經使得資本的再生產在中國早已不是孤例了。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嗎?按照某些指標(比如最富有者財富、收入與一般老百姓財富、收入比例),中國早就出現兩極分化了。按照列寧的階級定義,中國早就出現一個資產階級了。因為中國早就有一群人主要依靠拿工資的常人難以企及的利潤取得收入。這些人就是列寧所定義的資產階級,只不過沒有掌握政權而已。如果連這個都不承認,那么,中國還談什么馬克思主義指導呢?而如果承認這個,就意味著新時代的改革必須堅持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
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就意味著要剝奪一些人對巨額資源、資產的占有,從而剝奪他們繼續憑借對資源、資產的占有獲得更多財富的機會。一個擁有百億資產的人,即使年收益只有10%,每年的財富增值也可以達到10億。當少數人憑借地產、房產等取得了巨額資產后,必然會對其他人的生活造成侵害。如果不侵犯其他人的生活,他們的財富就無法實現增值。比如,就這個擁有百億資產的人而言,如果他向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資,從而使得工人的生活能夠得到改善,達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或者略高一點,那么,這個擁有百億資產的人的年收入就不會達到10億。香港當前發生的混亂不僅與外國干涉有關,也與香港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有關。香港實現根本的穩定有賴于重構香港的財產分配秩序。
從哲學的角度看,要剝奪一些人對巨額資源、資產的占有,關鍵是領導帶頭。《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四》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者,如毛、周、朱等,戰爭時節,他們‘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和平時期,他們只爭朝夕,建立公有資產無數,更護以強大上層建筑。終其一生,兩袖清風,夙夜為公,為的是中華之崛起,民族之屹立。”建國者之所以這樣,不僅僅是因為高風亮節,而且是因為他們擁有世間少有的政治哲學。因為他們深知,他們既然兩袖清風,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上行下效,于是,一個政治清明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能夠建立起來了。反過來,假如毛澤東主席個人要建立家族企業,要擁有巨額的家族財產,那么,周總理、朱總司令也可以同樣要求,而其它將帥和大小官員也就可以照此辦理了,而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了。這樣,不就是推翻一個四大家族的統治,又建立起一個若干家族的統治了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者所不取和所不齒的。
再從歷史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造反精神的民族。有史學家指出,春秋戰國時期諸侯腦袋如白菜,經常被割下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一個財富的所有者覬覦另一個財富所有者的財富。而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不也經常是因為土地兼并、財富集中、民不聊生嗎?所以,從歷史看,只有一個平均分配的社會才更為穩定。從現代世界史看,沒有多少家族能夠保持數百年的財富。而且,許多聰明的富豪在過世的時候,把資產都捐出去了。過去許多聲名顯赫的家族都銷聲匿跡了。四大家族今又何在呢?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所寫“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描述的是政治人物的命運,用于描述財富的聚集、消散不也是非常合適嗎?
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意味著還保留一定的私有經濟成分,也就是一定的私資、外資、個體三種成分。一般而言,個體經濟力量有限,對我國的經濟安全不產生重要影響,它的存在又能活躍市場。因此,本文不加論述。
今后一段時期,中國保留一定的私資的合理性主要有如下三點。第一,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是不能指望在很短時期內就把它們的比例做較大縮小的。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那種企圖在短期內極大縮小它們的政策企圖是“左”的表現。因為它會造成大規模失業,導致宏觀經濟的不穩定,甚至導致社會巨大動蕩。這種動蕩有可能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和加強。
第二,我國還處于國際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在這個雖然已經波浪滔天的汪洋大海(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大混亂時代)之中,我國保持一定的其它所有制企業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是有益的。比如,我國的私有企業在國外發展時,所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國有企業所受到的限制少。
第三,我國也有一些民營企業,做出了可貴的努力,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在它們處于蒸蒸日上之際進行較大的所有制變動會影響企業的發展。而且,它們本身也吸收了公有制企業的一些特性。保留它們會給中國探索更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所有制結構多留下一個孔道。
但是,必須指出,中國需要一定的私資成分,決不能是《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所主張的那樣“縮減國有企業部門”,將國企比例進一步降低,【3】不管是根據什么名詞、道理。按照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這種可能來自西方教師爺的主張就是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的滅國毒計。【4】
今后一段時期,中國保留一定的外資的合理性部分與保留私資的合理性是一致的。比如,在短期內,也很難大幅度降低外資比例。在世界各國經濟聯系如此緊密的時代,很難徹底消除外資。而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外資在中國的作用將會得到極大的限制。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的判斷是,外資的負面作用還很大,外資的數量還過多。怎樣降低外資比例考驗中國政治家的智慧。當然,外資比例的降低并不排斥引進新的外資。但這種新的引進一定要建立在充分合理的基礎上。這樣,中國就可以優化外資的結構。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無處不在。其實,激烈斗爭的矛盾也是經常存在的。戰爭是最激烈的斗爭形式,但軍事是經濟的表現,戰爭發生是因為經濟上的矛盾無法在經濟范圍內得到解決。在毛澤東主席一代人的基礎上,我國已經解決了外國借助軍事手段攫取我國經濟利益的矛盾問題。但當解決了這個矛盾后,新的矛盾又產生了。當外國無法依靠堅船利劍攫取中國利益的時候,他們就打起了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技術戰、司法戰、社會戰、輿論戰、理論戰等和平演變的主意。毛澤東主席說,民族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階級問題。不同民族的問題因此實際上也就是經濟問題。如何在中外的經濟戰、金融戰、貿易戰、技術戰、司法戰、社會戰、輿論戰中取得勝利,是擺在我國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理解了國際關系的激烈性就容易看出國內私與公的斗爭的激烈性。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讓中國私與公的激烈斗爭大大降低了,但并沒有讓它徹底消失,而是還以不那么激烈的方式存在。不然中國就不會進行三反五反的斗爭了;不然,也就不會有文化革命了;不然也就不會有這么大量的私企了。
在企業界、政府界工作較久的人們不難發現私人企業究竟是怎樣在公有企業的汪洋大海的環境中興起的。綜合多位企業界人士的說法,可以想象,1980年代的時候,中國許多國有企業擁有許多國家通過各種辦法花費大量外匯進口的西方先進的機器設備。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些設備有的就閑置了,有的被人們拆掉賣給廢金屬收購者了,有的以廢金屬的價格落入到私人企業手中成為他們的生產資料了。而當私人企業獲得一些生產資料初步站穩腳跟,需要市場以實現進一步發展時,許多市場也是從公有制企業那里奪取的。田間《假如我們不去打仗》的詩這樣寫到:
“假如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哪,這就是奴隸! ”
那些已經暴富起來的攫取了巨額資產、掌控了巨額資本的人對那些已經消失的國有資產、已經下崗的工人會怎么說呢?對未來因各種改革建議(如搞混合制,搞放開控股)也將消失的國有資產、對于將來在雇傭勞動中越陷越深的工人階級又會怎么說呢?這是否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呢?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如果我們真正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我們就不能不把它理解為激烈的階級斗爭。實際上,列寧和毛澤東主席早就給發展下過科學定義。列寧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指出:“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對于發展,筆者也曾給出一個帶有哲學意味的定義:“發展是科學目的的達到”(王今朝,2019)。所謂目的,總是有一個主體問題,即誰的目的。中國的發展的目的決不是少數人暴富,因而也決不能僅用少數暴富者來做判斷。所謂科學目的,就是即使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角度來看,也有一個目的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問題。比如,在現代化工業基礎設施沒有很好建立的時候,是不宜把大量資源轉移到消費品領域,不能用是否吃飽穿暖來判斷發展戰略的好壞的(王今朝,2018)。理解了這些發展的定義,就可以明白,私與公的斗爭貫穿可預見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始終。在可預見的將來,發展的結果,不是統一到社會主義,就是統一到資本主義。我們國家應該盡力避免后一種命運,那是一條死路。
不同所有制“各得其所”是建國初期全國政協《共同綱領》就提出的,在今天,它依然是處理各種所有制的正確方針和原則。它是同那種片面強調市場競爭有根本區別的,能夠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之長,避免市場競爭的盲目性和爾虞我詐、魚死網破的惡性競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
為了在新時代貫徹“各得其所”的方針,首先,國家必須用國企來控制絕大部分戰略性、影響國計民生的行業,以發展其主體地位和領導國民經濟的作用。國企是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不是單純追求資本利益的。不能按照西方企業制度來把國企私有化,也不可能按照西方企業制度把利潤最大化或股東利益最大化作為主要指標來衡量企業績效。其次,對于某些新興的戰略行業,國企也應該進入。比如,在通訊領域,我們既有作為民營企業的華為,也有作為國有企業的中興。我國國企或集體制企業應該全面控制大宗商品的批發(甚至零售)、大規模電商平臺、信息門戶網站等領域。
對于廣大的民營企業,應該引導它們滿足于不錯的利潤,但前提是其經營活動合法,不危害公眾利益,要顧及環境、資源成本。
針對美國試圖讓中國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下降的企圖,更主要地是為了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我們的目標似乎可以這樣考慮:如全社會經營性總資本(或國內生產總值,或商品銷售和勞務服務的總量),應按照黨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通過發展和改革,使公有制經濟在建黨一百年時在一些關鍵的比例上應超過50%,在建國一百年時應在所有主要比例上達到80%,甚至是90%。如果沒有和不實現類似這樣的規劃,我國的社會主義就難以得到有效的鞏固和發展。【5】
參考文獻:
1. 王今朝:《中國人視野中的經濟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2. 王今朝:《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占優設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注 釋:
【1】一些人提出這樣一種論點,既然國家還掌握著土地、森林、海洋等大量自然資源,再加上對生產設施的占有,中國就依然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這種論點是在玩弄概念。以公有制為主體要求在能夠使用公有制的地方使用公有制企業來進行生產、流通和銷售。在有的情況下,對于是否能用公有制人們可能有爭論,但中國有大量領域完全可以是使用公有制的。比如,應該用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的辦法來控制批發。公有制企業不可能搞不好批發。
【2】“從1998年到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人民幣以上)中,國有企業數量所占的比例從39.2%降至4.5%;在全部工業資產中,國企所占份額從68.8%降至42.4%;國企提供的就業占總就業的比例從60.5%降至19.4%。1997年,國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57%,而到2010年已經降至15%。現在,非公部門不僅是中國創造最多經濟產出(約占GDP的70%)和就業的部門,是強有力的增長引擎,而且也是創新最為活躍的經濟部門。根據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報告(2009),中國65%的專利和75%的技術創新都來自非公經濟。”見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114頁。
【3】據有關報導,該報告預測(實際上是主張)“到2030年,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可能將從目前(2012年前后)的27%下降到2030年10%左右”。如見http://news.hexun.com/2012-02-28/138740110.html以及https://bbs.pinggu.org/thread-1366129-1-1.html等。這種表述在該報告的正式出版物中不見了。但其意圖、“精神”和目標是否也不見了、變化了呢?
【4】馬克思主義把所有制視為決定經濟基礎的核心變量。該報告的正式出版物也遵循馬克思的這個觀點,卻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把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的觀點。
【5】這里,我們不可能給出具體的準確的數字規劃。但從理論上說,在一定范圍內,公有制的比例越高,中國就越容易被人們承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王今朝 衛馬東:中國國企應該依然是全民所有制企業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六,昆侖策網:
http://www.jqdstudio.net/klzt/guoqigaige/2019-09-06/136398.html
王今朝 衛馬東:中國“民營經濟”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八,昆侖策網:
http://www.jqdstudio.net/llyj/fl1/2019-09-11/136523.html
(作者分別系武漢大學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老教授協會財經管理分委會研究員、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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