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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還是實行私有化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是充滿著斗爭的。這種斗爭過去有，現在也有，將來也會有。這是很好理解的，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不同所有制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他們的命根子。雖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各個階級(敵對勢力除外)的共同利益，但是每個階級的具體利益還是有差別的，每一個階級總是竭力想維護和加強自己利益的經濟基礎，發展和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哪種所有制經濟應該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營經濟為主體，這個問題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焦點。我們一再申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支柱，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不能動搖;但代表私營經濟利益的經濟學家卻要求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讓私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國有經濟只是作為保證私營經濟發展的工具才需要存在和發展。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就是這樣鬧起來的。制造這種輿論的人多得不勝枚舉，由于有一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充當吹鼓手，這種輿論甚至一度成為主流。有一位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公開主張要以私營經濟為主體，說只有這樣，國民經濟才有活力。他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性黨報上，宣傳違反《憲法》的言論，真是難以想象。

應該指出，讓私營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主體的主張，是得到西方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支持的。上世紀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說過：“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①]2000年，前總統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②]美國政要為什么那么關心我國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呢?因為他們從階級本能上感到只有私營經濟成為主體，才能從根兒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從而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政治敏感性是十分強烈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同工人存在雇傭、剝削的關系，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到它同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上也有兩個方面，即兩者之間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目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兩種經濟成分都可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各自的作用，都可以在發展經濟、滿足人們多樣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貢獻，因而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它們的所有制基礎、生產目的、與勞動者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同的，因而他們在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各種矛盾、磨擦甚至沖突。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表現。誰應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這種斗爭恐怕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會存在，也許只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級，隨著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現象的消失，這種斗爭才會消失。

在我國所有制結構中，應該由那種所有制充當主體問題的斗爭，反映到理論層面上，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要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而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則要求實行私有化，大大削弱公有制經濟。甚至消滅公有制，由私有制充當主體。

應該看到，近年來由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發展，資本家經濟實力的增強，這種斗爭越來越明顯和激烈了。

這種矛盾和斗爭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而且表現在經濟改革的各項實際政策上了。

現在，經濟工作經常可以看到“兩張皮”的現象，一方面，在《黨章》、《憲法》、中央文件上明明寫著，必須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主流宣傳輿論也強調要劃清基本經濟制度與私有化的界限;另一方面，在制定改革的具體措施時，卻往往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置諸腦后，一味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化公為私。有的領導機關接連發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幾個文件，唯恐下面不重視，而對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卻毫無興趣，一個文件也不發，兩屆任期，沒有采取過一項有關發展國有經濟的重大措施，沒有開過一次研究國有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會議，對私有制、公有制這兩種所有制的態度，親疏分明，誰都感覺得到。這種狀況，對于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來說，豈非咄咄怪事!前幾年還刮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大量國有企業在“改制”的借口下，被“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地賣給“有經營能力者”(也就是“管理層收購”)、“戰略投資者”，讓他們得以趁機肆意侵吞國有資產。“改制”成為某些人盜竊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許多私營企業主的第一桶金就是這么得來的。這就是代表私營企業主利益的某些“著名經濟學家”一再要求“赦免原罪”的緣由。同時許多領導機關還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政策，而對國有企業則進行種種刁難和排擠，使非公有制經濟相對于公有制經濟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這類事例，近年來屢見不鮮。這種種措施使得私營經濟高速度膨脹，導致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這個歷史教訓值得總結。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后，又有人蠢蠢欲動，試圖利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機會，再一次化公為私，瓜分國有資產。有人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要突破舊的觀念，“用民營經濟參股的辦法來激活國有經濟”，搞一場新的“國退民進”運動。早已垂涎優質國有資產的私營和外資企業更是摩拳擦掌，想趁機分得一杯羹。例如，他們制造鐵路總公司資不抵債的謊言，企圖像上一輪國企改革中故意低估國有資產價值、然后低價收購那樣，分批低價吃掉國有鐵路。他們正在醖釀著一場新的瓜分、控制國有企業的浪潮。如果讓這種企圖得逞，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很難保持了。不幸的是，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對此麻木不仁，甚至推波助瀾。然而一旦出現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的情況，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會變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出現這種狀況，也不是偶然的，它是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惡果。近二、三十年來，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占領了我國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有的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言必稱西方，忘記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忘記了理想信念。他們把西方國家的理論、政策、措施當作我國改革的圭臬。他們根本不相信公有制的優越性，妖魔化國有企業，把發展經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私營經濟身上。一說到經濟改革，就只想到出賣國有企業，發展私營經濟，仿佛除此之外就談不上改革。但中央的態度十分明確，中央文件一再申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絕不搞私有化。他們不能或不敢公開反對中央文件，于是就出現了“兩張皮”：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但是這樣搞多了、時間搞長了，給人們一種印象：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只是嘴上說說的，自己也不信，實際干的是另一回事。這就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這種事情，一段時間里在某些領導干部身上是經常可以見到的。

當務之急是要大力批判新自由主義，把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落到實處，采取切實措施，發展公有制經濟，剎住公有制比重下滑的趨勢，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頂梁柱。削弱國有經濟勢必導致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的垮塌。當務之急是，務必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鞏固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