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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的一個縮影。我們黨和政府十分重視保護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二個月，文化部文物局一成立，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起草文件法規，堵住海關文物外流的口子。同時，在中央和地方設立文物保護管理機構，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由國家負責進行的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管理工作。周恩來在擔任共和國總理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對文物考古工作作出明確指示，有時甚至是親自指導，制定方案，使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赴甘肅考察調研，首站來到敦煌的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習近平實地考察文物保護和研究、弘揚優秀歷史文化等情況。

記者采訪了參加接待的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記者寫道：

【“習總書記這次來莫高窟，最關心的就是文物保護問題，”趙聲良說，“現在的洞窟外圍是上世紀60年代修復時做的護墻，總書記走到洞窟外，用手輕輕地撫摸著護墻問，‘這是什么時候進行修復的？’我對他說，這是上世紀60年代國家撥專款進行的保護工程，是在梁思成等專家的指導下做的。當時的原則是修舊如舊，我們修的那個墻面跟舊有的砂礫巖的原始狀況幾乎是一樣的，做到了‘修舊如舊、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經過了幾十年，保護工程還是做得非常好的。總書記聽了非常高興，他說：‘你們敦煌研究院做了很多工作。’”】

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的一個縮影。

我們黨和政府十分重視保護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二個月，文化部文物局一成立，第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起草文件法規，堵住海關文物外流的口子。同時，在中央和地方設立文物保護管理機構，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由國家負責進行的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管理工作。

周恩來在擔任共和國總理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對文物考古工作作出明確指示，有時甚至是親自指導，制定方案，使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文物專家、新中國關于文物考古文件法規主要起草者之一的謝辰生先生在《新中國文物保護史記憶》（下簡稱《記憶》）一書中說道：

【“（各種得力措施）管了三十年。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哪有什么大規模破壞文物、挖掘地下文物？沒有這事。”（見該書第11頁 文物出版社 2016年8月第一版）】

和謝辰生相交相知五十多年的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是《記憶》一書序言作者，他寫道：【“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認為謝辰生）“堪稱對新中國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最有發言權的歷史見證人”（見該書第1-2頁）。】

甘肅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并稱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在周恩來的心目中，這些都是“重點保護”中的重點。1973年9月和10月，周恩來抱病先后陪同兩位外國領導人分別訪問了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并表達“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完好保護下來”的信念。

1973年9月15日，周恩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云岡石窟。參觀完畢，賓主來到在臺階上會見記者們。蓬皮杜說：

【“云岡石窟是世界藝術高峰之一，它表明了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云岡石窟從開創到現在已經15個世紀，使我放心的是你們進行了保護。”】

1973年10月14日，周恩來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參觀龍門石窟。周恩來叮囑講解員和陪同人員，對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要研究好，保護好！”

不過，周恩來卻并踏足過他向往多年的甘肅敦煌的莫高窟。但他為那里的發展、那里的保護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莫高窟的文物在舊中國屢遭劫難。自1905年至1924年，先后有英國、法國、日本、俄國和美國等國的人騙購或者直接掠走、盜走大量珍貴文物。

1944年秋，敦煌學專家常書鴻擔任“敦煌藝術研究所”首任所長。不到一年，因政局不穩，財力緊張，教育部宣布將其解散。但常書鴻決定帶領大家繼續工作。

1945年，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參觀了常書鴻等人在重慶七星崗舉辦的小型敦煌壁畫臨摹藝術展。周恩來對常書鴻等人在艱難困苦條件下的不懈努力深表敬意。

新中國成立后，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直接劃歸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1951年，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文化部計劃在京籌辦“敦煌藝術畫展”。當時有人說這是宣傳封建的東西，但周恩來明確表示支持。他在展覽會開幕前親臨布展大廳。周恩來一見到在此等候的常書鴻就熱情地說道：

【“七星崗看過你們的敦煌壁畫摹本展覽，已經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這次規模大得多了。”】

常書鴻說：

【“當年您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堅定了我們信念，使我們更有信心繼續堅持工作。”】

周恩來一邊參觀，一邊和常書鴻交談，高度贊揚他為保護和弘揚祖國藝術瑰寶作出的的可貴貢獻，并鼓勵說：

【“看了這么多展品，使我大開眼界，相信敦煌藝術的發展，一定會有一個全盛時期。”】

這次展覽的成功舉辦，大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展覽會還專門安排一天時間用來接待外國駐華使節和國際友人，為我國敦煌學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邁開了第一步。

展覽結束后，周恩來親自批準，給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頒發了獎狀和獎金。

1951年，在文化部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勘察莫高窟保護情況，制定保護規劃后，周恩來指示首先撥款2億元（當時的舊幣約合現在人民幣2萬元），修復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檐。同時還撥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63至1965年，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組織了對莫高窟南段窟區崖壁、棧道加固工程。開工前的1962年，周恩來指示：

“【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產，已有一千數百年的歷史了，解放前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

工程基本完工后，常書鴻到北京匯報工作。在京期間，常書鴻把拍攝的一整套敦煌石窟維修加固后的照片和一本自己編輯的《敦煌壁畫藝術》畫冊托文化部的同志轉交周恩來，以向他匯報敦煌石窟的維修加固情況，并表示希望周恩來有機會來敦煌指導工作。后來王冶秋專門打電話告訴常書鴻：周恩來收到他轉交的照片和畫冊很高興，希望他進一步做好敦煌的文物工作。周恩來還說，敦煌是西出陽關的名城，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有機會他一定去敦煌參觀莫高窟，看望大家。

“文革”初期，周恩來親自簽發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有一次紅衛兵來敦煌“破四舊”，敦煌縣武裝部部長張雙虎聞訊帶領解放軍和公安人員立即趕到路上勸阻。當那些紅衛兵聽到宣傳解釋并看到周恩來親自批示的文件后，馬上打道回府。此后，敦煌石窟再沒有受到過類似的干擾。

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工作，盡管經歷“文革”那樣的曲折，但總的來說，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謝辰生回憶“文革”初期的“破四舊”的情況時，說道：

【“私人收藏損失較重”，“對故宮、頤和園、博物館、紀念館這些國家文博機構也有一些沖擊，基本上都沒有什么破壞。沒聽說把館藏文物都拿出來砸了的。現在對這個問題都得清醒一點，客觀一點。”（《記憶》第42-43頁）】

因此，到周恩來逝世的1976年，1961年公布的18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除了西藏葛丹寺遭到破壞以外，其它的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在考古發掘、出國展覽等方面，在1970年代初期的那短短的幾年中，取得可喜的成績。金沖及指出：

【“文物工作在那幾年確實取得了震動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馬俑、馬王堆漢墓、銀雀山竹簡、滿城的金縷玉衣等等。”（《記憶》第2頁）。】

黨和政府對歷史遺產的尊重和保護是一貫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新時代，一定會堅持得更好，發展得更好，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