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點擊： 作者：何干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9-06-27 10:45:54
【摘 要】科學地研究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高質量發展，必須用唯物史觀為指導，高度重視它們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現時代的先進生產方式體系，包含與先進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消除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在要求，不但要遵循社會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還必須遵循社會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反作用的要求，鞏固和發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促進社會生產關系高質量發展。在現實經濟中，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比重顯著降低、非公有制經濟顯著上升，為此，建議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點，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從整體上振興國有經濟，引導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第二個飛躍”。
一、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黨的十九大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1]，這是我國當前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迫切要求，也是經濟發展的偉大戰略目標。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屬于全社會現代化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有觀點認為，“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劇烈變革，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領域，是一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遷的、世界性的歷史過程。西方的現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主要關注的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用西方的標準塑造世界。在中國，現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對象既包括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也包括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以服務于中國的現實需要。”① 應當說，這對國內外現代化研究的實際狀況，做了比較客觀的簡要綜述；但是也有不足，主要是，把現代化闡釋為“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遷”，這缺乏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離開了與此緊密聯系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尤其是其中包括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的質的變化，來解讀現代化過程。
如果從包括一定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角度看，那么中國的現代化理論研究和實踐，從上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了。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多次談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195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計劃“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2]，這實際上已經研究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及其實踐戰略。1964年，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即“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3]。1975年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上述宏偉目標，并提出“兩步設想”藍圖，“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4]事實說明，我國現代化研究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就開始了，并非“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在經濟現代化內容上也不是只從社會生產力角度講工業化，而是把實現工業化與創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緊密聯系在一起，貫徹的是唯物史觀指導思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現代化建設已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議題，并有了更豐富的含義。理論界也掀起現代化研究的新熱潮。
應當認識到，在改革開放已有40周年實踐的當今，黨中央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經濟現代化提出的新要求。因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都有了更新更深的內涵。面對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很有必要研究發掘這種新內涵，形成科學的認識。
黨的十九大以來，學術界對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已取得不少理論研究成果。關于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含義，有學者提出，它主要包括“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等七部分[5]。有學者則認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具有現代性的經濟系統，從增長動力看，它以創新作為驅動力；從要素結構看，它具有高端要素集聚和現代產業主導的特征，而且各生產要素以及各產業、區域、城鄉子系統呈現結構協調性；從運行機制看，它具有成熟的市場化體制機制，政府宏觀調控科學有度；從系統環境看，它具有動態開放特征，對國際環境有很好的適應性；從發展目標看，它追求高質量經濟發展目標，保證國家經濟具有競爭力和可持續性、包容性的發展[6]。關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學者提出，它不僅體現在所提供的產品的質量高，還體現在生產的效益好、效率高、消耗低、污染少；要通過轉變發展方式，包括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產業創新，提高投入產出率、能源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促進增長動力向創新驅動轉換。為高質量發展打下一個效率和競爭力的穩固基礎[7]。
這些研究成果，見仁見智，從不同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然而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來評價，卻存在“異中之同”②，即主要重視社會生產力和流通關系的建設，對社會生產關系的建設卻有所忽略，尤其是忽略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個重要的經濟基礎的研究。這種缺陷，或許來自西方現代化研究的影響。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貫徹唯心史觀，歷來“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8]98-99，以此為既定的前提，在經濟現代化研究中就難免撇開生產方式及其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歷史特征。
筆者認為，科學地研究當代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高質量發展，必須用唯物史觀為指導，高度重視它們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擬就此展開探討。
二、用唯物史觀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
1.經濟體系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體
用唯物史觀來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首先要弄清經濟和經濟體系的本質含義。馬克思指出，“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9]132，而社會生產過程總是以一定的生產方式進行的。《資本論》揭示出，生產方式有兩層基本含義。一層是指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為生產勞動提供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8]366。手工工具、機器、人工智能設備等生產資料就屬于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生產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而不同歷史階段的勞動力的所有權關系、社會分工關系、勞動及其產品的交換關系，則屬于不同歷史階段生產勞動的社會條件。生產方式的另一層含義，是指形成生產勞動的兩個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他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9]44。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技術條件上已不是過去時代的手工工具，而是機器體系；社會條件已不是那種“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的自然經濟封閉環境，而是以商品流通形式為中介的社會分工和勞動力商品自由買賣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上，已不是奴隸制那種奴隸主占有奴隸人身，并把他們當作會說話的工具與物質工具結合使用，也不是封建制由地主強迫對自己土地有依附關系的農民，以繳納地租為條件與土地結合，從事生產；而是以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由雇傭工人自由出賣勞動力使用權這樣一種社會關系作為生產過程的前提條件，在生產過程中由資本家指揮、監督集體工人分工協作，強制雇傭工人從屬于機器體系，以此來實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并由資本家決定產品的分配和流通，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可見，經濟作為以一定生產方式進行的生產過程，不能只從技術條件或勞動者使用生產資料角度去理解，或者說，不能僅從生產力方面去理解。它必然是歷史的范疇，包含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生產關系。而全社會的經濟體系則是由所有生產單位的生產過程相互聯系而構成的社會總生產過程。既然它是所有經濟過程的總和，也就必然包含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生產關系，必然具有歷史的規定性。因此，現代化經濟體系，不只包括生產總過程中勞動者使用何種生產資料、采取何種技術方式，形成何種勞動分工機制這些屬于社會生產力層面的內容；而必然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使用權關系、勞動力所有權和使用權關系、生產的控制權與被控制權的關系、生產成果的分配關系等屬于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即生產關系層面的內容。如果撇開生產關系層面來理解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就只剩下社會生產力一個方面，也就不具有現實性。由此可見，我們應當把現代化經濟體系理解為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系的統一體。
2.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時代的先進生產方式體系
用唯物史觀來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必要科學理解“現代”這個詞的含義。“現代”固然有時空含義，但是其內涵卻比時空含義更深。因為在現時代，世界各地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并不相同，從落后到先進，有許多層級。非洲的少數地方甚至還存在原始公社部落，以手工方式從事自然經濟的漁獵生產勞動。可見，現代不僅指現今的時空，而且也是與當今先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而“先進”也具有歷史規定性。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曾把“現代化”與“工業化”、“西方化”捆綁在一起，因為那時資本主義國家先進，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機器工業生產就開始在國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但是，這樣的經濟現代化概念，今天從技術條件角度來看，也已經過時。當今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在技術條件上，已是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先進標準了，工業化也是指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了，并且包括農業的新型機械化、信息化了。
由此可見，現代化經濟體系應當理解為全社會以現代先進生產方式進行的生產過程的綜合經濟體系。作為現代先進生產方式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應當包含與先進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揭示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能適應機器大工業的社會化生產要求，他們之間才在的對抗性固有矛盾，必然產生出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現代生產方式的先進技術條件，已經超越那時的機器體系，就更需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真正適應了。所謂適應，也就是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
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并在憲法第七條莊嚴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10]。盡管現階段的全民所有制還處在與私有制經濟并存的不完善的階段，處在向消滅了私有制的自由人聯合體含義上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時期，但是它已經具有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性質，在國家代表勞動人民利益對國有經濟進行統一科學管理的條件下，這種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是最能適應生產過程使用現代高新技術，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發展趨勢的，因而是真正能夠適應社會化生產的先進生產關系。
有人認為，當今的網絡經濟可以為無數個人創造就業機會，單個人只要利用電子信息網絡某種模塊的一端，就能夠有選擇地可參與復雜的社會分工，因而在現代網絡技術的條件下，私有制的個人操作，也可以適應社會化生產。但是，實際上，沒有國家代表社會需要，投入巨額資金進行科技創新和建設電子信息基礎設施，是很難生產出能覆蓋全社會的信息網絡，供個人使用的。而且，依賴現成信息網絡的個體生產，不能避免社會生產的自發性，不能促進信息化生產提高到更高的科技水平。而在形成全民所有制生產關系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全社會生產指揮中心，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顯然比私人投資更有利于及時地發展最先進的高新科技，適應生產社會化的發展。以華為科技有限公司為例，該公司總裁任正非面對近年碰到的困難說，華為現在的水平尚未真正進入基礎理論研究，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11]。他表達出發展高新技術靠單個企業自身單打獨斗的苦惱。這也說明，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的社會化生產是需要具有廣泛社會協作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來促進的。
3.必須消除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
資本主義經濟對于自然經濟和封建制經濟是先進的，但是不能把這種先進歸功于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本身。馬克思分析了簡單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必然性，但是并沒有說過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一種剝削關系本身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他揭示出，資本主義私有制以追求無限增長的剩余價值這種“抽象財富”為目的，是有史以來對剩余勞動最貪欲、剝削程度最高的私有剝削制度，并具有以表面平等掩蓋實際不平等的虛偽性、欺騙性，這種剝削制度是摧殘“國家的生命力”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8]178-179、272-277、871
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對于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他指出，“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里，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12]。這種社會分工制度的產生，主要是資產階級革命使勞動力所有權從封建制中解放了出來，而勞動力成為商品，促進了消費品商品生產的普遍化，進而促進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的普遍化，從而促進了全社會商品生產的普遍化，這使社會生產逐步建立在以商品流通為中介的社會分工制度基礎上。而社會分工的擴展，必然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過，以商品流通為中介的社會分工制度也是有缺陷的。它相對于封閉、不能展開社會分工聯系的自然經濟，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有很多的優點；但是，馬克思也深刻揭示出，簡單商品流通本身已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8]134-135；資本主義經濟形成的發達商品流通，更使危機成為現實性。因為私人商品生產必定具有自發性，勢必造成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社會收入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勢必造成生產過剩，由此社會再生產必然發生周期性的比例失調，并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事實上，從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1825年開始爆發經濟危機近200年以來，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已從單個國家內部發生，擴展到區域性的、乃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這對固有矛盾的必然現象。這種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人類生產力和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因而絕不是優點。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使城市的人糞尿不能返回農村耕地，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8]579。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農業經營方式，掠奪式地使用土地，還導致了土地肥力的降低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所有這些由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弊病，決定了我們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決不能以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參照。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社會生產力方面是處在世界先進水平的。但是這包含幾百年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累，包含著歷代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勞動人民提供的剩余價值。應當說，當今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加不能適應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了。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證明了這個判斷。毫無疑問，我們應當學習和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高新技術和某些先進管理經驗，但是決不能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也是先進的。恩格斯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生周期性危機的痼疾時，曾深刻地指出：“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的矛盾，又只有消滅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于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因此，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樣它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必需。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眾把糞便用于促進植物的生長，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13]646-647這告訴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病的根本出路。
恩格斯的論述絕沒有過時。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只有堅持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和完善全民所有制為核心為支柱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消除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因此，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不僅應最大程度地吸收人類社會生產力在現代條件下已經創造出的先進物質技術成果，而且應當明確，它應當是趨向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光輝前景——共產主義制度的經濟現代化。
三、高質量發展要求以公有制為基礎
1.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在要求
用唯物史觀指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要求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以社會總生產過程的動態存在的，它必然是社會再生產過程。因為“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8]653。而社會經濟體系的發展，實質上就是社會經濟體系的不斷再生產。可見，對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從再生產的角度來理解。而高質量的發展，則涉及到現代化經濟體系在社會再生產中，如何實現不斷優化、向上前進，實現良性循環。如果按照本文以上所述，只有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現代經濟體系的弊病，那么，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就必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體系的內在要求。
如同社會再生產包括社會生產力的再生產和社會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高質量的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生產力的高質量再生產和社會生產關系的高質量再生產兩方面。根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中，社會生產力相對于社會生產關系起決定作用，所以，必須抓好社會生產力方面的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指出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1]。這對社會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要求，我們有必要從社會生產力高質量發展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決定性作用的角度來理解。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社會生產關系的高質量再生產即高質量發展。因為同樣根據唯物史觀，社會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反作用。從推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人們更自覺地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角度來看，促進社會生產關系通過管理體制改革，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不斷改進和完善，這乃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方面。黨的十九大提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等一系列要求[1]，筆者認為，這都屬于對社會生產關系高質量發展提出的要求。
簡而言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在要求，而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不但要遵循社會生產力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還必須遵循社會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反作用的要求，鞏固和發展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促進社會生產關系高質量發展。這可以從下述方面來認識。
2.促進人的高質量發展必須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前提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8]683。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只要明確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發展方向，就必然會把促進“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而每個人的發展達到這樣要求，也就是高質量的人。因此，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促進人的高質量發展。這就必須相應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不斷鞏固和完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生產關系。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是促進每個人高質量發展的必要前提。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不具備這樣的前提。資本主義經濟以機器生產為物質技術基礎。機器使接觸勞動對象的工具不再直接用手工操作，而是把工具安裝在一個機構上，機器的這種特征，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具有了物質條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8]560，也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細分化和深化，這就為消滅手工生產方式條件下那種生產者只能從事某種局部勞動的舊式分工，從而畸形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條件。可見，“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并不是一種主觀的美好愿望，而是大工業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的客觀要求。但是，“大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卻使雇傭工人無法享受現代工業進步對人的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 “把工人轉化成局部機器的有自我意識的附件”[8]557，這就必然會再生產出手工勞動那種舊式分工，使雇傭工人不得不片面、畸形的發展。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盡管在工人階級長期反抗的壓力下，實施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改良主義，但是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基礎，沒有改變經濟發展以追求利潤的無限增長為目的，這就不可能促進人的高質量發展。只有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才有可能做到。
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是適應社會化大工業生產本性的要求而產生的，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少數私人所有者的私利，這為發展經濟，促進人自身的逐步向高質量目標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當然，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需要國家管理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實現。這就要求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經濟全面發展中，確立人的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意識；把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改革管理體制與調動廣大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創造性、主動性、積極性和協作精神，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和多方面知識教育等結合起來。
3.公有制具有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優越性
萬丈高樓平地起。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基在于建設高質量發展的企業經濟。這包含許多方面的要求，諸如：企業產品的使用價值做到物美、適用和耐用，在同種產品中處于國際先進；單位產品所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低，也就是做到物美價廉，生產效率高。這又要求企業面向有購買力的市場需求，善于捕捉機遇，科學決策，高度重視科技創新，重視原材料、能源使用的節約、降低廢品率和非生產性雜費，重視合理組織分工協作，重視內含的擴大再生產等。但是，所有這些高質量的生產，都需要通過企業的集體生產勞動來實現，這就離不開在生產中建立有助于適應上述要求的人與人的生產關系。
理論與實踐都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企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高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優越性。公有制生產關系決定了企業中管理者和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平等地位，每個勞動者都是企業的主人，這就有條件做到依靠工人階級實行民主管理，形成列寧所說的“自由的自覺的紀律”，這比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監督勞動和強制性“炒魷魚”紀律或“饑餓紀律”，有利于調動工人在生產中的責任心、能動性和積極性，挖掘蘊藏在勞動者中的智慧潛力。新中國建立以來，企業普通勞動者中不斷涌現諸如孟泰、王進喜、郝建秀、李瑞環等各類勞動模范，證明了這一點。盡管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民主管理”，如在德國就有所謂勞資合作共決模式。在一些公司監事會中，工人代表法定人數已經可以占二分之一，但是，這并沒有改變資本所有者對雇傭勞動者的統治權和強制權，因為監事會主席是由資方指定的，在工人一方與資方僵持不下之時，主席可以投決定性的一票[14]。從分配關系看，企業貫徹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的按勞分配原則，與資本主義按按勞動力價格分配相比，不被私人剝削剩余價值，這是實質上的公平激勵，更有利于勞動者關心自己的工作質量和效率，爭取獲得較多物質利益。在我國的公有制企業體制改革中，不少企業實行“職工與企業崗位雙向選擇”、“優化勞動組合”和“量化”按勞分配，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現實表明，國有企業工人收入普遍高于私營企業，而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和上交給國家的稅收則高于私企。從企業總體工人的生產組織看，社會主義企業要求管理者、科技人員和勞動者的相互結合，取長補短，協作分工，這比那種單純依靠“管理精英”、而把工人群眾看成簡單勞動者，更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眾所周知，我國國有企業鞍山鋼鐵廠曾總結出“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結合），是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有人認為公有制搞“大鍋飯”，是養懶漢的，無效率的。這在理論上不值一駁。而從實際來看，這也是以偏概全。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少數懶漢是存在的，但是不勞而獲、偷懶恰恰往往是私有制觀念的產物，這種社會累贅絕不是公有制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但有懶漢，還存在食利者階層。要糾正把公有制生產關系在具體管理體制實踐中存在的某些“平均主義”弊病，歸罪于公有制本身；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絕不是要改掉公有制基礎。發展高質量的公有制企業經濟，應當把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作為重要內容。
4.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以公有制為基礎
從宏觀看，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宏觀上意味著社會擴大再生產必須實現良性的循環運動和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促進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富裕。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運行和發展中，必然發生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正是宏觀經濟運動低質量的顯著表現。而宏觀經濟運動質量高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這個經濟基礎根本不同。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實現宏觀經濟高質量運行，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實施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宏觀經濟計劃調控，并發揮好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在今后較長的歷史時期，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還必須充分利用商品流通為中介的市場分工制度，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發達的商品流通關系是包含在國民經濟體系之中的。這種商品流通一般關系本身，由其內在的矛盾所決定，也不可避免包含危機的可能性[8]135。同時，正如恩格斯當年在批判杜林的“幻想社會”性質的“經濟公社”時，作過專門論證的，商品貨幣關系還難免有消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負作用[13]651-657、663-664。這就需要在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創造性地處理好市場分工制度和公有制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既要利用好市場分工制度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積極作用，又要控制其固有的自發性，避免發生經濟危機，并防止商品貨幣關系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
從實踐方法的角度看，十分重要的是建設好宏觀經濟調控中心，并弄清宏觀經濟結構的內在聯系，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實施宏觀調控。從學術上看，目前主流觀點認為，市場對資源配置是起決定作用的，徹底放開市場調節，就能夠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這是值得商酌的。唯物史觀認為，在社會總生產過程中，包含所有制關系的生產是起點，它決定分配、流通和消費。所謂市場對社會經濟的資源配置，實質含義是流通關系對社會生產的反作用，盡管這種反作用是值得重視的，撇開市場流通關系，用主觀主義的行政命令方法，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容易違反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的錯誤；但是，市場供求關系作為流通關系，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決定的，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起基礎性的決定作用。市場調節與政府作用之間的關系，是市場流通這種經濟關系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這不能替代整個經濟形態的內部聯系。研究《資本論》，可以認識到，發達商品社會的宏觀經濟形態一般，存在（1）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市場關系）、（2）社會總資本一般的“貨幣資本形態”、“商品資本形態”和“生產資本形態”三種資本形態的比例關系、（3）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4）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比例關系、（5）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包括社會生產)或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等五個層面。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而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生產關系層面，對宏觀經濟結構的其他層面，是起能動性作用的。在這種含義上，它決定收入分配，因而決定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比例關系和社會總資本三種資本形態的關系，從而決定了商品流通、貨幣流通這種市場關系。
促進現代經濟體系實現宏觀經濟高質量運行，離不開國家政府發揮好計劃調節作用。計劃是經濟節約和克服經濟行為盲目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那種徹底否定計劃調節作用，實質是國際流行的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是違反唯物史觀科學原理的。只有弄清商品生產社會一般的宏觀經濟內部聯系，充分利用銀行貨幣流動和市場供求關系狀態反映出的經濟結構信息，同時，著眼于生產供給，利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努力從社會生產層面弄清宏觀經濟產業結構基本比例關系，在弄清這種關系的前提下，利用多種手段，才能使宏觀計劃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而要達到有效的實施效果，不能離開承擔物質生產任務的廣大企業來配合，這只有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礎，國有經濟發揮好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才能辦到。
5.宏觀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求堅持公有制經濟基礎
如果說宏觀經濟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那么人與自然的物質循環則是又一種循環運動。這兩種循環緊密聯系，前者作用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條件。從長期看，社會生產力的存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自然界能夠持續地為社會生產提供物質資源和能源，滿足社會生產的多方面需要；生態環境能夠持續地使人類得以健康生存。合理的人口數量、必需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對經濟的社會形態中起基本的支撐作用，它們共同構成了社會生產力的“源泉”③。因此，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不能不保證人與自然的物質循環是可持續的。這要求高質量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發展。
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可能在私有制基礎上實現。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一切生產方式，由于私有者用私人的狹隘眼光確定生產目的，所以一般不會考慮可持續發展，并自愿為此支付費用。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18]。如果說，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私人生產者的經濟利益與自然條件有直接的聯系，還會想到封山禁獵、封湖禁漁等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某些措施；那么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由于生產目的是無限制地追求抽象的剩余價值，資本家一般是不會為社會整體利益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除非國家從“總資本家”利益出發對它們予以強制。資本主義生產從追求私利出發，還必然會對可持續發展起破壞性作用。例如，我國有生態農業專家指出，美國現代資本主義家庭農場為了節約勞力，用除草劑替代人工鋤草，反而促進了雜草進化，為了消滅這種雜草，又需要噴灑更多更毒的除草劑，進而導致形成抗藥性的“超級雜草”，同時農作物也受到污染；為了防控害蟲，就大量噴灑農藥，結果在滅殺害蟲的同時，也誤殺了農業生態系統中的益鳥、益蟲，嚴重地破壞了生態物種多樣性，并污染了農作物；為了替代費用昂貴的人工治蟲，就采用轉基因措施，將抗蟲基因移植到作物體內，結果導致害蟲對農藥產生頑強抵抗力，形成所謂“超級害蟲”；在養殖業上，為了讓牲畜、禽類等提前發育，獲得更大經濟利益，就用投入添加劑的食物喂養，結果造成它們體內中抗生素、重金屬、激素含量升高，使食用它們的消費者健康受到危害[19]。國內有人主張搬用美國的資本主義家庭農場“模式”發展中國農業，放棄走集體經濟道路，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可持續發展的破壞性，這是不能茍同的。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可持續發展，不能不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其一，可持續發展要求處理好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之間關系，其中宏觀經濟實現良性循環運動是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它可以為社會的和諧發展、為保護生態環境創造物質條件。而經濟的良性循環取決于市場總供給與有購買力的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這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從而按勞分配關系在全社會分配關系中占主要比重，社會能夠不斷走向共同富裕，避免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兩極分化的條件下，才能做到。其二，促進可持續發展，要求人們在控制人口增長、節約和有效利用經濟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能夠比較自覺地做到局部利益服從共同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服從中央宏觀調控中心的統一指揮和協調，共同參與，協調行動。這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社會形成了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夠真正做到。其三，促進可持續發展，需要實現社會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這需要有計劃地建設必要的環境保護工程、基礎設施工程等，這需要集中社會大量的物力和財力；而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家代表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的利益，才能做到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堅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統籌安排，分別輕重緩急，調動資金和組織人民群眾，有計劃地辦成這些大事。因此，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
6.公有制具有維護中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優勢
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關系，吸收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優秀文明成果。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必須處理好對外開放和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辯證關系。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用國際貿易自由化、國際投資自由化來解釋經濟全球化，慫恿發展中國家放開國際收支資本賬戶的貨幣兌換④，鼓吹這樣才能實現“經濟轉型”，成為高效率、高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他們沿襲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貫錯誤方法，用簡單商品流通交易的眼光，來解釋國際市場經濟的資本流通關系，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其實，資本流通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環節與商品流通環節的統一，后者是實現前者剝削的剩余價值現服務的。當今的國際市場仍然是弱肉強食的資本競爭關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仍然具有實力雄厚、產品科技含量高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如果取消國家對外貿、外資進出的必要控制，即使撇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施關稅、軍事霸權等超經濟手段不談，也難免會在國際競爭的劣勢中失去國內市場和民族經濟的自主控制權。新自由主義的那套所謂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理論，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占有市場，汲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的。
在對外開放條件下，要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關鍵在于掌握現代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提高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而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需要在自然科學基礎理論、高新技術科學實驗、高科技的產業化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并組織多方面的攻關科技協作，在發展中國家，這靠單個企業是很難辦到。即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沒有國家出面以私人資本獲得利潤為條件，也是不可能形成國家范圍的科技協作，實施重大高新技術創新的。我國則具有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優勢，實踐表明，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能組織廣大科技人員、各級干部和工人階級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集中力量辦大事”，獨立自主地創造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核工業、航天工業等；只要繼續發揮這種公有制的優勢，今后在高科技核心技術超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完全能夠辦到的。在這方面，輕視公有制經濟，尤其國有經濟的重要作用，是完全站不住的。市場競爭，固然能對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起推動作用；但是市場競爭絕不可能組織起各行各業為了共同目標，團結協作，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發展重大的高端科技。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表明，讓出市場并不能換來先進技術，引進的外資并沒產生核心技術的“溢出效應”。要掌握現代制造業的核心技術，這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力量，才能辦到。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要抵御和防范國際金融和經濟風險，必須發揮公有制的優勢。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世界經濟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必然的。中國既要大力發展國際經濟外來，又要能在世界經濟發生危機時不受或最大程度地減少外部負面影響，保持民族經濟的穩定，這需要創造性地實施宏觀計劃調控。關鍵在于把國際貿易和利用外資納入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民族經濟體系的計劃調控的范圍。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思潮影響下，有觀點認為，中國進出口應當徹底放開，外資進出應當自由化，讓中國經濟完全融入國際分工體系。這種觀點等于否定了民族國家及其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性，是極其危險的。如果承認當今世界仍然有民族國家的差別，就必須承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經濟利益；發展中國家只有維護民族經濟獨立自主，才能避免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或附庸國。而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意味著，它的宏觀經濟是有邊界的，社會再生產過程是存在獨立的經濟循環的。這也就要求，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無論是對外貿易，還是資本的進出，在總量上都應當納入到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之中，這樣才能使民族經濟在經濟開放的條件下，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不受國際經濟波動和危機的負面影響。而要做到這些，國家必須建立宏觀經濟調控中心，這個中心必須緊扣人民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進行民族經濟的宏觀調控。這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才能做到。
四、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本文以上的論證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換句話，我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關于“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0]的莊嚴規定，是必須遵循的。但是，在現實經濟中，目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卻出現，公有制經濟比重顯著降低、非公有制經濟主要是私營企業比重顯著上升的態勢。這固然表現出私營經濟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可否認，這也說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斷積弱。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商品生產社會的私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長到一定程度，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就會從局部起作用，擴大到在全局起作用，就會導致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目前出現經濟下行、大量私營企業陷入經濟困境的不良態勢，不是偶然的。從長期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不到維護，勢必將影響到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進程。因此，當務之急，有必要標本兼治，在采取措施幫助企業解困的同時，應從戰略上著眼于采取治本措施，努力振興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恢復和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樣才能通過加強宏觀計劃調節，遵循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促進宏觀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為此，茲圍繞夯實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提出以下建言：
其一、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公有制經濟比重的嚴重降低，造成黨的領導的階級基礎削弱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經濟地位的降低。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遵循歷史辯證法，深刻指出，“我們現在有兩個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同農民的聯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暫時的，第二位的”[20]。經過60多年的經濟建設，我國生產的社會化已有巨大發展，公有制經濟管理也積累了豐富經驗，就更應當把工農聯盟放在主要的、基本的和首要地位。不言而喻，由國有經濟和城鄉集體經濟構成的公有制經濟是工農聯盟的所有制基礎。因此，在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結構關系上，不應當采取折中主義的態度，而應當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作為重點，放在首位；以此為前提，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樣才能貫徹憲法規定，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
其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要幫助私營企業走出有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帶來的經濟困境，從長期看，必須引導企業主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當今的私企，相當大的部分是原有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私有化”改制形成的，這些新私企中的第一代企業主本來是公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對公有制企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是沒有感情的。在改制后面臨破產風險的情況下，不少私營企業主有轉向國有控股企業的要求，這是市場現狀所逼，這對于擴大國有資本控股范圍，引導私有制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有利的，應當予以支持。不能不看到，在實力較強的港澳臺商企業和外資企業占國民經濟一定比重的條件下，有些私營企業遇到困難，難免會找他們幫忙。這就涉及民族經濟與外商、外資經濟關系的問題。從壯大民族經濟的要求看，有必要將這些私營企業引導到國有經濟方面來，或者改制為集體企業，這也是有利于擴大公有制經濟基礎的。有人總是說不能“國進民退”，殊不知，私企遇到困難主動求助于國企、國資，這不是誰強迫的，而是不少私營企業主的自覺行為，應當說，他們找對了靠山；而作為國有經濟的靠山，理應不斷壯大，帶領私企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只有在重大國有經濟，大力發展城鄉集體經濟的同時，引導一切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私營企業，共同發展民族經濟，這樣才能恢復、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落實黨中央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正確方針。這是民心所向，有利于振奮民族精神，會得到最大多數人的擁護。
其三、從整體上振興國有經濟。從現狀看，目前國有經濟比重有較大縮小，這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不利的。為此必須振興國有經濟。國有經濟與市場流通盡管有矛盾的一面，在現階段多層面社會生產力條件下，也有相互統一的客觀要求，通過管理體制改革，處理好他們之間的辯證關系，國有經濟完全能夠發展壯大。那種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影響下，鼓吹國有經濟與市場流通絕對對立、天然低效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的。現實的國有經濟具有健康向上的發展勢頭，沒有理由不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根據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發展國有經濟有必要抓好兩個基本環節：
一是國有企業管理環節。國有企業在國資委監督控制并賦予一定自主經營權的前提下，遵循國家計劃調節指導，適應市場需求，自主決策經營，重視企業資本循環和周轉經營管理，包括科技創新、市場預測、人力分工協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堅持按勞分配等各方面，就能發揮出國企的公有制性質和工人階級主人公地位的獨特優勢，超越資本主義企業，做優做強做大。應當堅決反對偷偷摸摸的私有化“改革”。有人主張由國企職工持股，這其實是迎合或助長私有觀念，腐蝕工人群眾，把國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改為股份合作制性質，很難說不是為私有化而釆取的過渡性措施；有人主張放開國內外私人資本在國有股份制企業中的比重，這其實是迷信私人資本比國有資本更有效率、私人老板比國企經營專家有本事，推行國企私有化的另一種過渡形式。
二是國有經濟整體性管理環節。國有經濟分為經營性和非經營性兩大類，兩類管理應有所區分。在現階段，經營性國有經濟需要采取國有資本形態與市場分工制度相結合。國有資本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它具有整體性，也決定了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行使對它的所有權；并授予中央政府建立和完善對國有資本實施整體性監管的經營權機構（即國資委）。有必要結合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改革和完善對國有資本的整體性監管方式：
——從國有工商業資本的整體性經營看，應堅持勞動二重性基本原理。充分認識，商品的社會使用價值是價值的前提，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必須從使用價值和價值量方面弄清社會總產品的主要結構，實施宏觀計劃預測和調節。有人主張，國資委只須掌握國有資本的“最終所有權”，只須“管資本”，完全讓市場調節國企。這實質上只從價值角度，把國有工商業職能性的資本當成了非職能性的生息資本；而生息資本所有者只貸出資本收取利息，對資本經營者釆取何種生產關系經營企業，是不負監管責任的。如果推行這種主張，那就等于要中央政府放棄國有資本經營權，也就等于放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導作用。
——從國有金融資本的整體性經營來看，應當遵循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和貨幣流回規律的關系，掌握對國有金融資本的絕對控制權，把中央銀行的貨幣流回狀態作為預測宏觀經濟運行穩定與否的晴雨表，區分貨幣信貸和資本信貸，根據宏觀計劃調節的要求，在支撐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為全社會多種所有制實體經濟服務。有人主張，提高國有金融資本的效率，應當發展股份制銀行，并放開外資股比限制。這不免讓人擔憂，是否會造成外國金融壟斷資本控制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嚴重后果。顯然，這類主張是決不能茍同的。
其四、引導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第二個飛躍”。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必須大力振興城鄉集體經濟，這樣才能在現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把廣大勞動人民組織在工農聯盟之中，形成強大的依靠力量。而振興農村集體經濟更為迫切。現狀表明，我國農民、農業和農村“三農”發展狀態不容樂觀。農村普遍存在青壯年外出務工的“空心化”現象，農田機械化生產程度仍然較低，生態農業發展緩慢，許多農村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仍不完善，不少農村存在“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問題，國家貧困人口也主要在農村；這距離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有明顯差距。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吃穿用都離不開農業，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更關乎人的健康發展。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遵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這個基本要求，解決好“三農”發展滯后問題。
那么如何解決問題？我國先進農村的實踐經驗已經做出正確回答。這就是決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對立起來，應當教育、引導農民群眾堅定不移走集體化道路。必須看到，現在我國已經出現一批諸如南街村、華西村等先進村集體經濟組織，遍布全國各地。其經濟實力由弱到強，相當多的村集體經濟實力超億元，生態環境優美，家家住上了別墅，衣食住行超過了城市人。這些鄉村在市場經濟中站穩了腳跟，充分顯示出集體經濟具有超越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其共同特點：一是都有優秀的集體經濟帶頭人和堅強領導班子，尤其是帶頭人具有社會主義理想和信念、能吃苦、有經濟頭腦，并注重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自覺抵制私有化思潮；二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新，都有窮則思變，戰天斗地的艱難歷程；三是主動地適應外部經濟環境和國家經濟政策變化，實干巧干求發展，堅持統一經營，在抓好農業生產的同時，發展鄉鎮集體企業，不斷增強集體產業資本，以工補農，就地轉移勞動生產率提高產生的過剩勞動力，促進農、工、商綜合發展；四是重視集體公共積累，創新按勞分配具體形式，獎勤罰懶，努力促進農民集體共同富裕；五是都主動建設整潔、秀麗的村容村貌，保護生態環境，堅持計劃生育，重視可持續發展，努力建設文明鄉風。
在上述經驗中，十分重要的是，在處理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和集體統一經營權的關系上，這些先進村始終沒有放棄對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一定勞動者的協作生產力大于同量個人生產力之和[8]378-382。而集體經濟的協作生產勞動只有實施統一指揮，才能實現。為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集體所有權只有通過實施集體經營權的統一指揮，才能發揮出集體經濟收益高于家庭經營的優越性。將一家一戶的家庭經營權與集體經營權絕對分開，實際上否定了國家政策關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行家庭和集體組織“雙層經營”的規定，也是違背所有制關系上經營權由所有權決定的規律的。上述先進鄉村的共同經驗，證明了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是不應違背的，體現出當代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然而，現實中卻存在淡化農村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的傾向。有人認為，華西、南街村這些集體經濟組織的經驗可看不可學；還有人把在現行“雙層經營”體制下，引導農民逐步增強集體統一經營權，說成又要回到舊體制吃“大鍋飯”了。這些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農村集體經濟需要實現“第二個飛躍”，其精神實質就是要引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走統一經營之路。這是在農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建議各級領導高度重視，能夠盡快落到實處。
注 釋：
①引自光明日報“世界史”版為錢乘旦《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等三篇專題文章所加的“編者按 ”，詳見《光明日報》2016年07月06日第14版。
② 黑格爾指出，“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參見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53頁）。
③ 張薰華教授認為，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是社會生產力本身存在的“源泉”，“對社會生產力有著決定作用”；而社會生產力對整個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參見張薰華：《經濟規律的探索——張薰華選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頁)。
④ 如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說：“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優秩序的最后階段。”（參見周庭煜等譯，[美]羅納德·麥金農著：《經濟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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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330-1331.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西部論壇》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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