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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強：推倒蘇聯大廈的輿論操盤手

點擊：作者：趙強來源：強詞說理、湘潮發布時間:2019-08-05 08:52:08

28年前的8月，一場影響深遠的政變爆發。從輿論觀察者的視角審視政變的前前后后，可以讓人把輿論同國家安全之間那根很隱秘的連接線勾勒得異常清晰，甚而刺眼。

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蘇聯政府一些高級官員發動政變，企圖廢黜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并取得對蘇聯的控制。他們認為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國家處于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政變在短短3天內便宣告結束，戈爾巴喬夫其后恢復了權力。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又稱“八月政變”。這一事件最終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紅色國旗黯然降落，標志著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退出了世界政治舞臺。

作為一個曾經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蘇聯在歷經74年的風風雨雨后急劇走向毀滅。無論對蘇聯持何種態度，單就事實本身而言，這都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事件，令整個世界震驚。

毫無疑問，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間接原因。其中，輿論的原因不可忽視。

群狼環伺

蘇聯誕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直接軍事入侵和間接軍事遏制行動，但都相繼宣告失敗。在使用武力消滅不了社會主義而又絕不甘心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背景下，和平演變戰略出籠了。

一般而論，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提出于20世紀50年代，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而大規模地實施則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喬治·凱南、艾奇遜、杜勒斯、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臘斯克等人在系統提出和平演變戰略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簡而言之，和平演變戰略就是西方國家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宣傳等手段促使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起來反對共產黨的統治，從而達到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的目的。

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通過輿論滲透，動搖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搞亂整個社會的共同思想基礎，引發社會動蕩，最終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在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過程中，西方國家主要通過開動宣傳機器、培植內應勢力、利用人員往來等方式持續不斷地進行輿論滲透。

一是開動宣傳機器展開輿論攻勢。利用各種宣傳工具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攻心戰，是西方大國歷屆政府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手段。

1953年1月，杜勒斯在準備就任美國國務卿時提出，美國要推行一項“更為有力或更為主動”的“解放政策”。他說：

【“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

尼克松也堅信，

【“使西方的信息穿過每一道屏障（不管是通過人員互訪，還是通過交換書籍，還是通過相互廣播），將會給這些屏幕后面的千百萬人帶來希望，并且將逐漸侵蝕蘇聯制度的基礎，就像滲透的水可能侵蝕一個監獄的基礎一樣”。】

為了展開宣傳攻勢，西方發達國家分別建立起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媒體，包括美國之音廣播電臺、自由歐洲廣播電臺、自由廣播電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BBC）、德意志廣播電臺等。

美國之音還在世界各地建立發射臺，以確保目標區能收到美國之音較強和較穩定的信號，克服可能的干擾。在很多情況下，轉播點是秘密的。這些電臺電視網都由政府提供巨額經費，設備先進，用數十種語言文字，晝夜不停地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性宣傳，同社會主義國家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思想戰爭”。

據粗略統計，1947年，外國對蘇聯的廣播只有美國和英國兩家，每周只播1個小時。到1980年，已經有35個國家用蘇聯各民族的語言對蘇聯進行國際廣播。從1983年起，美國政府撥款10億美元專門用作電臺廣播的經費，企圖通過電臺廣播的作用把西方的“真理”，即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主義國家。

西方國家對蘇聯展開宣傳攻勢的目的十分明確。1949年成立的美國“自由歐洲”國家委員會政治顧問杰克遜說得非常直接：

【“我們機構的成立，是為了在我們對其廣播的那些國家的內部制造混亂。”】

事實上，西方的宣傳攻勢也的確收到了良好效果。尼克松直言不諱：

【“美國從事的最有效的對外政策計劃——一直是支持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

布熱津斯基也表示，

【（自由歐洲電臺）“是我們影響共產主義制度內部政治演變的最好的工具，應該更多地加以利用”?！?span lang="EN-US">

二是培植內應勢力充當輿論領袖。按照“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的說法，“美國最有效的發言人不是美國人，而是既了解美國優點也了解美國錯誤的當地代言人”。因此，支持、培植和壯大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一直是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

長期以來，他們有計劃地通過公開和秘密的方式，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培植親西方勢力，收買、扶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組織，甚至在共產黨內尋找代理人。通過政治上的鼓勵支持、經濟上的提供資助，唆使所謂“自由戰士”“反共革命者”去策劃社會動亂，挑起民族矛盾，制造國家分裂，劍指社會主義制度。

1982年后，美國總統創立了國家民主基金，成立了“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美國國務院專門召開了關于“共產黨國家民主化”會議，采取了從言論到行動雙管齊下的方法，撥出大量專款支持和促進共產黨國家內部勢力的發展。

1983年1月，里根簽署《國家安全決策指令》75號（NSDD-75）。指令規定，近兩年要以8500萬美元為社會主義國家培訓未來領導人和建立東西方的工會、出版反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等。

針對蘇聯，杜勒斯早在1945年就明確提出：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為此，西方國家積極扶持蘇聯境內的政治反對派以及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派，并從中物色合適的代理人。由于蘇聯政府的防范比較嚴，盡管有西方國家的支持和聲援，但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這些人只是零星地從事地下活動，影響并不大。

然而，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隨著“民主化”“公開性”方針的推行，安德烈·薩哈羅夫等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相繼獲得合法身份，并公開進行政治活動。在西方及薩哈羅夫等人幫助下，蘇聯境內有相當多的政治反對派重返政治舞臺，逐漸成為反共、制造社會動蕩的重要力量。葉利欽后來能夠東山再起，也與這股力量的支持分不開。

從輿論滲透的角度看，這些人物一般都具有較高的社會名望和鼓動能力，對輿論的形成、發展及走向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力。西方國家積極扶持這些人，就是在蘇聯國內培植了一批親西方的輿論領袖，這對于加強對蘇聯的輿論滲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這里特別要提及蘇共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雅科夫列夫。

據原美國駐蘇大使F.馬特洛克回憶，在20世紀50年代末，雅科夫列夫作為首批赴美留學人員，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曾受到美中央情報局的“特別關照”。

另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后來披露，他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從幾個可靠的來源獲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

就是這個雅科夫列夫，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個特殊職位到處做報告，發表講話和文章，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動搖和取消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地位，攪亂蘇聯的意識形態。

不僅如此，他還通過任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親信等辦法，控制新聞媒體，使得像《星火》畫報、《莫斯科新聞》等一類的刊物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發表了大量歪曲事實、攻擊社會主義和否定蘇聯歷史成就的文章。

西方的“思想戰”能夠獲得巨大成功，雅科夫列夫可謂“功不可沒”。約瑟夫·奈認為，雅科夫列夫“在自由化問題上對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施加了關鍵性的影響”。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雷日科夫則直言，雅科夫列夫“在摧毀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事情上，留下了極為濃重的一筆”。

此外，西方還在蘇聯培植親西方的新聞工作者，設立各種基金和組織，協助反對派建立新聞媒體，并從資金和設備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如1989年9月，蘇聯國家廣播電視委員會和一家由蘇、意、法合資的公司創辦了“國際文傳電訊”通訊社。該社很快成為葉利欽等民主派的喉舌，并在新聞市場上超過了塔斯社。

事實證明，這些媒體在蘇聯解體中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據在蘇聯國家安全機構工作多年的維亞切斯拉夫·希羅寧少將在《KGB-CIA：改革的秘密動因》一書中透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蘇聯有許多長期埋伏小組，其任務之一就是間接地通過媒體的宣傳活動，贊美蘇聯總統的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

書中說，在改革年代，美國領導人多次公開同蘇聯領導人“稱兄道弟”，電視、報紙和雜志積極宣傳從今以后兩國關系晴空萬里，意識形態對峙的時代已經結束，完全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年代已經到來。

“相當高層的蘇聯領導人都上了這些宣傳的當。”

三是利用人員往來加強輿論滲透。戰后相當長時間，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軍事上包圍、遏制，經濟上禁運、封鎖，東西方之間往來很少。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資產階級逐漸認識到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文化交流及人員往來的必要性。

杜勒斯曾經說過：

【“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遲早我們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他們采取的方法思考問題。”】

丘吉爾也曾說過，

【“俄國人害怕我們的敵對，但更害怕我們的友誼”?！?span lang="EN-US">

尼克松就此進一步指出，

【“對蘇聯制度的最大威脅是，他們的思想與我們的思想進行交流，他們的人民與我們的人民進行交流，他們的社會與我們的社會進行交流。這種交流會引起不受歡迎的對比，打破克里姆林宮對信息的壟斷，播下有一天會開出和平演變之花的思想種子”?！?span lang="EN-US">

早在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借助科技革命之風，在經濟和技術、軍事領域保持了強勁發展的勢頭。西方世界富足的物質生活水平對于長期處于物資短缺狀態的蘇聯人民有很大誘惑力。

在巨大的現實反差面前，社會輿論自然就要朝著有利于西方的方向發展。西方國家充分利用了這種反差，通過“國際訪問學者計劃”“培訓中心”“文化和學術交流中心”等途徑，大力推動人員互訪，并期望以此將西方價值觀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中去。

對此，身為蘇聯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不僅沒有引導蘇聯人民理性看待彼此的差距，反而鼓勵民眾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

【“蘇聯人必須同外國人直接接觸。不用害怕……一些人會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繽紛。”】

事實表明，西方的這一策略收效顯著。美國蘭德公司的一份戰略研究報告說，那些受過美國“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和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學生回國，“其威力將遠遠勝過派幾十萬軍隊去”。

后來成為克格勃高級官員的留美學生奧雷格·卡路金說，從1997年回首以往，

【“交流對蘇聯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馬。他們對蘇聯制度的侵蝕起到了無與倫比的作用……這種交流多年來持續影響了更多的人”。】

總體來說，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滲透如長流水，從不斷線，可謂不遺余力、煞費苦心。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末收獲果實。

西方通過輿論滲透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是導致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當然只是一種外部因素，并非是對蘇聯演變起決定作用的根本原因，但它卻客觀上加速了蘇聯解體的進程。

自毀長城

蘇聯時期的傳媒系統具有其特殊性。這套傳媒系統突出強調，無產階級出版事業歸無產階級所有是其基本屬性。事實上，十月革命后經過不斷的公有制改造和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新聞傳播業已經百分之百國有化。

此外，這套系統突出強調黨和國家對信息出版機構的集中領導。對此，列寧早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就明確指出：

【“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因此，蘇聯時期幾乎所有的報刊都隸屬于各級黨政機關，如《消息報》隸屬于最高蘇維埃、《真理報》隸屬于蘇共中央、《共青團真理報》隸屬于蘇聯共青團中央。各級傳媒由蘇共中央統一領導，同時接受各級黨委的管理和監督。

客觀地說，這樣一個高度集中的傳媒系統，為鞏固黨的領導，為宣傳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這并不能掩蓋其局限性。

蘇聯時期，由于傳媒被賦予“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的角色，因此無論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都突出強調宣傳功能，傳媒最基本的功能，比如信息傳播和娛樂大眾，反倒被大大弱化。一些本應得到報道的新聞事件受到了扭曲和回避，民眾的知情權受到限制。

而且蘇聯新聞事業和國家政治生活一樣，逐步形成了一種過度集中、過度封閉的體制。媒體的自主權利被限制到了最低程度，報刊新聞寫作方式越來越枯燥，可讀性和趣味性越來越差，與群眾的需求漸行漸遠。

這就為“非法出版物”的滋生及西方傳媒的乘虛而入提供了土壤和市場。通過“體制外的渠道”，蘇聯民眾長久被壓抑的信息需求得到了一定滿足，時間一長，便不知不覺從內心認同了這些“非法渠道”，對本國傳媒反而日益失去了信任和興趣。

這樣的后果是嚴重的。因為一有風吹草動，民眾便更傾向于接受“非法出版物”及西方媒介的報道和觀點，對本國媒體的報道反而充耳不聞。

正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蘇聯的新聞改革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即著手進行新聞改革。這原本是一個改進新聞輿論工作、提升輿論引導水平的良好契機。但不幸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卻走上了改旗易幟、否定無產階級新聞工作基本原則、背離社會主義的道路，最終因為走錯了方向導致輿論失序、社會失控。

一是各類歪曲事實和社會生活本質特征的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體。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不久，便提出了“民主化”和“公開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動員報紙雜志就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進行詮釋。

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并且明確表示，

【“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楚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紙分析的對象”?！?span lang="EN-US">

在這種指導思想的影響下，蘇聯各類傳媒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毅然掀起了一場“公開事實（包括國家機器運作程序）和揭露歷史污點的大革命”。

一方面，在“公開性”的影響下，報刊大量刊登揭露官場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以及社會上酗酒、吸毒、婦女賣淫的文章，揭發出來的情況怵目驚心，大大出乎蘇聯人民的意料。

我們當然不能說報道出來的這些內容全都不是事實，但輿論就是個“騙子”，它可以將原本并非社會生活主要方面的內容，無限放大到讓人誤以為那就是社會生活本身的地步。這樣的操作，與之前機械地粉飾太平的做法，都是極不正確的，也都是片面和極端的。

但是，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它對人心所產生的顛覆性效果和沖擊性力量，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報刊大量刊登否定蘇聯歷史的文章，蘇共歷史上的一些政治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夸大，造成了老百姓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

特別是，報刊還大肆批判斯大林，對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等領導人都持否定態度，甚至發展到連列寧也都成了批判的對象。這不僅讓人們思想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使大家對帶領蘇聯走到彼時、成為可以抗衡美國的世界超級大國的共產黨產生了懷疑。

更有甚者，一些媒體還以聳人聽聞的報道、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誹謗等來吸引讀者。

這些報道的大量涌現，蠶食著蘇聯人民的心理防線，蘇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產生了懷疑。

二是各類媒體陷入混亂狀態。黨性原則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持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是黨性原則的核心。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不僅沒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都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是、各自為政。

這在事實上拋棄了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放棄了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

當然，可能會有朋友對禁止“行政干涉”文化宣傳工作深表贊同。對此，咱們先不去評點其優劣，這里只說后續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對輿論生態的攪動。

1990年6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新聞出版法》。該法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這實質上開放了“報禁”，為“自由辦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黨團體辦報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了。

當年10月，已有700多家報刊，包括13個黨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

《新聞出版法》生效后，在伏爾加格勒出現了不少新的報刊，其大方向就是反對共產黨，有的報刊甚至刊登退黨者的文章，聲稱留在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從而使退黨的人數明顯增多，起了瓦解蘇共的作用。蘇聯的輿論引導陣地，事實上已基本掌握在反對派手中。

與此同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也紛紛拋棄機關報性質，宣告“獨立”。由此帶來的嚴重后果是，一些本來屬于黨的或在黨領導下的報刊，實質上落入了形形色色的反對派手中，轉入了反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軌道。

三是終止對西方媒體的干擾。為反對西方的宣傳，蘇聯長期以來采取了施放干擾的政策，總共建立了2500多座干擾電臺，花了2.6億美元。

莫斯科廣播電臺在20世紀60年代以46種外語對外廣播，但內容比較死板、單調，處于被動地位，對西方國家沒有什么影響力。開始時，莫斯科電臺對自由歐洲廣播電臺、自由廣播電臺、美國之音和BBC施放干擾，后來又干擾對蘇聯廣播的以色列廣播電臺。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輿論的滲透。

但是1987年1月，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蘇聯停止干擾BBC對蘇廣播，不久相繼停止干擾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臺等多家西方電臺的對蘇廣播。

從此，蘇聯民眾可以隨時聽到這些外國電臺的聲音。這些電臺大肆傳播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站在西方的立場上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民來說，其蠱惑性和腐蝕性不言自明。

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

【“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