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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想引進先進技術，面臨沒有知識產權而處于談判劣勢，特別是核心技術外方絕不會轉讓我方。而一旦我國自主研發有了成果，人家馬上降低轉讓“門檻”，甚至低價傾銷。這種形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惡性循環，造成我國戰略性技術自主研發能力被壓制的衰落。無條件（即不附加技術換市場條件的）的合資鼓勵政策，加劇了跨國公司對我產業的分割，和對我自主創新能力的沖擊，其實質是經濟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過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提高消化和再創新能力，才能掃除重重障礙，達到這一目標。這是關系到后進國家是走“依附跟進”還是“跨越”道路。

后進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一個最本質區別，是科學技術的差距，其背后是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這是國家競爭力差距的本質。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正視這個差距，并力爭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幅度縮小這個差距，發展自主創新能力，應是國家戰略的一個基本內容?？平膛d國、自主創新、提高國家整體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是全球化時代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得以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

要不要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如何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在理論界一直有著各種不同意見。例如，有人明確提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首先需要解決基本工業化和就業問題，在這一主要應該發揮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當“世界車間”就可以了；又有人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科技要素自由流動，我們只需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或通過吸引外商投資就可以解決先進技術的供給問題，自己搞科學、發展高科技，耗費太大，況且當前我國科技投入產出效率太低，自主品牌的高科技產品又沒有市場，不如把這塊市場讓給外國。應該說，在我國主流經濟學中，以及在政府決策部門中，這類觀點是有很大影響的。實際上，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在經濟科技發展領域的主要負面影響，必須加以澄清。

要不要發展科學技術，貫徹科教興國方針？如何發展高科技，是被動引進，還是立足消化吸收、發展自主科技創新能力？這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根本方針問題。首先要在理論上，從創新經濟學的角度給以澄清，對受到“新自由主義”負面影響的經濟科技發展觀予以糾正。

一、“引進模式”VS“自主創新”：后進國家應采取何種科技戰略思路？

后進國家，從總體上看，不論在基礎科學領域還是應用科學領域，在長期中必然是跟蹤前進的。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急需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解決技術進步的源泉問題。后進國家獲得先進技術的方式，大體可分為五類：

一是自力更生型。在得不到外界知識和技術供給的情況下，從對基礎原理的學習起步，基本上通過自身的組織能力，綜合國內資源，獨立發展出自己的技術體系。我國的兩彈一星是一典型。

二是“模仿—創新”型。金鱗洙將韓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經驗概括為“逆向工程”。這也是日本和我國臺灣的基本經驗（日、韓學者認為：正是沒有聽從西方“比較優勢”的勸誘，才有今日的崛起）。此為后進國家實現趕超的成功模式，其關鍵環節是高強度吸收消化——自主開發以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同時向前端應用基礎科學延伸。其更積極的派生型是從我國民營企業發端的“VCD/DVD模式”。即基于對市場潛在需求和對新技術的深刻了解，從創新鏈的中端出發前向延伸，以我為主將國內外相關元器件和信息技術進行系統集成，開發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占領產業高端位置。

三是簡單跟進型。即單向引進—消化（如我國機械工業及部分軍工的測繪仿制方式），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和外國技術是亦步亦趨、逐級跟進的關系。

四是被動引進型。即買設備、買專利、買圖紙，直接投入生產，并且還作為技術進步、技術改造的“成績”，不考慮消化和“進口替代”。

五是合資引進型。在這里，技術進步的主體已不是中國企業，技術主導權也不在自己手中。合資的出發點是“市場換技術”，以期外資企業的“本土技術溢出”效應。這種方式、技術的獲得是完全被動的，無法把握本土產業的命運。

以上各種形式，在后進國家（特別是在我們這樣的大國），可以說是同時存在的。每種方式都有自己的主客觀理由和存在空間。但不同方式的背后，反映了不同的企業、行業的發展思路。應該說，上述五種方式中，后三種在我國經濟生活中正在大行其道。企業傾向于單純地買先進設備。自己組織力量消化吸收開發，花錢多，費事，見效慢，也爭不過先進的外國產品（市場也不接受）。北京愿意和現代合資搞CKD，因為這樣見效快、出政績。還顯出“思想解放”。閉眼不問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提倡所謂“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稅收就業，已成為政府工作的思維定式。這種隨意出讓市場資源、急功近利不顧未來的“開放引進”，正受到理論界的鼓勵和政策的支持，誰主張以我為主，自主創新，就好像要逆“全球化潮流”而動，好像要主張回到封閉僵化的計劃經濟，只有“融入國際產業鏈”才是正統。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其負面后果正大量顯現。

如果把跟蹤模仿理解為學習過程和必要的技術獲得方式，那么這和自主創新不是對立的，兩者是手段和目標的關系。引進是必需的，但從長遠來看，不能僅依靠引進；跟蹤模仿絕不能作為經濟科技發展的根本戰略；否則，國家的科技和產業永遠不能“長大成人”。所以，問題的本質在于，后進國家的政府，用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和指導思想，來實施跟蹤、模仿，是否有自主創新和趕超的意愿和毅力，是被動跟進，惟洋人馬首是瞻，拱手把技術進步主導權讓給洋人，還是以我為主，積極跟蹤世界先進技術發展軌跡、從模仿和學習起步，進到自主創新？這反映了兩種根本不同的發展觀和發展路線。這將決定未來長時期內，中國科學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和能力，決定中國未來產業發展的命運，決定結構升級和持續發展的主導權，即經濟主權的歸屬問題，是不可回避，不可不說清楚的。

二、我國和先進國家存在巨大差距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以結構調整為主線的階段，對技術需求日益增加，但本國技術供給不足。在全球競爭環境中，我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明顯處于劣勢，企業形成對外技術依賴。我國經濟發展至今沒有脫離“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軌道，產業競爭力主要建立在簡單勞動的比較優勢上。大量核心技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高技術產品出口的80%以上來自三資企業和“三來一補”；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約40%的設備投資，60%以上靠進口。理論宣傳過分強調“引進合資合作”的有利一面，忽視外資不對等競爭導致產業壟斷、技術控制對民族產業的不公平競爭。我國引進設備和消化吸收費用的比例為12：1，日本、韓國在同等發展階段，這一比例為1：5甚至1：8。當前我國科技處于十分落后的狀態，市場需求受“崇洋媚外”思想的強烈影響，自立自強受到消磨。國內外公認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科技水平的差距為15~20年。在全球R&D投入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占86%，我國僅占1.7%。我國已授權的發明專利只相當于日本和美國的1/30、韓國的1/4。在國際技術貿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國家獲得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入的98%。而且這個差距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果我們還不奮起自強，盡快扭轉這一被動局面，這不僅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會受到制約，對國家產業安全和國防安全也構成隱患。

三、科技發展戰略必須強調自身能力的發展

我國科技落后的狀態和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是新經濟自由主義和比較優勢論得以流行的基礎。但這種理論，不僅是淺薄的、短視的，也是貧乏的。比較優勢論把企業競爭力、技術和結構變動的因素，完全歸結為市場影響和要素稟賦（特別是資本）的變動，忽視技術學習、組織能力等企業和產業結構的內部的深層影響因素。事實上，工業競爭力和以此為基礎的國家競爭力，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發生在企業、工業和國家層次上的學習過程（包括創新、模仿以及組織和制度的變化）的結果。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發達國家，是因為它們的“比較優勢”基礎早就通過創新和學習過渡到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業上（路風、慕玲，2003）。海灣國家的資源資本要素不可謂不豐富，但并沒有自然發展出自己的技術能力。企業、工業、國家的學習一創新能力，才是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的基本動力。

根據創新經濟學的理論，企業競爭力的根本源泉是組織能力。組織能力的生成和發展來自組織學習，這是企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遵循一組連貫政策的累積性結果。從集體對解決復雜問題的共同努力中產生的知識，儲存于組織的慣例和運行程序之中，而慣例則成為組織能力的載體。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而沒有任何組織之外的力量和過程可以替代。來自企業長期的學習和積累形成的組織能力，最終決定了技術進步的能力。因為“技術”并不僅僅是以物質形態存在的“人工制品”，而且也是被組織所掌握的訣竅、慣例和程序。是這種動態發展的技術能力，而不是對某項特定發明的持久控制，這才是企業從技術進步上得到回報的長期保證。生產組織向管理型大企業的過渡奠定了西方工業強國的組織能力基礎，由此而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是企業和一國經濟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和持續經濟擴張的動力，決定了企業和國家的興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革了封閉和僵化的體制，從國際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從而大大提高了科技進步的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以國有經濟和科技組織為主的程序和慣例被打亂后，在巨大的技術落差沖擊了自有的科技組織和能力的時候，連“以我為主、自主創新”的理念也被許多人拋棄、多年積累的社會的學習組織能力正被打散，甚至有人還主張讓外國人來收拾攤子，并購我們的大企業。

當前，我們必須在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重塑企業、行業和國家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也就是自主創新能力。要讓全社會認識到，物化在設備上的技術可以買到，但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是不可能買來的，也不可能依靠外國人來代替我們學習和組織。“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只能靠自己的堅持努力，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四、我國應實行以國家競爭力為導向、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基點的發展戰略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以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國家組織能力為基礎的國家競爭力的增強，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所在。為我們的子孫后代著想，我們不能滿足于“發展中國家前列”的位置，安居國家競爭力的排名位座次?；谶@個理由，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國家競爭力為導向，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我們的戰略目標。

有一種反對意見是：我們的初級工業化任務還沒有完成，勞動密集型的優勢還沒有充分發揮，資源過多地向高科技傾斜是不經濟的。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把主要的資源投向基礎設施和傳統產業是必然的。但我們絕不能以此為理由放棄國家科技競爭力發展目標。理由是：第一，我們是處在初級工業化任務和全球化的雙重挑戰下。人家的科技在加速進步，與我們的差距還有可能進一步拉大，不追趕不行。第二，創新是一個實踐積累的過程（科技、技能），而失去學習機會，就將永遠失去學習和創新能力。科技發展要從長遠考慮。20年后要達到的科技競爭力水平，必須從今天起步。第三，發展自主創新能力，如不及早動手，越到后來越趕不上，從長遠和更宏觀的角度看，未來的補課費”要大的多，甚至可能永遠被“鎖定”在低端位置，造成更大危害。這才是最大的“不經濟”。第四，我們不是西方教科書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而是經濟轉型的發展大國，具有復合型經濟結構，相當的科技工業基礎，有必要在國際上發揮相應的影響力。

所以，在科技進步和科技產業問題上，被動的、無所作為的觀點是錯誤的。最現實的發展戰略，是基本（傳統）工業化目標和科技及科技型產業發展目標的平衡。這應該成為我國經濟起飛的兩個“引擎”，缺一不可。

五、掃除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障礙

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看，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正在蓬勃成長，但有其自身的長處和短處?，F實情況是：十多萬民間科技型企業在市場拼搏，平均實力弱而資源整合度較差，而多數國有企業單位因地區部門分割體制人為造成協調的困難。科技資源重復建設配置是一個重要的弊端。另外，在靠近市場的最終產品領域，企業反應能力和系統整合能力較強，而較多依賴技術推動型上游產品，創新能力較弱；創新鏈相對短窄的領域（如VCD/DVD）容易獲得優勢，而需要多部門協調、創新鏈深廣的技術領域，不容易形成整合，也不容易形成競爭優勢。例如在需要整合多部門、多技術領域的產業（如汽車），盡管自主技術學習能力不差，也難以形成自主創新合力；又如在一些基礎性工藝和高技術元器件方面，由于需要大量持續的投入和研發活動，我們的創新能力相對差距大、對市場反應慢。

從外部環境看，我國在開放環境下，自主創新面臨國外的技術封鎖和打壓。無數事實說明，全球化條件下，“技術要素自由流動”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制造出來的幻覺。不論在戰略性技術（如高級加工設備、航空航天），還是普通的應用技術（如汽車整體設計的數據庫），都是如此。關系到國防的高技術買不到，花多大代價也要自己研發，而且很多情況下是自行研發成功的（如航天技術）。在“戰略性貿易技術”領域，需要面對技術、資金、市場的三重障礙。要想引進先進技術，面臨沒有知識產權而處于談判劣勢，特別是核心技術外方絕不會轉讓我方。而一旦我國自主研發有了成果，人家馬上降低轉讓“門檻”，甚至低價傾銷。這種形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惡性循環，造成我國戰略性技術自主研發能力被壓制的衰落。無條件（即不附加技術換市場條件的）的合資鼓勵政策，加劇了跨國公司對我產業的分割，和對我自主創新能力的沖擊，其實質是經濟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過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提高消化和再創新能力，才能掃除重重障礙，達到這一目標。這是關系到后進國家是走“依附跟進”還是“跨越”道路。首先國家要有長遠規劃和積極的政策引導；其次要求企業和科學研究機構學習消化和再創新能力；最后要建構超出企業范圍的創新體系。只有將產學研結合制度化，集中行業力量，進行“高強度的消化一再創新”，克服技術資金的“瓶頸”，才能抵御來自國際市場的打壓，才能將創新鏈延伸，獲得自己的核心技術和核心能力。

綜上所述，國家經濟科技戰略思路需要根本性的調整。20多年來，我們習慣于建議國家管的越少越好，把“放”作為“思想解放”的標志，今天這種單向思維應該變一下了。選擇以自主創新為基點的發展戰略，要求國家和企業增強學習和組織能力。這不僅意味著政府職能的轉變，也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大。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崇洋媚外情結，樹立自立自尊自強、靠自己的努力奮斗爭得國家富強的理念。

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錯誤

比較優勢理論，只是部分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總體情況。當前我國處于結構轉型，面臨“創新性、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性社會”這一戰略轉型的時期，比較優勢論尤其不能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因為這一理論是以“孤立、靜止、片面”的方法論為基本特點的。

第一，這一理論不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多重目標（不僅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就業目標，還有國家安全和國際戰略目標、社會環境發展目標等）；第二，這一理論僅僅從靜態的比較優勢出發，而忽略了長遠發展必須解決結構升級問題，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必須有自己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而這種能力不像機器設備那樣可以隨便買到。

比較優勢論的理論基礎就是“自由經濟理論”。這一理論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片面鼓吹私有化，反對國家對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支持與干預；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結構升級自然演進論”。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對經濟全球化具有一種烏托邦式或宗教式的崇拜，天真地以為在當今錯綜復雜國際政治環境下技術可能不受阻礙地“自由流動”，以為合資會帶來技術的溢出，這是完全閉眼不看我國當今經濟生活的基本現實。很多學者對技術問題不清楚，或者沒有興趣了解科學技術運行的規律，片面地把經濟界的市場競爭或企業管理的理論結論，片面地套到技術進步中去，于是就有“只要體制好，技術進步就會自然實現”的錯誤理解。甚至有人故意混淆“中國的自主技術”的性質，鼓吹所謂的“只要在中國的科研機構就是我國的科技力量”，“在中國繳稅、增加就業的企業就是中國企業”，其實質就是要抹煞“自主創新”的必要性。為此，他們主張：片面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取消后進國政府應采取的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假定后進國只能循著發達國既有的技術路徑跟進；不承認后進國家自主技術創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合資看作引進技術、獲得能力的最合理、最“經濟”的途徑，不承認發展民族產業（提高組織能力）的必要。認為在合資條件下，中國不需要搞研發。這實際上就是主張洋奴哲學、懶漢哲學：對國外技術頂禮膜拜，貶低自己過去的努力和成就，反對依靠自己的努力實現國家的自立自強。如果聽信這樣的主張，沉醉于“融人全球化”的幻覺，走“最舒服、最便捷”的科技進步道路，懼怕承擔眼前技術學習和自主開發的成本和風險，我們就可能使國家付出長期的代價一一形成對外來技術的依賴，銷蝕國家、企業組織和學習能力及競爭和自主創新的意志和能力，成為跨國公司的附庸。事實上是主張走依附型道路，即拉美化道路。

總之，當代科技日新月異，新興產業層出不窮，市場千變萬化，商機無窮。但是，機遇只屬于有準備的企業、行業和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兼顧“今天和明天”。為了抓住明天的發展機遇，今天就必須在關鍵的基礎制造業、部分高科技產業，在國力允許的范圍內，不懈努力打好技術的、產業組織的、體制的基礎，這才可能逐步縮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顧眼前的發展思路，差距就會越拉越大。

【作者：高粱，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原主任；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2期?！?/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