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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10日，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永遠不改變，悍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

17日，達賴喇嘛逃往印度。19日，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面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于20日對拉薩叛亂武裝實施反擊，并相繼平息了其他地區的武裝叛亂。

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到了西藏問題。當前，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有必要重溫毛主席的講話，以饗世人。

關于西藏平叛的講話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們只同情少數人，不同情多數人，一百個人里頭，同情幾個人，就是那些叛亂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在外國，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對西藏就是只同情一兩萬人，頂多三四萬人。西藏本部(只講昌都、前藏、后藏這三個區域)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一百二十萬人，用減法去掉幾萬人，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我們則相反，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而不同情那少數人。

那少數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剝削、壓迫分子。講貴族，班禪[2]和阿沛[3]兩位也算貴族，但是貴族有兩種，一種是進步的貴族，一種是反動的貴族，他們兩位屬于進步的貴族。

進步分子主張改革，舊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

這個事情，我跟達賴講過。我說，你們要發展人口。我還說，你們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贊成你們信。

但是，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們一百二十萬人里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你看，就神職人員來說，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回教是允許結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不生產人。

同時，喇嘛要從事生產，搞農業，搞工業，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么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

至于貴族，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面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以及還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我們采取什么態度呢？

我個人的意見是：對于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莊園，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即實行贖買政策，使他們不吃虧。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么一點，中央政府也給你那么一點，你為什么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農奴制度，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貴族坐在農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每天都覺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個農奴制度了，不要那個莊園制度了，那一點土地不要了，送給農民。但是吃什么呢？

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贖買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

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總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并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

幾年定息過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給他工作，你得給他薪水，你得給他就業，一輩子都包下去。這樣一來，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仇恨就逐漸解開了。

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講了一篇，它說，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說我們打了大敗仗，誰人打了大勝仗呢？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

只有人打了大敗仗，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哪有那種事？你們講，究竟勝負如何？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那末，誰人打了大勝仗呢？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干涉者打了大勝仗？我看也很難說。他打了大勝仗，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呢？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

還有個美國人，名字叫艾爾索普，寫專欄文章的。他隔那么遠，認真地寫一篇文章，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而這二十萬軍隊，每天要一萬噸物資，不可能運這么多去，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

因此，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沒有親臨其境，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只要五萬軍隊，二十萬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剩下一萬多。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還不贊成，我們還可以推遲，是這樣講的。你們曉得，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而是三百萬人。

剛才講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萬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來西康區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松潘、阿壩那些地方。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萬人。第三是甘肅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現在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人民武裝起來了。藏人扛起槍來，組織自衛武裝，非常勇敢。

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為什么西藏不能肅清呢？你講復雜，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復雜的。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跑到西藏去了。他們跑到那里，奸淫虜掠，搶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飯，就得搶，于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從哪里來呢？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從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

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比如在日喀則，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江孜也收繳了，亞東也收繳了。收繳了槍的地方，群眾非常高興。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第一是怕他那個印，就是怕那個圖章；第二是怕他那個槍；第三，還有一條法鞭，老百姓很怕。把這三者一收，群眾皆大歡喜，非常高興，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

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不需要二十萬軍隊，只需要五萬軍隊，可以滅得干干凈凈。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不是。所謂滅掉，并不是把他們殺掉，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包括反動派，比如索康那種人。這樣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來，悔過自新，我們不殺他。

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此人在臺灣，名為胡適。他講，據他看，這個“革命軍”(就是叛亂分子)滅不了。他說，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復雜。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

我說，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他那個“大膽假設”是危險的。他大膽假設，他推理，說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難道敢去嗎？因此結論：共產黨一定不敢去，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我看他是要輸的，他并不“小心求證”，只有 “大膽假設”。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面性。他們一方面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后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

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

英國人最鬼，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工黨議員這個一問，那個一問，他總是一問三不知，說：沒有消息，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在那里沒有人員，因此我無可奉告。老是這么講。他還說，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后，看他怎么樣，我們才說話。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后，看他說什么話。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

這次人民代表大會，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么樣呀？要變的。

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

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如果他愿意回國，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我們希望他回國。但是，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同時，他本人那個情緒，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而班禪是要回來的。那時，總理勸解，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與其不回不如回。

那個時候就跟他這么講：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過是當一個寓公，就在那里吃飯，脫離群眾，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現在，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說他要改革，站在人民這方面，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看來不是的。

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六十年以后也許能改，也許不要六十年。而現在看來，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

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但是，我們文章不做絕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