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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慧艷：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邏輯起點與當代價值探析

點擊：作者：侯慧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07-12 09: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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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邏輯起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把權力視為基于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二是把權力視為一種實踐的社會關系；三是把權力視為客觀的人對人的支配與服從。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權力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鮮明展示，這種展示對于當代中國權力理論和權力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權力問題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是幫助人們正確認識權力問題的科學武器，也是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權力問題的基本理論指南。然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對權力問題進行直接、系統的論述，而非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又廣泛流行，擾亂了人們對權力問題的認識。

習近平明確指出：

“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前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來源和基礎，后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性質和歸宿。”[1](P206)

要正確理解和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權力觀，首先要探清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邏輯起點，明確馬克思主義在權力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以更好彰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在當代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時代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第一個邏輯起點：權力是一種上層建筑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并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認識人們的一切社會生活，應首先從決定其存在的經濟活動中去考察，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2](P1002)馬克思主義對于權力問題的探討也必然從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開始。在原始社會的生產中，人們為了在大自然中求得生存，必須組織起來，與一切惡劣條件做斗爭，這種組織性就是權力產生的根源。權力，是人們為求生存而組織起來的必要社會產物。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由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人們必須將絕大多數精力投入到維持生存的經濟生產活動中，因此很難看到存在于經濟生活之外的權力。隨著生產力的日益進步，人類生產活動的規模日益擴大，權力也隨之日益加強，并從一般的社會生活中分離出來，成為有專人負責掌管的部門，由此，權力開始取得了獨立于經濟之外的形式即政治權力形式，并通過這種獨立的形式將社會生活中的一切支配性集中表現出來。盡管如此，權力的本質仍深深地扎根于經濟基礎之中，這種“扎根”深刻地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總是決定著政治權力產生、發展和滅亡，而政治權力也要為其相應的生產關系服務始終。因此，權力決不是一個單純政治的產物（政治權力只具有相對獨立性），而是一個源于人類社會生活、基于一定經濟基礎并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服務始終的上層建筑。這一立場或者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考察權力問題的第一個科學邏輯起點。

是否首先從經濟層面去探尋權力的根源，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與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最根本的分歧。古今中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家大多脫離了經濟問題（當然經常也脫離其他社會問題）而僅僅在政治層面討論權力的本質，原因不外乎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認識上，受到認識水平的限制，人類長期不能透過權力的形式獨立于其本質之外的表象，探尋到權力的真正本質；另一方面是在階級上，由于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權力就已經取得了獨立的形式并由剝削階級所壟斷，而各種剝削階級出于愚弄和壓迫被剝削階級的目的極力掩蓋權力被壟斷的事實，同時也掩蓋了權力的階級性質、不斷增加著權力問題的神秘性，更加模糊了人們對于權力的政治形式與經濟基礎之間關系的認識。數千年來，人們總是將權力等同于權力的政治形式，將權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上層建筑領域，集中于政治權力的分配和運行等微觀具體問題方面，使得權力的經濟性與政治性一步步分離。

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錯誤的權力學說在現實的權力問題面前變得步履維艱。一些人發現，權力問題總是與經濟問題密不可分，權力研究不可能脫離經濟而進行，于是提出將權力分為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等不同的類別，并承認經濟權力相對于其他權力的決定性地位。表面上看，這個問題似乎得到了解釋，但這只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實際上混淆了權力根源、權力形式、權力功能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權力的根源即經濟性與其形式即政治性之間的辯證關系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類別關系。

權力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產物。要了解權力，必須深刻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必須看到它基于一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本質，必須看到它源于社會經濟生活、高于社會經濟生活又回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部循環歷程，必須看到任何割裂、哪怕是部分割裂經濟與政治關系的理論都不可能真正說清楚權力的本質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第二個邏輯起點：權力是實踐的社會關系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科學。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地指出：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P139)

把權力置于實踐的社會關系當中考察，并從中抽象出權力的本質，這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考察權力問題的第二個科學邏輯起點。

馬克思指出：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3](P137)“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他們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3](P137)

正像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一切非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權力問題時，要么從舊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僅從自己的直觀去理解權力，或者干脆把權力當作一個實物去認識，把權力當成了可以爭來奪去的實物；要么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把權力抽象化和神秘化，將其看作附著于主體的一種不可琢磨的東西，把權力看作是“一個人或一些人……的能力”，[4](P926)即將權力理解為屬于人的特質（能力或稟賦）。

首先應當說明，權力不是一個實物，因為實物可以脫離人獨立存在，而權力不可能脫離人獨立存在。其次，權力也不是人的特質（能力或稟賦），因為人的特質（能力或稟賦），是以單個人的存在、而不以主客體雙方的共同存在為前提，但是，權力只有在主客體同時存在、并在社會實踐中發生支配與被支配活動（包括潛在的）時才存在。世界上沒有一種無主體或無客體或主客體皆無的權力。權力是存在于正在發生支配與被支配活動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各種權力斗爭，說到底不過是在爭取改變自己同他人之間的關系而已；掌權者的權力，也不過是在展示著其在社會關系中相對于他人的地位。

雖然不是一個實物，但權力仍然具有工具性，即權力可以被主體加以利用（作用于客體），為實現自己的目的服務。人們常說“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正是描述了權力的工具性。作為客觀工具的權力，必須通過人的運用來發揮作用，因此，選擇什么樣的人來執掌權力非常重要。另外，由于權力是一種上層建筑，權力的主體只能是人的共同體（在階級社會里是統治階級），個體的掌權者只能作為權力主體的“掌權工具”而存在。掌權工具與權力之間是推動與被推動的關系，并非是占有與被占有的關系。一旦掌權工具將權力視為己有，以權謀私，必然受到權力主體的排斥。因此，歷史上所有的政權都反對腐敗，只不過剝削階級政權反腐敗維護的是剝削階級的利益，而勞動人民的政權反腐敗維護的則是廣大勞動者階級的利益。

三、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第三個邏輯起點：權力是客觀的人對人的支配與服從

1890年，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合力論”，他指出：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5](P605)“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5](P605)

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指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指導人們到客觀發展的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去考察一切歷史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考察權力問題，也應當首先將權力從各種人的主觀束縛中解放出來，把它看作是客觀的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客觀存在，這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考察權力問題的第三個科學邏輯起點。

許多政治學家從人的主觀動機出發，試圖用“影響”“制約”“干涉”“約束”“壓迫”等概念描述權力，但都沒有說清楚權力到底是什么。但將權力還原為一種客觀存在之后，人們便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權力，是人類社會生活實踐中客觀存在的、發生在主客體之間的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社會關系。支配內在地包含著服從，并與服從互為存在的前提，無論是積極主動的服從，還是消極被動的服從，總之，在主客體之間，以一方服從為前提的支配一旦發生，就形成了權力。

在權力的支配性問題上，歷來存在一些爭論。有些人認為，權力只存在于階級社會，其理由是無階級社會中不存在階級壓迫。這種觀點其實是將“壓迫”與“支配”混為一談，將階級壓迫看成權力的本質，從而以權力的部分功能代替了權力的深層本質，并進而得出無階級社會將不存在權力的錯誤結論。

從產生根源來看，組織生產活動的功能是權力的最基本功能，只要人們還在進行經濟活動，權力就不可能消失。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經濟活動不但進行，還要擴大規模、高度組織，權力也會與之相應地愈益走向完備。但是，階級社會里和無階級社會里的權力是有本質區別的。在階級社會里，經濟上的剝削關系造成了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間的不平等，從而造成了權力支配的壓迫性；在無階級社會里，權力被剝去了壓迫的外殼，只保留了服務社會的功能，經濟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處于平等地位，從而使人們都能夠積極主動地服從權力的支配。

四、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當代價值

權力問題是人類社會科學領域里最復雜、最難解的問題，同時也是人類社會實踐領域中最重要的問題。新時代黨治國理政必須正確面對權力問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邏輯起點，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在權力問題上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厘清這些問題，至少可以使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在三個方面融入當代中國權力實踐，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1．正確理解權力的性質，理順權力、權力主體與用權工具間的關系

“權力究竟屬于誰”，是一個始終都繞不開的問題。只有真正明確了權力主體，才能理順權力運行中的各種關系。近代以來，隨著封建專制逐漸退出人類社會歷史舞臺，資產階級學者提出的“公共權力”的概念被世人廣為接受。但是，所謂“公共權力”概念就權力談權力，又極具超階級色彩，既不能具體解釋權力的根源，也不能明確權力主體的準確內涵，實際上掩蓋了不同權力的性質問題，并沒有真正說明“權力究竟屬于誰”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基于一定社會經濟基礎觀察權力，揭示了階級社會里不同權力的不同階級性質。在階級社會里，不管剝削階級統治者如何吹噓權力的公共性，權力也不屬于人民，所謂“公共權力”的公共性必然只存在于統治階級的內部，相對于廣大人民來說，階級社會的權力始終都是統治階級的私權。正如馬克思所說的，

“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2](P373)

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從根本上實現了公共權力的“公共性”，因此我國權力是真正屬于人民的，只有人民是權力的主人，所謂“權為民所賦”、[1](P206)“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6](P35)所講的正是這樣一個道理。

然而，“權為民所賦”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權為民所用”。要實現“權為民所用”，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掌權者與權力的關系。早在1944年秋，毛澤東就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向全黨發出“為人民服務”的號召，他說：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7](P1004)

黨的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作為黨的宗旨。可見，對于人民是社會主義國家權力主體這個問題，我們黨是十分明確的。但是，權力的工具性決定了權力運行離不開個人的作為。人民對于權力的抽象駕馭，實際上是通過一個個干部對權力的具體推動來實現的。如果黨的干部不能正確認識自己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就會很快產生“大權在握”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的老爺作風。習近平多次強調的“關鍵在黨，關鍵在人”，[8](P336)就是這個道理。因此，要使“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真正實現“用權為民”，還必須使每一個執政干部正確認識自己與權力主體和與手中權力之間的關系。

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黨是工具”的理論，他說：

“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9](P218)

“確認這個關于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9](P218)

這兩段論述充分說明了黨、干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明確了黨和黨的干部都是人民群眾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其中黨的干部是黨的組成部分，可以視為“工具的零件”。黨的干部與權力一樣都是工具，但二者又有區別。權力是客觀工具，而干部則是主觀能動的工具，人民使用干部這個工具來執掌權力工具，要求干部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推動權力工具的運行。干部是人民的“用權工具”，干部與權力之間不是占有與被占有的關系，而是推動與被推動的關系。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發現的“為官亂為”“為官不為”等問題，究其思想根源都是因為干部沒有正確認識自己與權力的關系問題，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權為民所用”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2．清晰梳理權力功能，明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任務

“我們掌握的權力究竟是用來做什么的？”這是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必須回答清楚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的邏輯起點出發來看，權力的功能主要包括組織、控制、服務和協調四個方面。

第一，組織功能是權力的最基本功能。權力的組織功能區分為兩個主要層次，一是組織生產的功能，二是組織生產以外其他社會生活的功能。其中，組織生產的功能更為基本，一切組織其他社會生活的活動，從根本上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組織生產的這個活動。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建設的過程中，黨必須充分發揮權力的組織功能，特別是要重視發揮權力在組織社會生產方面的功能，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使用權力維護好公有制生產關系在整個社會經濟基礎中的主體地位。

第二，權力的控制功能在其所有功能中處于核心地位。在階級社會里，權力客體對權力要求的服從往往是被動的，權力的控制功能更多地表現為統治功能，往往是通過強迫的方法來實現的，內在地包含著嚴酷的壓迫性；而在無階級社會里，權力客體對權力要求的服從主要是主動的，權力的控制功能主要表現為管理功能，往往是通過由民主到集中的方法來實現的。當前，我們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但還遠不能消滅剝削現象，階級斗爭必將長期地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同時，我們也必須面對剝削階級仍在整個人類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現實，因此，權力的統治性一時間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有的時候還要特別加以重視。但是也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與剝削階級國家的權力性質有本質不同，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的階級地位調換過來，由少數人使用權力控制多數人轉變為多數人使用權力控制少數人，因此，權力控制功能的發揮將更多地以民主的方法來實現、而更少地以壓迫的方法來實現了。

第三，權力的服務功能并不是一般地服務社會，而是指權力要對其所由產生的生產關系負責。權力要對某種生產關系負責，必須具體地表現為服務于某種生產關系的利益代表，在階級社會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在無階級社會則是為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全體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要服務人民，這種服務是通過服務個人來實現的，但權力為個人服務的前提是個人利益與人民整體利益的一致性，一旦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權力必然摒棄個人利益而顧及整體利益。

第四，權力的協調功能是指權力對于統治階級內部各種不同的利益層次之間關系進行調整以維護整體利益的功能。在階級社會里，權力協調功能只作用于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沖突，雖然有時也十分激烈，但總體上屬于非對抗性質，因此根本上說是可以協調的；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利益沖突，即使有時也十分緩和，但總體上屬于對抗性的矛盾，因此根本上說是不可能協調的。在現實中，權力協調不僅關注統治階級，也關注被統治階級。這是因為，在階級社會里，權力主體所強調的“協調”，一般是超階級的協調，內在包含對統治階級內部利益的協調和對被統治階級利益的控制，是同一表象之下的不同本質。我國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但不得不承認在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2](P36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進行至深水區、進入利益調整期的關鍵時刻，特別要注意正確發揮好權力在社會利益協調方面的功能。既不能完全按照未來無階級社會的協調原則處理利益問題，也不能按照以往舊的階級社會的協調方法處理利益問題。遇到復雜難解的利益問題，要在充分調研、細致分析的基礎上發揮權力的協調作用，既不能簡單處理，掩蓋矛盾，又不能過分處置，激化矛盾。

3．科學認識權力運行，設計當代中國權力體制機制

就存在方式來說，權力是一個以各個權力環節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為前提的動態運行系統整體，組成權力系統的各權力環節必將按照一定機制組織和運行。然而，權力環節的具體設置和運行是由人在實踐中，憑借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根據現實條件設計和推動運轉的，現實權力系統運行的流暢程度也十分依賴用權人在權力認識上的進步程度。因此，在現實的權力實踐中，必須按照權力運行的客觀規律，不斷加強權力體制機制建設。習近平反復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10](P392)就是要求科學設計、不斷完善權力運行的體制機制，使權力系統運行進入良性循環。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是解決當代中國權力問題的科學武器，要正確使用、用好這一科學武器，必須首先明確其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厘清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即是對這一系列立場、觀點和方法的鮮明展示，這對于當代中國社會權力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黨校十九講（內部使用）[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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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 毛澤東選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9] 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