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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里收藏著一塊灰白色的方粗布，這是井岡山革命時期紅軍戰(zhàn)士用過的包袱布，包袱布上面的“六項注意”是戰(zhàn)士們根據記憶寫下的，與毛澤東正式宣布的“六項注意”略有偏差。包袱布上的“六項注意”，看起來都是些細微“小事”，但這些“小事”卻內涵豐富、蘊意深遠，體現了革命軍隊對群眾秋毫無犯、執(zhí)紀如鐵的嚴明作風。

故事要追溯到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在江西省遂川縣草林鎮(zhèn)時，團部的特務連奉命參加了發(fā)動當地農民打土豪運動，并將打土豪得來的東西全部分給了貧苦農民，在執(zhí)行任務的過程中特務連遵守紀律，深得群眾的好評。

一天，毛澤東來到草林鎮(zhèn)召集群眾開調查會的時候，問到了工農革命軍執(zhí)行紀律的情況，當地的群眾都稱贊革命軍說：“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好的軍隊，紀律可真嚴明，不偷不搶，不打人不罵人，說話和氣，借東西會還，真是我們農民的貼心人啊！”

毛澤東聽了農民對革命軍的贊揚，非常高興，說：“軍民本是一家人嘛！我們初到這里，對當地的一些規(guī)矩不是很了解，如果我們有什么不對的，大家可要多提意見和建議才是，這樣我們才知道應該如何去做。”

這時，一位老漢說：“工農革命軍好是好，可是，他們借了我們的門板，還回來的不是原來的那一塊，結果上不回去。因為各家的門板大小、新舊都不一樣，害得我們找自家門板要找好幾天。”又有人說：“還有啊，我家一大堆稻草借給革命軍去攤鋪，用過也都還了，可還回來的全是散的，遍地都是稻草，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一把一把地捆好。”

毛澤東邊聽邊記，點點頭說：“這些意見提得都很及時，我們馬上就改。”隨后，毛澤東在遂川縣李家坪召開了工農革命軍全體軍人大會。會上，他首先肯定了革命軍戰(zhàn)士在執(zhí)行群眾紀律方面得到了群眾的好評。他說：“自從部隊定下了三大紀律以來，群眾夸我們是‘神兵’是‘秋毫無犯’之師，不過啊，有些注意事項還得改一改。比如說我們在還門板的時候啊，應該把門板上好才對，只有把借來的門板上回到借主家的門框上，才能真正做到物歸原主。還有就是把散開的鋪草應該捆好還給借主，這樣就整齊多了，以免稻草遍地都是。”

接著毛澤東非常嚴肅地扳著手指說：“現在，我代表黨的前委，向大家正式宣布，我們的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幾條，大家可都要做到啊，只有這樣我們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才能扎根于人民。”

在艱苦的革命歲月，戰(zhàn)士們時刻用鐵的紀律提醒自己，有的把它刷在墻上，有的寫在自己的包袱布上，行軍的時候把包袱布背在身后，宿營的時候就把它掛在墻上。革命軍以嚴明的紀律贏得了人民，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周恩來的鋼紙箱

1963年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出訪埃及，下榻在開羅國賓館。晚上9點多鐘，一輛黑色轎車從賓館駛了出來，聚集在門外的外國記者見是周恩來的專車，當即駕車追蹤而去。轎車停在中國駐埃及大使館，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一位中等個頭的男子。尾隨的記者們立刻注意到，他下車時手里拎著一只箱子。有認識的記者說，他是周恩來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那箱子里裝的是什么呢？

這只箱子是經過特殊工藝處理的特種紙做的鋼紙箱，是1954年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時，衛(wèi)士長成元功用周恩來的出國津貼臨時購買的。這只鋼紙箱伴隨了周總理的每一次出訪并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這只鋼紙箱里，確實藏著周總理的一個重要“秘密”。

周總理十分注重儀容風度，尤其是他穿的衣服，件件都是有棱有角、整潔干凈。但是他穿的衣服卻從來都是“外表華麗，內在節(jié)儉”，襯衣、襯褲都是穿破了補，補好了再穿，周而復始。領口、袖口等部位容易磨毛、磨破，就把磨破的領口、袖口重新換一下。可是久而久之，換過兩三次領口、袖口的衣服大面積破舊，不便送到訪問國賓館的洗衣房去洗，而且也經不起洗衣機的攪拌，只能拿到我國大使館，請人用手洗。

周總理的出國訪問，有時是連續(xù)不斷的，有一次一連訪問了十四個亞、非、歐國家。他是一國總理，有關他的一言一行，穿衣戴帽都在新聞媒體的“捕捉追蹤”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壞襯衣被哪位新聞記者發(fā)現了，哪怕是遠距離拍下一個鏡頭，也會被一些對我國不友好的國家列為證據：看，中國窮得連他們的總理也穿這樣破爛的衣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深受總理教誨，當然知道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于是，這只鋼紙箱剛好就派上了用場。每天晚上周恩來換下襯衣后，馬上就由成元功把衣服裝進箱子，上了鎖送到大使館，再把洗好曬干的襯衣裝進箱子、上了鎖帶回國賓館。讓各國記者倍感好奇的箱子里裝的不是什么國家高級機密，更不是什么核按鈕，而是周總理每天換洗的破舊襯衣。

“神秘”的鋼紙箱，不僅裝著周總理的破舊襯衣，也裝著周總理對外交無小事的縝密細致，裝著他始終堅持艱苦樸素的優(yōu)良作風，裝著他大有大無的崇高品質和心系百姓的公仆情懷。

一床溫暖革命友誼的被單

中央紅軍從于都出發(fā)長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項英、陳毅為領導的中共中央分局轉移到了黃麟鄉(xiāng)井塘村，項英等被安排住在村民謝招娣家里。

隨后的日子里，謝招娣時不時地送一些黃元米馃、花生、鞋墊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給紅軍戰(zhàn)士，幫助他們洗衣服、洗被褥。項英的妻子張亮和紅軍戰(zhàn)士們也經常幫助謝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掃衛(wèi)生，長期的相處讓彼此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對方看作是至親至愛的親人。

轉眼到了1935年春節(jié)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央蘇區(qū)加緊了“清剿”，紅色蘇區(qū)只剩下于都部分區(qū)域，且日益縮小，革命形勢對留守在中央蘇區(qū)的紅軍十分不利。為了輕裝上陣，更為了表達對謝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離開井塘的頭一天晚上，張亮把隨身攜帶多年的一床綢緞被單送給了謝招娣。

紅軍走后，謝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綢緞被單，視為寶貝并用生命進行保護，她決定等紅軍回來后再交回給紅軍。不久后，國民黨兵來到井塘村，把鄉(xiāng)親們趕到村中的曬谷場上，威脅他們把收留的紅軍傷病員和紅軍物品統(tǒng)統(tǒng)交出來，否則，一旦查出就格殺勿論。

鄉(xiāng)親們守口如瓶，沒有一個人肯交出紅軍的傷病員和物品。于是，國民黨兵便在井塘村挨家挨戶地搜查。幸虧大家事先把紅軍傷員和贈送的東西藏到了深山的巖洞里，敵人在全村翻了個底朝天也一無所獲。

以后的幾十年里，謝招娣一直珍藏著這床珍貴的綢緞被單直至去世。2004年，于都縣博物館工作人員進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間，她的家屬鐘正予主動把這床被單捐獻了出來，那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從此被大眾廣為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