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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晚，央視電影頻道臨時加播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老電影《英雄兒女》。這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掀起觀影狂潮的影片，再一次引起了國人的熱議。在熱議中，很多人把話題轉到了影片中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一個近年屢屢在各大媒體（含央視）上出現的“蔣慶泉”，又時不時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英雄兒女》電影改編自著名作家巴金1961年發表的小說《團圓》。巴金是怎么看待這個原型問題的呢？

巴金有著濃厚的抗美援朝情結，他兩次赴朝鮮前線。一直到他晚年，都一直懷念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團圓》雖然對王成著墨不多，但他在志愿軍某團六連生活的兩個月，使他在腦海中形成了“王成”這個藝術典型。在那兩個月中，六連的戰友們向巴金講述了許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使他震撼的是六連的開城保衛戰。當戰斗打到最激烈的時候，整個陣地最后只剩下兩個人：副指導員趙先友和通訊員劉順武。當趙先友發現大批美國兵已經沖上來的時候，果斷地舉起手里的步話機，大聲向上級報告：

【“敵人已經沖上來了，不要管我們，快向我們開炮！快向我們開炮！”】

回國后，他終于把這個他揮之不去的形象寫進了他的作品。

《英雄兒女》作為經典電影，幾十年間一直不斷地在全國放映。進入1990年代后，報刊一度頻頻刊出尋找現實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文章。有人也向巴金問起了這個問題，他總是笑著說：“我這是小說，人物和情節都是創作的。”1991年的夏天，趙先友烈士生前的所在部隊正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部隊黨委決定在營區為烈士立一座塑像。他們派政治處副主任戴秀斌赴上海請巴金為趙先友塑像題詞。在和巴金的女兒李小林交談時，李小林對戴秀斌說：

【“父親聽說你們來，說他到過朝鮮戰場許多部隊，英雄們的事跡使他感動，他寫了幾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許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團圓》里的王成。”】

之后，李小林帶戴秀斌等人到醫院探望了正在住院的巴金。巴金高興地接待了他們。最后應客人要求，巴金寫下了幾個大字：

【王成式的戰斗英雄----特等功臣趙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把《團圓》改編成電影，讓王成形象豐滿起來，是編劇的任務。恰恰編劇毛烽也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旅作家。在四年抗美援朝的戰斗經歷中，他和巴金一樣，耳聞目睹了大量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跡、英雄集體，這使毛烽根據《團圓》編寫《英雄兒女》電影劇本的伊始是順利的。他說他的創作一點兒也沒有虛構和杜撰的成分，抗美援朝戰場上英勇、凄美、慘烈的犧牲事實，至親、至愛、至痛的感人事件多得“撞人”，因此寫《英雄兒女》這個電影劇本和電影里的每一次戰斗、每一個人物、每一個鏡頭，都有許許多多戰場上的真實原型做基礎。

毛烽回顧了志愿軍很多感人的犧牲事例：如為了部隊的前進，47軍某團的4名戰士先后用自己的身體堵敵人暗堡上的槍口而犧牲；為了作戰需要，志愿軍戰士先后有10多人用身體做“支點”，手舉炸藥包在炸碉堡、炸炮樓、炸橋梁中英勇獻身。但這些英雄壯舉都被別人和別的電影表現過了。他想挖掘出一個新的形象。

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入朝作戰中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一個真實的英雄人物于樹昌。1951年秋天，47軍某部偵察班班長于樹昌，帶領偵察小分隊深入三八線以南的一個美軍高炮營陣地去進行敵后偵察，途中遭遇敵人，隨行的3名戰士全部犧牲，于樹昌背著無線電報話機鉆進敵陣地不遠的一個山洞里隱蔽。敵軍派出一個連的兵力上山搜索。并通過對無線電波的尋找確定了于樹昌隱蔽的山洞。見此情景，于樹昌馬上通過報話機向部隊高喊：“敵人一個連正向我爬來，敵離我100米……80米……50米，快向我開炮！”指揮部問：“你的防炮基礎有多少？”于樹昌回答：“不要管我，敵人離我就10米了，快向我開炮、快向我開炮……”在炮火的硝煙中，偵察班長于樹昌的喊聲永遠地消逝在山谷里。

2003年，毛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王成的原型就是英雄烈士于樹昌”，電影《英雄兒女》中的主要人物，像戰地優秀政治工作者、軍政委王文清，文工團員王芳等英雄人物形象都是真實寫照，沒有藝術拔高，整個電影中的英雄兒女都是一種真切的集中寫實。毛烽還深情地說道：

【“在紀念抗美援朝勝利50周年的日子里，回憶電影《英雄兒女》人物原型尋找的過程和他們產生的經過，其實就是重溫紀念與學習抗美援朝所有英烈的過程，那種與朝鮮人民并肩作戰的特殊歲月是永遠都要銘記的！”】

那么，蔣慶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社會上對于抗美援朝的看法出現多元化聲音。其中持否定意見的發表在《炎黃春秋》上的文章比較多。有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旅作家，同樣還是《炎黃春秋》創始人之一的洪爐，認為蔣慶泉也是一位“王成”。因為據他說，1953年4月，蔣慶泉在第三次攻打石峴洞北山戰役中，喊出“向我的碉堡頂開炮”，后被俘。1953年5月，他寫成《頑強的聲音——記步話機員蔣慶泉》。由于此時傳來消息，蔣慶泉出現在換俘名單中，文章按規定不能發表。

順便提一下，在尋找王成的原型時，無論是趙先友，還是于樹昌，他們生前所在的部隊，當時健在的他們的戰友和首長，都通過口頭材料和書面材料，還原了他們的英雄事跡。

洪爐不斷寫文章講述蔣慶泉的故事，各種媒體也紛紛轉發，一個新的王成原型就這樣出現了。有的還進行深入發掘，其中最給力的一篇是蔣慶泉口述的，發表在2011年11期的《<英雄兒女>“王成”原型成為戰俘之后》。此文的責任編輯是那位打“狼牙山五壯士”官司敗訴的洪振快。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與洪爐的文章，在銜接出現“掉鏈子”。

《<英雄兒女>“王成”原型成為戰俘之后》寫道：蔣慶泉被俘后，“我給自己編了一個假名，叫蔣東閣，我承認了自己是通訊兵，但是敵人問我都給首長傳過什么信，我啥也沒說。”而洪爐此前稱，當他要發表蔣慶泉英雄事跡時，傳來消息，蔣慶泉出現在換俘名單中，文章按規定不能發表。

這也就是說，按洪爐的說法，唯一可以證明蔣慶泉有過王成那樣英雄事跡的資料就這樣夭折了。但怎么會把“蔣東閣”認定為“蔣慶泉”，則沒有給出任何解釋。當人們對蔣慶泉是王成原型這一觀點產生質疑時，洪爐就一句話解釋：“我認為王成這個人物形象是楊根思、于樹昌、蔣慶泉的英雄形象的集合。”

《<英雄兒女>“王成”原型成為戰俘之后》的文字表述風格和巴金、毛烽有明顯不同。

例如在寫到戰場時：

【“4月18日早晨，敵人再次沖上來，這次足有幾百人，我又立刻調炮攻擊了，但是大炮不知怎么了，都打在前后左右，敵人進攻的勢頭一點都沒有被削弱，他們漸漸對我們的陣地形成了合圍。”

“就在這危急時刻，我方的炮擊突然停止。后來有人告訴我，說可能是在這個時候，沒炮彈了，所以才停止炮擊。當時我就在陣地上一直呼叫：‘要炮啊，要炮啊，炮、炮、炮……’但大炮一直也沒能打過來。”

“敵人突擊隊攻上來了，距離我們越來越近，40米，30米……我就在那里一直喊開炮，最后情急之下，我干脆喊出：‘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沒能守住陣地，請向我的碉堡頂開炮，向我開炮！’”】

例如，他在寫美軍給他治療傷口：

【“這里的醫生對病人照顧得都很好，他們每天上午10點至11點之間都會來給我們換藥。這里的伙食也很不錯，一日兩餐，早餐是一杯牛奶、兩片面包，晚餐是西餐。他們在一個方形的鋼盤里放了四樣菜，有蔬菜、魷魚、火腿腸、鹵肉、雞蛋、牛肉罐頭之類，每日輪換，有時候還有雪糕和果汁。”

“有一天，醫生又準時來給我換藥，還為我打了一針，然后為另外一位難友處理傷口。我趴在床上，歪脖盯著醫生，看他如何處置那位斷腸難友的傷口。”

“那位醫生小心翼翼地用鑷子揭開難友肚皮上的紗布。我看見難友裸露的腸子在冒泡，噴出來的東西是黃色的糞湯。這時候，病房內許多難友都用手捂住了自己鼻子，然后把頭扭過去，我也忍不住，憋了一憋氣。那位醫生和護士卻沒有扭頭，也沒有捂鼻子，看不出有絲毫厭惡的反應。醫生用鑷子夾住一塊棉花，一遍一遍擦拭，直到清理干凈后才離開。”

“我現在還記得那個大夫的模樣，謝謝，美國人有惡人，但是同樣也有好人。”】

例如回國以后的遭遇：

【“我們在朝鮮被俘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總數有2.1萬多人，最后回到大陸的只有6064人，其余戰俘全部去了臺灣。我們回歸大陸的這6000多人其實都挺悲慘，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余人只承認被俘以前軍籍。在2900多名共產黨員當中，絕大多數被開除了黨籍，保留黨籍的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別給予了黨內警告和留黨察看等處分。”

“在昌圖改造完畢，我被責令復員。于是我回家了，回到錦州大嶺村，在那里耕田種地，勞作了大半輩子。”】

關于蔣慶泉所說的這些，筆者個人看法，不能說是沒有依據。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工作，肯定有不少欠缺的地方。但是，如果由于有這樣的遭遇，就延伸到對整個抗美援朝看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0年，《瞭望東方周刊》發表了記者對蔣慶泉的采訪：《蔣慶泉：一個人和他的戰爭》。文章寫道：

【“我對農民蔣慶泉說，我想知道你所經歷的戰爭。他回答：戰爭就是一場演義。”

“我和洪爐老師良久無語。”

“蔣慶泉喜歡看書，學知識，他家有一個小小的書柜，里面最顯眼的是四大野戰軍戰史。洪爐老師送給他自己寫的抗美援朝書籍和一本23軍戰史，他愛不釋手，當場迫不及待地看了起來。他很想知道自己四年的從軍生涯，從國內到國外，到底打了兩場什么樣的戰爭。”

“不過，當洪爐老師跟他講，根據最近公布的資料，朝鮮戰爭是北方打了第一槍。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許是這種心態使他能夠相對坦然地面對自己的命運。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說，他內心的戰爭從未停止。”】

文章是以這樣一句話結束的：《英雄兒女》中說，“在中國人民志愿軍里有千千萬萬個王成”。還有多少個蔣慶泉就在你我身邊？

同樣在2010年，《英雄兒女》王成的扮演者劉世龍，接受《廣州日報》記者王鳳陽、邱瑞賢采訪時說，“為了勝利，向我開炮”是報告文學里的原話，不是為了戲劇編出來的，所以才能打動觀眾。王成的故事是真有其人，他的原型是一位叫于樹昌的志愿軍戰士。于樹昌犧牲后，排長孫紹軍和記者把他的故事寫成了一篇報告文學《向我開炮》，這篇文章后來入選了由周揚和郭沫若主編的報告文學集《志愿軍一日》里面。近幾年來，有些人說王成的原型還活著，王成的原型有好幾個，我覺得這是褻瀆歷史上真實的英雄。起碼，在我們拍片的時候，王成原型只有一個，就是于樹昌。

9歲就參加革命的劉世龍也遭受過不公正待遇。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因說過一些過頭話和牢騷話，受到留黨查看處分。他所在的劇團負責人告訴《英雄兒女》劇組：“劉世龍思想嚴重右傾，要控制使用。”但劉世龍決心用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他下到部隊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3個月下來，劉世龍身上充滿了英雄的氣質。導演武兆堤一看露出了笑臉。從此，他一直作為正面人物的演員出演了多部深受觀眾喜愛的電影。

1994年年末，《英雄兒女》中的“王成”和“王芳”，劉世龍和劉尚嫻，手捧著巴金喜愛的玫瑰花和新年賀卡來到巴金的病房時，久臥在床的巴金激動起來，雙手不停地向他倆招手致意。劉世龍、劉尚嫻分別握住巴金的手，閃著淚花，貼近巴老的耳邊深情地說：“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劉世龍還連連學著電影中王成的話喊道：“向我開炮！向我開炮！”巴金激動得連連點頭，而后他緩緩地說：“我在朝鮮看到志愿軍英勇作戰，很感動。”

筆者以為，如果蔣慶泉、洪爐真正想做、或者尊重志愿軍中千千萬萬的王成，就應該向巴金、毛烽、劉世龍、劉尚嫻他們學習，而不是到四處尋找新的“蔣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