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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勝丨科學理解唯物史觀中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三次爭論及其當代啟示

點擊：  作者：王立勝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19-07-07 10:02:09

 

【摘 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需要科學理解唯物主義歷史觀，準確把握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圍繞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理論界曾發生過三場爭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對這些爭論做出了歷史檢驗。回顧這三場爭論及其歷史檢驗，結合爭論中出現的各種觀點，透析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可以為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理論參考。

 

習近平曾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1］。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準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科學地理解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唯物主義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也為準確把握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了方法論原理。基于這些原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不能簡單化、教條化，而應在辯證地理解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經濟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經濟化”——“經濟政治化和政治經濟化，應是經濟和政治辯證統一關系和諧發展的集中體現。但是，在社會實踐中由于受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制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經常被扭曲，有時被硬性分離，有時是用一個方面取代另一個方面”［2］。歷史上不乏這種曲解唯物主義歷史觀、誤判經濟與政治關系的觀點。例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論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之前，無法建立無產階級執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經濟理論的部分僵化論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在生產資料領域保留商品貨幣關系和實施市場調節；戈爾巴喬夫等蘇東劇變的推動者則認為，要實施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就必須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針對這些觀點，歷史上也形成了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三場爭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實踐對三次爭論做出了檢驗，否定了關于經濟與政治關系的錯誤觀點，揭示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辯證關系原理。重新回顧這三場歷史爭論，有助于科學理解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避免經濟與政治關系“被扭曲，有時被硬性分離，有時是用一個方面取代另一個方面”，對于正確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以時間先后為序，這三場爭論可以概括為：1890-1920年代，第二國際圍繞是否放棄暴力革命的爭論；1920-195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圍繞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作用范圍的爭論；1960-199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圍繞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的爭論。我們將每場爭論的主題和歷史檢驗作為準確理解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經濟與政治關系的主要線索。

 

一、要不要革命（1890-1920年代）：

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能僵化

 

第一次爭論在第二國際展開，是否放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武裝革命主張是爭論的焦點。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論者持有的“經濟決定論”影響深遠。持有這派觀點的學者僵化理解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一方面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西歐先進的生產方式可以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另一方面認為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俄國進行武裝革命，不具有歷史合法性。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沒落，最終證明了“經濟決定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錯誤，證明列寧主義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經濟與政治關系的辯證理解是爭論中唯一正確的觀點。

　　

（一）第一階段：關于社會民主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爭論

　　

恩格斯去世后的第二年（1896年），曾被稱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伯恩施坦就開始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社會主義問題”系列論文，重提曾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批判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觀點。1899年，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化民主黨的任務》一書提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游行和類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實現了”［3］，“難道所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只能是通過政治災變奪取政權嗎”［4］。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觀點在第二國際獲得了很大范圍的認可。盧森堡和列寧等學者對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5］。

 

第二國際放棄武裝革命的主張，與他們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僵化理解有關，即與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觀點相聯系。拉法格就認為“經濟決定論，這是馬克思交給社會主義者的新的工具”［6］。第二國際中的很多學者對“經濟決定論”進行了僵化理解，認為在生產力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只要生產力不斷進步，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進步性的肯定，以及關于資本主義尚處于歷史上升期的判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觀點的形成。然而，這一思想并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主張。例如，1890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曾對這種僵化的經濟決定論進行過明確的批駁，“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7］。

 

依據科學辯證的觀點可以將“經濟決定論”界定為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關系，但由于第二國際的很多學者采用了僵化的思維，直接將兩者的關系局限在經濟對政治的機械決定作用，提到“經濟決定論”時往往代指這種僵化思維，后面的行文中提到的“經濟決定論”代指這一思維，但是并不否定“經濟決定論”存在更為辯證的正確把握和科學合理的理論表達。

 

也有學者認為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并沒有在如此僵化的層次上定義“經濟決定論”，但是無論如何理解都可以確定：恩格斯非常明確地強調上層建筑的作用，認為不能從將經濟作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對生產力決定作用的僵化理解，導致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和理論家對資本主義政權的階級本質缺乏足夠認識，容易被統治者的“懷柔”政策吸引。例如，1890年之前，德國曾實施鎮壓社會民主黨的“非常法”，導致黨內出現放棄武裝斗爭手段的“逆流”。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堅決斗爭下，這種機會主義“逆流”被擊敗，革命力量不降反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席位增加至35席。德國政府因此取消了“非常法”，采用“新方針”和“懷柔”政策，最終導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斗爭方向從實現社會主義轉變為提高議會席位。到1912年國會選舉，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席位增加至110席，致使德國社會民主黨更加癡迷于議會選舉形成的政治地位。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多數領導人都倒向本國政府，支持工人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使命開始讓位于提高議會地位的政治目的。這最終導致了第二國際的失敗，這也標志著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從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組織，轉變為以社會主義為口號的資產階級議會政黨。

 

（二）第二階段：關于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歷史合法性的爭論

 

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造成的更大影響是第二國際理論家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指責。這些指責的核心就是相對落后的國家率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在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爆發的設想，違背了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生產力的決定性原理。爭論首先出現在普列漢諾夫與列寧之間。普列漢諾夫對“生產力決定論”的概括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首先他引用了馬克思著名的“兩個決不會”命題：“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8］。據此，他認為“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么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9］。由此，普列漢諾夫提出了他的著名論斷：“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10］。列寧依據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帝國主義無非是壟斷資本主義”，“俄國的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資本主義”［11］，“戰爭異常地加速了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從而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12］。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僵化理解與辯證邏輯的直接交鋒。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了列寧的正確性。然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并沒有放棄對生產力決定作用的僵化理解，依然堅持以“經濟決定論”指責十月革命。例如伯恩施坦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冒險事業在實際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圖通過一系列專橫行動而撇開必要的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嘗試”［13］。考茨基認為，“不僅反對那種認為像俄國這樣落后的國家能夠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超過工業的西方這一信念，而且也反對這種妄想：可以用幾次強暴的打擊把社會主義建設起來”［14］。

 

針對僵化的“生產力決定論”，支持十月革命的學者，均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進行反駁。針對來自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批評，盧森堡指出，“但是革命的真正辯證法卻把這一鼠目寸光的議會真理顛倒過來：不是通過多數實行革命策略，而是通過革命策略達到多數”［15］。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尚處于青年時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葛蘭西和盧卡奇也參與了這一論戰，葛蘭西在十月革命爆發后立即撰寫了《反<資本論>的革命》，反駁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支持十月革命［16］。對第二國際僵化觀點的總的反駁是由列寧完成的，他在逝世前撰寫的《論我國革命》一文中寫道：“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17］

 

（三）歷史檢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與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沒落

 

武裝奪取政權，再在政權的基礎上推進生產力發展，是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核心理念，也是繼承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于發展道路的歷史抉擇。列寧的理念與考茨基的判斷針鋒相對，歷史是最好的裁判：1937年蘇聯的工業產值躍居歐洲第一，增長速度明顯超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1937年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量比1913年增長44.3%，而蘇聯在同一時期則增長了7.5倍，比資本主義世界發展速度快了14.3倍”［18］。反觀以“經濟決定論”為信條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卻未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歐洲實現社會主義。

 

從更長的歷史周期來看，上述爭論的“尾聲”連續不斷。例如，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混合經濟和福利國家政策，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二十年”，眾多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宣布了其“社會主義政策”的勝利，甚至重新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正統”自居。在1980-1990年代的“蘇東劇變”中，社會民主主義也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和平演變”的重要理論。但是，歷史還是做出了它的檢驗——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歐洲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本質特征再次顯露無遺。一般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后，資本主義世界會隨之出現節制資本、改善工人福利的制度調整。然而，此次危機后這種調整卻沒有出現：危機后在歐洲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未能再次推行節制資本、改善社會福利的政策；與之相反，隨著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的盛行，經濟危機對資本權力的制約作用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在國債市場和金融資本的脅迫下，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和財政懸崖的西方發達國家，必須以降低社會保障、減少工人福利的方式應對危機。社會民主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增加所謂“社會主義因素”的“改良”作用，走到了盡頭，甚至走向了反面。當下資本主義世界底層民眾越來越強烈的抗議活動（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法國的“黑夜站立運動”），再次證明了以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實現社會主義是“南轅北轍”，印證了列寧主義的正確性。伯恩施坦拋棄武裝革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幻想被歷史證偽。

 

二、留不留商品（1920-1950年代）：

生產力決定作用不能取消

 

十月革命勝利后，在1920-195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圍繞是否保留商品經濟，以及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展開了爭論。歷史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適應落后生產力條件，不能脫離生產力決定作用和生產力發展規律，以政治訴求扭曲經濟規律，倒置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將難以為繼。在這場爭論中，關于經濟與政治關系的爭論，集中在經濟政策方面，焦點是“價值規律”的存在性與作用范圍。

 

（一）第一階段：列寧與“左派共產主義者”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爭論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為反對西方國家的武裝干預保衛革命政權，俄共（布）實施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期間，商品貨幣關系基本被取消。革命領導人曾一度設想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然而，落后的生產力條件和普遍的小農生產導致這一設想難以實現。列寧推動實施了恢復商品貨幣關系的“新經濟政策”。其實，當時的蘇俄正是面臨了馬克思曾經論述過的“無產階級政權”與“小農經濟”的關系問題，即：如果相對落后的小農經濟無法為社會主義經濟提供必要的生產力條件，無法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獲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政府應實施怎樣的經濟政策。1849年底到1850年間，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文中，馬克思以法國為例提出，在這種背景下需要實施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而是符合小農和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策：“在法國無產階級將不是單獨地，而是跟農民和小資產者一起取得政權，因此必須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們的措施”［19］。

 

“新經濟政策”與馬克思的上述判斷相一致。針對是否恢復商品經濟的爭論，列寧最終宣布“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否則，你們就不能到達共產主義”［20］。這里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同于國家政權為壟斷資本服務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政權的基礎上，“國家”是作為無產階級和全民利益的代表參與商品經濟的。一部分收歸國有的資產轉租給私人和國外資本家經營，國家從中收取租金。列寧指出，“而我國新經濟政策的實際目的就是實行租讓；在我國條件下，租讓無疑就是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21］。其間，發生了列寧與“左派共產主義者”的爭論。“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國有化體制完全可以履行社會化功能，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列寧對此進行了反駁，“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因為誰也無法預見到，無產階級竟會在一個屬于最不發達之列的國家中取得政權；它起初試圖為農民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后來由于文化條件所限無力完成這個任務，不得不采用資本主義”［22］。這里，列寧已經開始涉及無產階級政權和基本經濟制度差異導致的根本差別。這一點更為明確的體現在《論合作社》一文中：“毫無疑問，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機構……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工人階級的。”［23］“由于我們國家制度的特點，合作社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單獨劃開，那么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24］

 

（二）第二階段：布哈林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關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爭論

 

列寧逝世后，圍繞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存在范圍的爭論繼續深入。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是否允許商品經濟不斷發展，是否要依據價值規律調節國家大工業與小農經濟之間的交換。思想轉變后的布哈林成為堅持列寧觀點的主要代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出著名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要求參照資本主義掠奪殖民地的資本原始積累手段，實施掠奪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要求取消小農經濟與國家大工業之間的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等價交換在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實行大工業社會主義化的條件下比在壟斷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更是空想”［25］。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將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與價值規律相對立，實際上是否定了價值規律。對此，布哈林進行了明確的批評，他以馬克思的觀點證明，價值規律背后的“勞動消耗規律”是任何社會都必須存在的客觀規律。在給路•庫格曼的信中馬克思寫道：“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26］因此，布哈林認為，“在一切社會歷史形態中，按比例的勞動消耗規律或者簡單地說，‘勞動消耗規律’是社會平衡的必要條件”［27］。在此基礎上，布哈林強調必須注意到小農經濟與國家大工業之間的聯系與“平衡”。保護和發展小農經濟是發展國家大工業和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掠奪小農補貼大工業違反“勞動消耗規律”，維持工業品不降價可能導致大工業部門的壟斷和寄生性，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由于這場爭論發生在“新經濟政策”執行期間，學界對這場爭論的認識主要停留在“過渡時期”經濟政策的層面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這場爭論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意義。其實，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都將研究的視角指向了“過渡時期”結束后的社會主義經濟，爭論的關鍵已經轉化為：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是否要繼續遵守價值規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是否要遵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平衡客觀規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觀點是要超越甚至取消生產力的這種決定作用；而布哈林則指出，即使建成了完備的計劃經濟，這一客觀規律也必須遵守［28］。

 

（三）第三階段：布哈林與斯大林關于是否取消“新經濟政策”的爭論

 

第三個階段的爭論發生在布哈林與斯大林之間，實際上也是爭論從理論走向政策路線的過程。

 

在第二階段的爭論中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觀點，支持新經濟政策。然而，隨著1926年蘇聯工作的重心轉向發展國家大工業，斯大林的觀點和政策主張也發生了變化。1929年底，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文章稱“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29］，表明斯大林開始探索“新經濟政策”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這與布哈林重視小農經濟、支持農民致富的觀點相矛盾。此后，布哈林在政治斗爭中被打倒，堅持“新經濟政策”的觀點在爭論中淡出，蘇聯迅速推進了農業集體化和計劃經濟，形成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斯大林重新確定了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即眾所周知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只存在于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之間。斯大林也限定了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尤其強調生產資料的交換不適用于價值規律，“可是在國內經濟流通領域內，生產資料卻失去商品的屬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脫出了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30］。斯大林強調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是由計劃確定的，不能由價值規律來調節，“所以價值規律對于農業原料價格的影響無論如何不會是調節的影響”［31］。這里，我們能夠看到斯大林觀點與布哈林的差別：斯大林認為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價值規律限定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布哈林則將價值規律視為整個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所必須遵守的一個客觀規律，“因為這個規律是經濟平衡的普遍的和萬能的規律”［32］。

 

除了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價值規律的作用機制也同樣重要。斯大林認可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價值規律的重要性，價值規律所要求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規律也受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高度重視，“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被作為基本規律確立下來。但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尚處于探索階段，并非形成落實價值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有效機制，難以在運行層面保證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同時期蘭格等人與奧地利學派米塞斯、哈耶克圍繞“市場社會主義”的爭論也將焦點集中于社會主義經濟如何獲得實現經濟平衡的具體機制上。蘭格的“試錯法”和哈耶克的信息收集處理難題都是這一問題在理論上的反映。

 

主導此次爭論的“價值規律”主題，幾乎主導了此后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所有爭論。二戰后，蘇聯的勢力范圍擴大，蘇聯計劃經濟在戰后經濟恢復中表現出色，蘇聯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在社會主義陣營迅速推廣。在斯大林的主導下，這一模式的理論概括最終完成，成為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并被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般”模式和標準范式進行推廣。其間，布哈林曾預言的國民經濟失衡問題一直困擾蘇聯經濟，也引發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思。在斯大林生前，旨在糾正中央集權僵化體制的南斯拉夫“自治”改革開始推行，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出現相關爭論。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的“秘密報告”后，赫魯曉夫推動的經濟改革使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出現松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反思蘇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討論重新形成。1956年孫冶方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33］一文中，基于“價值規律”處理經濟計劃和統計核算的問題被重新提起。魏塤和谷書堂等［34］圍繞“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爭論，也從另一個角度重啟了布哈林強調的“勞動消耗規律”，強化了對價值規律的認識。毛澤東向全黨干部發起了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中國正式參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相關爭論，并成為推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成員。

 

（四）歷史檢驗：違反“價值規律”導致國民經濟失衡，損傷社會主義經濟

 

客觀而言，除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少數激進的左派學者外，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主流社會主義理論家和領導人都主張保留商品貨幣關系，經濟建設“按價值規律辦事”，保持國民經濟各部門平衡發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將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加以確立。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落實“價值規律”的具體機制上。斯大林生前高度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推進蘇聯的理論和實踐持續探索，但是這一時期蘇聯未承認生產資料的商品經濟性質，以集中的計劃體系主導經濟建設，最終難以落實“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國民經濟失衡成為始終困擾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難題。斯大林去世后，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僵化，失去了商品經濟自發調節的活力，國民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國民經濟失衡的矛盾愈加突出，最終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失敗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使社會主義事業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打擊。

 

有學者將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和20世紀后期蘇聯國民經濟的失衡歸糾于斯大林。但應注意的是，斯大林時期等蘇聯經濟體制處于持續探索之中，且計劃經濟體制在二戰前的經濟建設和二戰后的經濟恢復方面表現突出。經濟體制的僵化主要出現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這與蘇聯缺乏民主的僵化的政治體制存在關聯。

 

“價值規律”的強制作用是伴隨生產力的發展不斷顯現的。二戰后，蘇聯的經濟恢復速度明顯快于西方國家，1946-1950年社會總產值的增速高達14%，在1951-1960年也達到10%［35］，明顯高于處于“黃金二十年”的西方國家——在此期間，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積極作用。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后，蘇聯計劃體制日益僵化，蘇聯經濟開始步入“慢車道”：“蘇聯年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從1971-1975年的5.7%下降到1976-1980 年的3.7%，……80年代蘇聯經濟繼續衰退并進入危機階段，1981-1990 年蘇聯經濟增長率只有1.5%，已經低于七國集團同期 3.1%和美國3.2%、日本4.1%的年均增長率”［36］。經濟增長滯后，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拉大，民眾生活水平持續得不到提高，導致蘇聯社會矛盾激化，引發了政治動蕩和政權垮臺。蘇東劇變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也最終證明，擴大商品貨幣關系的調節范圍，全面引入市場調節，是落實“價值規律”走出經濟僵化與“失衡”的正確道路。

 

三、能不能結合（1960-1990年代）：

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既不能取消也不可僵化

 

1960年代，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赫魯曉夫的改革措施被基本放棄，但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求變革的思想全面啟動。中國和東歐國家反思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在這一時期，圍繞經濟與政治關系的爭論還開始聚焦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在1960-19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圍繞能否在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展開了深入爭論。與之前兩場爭論相比，這次爭論的焦點從生產力和經濟制度等主題延伸至中央集權體制和政治體制領域，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成為爭論的關鍵線索。這一階段經濟理論和政治主張的爭論同時并存。與經濟理論方面激烈的觀點交鋒不同，政治領域的爭論開始逐步進入“無聲期”，但“無聲”的政治爭論左右著爭論發展和歷史的走向。“無聲爭論”最為突出的是1980年代：這一時期戈爾巴喬夫明顯違反社會主義階級立場的政治主張與我國堅守社會主義基本方向的政治理念失去了共同的話語基礎，導致在爭論中起決定作用的中蘇兩國政權，開始各自貫徹自己的政治路線，將分歧交予歷史裁決。

 

概括而言，這一次爭論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同時出現：經濟領域的爭論以市場與計劃的調節手段為中心；政治領域的爭論以集權分權和民主形式為中心。其中政治領域的變化，尤其蘇聯政治導向的演變，在爭論中起著關鍵性的主導作用——受其影響，相關改革大致可劃分為1960-1970年代和1980-1990年代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后一階段的政治變革起主導作用。同時，這兩個階段的爭論大致繼承和延伸了前兩場爭論的主題：前一階段經濟領域圍繞發展商品經濟和轉變調節手段（從計劃向市場轉變）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1920-1950年代關于商品經濟范圍和價值規律范圍的爭論；后一階段政治領域的爭論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十月革命前后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爭論。

 

（一）第一階段（1960-1970年代）：經濟改革的爭論向實踐和政治領域延伸

 

經濟領域的改革延續了第二次大爭論中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范圍的主題，爭論的焦點從理論層面轉向運行和政策層面。1961年波蘭學者布魯斯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問題》提出發展商品經濟的系統主張，被稱為“布魯斯模式”，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布魯斯的研究就是從第二次爭論中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范圍問題開始的。布魯斯把蘭格“競爭的社會主義模式”、布哈林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爭論作為其研究的理論源起，深入探討了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中心地位：“撇開細微的差別，可以把拉平預期的利潤率的要求基本上看作與拉平價格比例和價值比例的要求是一回事，也就是說，與按照價值規律來形成生產比例和交換比例基本上看作是一回事”［37］。可見，布魯斯的觀點是對前面介紹的布哈林觀點的重復。受蘇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于價值規律“有重視，無落實”的影響，布魯斯更強調如何在現實中落實價值規律，使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能夠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落到實處。鑒于計劃手段難以準確反映價值規律調節的要求，布魯斯在運行層面直接論證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提出“包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突破了傳統上計劃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等同于資本主義的理論慣性。同時，布魯斯的經濟模式也開始涉及政治體制，其模式又稱為“分權模式”。布魯斯關于分權模式的論證是從“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體制展開論述的。

 

上述軌跡也表明，經濟領域發展商品經濟、落實“價值規律”調節的具體機制，已經從經濟基礎層面延伸至上層建筑領域。這在很大程度上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一體性”有關。在很多方面，政治權力的配置同時也是經濟決策權力的配置。法國著名學者戈得利耶就提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區別并不是不同制度間的區別，要而言之，這種區別毋寧是制度的不同功能之間的區別”［38］。同時期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也將對經濟運行體制僵化的因素歸因于“中央集權體制”，強調分權模式對于發展商品經濟和落實價值規律的重要意義。科爾奈所謂“短缺經濟”現象，就其本質而言，也是經濟失衡的一種集中表現，而他關于“軟約束”等現象的研究，則表明其研究視角已經深入到計劃經濟執行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南斯拉夫改革的理論家和領導人卡德爾也將分權體制作為改革的關鍵，南斯拉夫“自治模式”也逐步從經濟領域的自治改革向政治領域的“自治”延伸。

 

然而，由于在這一時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于絕對控制地位（其間中國退出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在指導思想上反對改革，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實踐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蘇聯的制約，其改革政策受到內部權力斗爭和外部蘇聯干預的影響，無法保證政策的延續性。1965年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推動了經濟領域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其傳統體制并未調整，改革措施多數被取消。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因蘇聯的軍事干預而失敗。

 

（二）第二階段（1980-1990年代）：政治領域的爭論和變革主導了經濟改革

 

如果說在第一階段爭論中關于政治改革的討論源于經濟基礎變革對上層建筑和政治體制的要求。那么，第二階段政治體制變革的相關爭論和改革實踐，則具有其相對獨立性。受前面介紹的1970年代國民經濟失衡嚴重、經濟增長停滯的影響，蘇聯東歐各國的改革壓力持續增大。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高速增長的“黃金二十年”形成了較高的生活水平，西歐工人收入和社會福利提高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與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滯形成了較大的對比反差，從而對東歐和蘇聯的改革形成了較大壓力。另一方面，經濟領域改革的效果相對較差，改革的壓力開始在政治領域釋放。在這一時期，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憑借西歐經濟發展的優越表現，開始在東歐和蘇聯傳播。第一次爭論中列寧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爭論以新的方式“重現”。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隨著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而集中爆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提出“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更確切地說，是承認人類的生存高于一切”［39］，“只有通過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實現”［40］。同時，他也強調西方學者提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趨同論”，認為“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諸如公有制、計劃化、社會保障，在某種程度范圍內已經成了先進的西方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部分”［41］。這些論調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否定革命、淡化階級差異、否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區別、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追求“社會主義因素”的思想如出一轍。戈爾巴喬夫則明確強調反對列寧主義。這也表明其思想延續了社會民主主義對列寧主義的攻擊。同時，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外交“新思維”，提出為東歐國家“松綁”，為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新自由主義在東歐的滲透提供了明顯的意識形態“真空”，成為東歐各國社會主義政權更迭的重要推手。

 

針對戈爾巴喬夫主導下蘇聯改革中錯誤的政治傾向，中國共產黨保持了清醒的認識。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42］“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43］。在1986年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鄧小平強調，“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44］。在政治改革的指導思想上，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鄧小平也對戈氏觀點的危害保持了清晰的頭腦，他曾明確預見“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倒不倒，蘇聯肯定要亂，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45］。相對于經濟領域改革的持續穩定推進，在政治領域的這些爭論，反而沒有獲得廣泛的理論關注，尤其是這場爭論中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雙方觀點分別繼承列寧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未獲充分重視。

 

（三）歷史檢驗：中俄經濟的鮮明對比

 

蘇聯在上述兩個時期的表現看似矛盾，實則具有一致性，即：僵化理解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否認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的可能性。出于這個思維定式，在1960-1970年代為保持政治穩定性，反對經濟改革；在1980-1990年代戈爾巴喬夫因經濟改革推進不利而選擇放棄社會主義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兩個階段的核心觀念都是否認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的可能性，都源于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經濟與政治關系的僵化理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始終穩步探索二者結合的可能性，并形成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系”等重要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在后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完全拋棄社會主義政權，在政治上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在經濟上也沒有出現預想的繁榮。以俄羅斯為例，奉行“休克療法”的結果是俄羅斯經濟的嚴重衰退。1990-1998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3.6%、-5%、-14.5%、-8.7%、-12.6%、-4%、-6%、0.4%、-5%［46］。9年間俄羅斯經濟總量收縮至1989年的53.78%，同時期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0.22%，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989年的2.4倍。普京曾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慨嘆，“俄羅斯已不屬于當代世界中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19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 50%僅相當于美國的1/10，中國的1/5，俄羅斯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正在被推入第三世界的行列”［47］。在1998年和2008年兩場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都表現卓越，而俄羅斯則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經濟危機中遭遇嚴重破壞。

 

四、爭論的當代延續與結論

 

2000年以后，三次歷史爭論依然余音不斷，并延伸出新的論題。萬變不離其宗：爭論中出現的各種片面認識往往都與對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經濟與政治關系的僵化理解有關。

 

（一）歷史爭論的當代延續

 

三次爭論的論題略有差異，大致來看，第一次爭論的中心線索在于民主社會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差別；第二、三次爭論則直接指向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兼容性”。2000年以后，這兩方面的論題都出現了新的延續，某些爭論甚至異常激烈。同時，我國面對相關爭論的態度也更為理性：既形成了開放包容的爭論環境，又旗幟鮮明地廓清了部分錯誤認識。

 

第一，關于恩格斯“政治遺囑”與民主社會主義“正統論”的爭論。雖然在20世紀1980-1990年代，國內學術界已經圍繞恩格斯“政治遺囑”形成了不同觀點［48］，但是尚未形成大范圍的爭論。2007年謝韜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認為恩格斯首倡“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正統”，由此引發廣泛、激烈爭論。這場爭論涉及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觀點，是否承認列寧主義的歷史合法性，以及如何準確認識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觀點等［49］。肖楓（2007）、陳學明（2012）等學者指出，將“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加之于恩格斯不能成立。陳學明列舉了恩格斯在為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所寫“導言”完稿第二天寫給費舍爾的信“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50］。肖楓明確指出，闡明恩格斯真實主張“這只是因為我們不贊成為當前之實用而隨意解說歷史，而決不意味著我們是教條主義者，要把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的話當成金科玉律……現在社會主義究竟怎么搞，應當從當前的實際出發”。他引用了列寧十月革命后強調的觀點，“現在一切都在于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51］。周新城也警示，“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泛濫是蘇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演變的主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因素”［52］。

 

第二，新自由主義與質疑改革開放的思潮。2000年前后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影響擴大，其間，國外的“華盛頓共識”“歷史終結論”“中國崩潰論”等在國內引發了較大范圍的爭論。同時，2000年以后，我國形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在此過程中，也出現過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新自由主義與否定改革開放的思潮，看似完全對立，但是在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上，卻存在趨同之處。這兩種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第三次爭論中蘇聯前后兩階段期態度的延續：早期因維護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而反對發展市場經濟，晚期為推動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而放棄社會主義政權——兩種態度從根本上講，都是否定社會主義政權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可能性；在理論源頭上，都源于對經濟與政治關系的僵化認識。有趣的是，新制度主義學者，往往也批評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但同時，他們也走向了另一個誤區。例如諾思對馬克思批評道“單獨的技術變化幾乎不能解釋許多長期性的變革”［53］，阿西莫格魯認為“馬克思根本沒有考慮制度和政治因素，因為他認為它們只不過是生產力釋放出來的強大沖擊的派生結果而已”［54］。孟捷認為這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偏見：“這些評論都以傳統的生產力一元論為對象，完全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內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其他解釋”［55］。同時，新制度主義學者還進入了另一個誤區——將西方民主制度或產權制度視為決定性的因素——在諾思與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以及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中，西方民主制度和產權制度又被視為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的關鍵。對此，林崗提出了明確的批評［56］。但是對于新自由主義學者，或者占多數的西方學者而言，將西方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綁定”幾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才會出現以福山為代表的“歷史終結論”，以及堅定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由此，很多西方學者也篤定中國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主義政權，難以實現市場經濟的持續繁榮，導致“中國崩潰論”總會受是到部分西方學者的青睞。彭慶紅引用宋興無的觀點指出，“中國崩潰論”的源頭之一就是“要維護‘民主優勢論’的正確性，即西式民主是繁榮的前提，西方國家是西式民主國家”［57］。

 

第三，以“兩個不能否定”和“兩個不能走”廓清錯誤認識。將西方民主制與市場經濟“綁定”的邏輯，也存在于一些僵化理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教條化觀點中。持有這些觀點的人對改革開放持明確的質疑態度，認定市場經濟發展最終將消解社會主義政權，使中國最終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這些觀點，看似維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則抹殺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市場經濟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將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成就歸功于自由主義政策的成功。這反而與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走到了一起，后者反復強調：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是中國推行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化解當前面臨的各類問題，不是治理市場經濟本身，而是進一步推進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事實難以支持這種觀點：自由化、市場化程度更高的西方國家，所經歷的并非持續的繁榮，而是連續不斷的危機；一度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地區，經濟發展更是危機重重。推行市場經濟，引入西式民主，往往形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中國市場經濟已經實現了持續40年的中高速穩定增長，尤其是在1998年和2008年兩場金融危機后“逆勢而上”，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形成鮮明對比。將中國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成就的歸結自由主義在中國勝利，是不能成立的。改革開放后中國市場經濟成就卓著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科學地把握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辯證關系，保留了改革開放前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使中國市場經濟避免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危機。2013年1月在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旗幟鮮明地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58］，即“兩個不能否定”。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改旗易幟”；否定市場經濟建設成就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重回“封閉僵化”狀態。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59］。

 

（二）應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的兩個基本結論

 

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一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如何準確理解唯物主義歷史觀，決定了如何把握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克服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僵化理解，辯證把握經濟與政治的關系。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容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和政權垮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忽視甚至否定了體現生產力決定作用的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由價值規律主導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原則，是生產力決定作用在現實經濟運行層面的直接體現。盲目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和高積累率，違背了這一基本原則，導致蘇聯經濟長期受制于國民經濟失衡，是蘇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端，最終導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失利和社會主義政權的失敗。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更不能僵化。僵化的“經濟決定論”是第二國際理論家否定武裝革命必要性、否定十月革命的主要原因，也最終導致了社會民主主義學者和政黨偏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軌道，轉變為資產階級理論家和資本主義議會政黨。同時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同樣不能否定和僵化。1960—1980年代，否定商品經濟發展對中央集權模式的沖擊，固執地堅持原有的集權模式，是蘇聯經濟改革難以推進難以持續的主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成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過程中的主要障礙。同時，以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為代表的激進改革路線，又僵化地理解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對政治體制提出的要求，盲目照搬西方所謂民主體制，不僅導致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而且使蘇聯東歐各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制度遭遇嚴重破壞。總結這些深刻的歷史教訓不難發現：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同時結合國情和時代特征，科學理解唯物主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原理，準確認識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辯證關系。結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時代特征，按“不否定、不僵化”的標準堅持唯物主義歷史觀，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時時謹記的根本立場。

 

第二，堅守列寧主義的科學性與歷史合法性。列寧主義的基本道路和實踐主義原則是三次歷史爭論的主線索。三次大爭論的歷史結論證明，列寧關于“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60］的論斷，即“先掌握無產階級政權，再在政權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列寧主義道路，是三次大爭論中顛撲不破的真理。正是堅持了這條道路，十月革命才能突破民主社會主義僵化的“經濟決定論”，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權從理論走向現實；正是堅持了無產階級政權和商品經濟的結合，“新經濟政策”才能成功，蘇聯社會主義政權才得以鞏固；正是違背了商品經濟與無產階級政權結合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原則，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才最終僵化落后和走向失敗；正是1980年代蘇聯東歐的改革激進派追捧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否定無產階級政權的歷史合法性，才導致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最終垮臺和蘇東各國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國家地位的下降。列寧主義道路，是以列寧為代表的第一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者的集體智慧和實踐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取得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重要原因就是于：在1990年代發生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面臨嚴峻挑戰的歷史關口，中國共產黨堅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堅定不移地堅持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基本道路。這是對列寧主義道路的繼承和發展。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正是反對列寧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造成了西歐共產主義運動的淪落和蘇東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相對于站在馬克思主義對立面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更具欺騙性和滲透性。反擊這一思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道路，必須堅定不移的堅守列寧主義道路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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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項目編號：16ZDA002）的階段性成果；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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