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陽明及其心學走紅當代中國。有人認為陽明心學是“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治療當今社會癌癥的一劑良藥”,“21世紀一定是王陽明世紀”。將王陽明心學視為救世良方不過是以往某些人觀點的翻新而已。有人臆造材料,強拉毛澤東為“王陽明熱”抬轎更不可取。對王陽明及其心學應取具體的歷史的科學分析態度。將王陽明心學視為救世良方,主觀愿望雖好,但完全不符合當代實際。
一
王陽明心學走紅當代中國已有數年。但國內學界對此有不同的見解。一些人認為“從民間到官方,現在有一股王陽明熱”,但也有人對此觀點持有異議。2016年10月,一位名人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我沒有感覺到陽明熱。他希望通過學術論壇,喚起人們心中的良知,為樹立社會良好道德風尚做出努力,讓陽明心學思想真正進入每個中國老百姓的心窩。他認為,當今世界,風險和危機無處不在。資源枯竭,環境惡化,不平等加劇,加上不時爆發的沖突、戰爭和恐怖活動、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人類怎么了?人類的命運命懸一線。”許多國家的智者不斷發出人類正面臨自我毀滅的警示。在我們國家,社會道德的滑坡,信仰的缺失,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也同樣存在。怎么辦?“這30年逼得我不得不去關注社會,關注國際。一觀察,我找到了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人心。”他認為,回看歷史,中國的歷代大儒其實一直在尋求人心靈問題的解決。“陽明心學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治療當今社會癌癥的一劑良藥。”這位名人認為,王陽明的學說是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所以一定要將其納入義務教育,但不能操之過急。和孔孟學說相比,王陽明的學說并不是很熱,還是很冷清的。最后,他說,陽明思想不僅應該進學校,更急迫的,應該首先進黨校[1]。兩個月之后,在由中國社科院和寧波市政府合辦的、海內外近百位專家學者參加的以“陽明思想與世界文明建設”為主題的討論會上,還是這位名人在致開幕式的賀信中說:“‘陽明心學’是對現代西方價值觀、審美觀的超越,為如何拯救人類的災難指出了一條路徑。”[2]很明顯,在這位名人看來,王陽明的學說是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是治療當今社會癌癥的一劑良藥,也為如何拯救人類的災難指出了一條路徑。這種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知道這位名人、學者、教授,曾躋身于國家領導人行列,頗能影響一些人啊!。
2017年,某位中央電視臺走紅的名人出版了《五百年來的王陽明》一書,為王陽明熱又一次加溫。為推介該書做的封面套上醒目標著: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值得當代中國人用心閱讀的生命教科書等語。有的報刊發書評大力推介該書??磥斫袢胀蹶柮鞯男膶W熱決不是一般的文化現象。有位著名的現代新儒學家說:“21世紀一定是王陽明的世紀。” 此話為《五百年來的王陽明》一書第1章(類似一般著作的序)結束時所引用[3],也為被有的推介該書的書評所引用 [4]。
對王陽明及其心學的評價歷來都有爭論,可謂爭鳴不止,這是正常的歷史現象。王陽明心學在反對僵化的程朱理學,重視主觀能動性,重視個人自主性,不以孔子是非為是,提出知行合一,重視教育等方面有積極意義,發明清之際啟蒙思想之先聲。因此說王陽明心學包含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精華,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是完全可以的。簡單全盤否定王陽明及其心學,則是片面的、缺乏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王陽明從自己為政的經歷中得出:“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為此,他在鎮壓農民起義(即所謂的“破山中之賊”,《明史》和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的“王守仁傳”對傳主“俘斬”、“殺害”、“鎮壓”農民起義的史實均有具體記載和揭露)和平息寧王朱宸濠叛亂的同時,大力興建書院,不遺余力講學,宣揚“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以“破心中之賊”(即人民心中的造反思想)。王陽明以武力鎮壓和思想奴化兩手竭誠為明王朝盡忠效力,企圖挽救明王朝的統治危機。正因為如此,王陽明身前雖因統治階級內部爭斗而命運坎坷,但身后還是得到統治者的大力褒揚:追封為新建候,謚文成,祀文廟。盡管如此,明王朝終究還是在農民大起義中走向滅亡。在晚明時期曾流行一時的王陽明心學也很快就走向衰落。
若說整個王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或是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這顯然是片面的、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而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觀點不符合王陽明心學有因受時代局限而有糟粕的一面的歷史實際。王陽明哲學也僅僅只是集中華傳統文化中唯心主義心學之大成,決不是集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更不是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之大成。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很快就受到唯物主義哲學家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等人的批評。明清之際的進步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顏元等均對王陽明心學多有尖銳批評。王夫之指出,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是“以不行為行”、“銷行以歸知”(《尚書引義·說命中二》)。顧炎武甚至認為,明朝之所以亡是由于“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的緣故(《日知錄》卷七“夫子言性與天道”)。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那時代進步的思想家、哲學家代之以實學思潮的興起。
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雖然梁漱溟、熊十力、賀麟等學者推崇王陽明心學,甚至提出“新心學”,但未成氣候。“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遂為數百年之思想界所忽視。”這是牟宗三等在1958年元旦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發出的哀嘆。該《宣言》力陳心性之學為“中國文化之神髓”、“中國學術文化之核心”,在現代仍有其價值,不應棄之不顧?!缎浴芬员瘺龅男木澈粲跷鞣綄W術界要以平等的態度看待中國傳統文化,要重視研究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融合東西文化精華,以共同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社會問題開出新路。《宣言》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仍有其意義,就此而言,《宣言》是有價值的??陀^地講,1958年的《宣言》,并無今天某些人鼓吹的陽明心性之學是醫治現代社會病的一劑良藥的奢望。
二
應指出,將王陽明心學視為救世良方也不是什么新見,只不過是對陳貨的翻新而已。
王陽明哲學傳到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后對日本社會發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明治維新時期曾影響了一批“維新志士”,這是歷史事實。但有人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整個近代的崛起是“以陽明心學為奠基的”,“關鍵只在實行了‘知行合一’四個字”,是陽明心學“在別的國度的開花結果”[5]。這種觀點顯然是極度夸大了陽明心學在日本影響的作用。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起初亦有上述類似觀點,但在撰著《孫文學說》時改變了上述看法,認為日本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6]。其實,王陽明哲學對日本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其負面作用是成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思想來源。有的日本王陽明學者的思想曾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內容之一,驅使許多日本無辜的人民走向死亡[7]。
在20世紀,我國竭力推崇、提倡王陽明哲學的最力者要數蔣介石。他在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學習軍事,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在上世紀30年代,他在諸多講話和文章中反反復復申說:日本之所以強大,稱霸東亞,就是因為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的內容沒有別的,就是中國的哲學,特別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他們得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學說,做他們的立國精神,拿著這個哲學來侵略別的國家,打我們中國,而我們中國人卻不能保存,不能應用,不能發揚固有民族精神,不能實行知行合一、致良知,結果導致今天的弱勢。他認為,今天要救黨國,沒有旁的,就是重新拿起王陽明哲學,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他把王陽明心學演化為愚民的力行哲學,鼓吹良知源于本心,不必外求,只須跟著他去力行就行了,不成功,便成仁,讓部下盲從為他賣命[8]。蔣介石到臺灣后,繼續推崇王陽明,把臺北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并作為寓居之地。蔣介石推崇王陽明,王陽明心學確實成為力行哲學的精神來源,這是歷史事實。其效果如何,人所共知,無須在此贅言。令人遺憾的是,今天有的宣揚以陽明心學救世的觀點不過是在重復蔣介石的思想。不了解這一歷史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看蔣介石的著作。看來毛澤東勸同志們讀一讀蔣介石的書是有道理的[9]。
三
有人在報刊發的推介《五百年來王陽明》的書評中說,“毛澤東曾經潛心研讀王陽明著作”[10]。有人在網上說,“毛澤東是王陽明的忠實擁躉”。有人說得更具體:“少年毛澤東曾服膺王陽明,對《王陽明全集》、《傳習錄》逐字逐句做批注。”又有人神乎其神說:毛澤東早年在逐字逐句批完《王陽明全集》嘆服之余寫道:“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筆者學習、研究毛澤東近半個世紀,卻從未聽說過以上史料。請問:有何證據證明毛澤東早年曾潛心讀過《王陽明全集》、《傳習錄》?這“逐字逐句做批注”的書在何時、何地、為何人所發現?今天該批注的書又在何處收藏?筆者深信,上述“潛心研讀王陽明著作”、“逐字逐句做批注”、“諸公碌碌皆餘子”云云完全是子虛烏有的編造,毫無事實根據。
有位大家為了替“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做論證,大段引用毛澤東學生時代寫的《心之力》一文中的話[11]。其實,此文不過是幾年前,有人編造的在網上流傳的偽作,其用心是以此來抬高王陽明心學。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同美國記者談話中說:在楊昌濟老師的影響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的書(按:即德國倫學家泡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濟昌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12]《心之力》的文章并沒保存下來,這是研究毛澤東的學者皆知的事實。凡是對毛澤東早期著作稍有研究的學者,一眼就能看出網上流傳的有數千字之多的《心之力》一文是今人根據毛澤東早期文稿文字拼編的偽作。事實上,網上也早有人揭穿了這一點。如毛澤東自己所講,《心之力》一文是受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啟發寫成的,他的《〈倫理學原理〉批注》充分顯示了這一點,與王陽明關系不大。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的上述回憶,只是在真實敘說自己的學生時代的生活經歷,表達對老師的敬佩之情。他說“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而老師則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的那篇文章”。顯然此回憶決不是在肯定早年的唯心主義觀點,肯定《心之力》,相反帶有自我批評的性質。
毛澤東一生博覽群書,對我國歷史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把握。1936年斯諾在采訪毛后便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13]。毛澤東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繼承,其中無疑包含有對王陽明心學的積極的、合理的因素的批判吸取與發揮。從思想上講,傳統心學對毛澤東確實有影響,這是應承認的。他在抗大講哲學時曾用“‘知行合一’論”來表達能動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14]。他在批評以非歷史主義觀點看剝削階級思想時指出:“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15]但前面所引的諸多臆造之言,則毫無根據地夸大王陽明心學對毛澤東的影響,硬拉毛澤東來為“陽明心學熱”抬轎,則極不可取。
王陽明走紅當代中國,亦引起境外媒體關注。有文章寫道:“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擾亂人們的心。”[16]說中國“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的話過于絕對了,不能茍同。但他提出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國學界重視。
四
王陽明心學中某些內容可經批判改造后可為今天所用,古為今用,這是肯定的。中國傳統哲學重視修身,強調治學是“為己”(即提高自身修養、素質),而非“為人”(即裝飾自己,給他人看而已)。王陽明發揮了儒學的這一優點。他強調知行合一,意在矯正當時知行分離、言行不一的社會病。從修身上講這是有意義的。我們黨批判地繼承吸取傳統的修養論,形成了共產黨人的辯證唯物的“修養論”。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現實意義恐怕主要在于有益治療當今社會上、尤其是黨內普遍存的不注重人身修養和言行不一、知行分離、偽言偽行的痼疾頑癥。當然,如李大釗所指出的:“孔子所謂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個性,仍是使人犧牲他的個性。”[17]因此,我們強調修身時要注意把修身與完善個性統一起來、把黨性與個性統一起來。
若說五百年前沒有能挽救明朝滅亡的王陽明心學卻在21世紀能治療中國和世界的“社會癌癥”,能為“拯救人類的災難指出了一條路徑”,這恐怕只是某些人的自我夢想。筆者絲毫不懷疑持此論者的主觀愿望是真誠的、善良的、美好的。正因為如此,必須指出,這類真誠的、善良的、美好的主觀愿望是脫離實際的、有害無益的空想。為什么?道理很十分明顯。第一,“開藥方”者對中國與整個人類現狀的“把脈”不準:把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危機的根源僅僅歸結為“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人心”。這顯然是極其片面的觀點。其實當今人類的“社會癌癥”、精神性“疾病”、種種危機等均是“表”,而“本”則在于今天社會的經濟、政治的制度及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等諸多復雜的因素。“把脈”不準,開的任何“藥方”都無用。第二,王陽明心學的“藥方”本身就有問題。王陽明心學認為:“良知”源于本心,不必外求。良知即天理。何謂天理?說穿了、說白了就是封建的綱常名教,倫理道德。怎樣才能明天理、致良知,做圣人?王陽明的“處方”是:只須“去人欲、存天理”而已。在這一點上,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滅人欲、存天理”)并無本質區別,均是“以理殺人”,維護封建綱常名教。此類中世紀的“藥方”能治療21世紀的“現代病”嗎?答案無須在此多言。筆者以為最好先治療某些人的“復古病”。
2018年是馬克思誕生200周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隆重紀念這偉大的日子。在紀念這偉大的日子時候,每一個關注21世紀中華民族命運的人,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對近年來“21世紀一定是王陽明的世紀”、“陽明心學是治療當今社會癌癥的一劑良藥”、“要進教材、進黨校”一類輿論難道不應當關注嗎?對王陽明心學熱難道不應當關注嗎?
習近平同志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但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存在陳舊過時或糟粕性的東西。因此對傳統文化不能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任務[18]。我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黨中央和習近平同志有關對待傳統文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思想和方針,反對虛無主義、復古主義、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防止片面性和極端化。
參考文獻:
[1]許嘉璐:陽明心學是治療今天社會癌癥的一劑良藥。來源:央視網 2016年10月13日。
[2]張彥武:《海內外學者熱議“陽明思想與世界文明建設”》, 《 中國青年報 》 2016年12月19日 。
[3]酈波:《五百年來王陽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頁
[4]肖峰:《為什么今天我們還要讀王陽明》,《中華讀書報》2017年8月30日,又刊于《光明日報》2017年9月5日。
[5]酈波:《五百年來王陽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353頁。
[6]孫中山:《孫文學說》(1919年),《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印,第158-159頁。
[7]參見王守華、卡崇道著的《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29頁。
[8]詳閱蔣介石:《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之精神之所在》(1932年5月9日)、《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1932年5月16日)、《革命哲學的重要》(1932年5月23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1932年6月6日)、《行的道理》(1939年3月15日)等。
[9]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6頁。
[10]肖峰:《為什么今天我們還要讀王陽明》,《中華讀書報》2017年8月30日,又刊于《光明日報》2017年9月5日。
[11]陳先達:《文化傳承的自覺性和制度性》,《光明日報》,2017年4月17日。
[12]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2頁。
[13]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65頁。
[14]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提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頁。
[15]毛澤東:《關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頁
[16]鄭永年:《中國知識悲歌的時代》,新加坡《聯合早報》2017年6月6日。
[17]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1920年1月日),《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頁。
[18]習近平:《努力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14年9自24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頁。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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