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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剛 | 從“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轉向

點擊：作者：白剛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布時間:2019-09-21 16:20:48

近代資產階級以"自由"和"平等"為旗幟而發動的"政治革命"，雖然推翻了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神圣形象"的統治，但它只是使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的"解放和"形式的"自由，廣大無產階級依然受"抽象"——"非神圣形象"的統治，它還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只是市民社會暫時的"政治平衡器"。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入挖掘和揭示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背后深刻的經濟學根源，實現了對政治革命之"政治經濟學根基"的解剖和批判。在此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國民經濟學語言的"救贖史"。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主張從"政治革命"轉向"革命政治"，通過無產階級的聯合勞動，消滅私有制而解放資產階級舊社會所孕育的共產主義新社會的因素，最終實現普遍的"人的"解放和人之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實體性自由"，從而完成"最高級自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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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作為骨子里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且在漫長的政治哲學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提出的政治哲學雖然表現為“政治性”“規范性”和“革命性”等不同進路，但在實質而重要的意義上，還是一種“革命性”進路。馬克思既很好地繼承了近代啟蒙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傳統，又對這一傳統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轉變——從單純的“政治解放”轉向了普遍的“人的解放”，即實現了政治哲學從“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的根本轉向，從而開辟了一條政治哲學發展的“革命政治”新道路。正是在此意義上，美國《太陽報》的記者約翰·斯溫頓早在馬克思生前就采訪他并撰文指出：馬克思“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著不可思議的然而卻是強大的作用”。

一、政治革命：

市民社會的“政治平衡器”

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最為標志性事件，就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但這一革命的理論和政治基礎，卻是由啟蒙思想家們提供的。如盧梭提出的“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康德強調的“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主張的自由是絕對理性的“自我實現”等。為此，馬克思甚至稱康德的批判哲學就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

法國大革命以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為理論武器和進軍旗幟，實際地推翻了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作為一種由資產階級政權從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革命”，“政治革命打倒了這種專制權力，把國家事務提升為人民事務，把政治國家確定為普遍事務，即真實的國家；這種革命必然要摧毀一切等級、公會、行幫和特權，因為這些都是使人民脫離自己政治共同體的各種各樣的表現”。

由此可見，專治特權被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取消了，它消滅了市民社會所屬的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統治的單純的“專制性質”和“宗教靈光”，使資產階級獲得了一定的財產權和政治自由。所以，政治革命同時也是“市民社會從政治中獲得解放”，甚至是從一切普遍內容的假象中獲得解放。在此意義上，政治革命也就是市民社會的革命，這一革命雖不是普遍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卻使資產階級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人并沒有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沒有從財產中解放出來，反而取得了財產自由。他并沒有從行業的利己主義中解放出來，反而取得了行業自由。”

也就是說，政治革命雖然沒有徹底消滅宗教信仰和財產權，卻使資產階級獲得了宗教自由和財產自由。

“根本而言，政治革命是已經在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對于政治權力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財產關系的法律改造。”

所以說，在政治解放的意義上，這一革命確實確立了盧梭所謂的“人生而自由”的相關政治權利。對此，黑格爾曾為之歡呼，稱法國大革命為“壯麗的日出”，甚至種下一棵自由樹來作紀念。而對這一政治革命的巨大解放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也給予了充分肯定：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

可以說，正是在自由、平等等政治思想的宣傳和鼓動下，以啟蒙思想引導的“政治革命”團結和組織了市民社會的各個階層，一起反抗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從而成為市民社會的“政治平衡器”——“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作為市民社會的“政治平衡器”，政治革命對于突破封建王權、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來說，毫無疑問是人類解放邁出的一大步：

“政治解放當然是一大進步；盡管它不是一般人類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后形式。”

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雖不是人類的徹底解放，但在市民社會范圍內，它卻是資產階級獲得解放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當然，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所實現和獲得的解放，實際上只是市民社會自身的解放，或者說只是資產階級的解放，還不是無產階級的解放，更不是普遍的人類解放。也就是說，政治革命只是部分的或“純政治的”市民社會的革命，它只是解放了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并沒有造成普遍的“人的”實際解放。在政治革命的意義上，市民社會仍然是普遍利己主義的領域。

因此說，政治革命所推動的人類解放事業，在資產階級時代，或者說在市民社會中達到了其最高階段和最現實的表達。但這一市民社會的最高階段和最現實的表達，根本上仍然囿于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絕對理性的自我運動中。也就是說，政治革命還只是一種觀念的解放，或者說是一種觀念的革命，它使人們擺脫了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的統治，獲得了一定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

說到底，政治革命只是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對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發出的“哲學通告”，它只是實現了人從人身的依附關系向對絕對性觀念的普遍依附的過渡，而黑格爾卻把這一過渡看作是人的“最后解放和自由的最終體現”。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黑格爾是想以“概念的革命”對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施加影響，以便使現實政治生活趨向于其普遍的理性觀念，從而實現理性與現實的真正和解。但黑格爾這種極力想“通過概念超越概念”的思想革命，也只是達到了政治和自由的概念，仍然保持著政治革命的“概念的自我馴服”。

對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黑格爾要做的

“不是發展政治制度的特定的觀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觀念建立關系，把政治制度列為它的（觀念的）發展史上的一個環節。這是露骨的神秘主義”。

在此基礎上，作為黑格爾的余脈的青年黑格爾派，雖然滿口喊的是“震撼世界”的詞句，實際上卻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們仍然是在追求觀念的解放和精神的革命，仍然難以真正改變現實世界本身，而這也正是逐漸走向成熟的馬克思不得不與之分手的根本原因。

在馬克思看來，政治革命之所以是不徹底或半截子的“革命”，主要是因為政治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市民社會普遍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基礎上的。

對此，馬克思以小資產者和工人聯合的“社會民主派”的政治主張為例，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

“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并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它提出什么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涂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內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圍”。

由此可見，政治革命雖然自身涂上了迷惑人的革命色彩，但仍局限于獲得一定的政治權力來緩和與協調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而不要求徹底改造和變革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兩極對立的社會—經濟條件。這種政治權力通過政治領域凌駕于市民社會（經濟領域）之上，試圖根據政治權力的原則組織和安排市民社會，使市民社會臣服于政治權力統治之下。

在此意義上，單純的政治革命無非就是特殊東西與普遍東西之間的對立二分的最終極端化，它最終證明單純的政治革命追求的所謂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性是虛假的，因為它表明，國家只有通過無視市民社會的特殊性內容和脫離市民社會，才能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也就是說，政治革命以單純的“政治性”取代了市民社會的“豐富性”，以形式的普遍性掩蓋了實質的特殊性。因此政治革命必然走向虛假性和不徹底性。

在實質性意義上，空想社會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也都是停留在“政治革命”的“純政治的”意義上來面對市民社會及其改造。

“空想社會主義者絞盡腦汁設計政治統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要拋棄一切政治形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接受議會制的形式。”

在此意義上，他們都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不自覺的合伙人，都是“政治的”自由和平等范疇的繼承人，而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在馬克思看來，“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但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不僅是被封建王權剝奪的政治世界和政治關系，還有被資本權力剝奪的經濟世界和經濟關系。

所以，只有當現實的個人

“認識到自己的‘原有的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

因此，政治革命

“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現成的烏托邦”，而是在對現代社會——市民社會的細致分析和解剖中，揭開政治革命的秘密和實質：政治革命“不外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完備的純粹的統治形式”。

所以，政治解放還不是人的徹底解放，人要想真正擺脫異化——“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雙重統治，僅僅作為公民獲得政治解放是不夠的，還必須消滅政治領域與經濟生活領域之間的矛盾。為此，馬克思特別強調：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政治經濟學批判”成了馬克思解開和超越政治革命之奧秘的鑰匙和關鍵。

二、政治經濟學批判：

國民經濟學語言的“救贖史”

如果說，政治革命的最大成就和最大進步意義在于突破了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的統治，即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使人——主要是資產階級獲得一定的政治權利。但在做完這一步之后，“革命”并沒有萬事大吉，而是剛剛開始，它還要深入政治革命的背后，挖掘政治革命的世俗基礎——市民社會，進一步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

對此，馬克思以批評費爾巴哈僅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為例進行了深刻揭示：

費爾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歸結于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因為，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于這個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發生革命”。

而費爾巴哈（包括一切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辯護士）不能和無法完成的任務，正是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完成的。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里，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雖然也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其最終結果卻是“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在政治革命中所獲得的不實際的“政治自由”被實際的“貿易自由”所取代了，也即“由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資產階級平等和自由觀，被還原成了交換關系的意識形態表達”。

因此，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所帶來的自由和平等，在政治經濟學這里轉換成了商品交換的自由和平等，也即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通過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實現出來了。這其實正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得以可能的最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

“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而恩格斯也認為：

“社會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門科學來斷定，那就是研究生產和交換這種與物質有關的事實的科學——政治經濟學。”

這實際上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高于古典哲學家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高明之處，他們都深刻看到和揭示了政治革命背后的經濟根源或政治革命的經濟表達。

對此，恩格斯后來又特別指出：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而這也正是馬克思為什么主張要到“政治經濟學”中去解剖市民社會的根本原因。因為正如黑格爾所言：“市民社會才是驚人的權力，它把人扯到它自身一邊來，要求他替它工作，要求他的一切都通過它，并依賴它而活動。”在此意義上，政治革命既有其鮮明的“政治權力”，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市民社會，而這一基礎正是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承認而斗爭”的基本前提。

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實現了對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經濟學（物質）賦形”。由此決定，革命政治必勝的信心，不是取決于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關于自由、平等的觀念，而是不可抗拒的可以感觸到的人與物（商品、貨幣、資本）之間顛倒關系的“經濟事實”。在這一意義上，阿倫特批評馬克思的革命政治因關注“生存”（幸福）而忽視了“政治”（自由），實際上是非常短視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經濟學革命，并不僅僅是在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點和糾正錯誤論斷意義上的批判，而是在更廣泛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上的批判，即辯證地揚棄一門實質上是市民社會理論的科學，而基本意圖則是克服作為這種理論的基礎的市民社會本身——將自由落到實處。

馬克思的革命政治抓住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話柄”：自由和平等不應當僅是形式地在政治（國家）領域中實行，它應當還是具體的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實行。也因此，馬克思才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強調：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既明確而深刻地揭示了政治革命之后個人現在依然受“抽象”（資本）統治的現實，又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交換過程中所體現的自由和平等的“形式性”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性”：

“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過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現實基礎。作為純粹觀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換價值過程的各種要素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自由和平等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產物而已。”

在馬克思看來，奠立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政治革命所獲得的自由和平等——商品、貨幣和資本都是“天生的平等派”，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也就是說，政治革命只是實現了“平等地對待不平等”，這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實際上是最大的不平等。純粹的或單一的政治革命并沒有也不能消除實際的不平等。在此基礎上，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和李嘉圖都無法在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正確理解資本與勞動的不等價交換關系，也即無法解釋“不平等是如何在市場的平等之外產生的”。也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和小資產者之所以寸步難行，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始終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范疇的“囚徒”。

在無產階級第一次專政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之后，馬克思在為國際工人協會修訂的“共同章程”中就明確指出：勞動者在經濟上受資產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一切精神沉淪、社會貧困以及政治依附的基礎；所以，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是要消滅一切階級統治，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而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因而工人階級的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于“經濟解放”這一“偉大的目標”。

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只有揭示和突破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所制約的“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揭示出剩余價值的實質和秘密，克服拜物教而實現“經濟解放”，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對此，阿倫特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之后的幾乎所有著作中，運用經濟術語來重新定義他年輕時赤誠的革命激情”是合適的。所以說，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質上就是對資本主義政治革命的自我毀滅條件的“經濟學考察”，《資本論》就是“革命的政治經濟學”。

因此，柯爾施也明確強調：

“由社會直接地組織勞動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為革命的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任務；作為這種階級斗爭的理論表現并同時作為它的手段之一，則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理論解剖和分析，無疑就是馬克思最卓越的“革命實踐”。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是資本運動的科學，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科學。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科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政治經濟學革命”，既是人類活動的哲學，又是工人以階級斗爭實現自身解放和自我發展的革命：通過把工人作為“勞動力”引入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從一種關于“物”（商品、貨幣、工資、利潤）的科學，轉變為一種關于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的分析，也即把政治經濟學由關于物的靜態科學轉變成了關于人類解放的動態科學。

在本質而重要的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馬克思的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的勝利，也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勝利。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就是“國民經濟學語言的救贖史”（卡爾·洛維特語），它既是解開市民社會中人的奴役與救贖之謎的鑰匙，也是從“政治革命”通向“革命政治”的橋梁。

三、革命政治：

無產階級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馬克思終生的政治理想，就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革命徹底改變資本主義舊世界，創造一個更高級的、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世界——共產主義。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為什么不滿意單純的“政治革命”，而必然轉向“革命政治”——“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實質所在。

對此，作為馬克思一生最親密、最偉大的戰友——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后蓋棺定論地指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斗爭”是他生命的要素。其實，早在回答小女兒愛琳娜的提問“什么是幸福”時，馬克思就回答：斗爭！而到了晚年，在回答太陽報記者約翰·斯溫頓的提問“什么是存在”時，馬克思依然深沉而莊重地回答：斗爭！對此，太陽報記者感嘆：斗爭是馬克思“生活的規律”。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一生就是為人類的自由和解放而革命和斗爭的一生，“政治革命”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只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序幕”和“開場”，“革命政治”才是其“高潮”和本質。在此意義上，美國學者塔克強調：革命觀是馬克思理論結構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們確實可以說，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批判的“革命政治”，就是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題和“理論軸心”。

作為“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的“革命政治”，它既不是康德和黑格爾所謂的“理性自由”，也不是法國大革命所謂的“政治自由”，更不是阿倫特所謂的“自由言說和行動”，而是馬克思自己強調的“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如果說，在黑格爾的思想體系中，所有的范疇都終止于存在著的社會秩序，那么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所有的范疇則是觸及這些存在著的社會秩序的否定。在一定意義上，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是通過發現所謂的“政治自由”而達到歷史的終結，馬克思則是通過革命政治終結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而發現真正的“實體性自由”，也即馬克思是通過否定資本主義政治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

如果說，政治革命追求的是“財產的自由”，那么，革命政治追求的就是“擺脫財產的自由”。但在馬克思看來，“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而這一共產主義行動，就是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革命政治”——它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

在馬克思的革命政治這里，共產主義不是推倒舊社會的一切重來，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為此，馬克思明確指出：作為革命政治之主體的

“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

在革命政治的意義上，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傾其一生的巨著《資本論》，就不再僅僅是“非批判的”經濟學著作，而是“批判的”哲學和革命著作。《資本論》通過揭示剩余價值之謎，論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必然要為爭奪剩余價值而進行“階級斗爭”。正如柯爾施所言：

“《資本論》整個的、貫穿于三卷中理論的論述與批判，以同樣的方式最后歸結為鼓動革命的階級斗爭。”

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資本論》之所以不同于和高于《國富論》《純粹理性批判》和《法哲學原理》，就在于

“這部書遠離了一切超然的解釋和抽象的說教，而是僅僅在具體的斗爭總體性中把握概念”。

《資本論》就是資產階級發展與滅亡的“革命政治的辯證法”。革命政治的激情在《資本論》中一再噴薄而出——《資本論》成了“工人階級的圣經”和共產主義的“助產婆”。

在馬克思之前，政治革命的實質都是把權力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手中，但是它們卻未觸及它的根本弊端，即統治和剝削的權力。與基督教一樣，政治革命也給人們留下了雙重生命：想象的自由與現實的奴役。

但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遭受奴役的根源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一種允許一個階級占有和壟斷生產資料的生產制度以及私有制所引發的勞動分工。因此，除了政治革命以外，還必須有革命政治，它將通過生產社會化——無產者的聯合生產而把人與公民完全聯合成一體，并一勞永逸地鏟除剝削和社會不平等的各種根源。

也就是說，所有政治革命都是膚淺的，因為它并未觸及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私有制；只有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實現任何實質性的變革；而且通過這種變革，資本主義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也將立即得到變革。在此意義上，革命政治的實質不在于勞動產品怎么分配——分配權的問題，而在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所有權的問題。這其實也正是黑格爾為什么強調“財產是自由的最初定在”的原因所在。

革命政治就是由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而“剝奪剝奪者”的行動。“剝奪剝奪者”的行動就是無產者和資產者之間爭奪財產權的斗爭，也就是消滅私有制——“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后才能獲得自由”。可以說，馬克思通過革命政治——“剝奪剝奪者”，把黑格爾的政治革命——“自由的定在”實現出來了。

如果說，政治革命只是實現“經濟解放的政治形式”，那么，革命政治的本質和存在的秘密就是瓦解“政治革命的經濟基礎”，宣告迄今為止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實際解體。為此，馬克思強調：

革命政治就是人民群眾“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充滿生氣的力量”。

所以，革命政治不是“政治”和“經濟”的解放，而是“人”和“勞動”的解放——人之自由個性的實現，其最高目的是通過推翻經濟生活里的支配和奴役關系而實現人之“自由的聯合勞動”。在馬克思的革命政治這里，自由的聯合勞動最終要代替強制的雇傭勞動”，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要真正實現人之勞動的“自由聯合”和解放，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根本。

在馬克思看來，迄今為止的所有革命都僅僅轉換了生產關系的內部分配，它們把生產方式與財產的控制權從一個階級轉變到另一個階級，但沒有改變這種控制權的性質，因而沒有改變生產關系本身。

“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并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

所以，馬克思主張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共產主義革命不是以一種分工內的生產活動方式代替另一種分工內的生產活動方式，正如資產階級革命是以雇傭勞動代替農奴勞動，共產主義革命將為一種徹底新的生產方式鋪平道路。這種徹底新的生產方式消滅和超越了分工以及人類所總是了解意義上的“勞動”——異化勞動自身。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一切人都能自由自覺地聯合勞動——“勞動解放”的革命政治。在共產主義革命之后，一切人都將成為自由創造的個人，自由創造力才能變成人所特有的生產方式，勞動才能變成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這個時候，

“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斗爭的分析，絕不僅僅是關于勞動者的惡劣境況的悲慘故事，而是馬克思革命政治的具體化。

革命政治要廢除的

“不是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而是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怪胎。這次革命是人民為著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行動。它不是為了把國家政權從統治階級這一集團轉給另一集團而進行的革命，它是為了粉碎這個階級統治的兇惡機器本身而進行的革命”。

所以說，革命政治的最終目的與政治革命相反，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形式和口號，而是“階級”和“政治”的根本終結和廢除，這才是革命政治作為“最高級自由革命”（塔克語）的真實意義。

對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所帶來的“形式性的政治自由”，馬克思只是“批判的承認”。他認為，只有在批判和超越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治中，無產階級才能獲得“實體性的自由”。

“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由此可見，通過“剝奪剝奪者”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其最終目的就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也即人之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實際展開。在此意義上，馬克思通過“剝奪剝奪者”的革命政治，在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辯護士的政治革命所造成的實踐和理論解釋盲區的地方，開辟了一條人之自由解放的新道路。

說到底，以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特別是以康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家，雖然都具有“政治革命”的思想傾向和理論訴求，他們的傾向和訴求甚至在形式上使“政治革命”顯得光彩而成了時髦的東西，并因此而深刻影響了青年黑格爾派和青年馬克思。但由于他們共同的根深蒂固的理性主義和泛邏輯主義，致使在他們的“政治革命”主張中，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觀念”變換成了革命的主體，“政治革命”變成了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最終，他們也都變成了資產階級夸夸其談的代言人和同盟軍。

而馬克思卻通過深入“政治經濟學”中對市民社會釜底抽薪式的解剖，徹底瓦解了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的“政治革命”的世俗基礎——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而打破了市民社會的“政治平衡器”，既終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非歷史性現實，也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超歷史性神話，因而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雙重自我異化。

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最終突破了“政治革命”的“觀念論牢籠”，才真正成為超越“政治革命”的“革命政治”，走上了“通向自由之途”。

所以，革命政治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是新革命的開始——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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