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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文件檔案看，混合所有制在改革開放后的黨的文件中已有20多年的醞釀和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各地方政府積極采取行動推動這個改革。然而，在企業層面，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決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難以快速推進。而多國實踐也已經從國家層面驗證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度，特別是已經否定了那種把混合所有制改革變為私人資本盛宴的企圖。真正體現初心的混合所有制是存在的，但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形成軌跡

 

改革一詞在毛澤東的話語中已經存在，但它成為高頻詞匯是在中國1978年后。1978年后的中國改革，除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外，在生產組織方式上，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進行的。在80年代探索了承包制，90年代實行了抓大放小政策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更加形成以所謂產權制度為核心的改革思路?；旌纤兄聘母镎呔褪窃谶@樣的歷史背景下逐漸形成的。

 

在人們印象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仿佛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其實不然?；旌纤兄聘母镏皇鞘藢萌腥珪蟾油怀龀鰜?。全會通過的文件認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且“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1】早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判斷，“隨著產權的流動和重組，財產混合所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將會形成新的財產所有結構”，而且，“就全國來說，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應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2】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認為，“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3】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認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4】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將股份制改革的范圍進一步拓寬，從“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表述改為“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表述。【5】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則認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6】2012年8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7】所以，這樣看來，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看來是黨的長期政策，至少是黨的長期政策演變使然。

 

然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圍繞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現了較強的爭論，【8】近幾年國家至少對某些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政策的表述也變得更為謹慎。2015年8月24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5〕22號）強調“穩妥推動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指出：“對適宜繼續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國有企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一企一策，成熟一個推進一個”。【9】2015年９月24日后印發的《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國發〔2015〕54號）在中發〔2015〕22號文件基礎上強調“確保改革規范有序進行”。【10】 

 

理論界的爭論和政策的微調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國家政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大量文獻都是研究如何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未能注意，更未能深入探討國家政策變化的原因。本文把混合所有制企業作為一種契約、制度，首先從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對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速度進行分析，【11】再進而基于政治經濟學從中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論證，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命運多舛，最后提出一種真正的資本混合模式。

 

二、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對國資主導混合所有制改革速度的影響：企業視角

 

在既有的文獻中，不少認為，我國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緩慢，應該強力推進。然而，這些文獻完全忽視了交易的契約本性對企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速度的影響?；旌纤兄埔馕吨环N新型的契約。由誰來簽約、是否簽約、怎樣簽約、如何執行契約、執行契約的預期效果如何以及相關方退出契約的選擇余地怎樣都會影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速度。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和案例分析

 

在國家做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決策后，諸多央企開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聯通計劃通過增發A股融資，與互聯網BAT三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以及其他國企合作。【12】

 

中國石化2014年9月14日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銷售公司）于9月12日獲得25家境內外投資者增資。25家投資者以現金共計人民幣1070.94億元認購增資后銷售公司29.99%的股權，其中私營資本總計11家，投資金額382.9億元，占比35.8%。據中石化官方發布的消息，25家機構分別出資最低4億元至最高100億元不等，持有銷售公司股權比例0.112%-2.8%。其中，國內投資者12家，投資金額590億元，占比55.1%；產業投資者以及與產業投資者組團投資的共9家，投資金額326.9億元，占比30.5%；惠及百姓民生的投資者4家，投資金額320億元，占比29.9%。其中，最受關注的私營資本總計11家，投資金額382.9億元，占比35.8%。這標志著中石化油品銷售業務重組引資工作如期完成。中國石化集團新聞發言人呂大鵬稱，中石化本次增資采用多輪評選、競爭性談判而非競標的方式，由潛在投資者對銷售公司價值進行獨立判斷，并根據本次引資的進展先后提交非約束性報價及約束性報價。中石化和銷售公司共同成立由獨立董事、外部監事和內外部專家組成的獨立評價委員會對潛在投資者進行評議。評議過程除將潛在投資者的報價、擬投資規模等作為主要決策因素外，還對產業投資者、境內投資者及惠及廣大中國公眾的投資者予以優先考慮。在投資者的選擇上，中石化遵循了“三個優先”原則，即產業投資者優先、國內投資者優先、惠及廣大人民的投資者優先。此次引入的25家投資者中，產業投資者以及與產業投資者組團投資的共9家。普通投資者借道公募基金渠道（投資門檻定位比如10萬元），參與（中國石化混改）成為現實。【13】然而，社會對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見。【14】

盡管有中石化等的實踐，雖然據稱國企混改的典型成功和失敗案例有多達十九個，而且包含2016-2018年最新案例，【15】 但國企混改工作推動較為緩慢。有觀點認為，至2014年混改均未進入實際操作階段。【16】有觀點認為，至2015年底，在實踐過程中，市場對混改反應似乎并不熱烈，兩年來在推進“混改”試點上也沒有形成“標桿”性案例，加上相關配套政策沒有出臺，“混改”只能處于一種邊探索邊觀望階段。【17】在中國改革前沿深圳，至2017年11月29日至30日，深圳市國資委才召開市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并購重組工作宣講動員會，深圳市國資委主任彭海斌發出動員令：“用3年時間全面推進市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能混盡混、應改盡改，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提升深圳市屬國資國企的市場化水平。”【18】

 

電網型企業也按照國家有關政策開展混合所有制增量配電改革。增量配電原則上指110千伏及以下電壓等級電網和220（330）千伏及以下電壓等級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等局域電網，不涉及220千伏及以上的新輸電網建設。增量配電業務多是工業負荷集中的區域，是未來電力市場發電企業和售電公司重要的售電客戶。截至2018年，增量配電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緩慢。據報導，鄭州航空港增量配電改革試點項目中，興港電力公司成立了1周年，正在推進一批輸變電線路建設，前期已投入近6億元，2018年總投資體量將達到15.16億元。在特許經營區域里，因存量資產處置問題與電網公司一直沒有協商出結果，也多次向所屬區域的能源管理部門反映和報送材料，得到的答復是要求雙方先行協商并達成一致后再報送材料遭遇類似情況的還不止一兩家。國內首個增量配電網領域混合所有制供電企業——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供電有限公司雖然早在2016年7月11日獲得了南方能源監管局核發的供電業務許可證，但目前該公司運營主要是承接原前海蛇口供電公司的業務。其他幾家股東也還沒有真正進駐新公司，新增配電網設施建設也還沒有開展。在湖北，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確定武漢左嶺新城增量配電業務試點、東風汽車公司襄陽基地配電網增量配電業務試點為湖北兩個增量配電業務試點單位，占全國第一批增量配電業務改革試點105個項目的2%。根據筆者調研，東風汽車公司襄陽基地配電網增量配電業務主要由東風汽車公司主導，但依然由國網湖北電力公司提供包括兜底在內的諸多服務。武漢左嶺新城增量配電混改項目開始于2016年，2017年組建了工作小組并進行調研，將調研結果上報給省公司，省公司將該項目交給綜合能源服務公司負責，但進展不明顯，2018年8月將該混改項目轉交給武漢供電公司負責。目前，已經完成公司章程的制定，正在進行工商注冊，接下來還會進行管理層的選舉。根據股份占比，由五人組成的董事會中，國網湖北電力公司擁有兩個席位，其余入股方各有一人入董事會。監事會有三個成員，其中一個將來自國網湖北電力公司，另外兩人由其他三個出資方委派，公司的總經理也將由國網湖北電力公司委派。其經營范圍為建設十一萬變電站及相關配套設施、傳統營銷服務工作、搶報修、設備運維管理、綜合能源服務。武漢左嶺配電有限公司在辦理營業執照后，也將會取得供電營業許可證、售電許可證。但目前依然尚未完成。

 

（二）理論分析

 

上述實踐和案例分析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在短期內難以徹底完成的。為什么呢？原因在于，完成相關的交易涉及到如下多個交易環節的問題。

 

第一，由誰來簽約、是否簽約？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然是要混合不同的資本，也就涉及到資本的主體的選擇，就要搜尋適當的簽約方了。契約的發起方對契約的預期越低，發起契約的積極性就越弱；要搜尋的簽約方數量越多（依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涉及的資本數量），對潛在簽約方的資質等要求越高，搜尋就越耗時。在已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更多顯示的是，地方政府比較急于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則只是被動地予以配合，民營資本更是表現出猶豫。這顯示，混改與已有的國企改革有較大不同了。實際上，國企的承包制改革主要是動員國企的原來的經營者承包來實施的，抓大放小要么是國企的原來的經營者、管理層收購，要么是賣給外部的私人，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在既有的經營者和潛在的入股者之間分配權利。后者所涉及的問題要復雜的多。無論是資質要求還是潛在入股者的預期都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進展速度甚至成敗產生影響。

 

在國企利潤率攤?。ㄖ袊讯啻纬霈F國企利潤率普遍降低的情形）的背景下，在上述交易屬性的制約下，交易成本也是國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個制約因素。【19】要搜尋的簽約方數量越多，作為簽約成本的一部分的搜尋成本就越高；潛在簽約方的資質等要求越高，搜尋成本也越高。因為越高資質的潛在簽約方越不容易答應混合所有制的要求。

 

在鎖定符合條件的簽約方之后，各方之間談判也需要耗費成本，包括顯性的召開會議的旅費、住宿費、招待費、律師費、咨詢費、會計師費等以及隱性的各方時間耗費。很顯然，談判方數量越多，談判內容越復雜，談判成本就越高。而且，如果談判不成功，所有的談判成本成為不帶來任何收益的沉淀成本。【20】

 

第二，怎樣簽約、如何執行契約？

 

推進混合所有制，需要設立新的企業，而這個新的企業需要設計未來決策和執行決策所依賴的制度框架。不同的股東之間本來就有利益沖突，只有通過國資之間的合作才能將這種利益沖突降低到最小。當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實上是要民營資本進入后，具有追逐私人短期利潤動機的民營資本必然引起資本混合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這時，如果新設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資本占據控股地位，那么，由于國家賦予的國有資本的功能，需要這個混合所有制企業按照國家意志而不是私人利潤行事，這就與民營資本追逐私人短期利潤動機相矛盾。二者所形成的文化的差異、管理風格差異等也會導致決策困難。即使民營資本不影響該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決策，也會對于這種決策耿耿于懷。也許正是考慮到這種可能，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國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主要是國企。

 

第三，執行契約的預期效果以及退出契約

 

如果本來并不需要成立一個實體企業來開展業務，卻受到混合所有制政策約束，非要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時，【21】就會因管理費用而產生可以避免的交易成本。因為這時，這個本來可以不設立的公司的高管本身的收入就是一種可避免交易成本。如果沒有這樣的公司設立，這項成本的大部分是可以不用支付的。而這種成本一旦產生，最終是要轉嫁給消費者的。以股份公司來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做法使得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營資本產生機會主義行動。這種機會主義行動在于，對民營資本有利時，民營資本就進入，而不利時，民營資本就可以通過正規或非正規的渠道退出。這樣，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上就是給民營資本多了一種獲利機會。所以，股份公司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實際上總是面臨著解除契約的風險。這種風險可能導致民營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結果清零。

 

考慮到以上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可以說，只有混合所有制改革確實帶來用其它方法無法帶來的巨大收益，才能彌補這個設立混合所有制企業所消耗的交易成本而有余。否則，社會資源就因交易成本而虛耗了。有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為了國有企業裁汰冗員。這是不正確的。國有企業的冗員狀況早已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把大量工人下崗了。有人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為了加強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而其實，加強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可以有更好的辦法。【22】

 

三、中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歷史經驗：國家視角

 

僅從企業角度還不足以看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貌?；旌纤兄聘母锏乃俣戎皇且粫r一地之得失。從國家視角研究中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歷史能夠為我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借鑒。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要遠比基于抽象理論和企業層面的交易成本所進行的分析更為可靠。

 

第一，列寧時期俄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

 

列寧和毛澤東在公有制經濟極其弱小的情況下分別在俄國和中國進行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踐。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就面臨著經濟建設問題。為此，列寧高度重視工業化。列寧強調指出，“開發資源、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礎只有一個，這就是大工業。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于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23】對于實行工業化的方法，列寧主張實行租讓制和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以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等。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可以迅速解決生產資料和建設資金缺乏的困難，因此列寧在有關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主要應該關心的是盡快地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機車、機器、電氣器材等等生產資料，沒有這些生產資料，我們便不能稍許像樣地恢復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復我們的工業。”【24】后來在談到租讓制的意義時，他又指出，俄國有許多礦山和森林自己不能開采，有許多工業企業自己不能恢復生產，就是因為俄國缺乏機器、運輸工具等，如果實行租讓制，利用外國的機器和運輸工具，就能夠迅速恢復開采業和工業，迅速提高生產力，使俄國的機器大工業得到發展，改變小生產占優勢的狀況。就此他說：“蘇維埃政權‘培植’租讓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后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業產品的數量（提成），加強由國家調整的經濟關系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系。”【25】在農業問題上，列寧主張，要采用特殊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要同大多數農民妥協，滿足農民的經濟要求。列寧從經濟科學的觀點考察了農民的經濟要求，他指出：“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立刻對自己說：實質上可以用兩個東西來滿足小農。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轉自由，需要給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產品。如果沒有什么可以流轉，那還算什么流轉自由；如果沒有什么可以交易，那還算什么貿易自由！”【26】列寧還說：“在蘇維埃政權下，‘合作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不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正因為如此，所以目前它對我們是有利的，有好處的，當然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糧食稅意味著可以自由出賣剩下的（納稅以后的）余糧，那么我們就必須竭力設法把資本主義的這種發展（因為買賣自由、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合作制資本主義的軌道。”【27】在回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提問時，列寧說：“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實質在于：第一，無產階級國家準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于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采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28】站在今天的角度，所謂租讓制、合作制就是公私合營，就是資本混合，而且既可以是小資本混合（在農業），也可以大資本混合（在工業）。然而，列寧的這種獨具特色的“合作制模式”，即混合所有制模式后來被斯大林所推行的全盤國有化、集體農莊制和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模式所取代了。今天，中國推進混合所有制的條件也與列寧的混合所有制實踐的條件不同：今天中國擁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

 

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混合所有制政策也經歷了類似蘇聯從列寧到斯大林式的轉變。在延安時期，在與斯諾、謝偉思等外國人士交談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中國戰后最大的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么低，不能采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因此“為了建設，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外國資本。”【29】應該說，毛澤東的這個表述與后來的發展具有較強的一致性，中國確實得到了來自蘇聯的資本援助。毛澤東還把這種思想用于了當時根據地的經濟發展上。他親自制定了吸引外資的政策：“應該吸引愿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據此，1941年5月1日《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1942年l月《陜甘寧邊區三十一年度經濟建設計劃大綱》規定：“應積極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投資，頒布優待華僑投資辦法，幫助在延華僑興辦工商實業，造就便利華僑來邊區投資的基礎。”1945年3月28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陜甘寧邊區獎助實業投資暫行條例》，在吸引外資方面提出了更為優惠的政策。邊區政府為號召華僑投資延安，特將杜甫川的一個毛紡廠作為華僑毛織廠，該廠資金很快積累到百萬余元。1942年2月，延安僑聯發起組織了西北華僑實業公司，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30】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區已發展有41個工業合作社，共1041名社員，入股資金已從1941年的669314元法幣增加到3434040元，具有生產毛毯、色布、鞋帽、肥皂、牙粉、豆粉、酒精、粉筆、墨水、紙張等設備和生產能力。除此，解放區工合還擁有鐵礦、煤礦、制造廠、鐵工廠、制藥廠、運輸站和油井等行業。據1945年不完全統計，在黃河以北的華北各解放區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種不同類型的工業合作社230多個。毛澤東曾多次指出，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不僅不能消滅私有制經濟，還要保護和發展私有制經濟。他認為目前農村根據地內的主要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31】“因為拿資本主義的某些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然而，僅僅在10余年之后，毛澤東本人的觀點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得中國在短短數年內就成功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概括地說，中國實行的政策是對外自力更生，對內“一大二公”。確實，這是比較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主義理論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公有制經濟非常弱小的情況下，列寧和毛澤東曾經一度主張實行混合所有制，但蘇聯和中國歷史的發展都走到了他們這些主張的對立面。而且，從他們的主張的初衷看，他們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公有制的力量或民族的力量。很顯然，今天，中國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歷史條件與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因為中國的公有制經濟的強大已經今非昔比。如果我們認可他們改革的初心，如果我們認可蘇聯和中國這種歷史上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歸宿的歷史必然性，那么，我們將會從政治經濟學的高度對今天實施怎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出正確的判斷。

 

第二，1980年后中西方的混合所有制實踐

 

改革開放后，中國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政策，這本身就已經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了。在實行這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中，經濟活力是一個重要甚至關鍵話語（李西林、周述實，1983[1]）。今天，不少研究認為，持續地激發國民經濟的活力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一個目的（許光建、孫偉，2018[2]；張銀平，2017[3]；安蓓，2015[4]）。誠然，經濟需要有活力。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運動，都是活的；運動停止，也就死了，事物不再存在。國民經濟同樣如此，無時無地不處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循環往復的再生產過程之中。因此，經濟在本質上是活的、運動的、發展的、開放的；不是死的、靜止的、凝固的、封閉的（沈立人，1986[5]）。然而，從事物的一分為二的觀點看，也必須認識到，搞活可能異化為搞死。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出現不少企事業單位的廠長、經理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揮霍浪費，侵吞國家和集體的財物，利用職權搞特殊化、違法亂紀，用公款大吃大喝，營建私房，任人唯親等腐敗現象屢屢發生和存在。這些人想方設法多占一點，多貪一點，而在心目中很少有為國家為職工著想的思想動機。不少企事業單位因此而虧損，有些在虧損的背后，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企業窮得叮當響，職工只開50%工資、甚至連一分錢也開不了支，廠長經理卻發財暴富，照樣開百分之百的工資和補貼，照樣用公款大吃大喝，蓋小洋樓，家里幾大件齊全，鋪地毯、裝飾豪華，令人奇怪而不解。1990年南方有一個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發生在企事業中的經濟犯罪案件56起，涉及廠長、經理的案件有23起占41%，總值達55萬余元，人均2.45萬余元。如此嚴重的經濟案件和腐敗現象，不能不引起深思（金鶴林，1992[6]）。而最近，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的腐敗更是觸目驚心。【32】這從實踐的角度說明，我國已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理論基礎是不成立的。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現了背離政策設計者的初衷的大量現象。

 

如果上述分析還只是屬于微觀個案，那么，我們可以從民營經濟的總量來預測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某些人設想的那樣去實施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果。【33】中國不僅民營企業所擁有的資產份額大大增加，而且民營企業的數量也大大增長了。1978年全國個體經營者只有14萬人，民營企業在允許登記后的1989年，總數不過9.05萬戶。2005年，也就是改革開放進行到第27個年頭，中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全國企業法人單位中，按照登記注冊類型分組，國營企業數量占總數的5.5％，集體企業占10.5％，民營企業占61.0％，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占10.6％，股份有限公司占1.9％，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2.3％，外商投資企業占2.4％。國營和集體企業加起來才占到企業單位總數的16%。到2018年8月底，全國實有個體工商戶6962.5萬戶、民營企業3000.2萬戶，分別增長了497倍和331倍。目前，個體私人企業占到了全國市場主體總數的94.9%。言外之意很清楚，國有和集體企業加起來也只占市場主體的5.1%！2003年中央企業還有196家，到了2018年6月只剩下了96家！【34】可以預期，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按照某些人設想的那樣大量在國企中引入私人資本，并使得私人資本在國企獲得決策權，就是在趨于把國企清零。【35】

 

國企清零并不是終點。這不妨用西方經驗作為參照來預測。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原本有許多國有企業和社會服務設施。20世紀80年代后，英國的撒切爾主義與美國的里根主義同時興起，推動了歐洲的私有化進程。然而，最近BBC的一篇報道把2008年至2018年稱為“消失的十年”（the lost decade）。在這十年里，城市小業主與工薪階層的工資幾乎停滯不前，而物價與整體通貨膨脹率則連年上漲。在英國，隨著2010年保守黨政府上臺，其財政政策大幅度向大資產傾斜。通過一系列削減最高所得稅、縮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公共服務等激進市場化措施，英國社會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階層流動性減弱，保守黨政府最終為今天這場巨大政治風暴埋下了種子。從2018年年初開始，一些因為英國私有化加劇以及政府公共服務大量外包而興起大型私人公司開始不斷爆出財務危機，以及各類貪污、服務質量低下、偷工減料等丑聞。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包括承接監獄管理工作的英國安保服務提供商G4S虐待囚犯與非法拘禁問題，以及承接政府基建項目的卡瑞林（Carillion）公司在倒閉前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協同做假賬，騙取股民投資等問題。這些都成為了公眾要求減緩私有化，甚至重新開始國有化關鍵部門訴求的導火索。【36】如果重新國有化，就意味著西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次走回原點。這也意味著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進行，就必須堅持中央確立的做強做優做大國企的政策定位。

 

四、新時代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雖然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在我黨的歷史文獻中有著長期的淵源，雖然中國有些人極力鼓吹他們所想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基于交易屬性和交易成本的分析表明，我國國企在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是面臨諸多難題的。而從整個國家的層面看，似乎在所有國家，混合所有制都沒有形成為一種穩定的經濟模式。當然，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本身也不是一種穩定的經濟模式，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采用的經濟模式。

 

那么，是否存在真正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原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呢？我們認為是有的。在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就有學者認為，集體農莊不表現為集團所有制，而是表現為集體和全民的混合所有制（曉怡，1963[7]）。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混合所有制是緊密結合集體農莊的生產而設計的：集體農莊的土地是全民所有的土地，集體農莊資產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國家負擔費用培養的熟練的集體農莊干部，國家建立覆蓋廣泛的農業科學機構網，國家通過農業機關保證集體農莊的生產計劃和管理，在獸醫和育種方面為集體農莊服務，以及國家的無償援助、企業自愿支援、沖抵的貸款等等提供的大量資金構成的。還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這些資源，集體農莊一些情況下是免費使用的。也就是說，在當時條件下，這些資源還沒有市場化、貨幣化。【37】這實際上就保證了集體農莊在經濟上的效率。當時，集體農莊建立不久，還沒有辦法向這些資源支付大量貨幣。而且，集體農莊由于不向這些資源支付貨幣，即不付出會計成本，因此，集體農莊就有可能以較低的價格向社會供應農副產品。這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穩定。應該說，這種集體和全民的混合所有制是符合蘇聯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以此類推，今天，中國在各種產業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時，應該主要參照類似模式。【38】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可能才正是我黨多年來想要探索出的混合所有制。

 

這種混合所有制是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國有企業等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的模式。按照這種模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宏觀格局必然是公有經濟成分在宏觀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多樣化，包括央企、地方國企、集體企業以及它們的相互“持股”、公有控股下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公有經濟對重要民企的參股或合作等，目標是國企集體企業和民企的健康發展。這里的持股不一定是類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那種持股，而完全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曾經涌現過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當然，也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采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那種持股。【39】這種模式就與那種在混改中走向私有化，將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例降到10%以下，使之成為又一次私人資本瓜分國有資本的盛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劃清了界限。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契約屬性，基于不同國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經驗教訓，也基于混合所有制的目標模式選擇的復雜性，新一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徑和速度應當是漸進式的，穩健的，而不是運動式的，其目的應當是為鞏固公有制經濟地位，在民營企業還不可能完全離場的條件下，確保公私企業的良性合作，而不是為了實施私有化。

 

參考文獻：

[1] 李西林、周述實 ：《 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方針》，《理論學習》，1983 年第3期。

[2]許光建、孫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五個關鍵問題》，《宏觀經濟管理》，2018 年第1期。

[3]張銀平：《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立足增強多方活力》，《求知》，2017年第9期。

[4]安蓓：《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談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中國外資》，2015年第21期。

[5]沈立人：《“搞活經濟”詮釋》，《經濟問題》，1986年第2期。

[6]金鶴林：《關于搞活經濟的思考》，《東疆學刊》，1992年第2期。

[7]曉怡：《蘇一經濟學家宣揚集體農莊是集體和全民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學動態》，1963年第18期。

 

注 釋：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求是》，2013年第22期。

【2】《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1993年11月17日。

【3】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1997年18期。

【4】《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求是》，1999年第20期。

【5】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02年第22期。

【6】《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建設》，2003年11期。

【7】《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8】 如參見簡新華：《必須正確認識和合理推進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過分強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財經科學》，2017年第12期。綦好東、郭駿超、朱煒：《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阻力與實現路徑》，《管理世界》，2017年第10期。

【9】《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國勘察設計》，2015年第11期。

【10】《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中國勘察設計》，2015年第11期。

【11】西方經濟學中，契約概念有兩種，一種是指國家層面的，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已經被西方引進到經濟學中，一種是指企業層面的，如O.威廉姆森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兩種契約概念都構成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基因。在社會主義國家，契約概念也可以使用，但它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因。比如，我們也可以把國有企業看成是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契約。我們不能用西方企業的契約特性（如其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來約束中國的國企性質。

【12】《第二批央企混改醞釀試點》，《法人》，2017年第5期。

【13】《中石化混改邁出實質一步 掘金混合所有制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yyj/20140918/233920347484.shtml，2014年09月18日。歐陽志成：《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運作模式及其借鑒意義》，《中外企業家》，2014年第33期。馬守貴：《中國石化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石油和化工》，2014年第3期。

【14】余豐慧：《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何以未獲掌聲》，《金融博覽(財富) 》，2014年第10期。

【15】《“國資國企改革與混合所有制實施”匯編資料（實務手冊）》，

http://www.gaizhi.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f=show&catid=117&l=1&id=245。

【16】《央企將分批試點混合所有制改革首批最快15日亮相》，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40711/011919669878.shtml

【17】《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由“快”轉“穩” 》，

http://www.gaizhi.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f=show&catid=95&l=1&id=265。

【18】《深圳：2018年將全面啟動市屬國企混改工作 》，《上海證券報》，2017-12-28。

【19】有研究發現，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國企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提升。參見翟華云、鄭軍：《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現狀與障礙——來自于湖北的調查研究》，《湖北社會科學》，2016 年第4期。

【20】關于如何科學理解沉淀成本，參見王今朝：《經濟學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2頁。

【21】多地已經出現“為混改而混改”的運動式局面。比如，地方政府言必稱混改，未曾考慮企業的功能界定和經營情況，從而使得中央的政策目標被無效放大。這種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不因地制宜的做法早有殷鑒。

【22】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種更好的辦法。目前，尚不清楚中國是否有重啟這種改革的可能性。

【23】《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1-302頁。

【24】《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頁。

【25】《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1-302頁。

【26】《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7】《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223頁。

【28】《列寧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3頁。

【29】轉引自高西蓮《試論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搞活經濟的思想》，《人文雜志》，1993年第6期。

【30】高西蓮：《試論延安時期毛澤東關于搞活經濟的思想》，《人文雜志》，1993年第6期。

【31】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89-794頁。

【32】謝瑋：《華融董事長賴小民落馬事發前8天還在談強監管、治亂象》，《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16期；周琦：《膽大妄為超出想象賴小民貪腐案：瘋狂的校力》，《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1期。

【33】原來實施混合所有制的主體一般以國有資本為優先考慮對象。現在，則出現了優先考慮民營資本的動向。

【34】許玉杰：《私營經濟衰退原因及出路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哲學思考之四》，

http://www.jqdstudio.net/llyj/fl1/2018-12-15/129918.html。

【35】按照同股同權的規則，私人資本入股國企后一定會獲得相應權利。如果在混改后的國企，國有資本不再占據控股權地位，則幾乎就可以判斷，這種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一種私有化。西方那種一個資本通過10%的股權控制眾多子公司的模式在目前中國還看不到實踐可能。

【36】殷之光：《今天英國的危機是一場私有化帶來的危機》，

http://www.globalview.cn/m/show.php?classid=16&id=28869，2018-12-15.

【37】設想一下，假設蘇聯當時允許一些資源進行市場化經營，那么，它所索要的平均利潤就會構成蘇聯集體農莊的成本從而加到農產品價格上去。

【38】其實，中國今天的農村土地制度就是一種混合所有制。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但農民以使用權的方式占有土地，享受土地的收益權。

【39】西方已經出現一些資本運作公司，它們擁有巨額的資本，通過持有一些其它重要公司也許只有10%的份額的股票，卻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中國也可以發展一些這樣的公司，但很顯然，它們雖然是資本混合企業，但決不是為了混合而混合，而且，中國的國企不可能都采取這種模式。

 

（作者：李善風、蔡攸敏，國網湖北省電力有限公司 電力科學研究院；王今朝，武漢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本文主要觀點曾刊于《西部論壇》，此為作者最新修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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