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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9日，光明日報第15版“理論 經濟學”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王立勝的文章：《政治經濟學是解決什么問題的》，全文如下： 

政治經濟學是解決什么問題的

王立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2014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并且提出了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任務。為什么在當前形勢下如此重視政治經濟學呢？

第一，從現實需要看，這是中國成就和中國奇跡話語權建構的主體性問題。

從意識形態的建構角度來講，話語權之爭實際上就是主義之爭和道路之爭。我們知道，中國道路是不是能夠走得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看法歷來是給予否定的答案，他們認為，中國是否能夠實現現代化關鍵是能否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既搞市場經濟又堅持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使他們無法再否認中國道路的成功時，他們的意識形態建構很快就進行了話語轉換，不再討論是否成功的問題，而是轉而討論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釋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

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經過建國后接近70年時間尤其是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的艱辛探索，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我國獨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這樣一個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正因為這樣，我國的經濟才能在世界經濟普遍下滑的情況下呈現出逆勢上揚的趨勢。這確實是創造了一個中國奇跡。這個奇跡出現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的理論工作者，包括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必須要做出科學的解釋，做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回答。也就是總書記提出的要用中國話語體系來解釋中國問題，要用中國理論來講中國故事。

形成這樣一種相輔相成的認識非常重要：正是因為社會主義才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與眾不同。西方也是市場經濟，我們也是市場經濟，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正是因為社會主義體現出了與西方不一樣的特質。這個不一樣本身就是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來源于哪里呢？就來源于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這個因素使中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不同。反過來說，市場經濟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不同，正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走的是市場經濟道路，所以與朝鮮、古巴這些目前也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不同。正是因為我們的改革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把社會主義作為市場經濟的根基，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所以我們改革的結果與蘇聯及東歐國家也截然不同。當然了，能夠實現這種在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有機結合，中國文化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是總書記講的中國智慧的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出科學回答。

第二，從學理建構看，這是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經濟學科體系的關鍵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要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在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建構中處于什么地位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在整個經濟學體系的建構中又處于什么地位呢？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了，我們的問題就有了答案。

就學科分類來看，可以把所有的學科大概分為四大類：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毛澤東曾經說過，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按照這個思路，哲學應該是貫徹于所有其他學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處于指導地位，而其他的各個學科都以哲學為指導并成為哲學這個學科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當然，也有些學者把哲學歸類為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各學科都是從不同角度探討自然界各種規律的學科。社會科學各學科都是用科學的方法探討各種社會問題的學科。很明顯，政治經濟學在大的分類上應該是屬于社會科學的范圍，是社會科學中以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那么，政治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處于什么地位呢？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的這句名言，從社會有機體理論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在整個運動著的社會有機體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從列寧到毛澤東都曾經多次指出，在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中，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物質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它所研究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種研究對象的特殊地位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基礎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內容是從研究政治經濟學產生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正因如此，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先生曾經明確說過：“政治經濟學也是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如同數理化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一樣，政治經濟學就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既然政治經濟學是各門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學科，那么，在我們確定實現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時，一個便捷的途徑便是首先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嶄新的命題也就提出來了。按照這種邏輯，如果我們要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話，或者說要把其他各門社會科學建設成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的話，當然要首先考慮政治經濟學這個基礎學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起來了，其他學科的建構也就有了基礎。

那么，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科學領域又處于什么地位呢？總體上看，經濟科學領域不僅各類分支學科林立而且邊緣學科崛起，學科的不斷分化和不斷綜合兩種傾向同時并存。一般說來，我們把經濟學分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大類。理論經濟學是指論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經濟學科，在我國的學科分類中，它包括政治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經濟史、西方經濟學、世界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6個二級學科。應用經濟學主要是指應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個經濟學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門經濟學，如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建筑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二是專業經濟活動經濟學，如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銀行學等等；三是地區性活動經濟學，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等等；四是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如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五是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學科，如人口經濟學、教育經濟學、衛生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經濟地理學、技術經濟學等等。這種把經濟科學二元化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分類方法，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降低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地位。

我們知道，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但是，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中，政治經濟學就是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況且在目前的經濟學教育體系中，政治經濟學的含義也是如此。如果是這樣的話，把政治經濟學一般性地放在與經濟思想史、西方經濟學同等地位的理論經濟學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這就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一般性的理論經濟學，而應是整個經濟科學的指導思想。在經濟學的層級結構上應該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這種三元結構。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孫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確的論述：“政治經濟學是密切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的一般發展規律，而部門經濟學是研究某一經濟領域生產關系發展的特殊規律，或者是經濟領域同其他領域之間的邊緣科學。”“政治經濟學是部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研究部門經濟學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應吸取和概括部門經濟學的成果。正像哲學研究要同具體科學的研究相結合一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同部門經濟學的研究相結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科學其他學科的關系來看，要建構中國特色的經濟科學也必須從政治經濟學入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產物，是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承擔著指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光榮使命。

政治經濟學要解決什么問題呢？嚴格說來，它要解決的不是純經濟學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的視域中，它是通過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探討社會的政治問題，它要解決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是研究經濟運行背后的政治意蘊。比如，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寫出了巨著《資本論》。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與雇傭勞動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是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的矛盾這樣一個結論，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要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斗爭，從而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結論。實際上，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經濟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無法分開的。就拿亞當·斯密來說，他的經濟學說同樣有其政治前提。

有些經濟學家所倡導的所謂經濟學就是反映經濟發展規律的學問，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一樣，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科學，既然是科學，就是在任何國家都適用的，是價值中立的，與政治無關，與歷史無關，與國家無關。這種思維否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存在價值，這種主張忽視了經濟科學體系的層次性，其實，經濟學科是一個具有多個層次的整體結構。應當說，上述看法在經濟學的“術”和“技”這個層面上還是有道理的。有學者把經濟科學分成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道”，第二個層次是“法”，第三個層次是“術”，第四個層次是“技”。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前兩個層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層面。“道”反映的就是經濟學家的立場，是站在資本的立場上？還是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為人民做學問，要寫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在這個層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論，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術”和“技”就是經濟學的一些具體的學科要研究的東西。這個體系是層層遞進的關系，從上到下，由抽象到具體。政治經濟學研究“道”“法”層面的問題，為具體的經濟學科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術”和“技”作為具體的經濟學科不僅接受“道”和“法”層面的指導，還要為豐富和發展政治經濟學提供經驗和素材。

第三，從未來發展看，這是關系到中國前途命運的基礎理論問題。

理論不僅具有說明過去實踐的解釋功能，更應該具有指導未來的預見功能。對中國來說，我們創造了中國奇跡，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要做出合理的解釋。中國的未來如何謀劃，政治經濟學也應有自己的回答。我們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的路程，但現在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雖然全球范圍內沖突和貧困尚未根除，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愈發強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不再符合時代邏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各國人民共同呼聲。”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步入了經濟發展新常態，進入了中高速增長時期。經濟社會各種矛盾日益凸顯，改革過程中只剩下難啃的硬骨頭，我們還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能只靠摸著石頭過河，還必須對未來的發展進行頂層設計。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復雜形勢下尤其要頭腦清醒。對此，首先必須進行理論探索，要有科學的理論預見。正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談中國問題，提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這段話鮮明地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經濟學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揭示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上升到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層面，不斷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要從政治經濟學的高度掌握分析經濟問題的科學方法，深入認識經濟運行過程和趨勢，從而更好地分析和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理論的解釋功能和實踐預見功能都體現在其中。

就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來講，我們都承認過去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被邊緣化的問題，但對于這種邊緣化的原因，卻有不同看法，有些學者分析了很多社會原因，有的將其歸結為西方經濟學的引進和西方經濟學家的有意滲透。當然，這些因素我們都不能忽視，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經濟學自身建設的問題，也就是政治經濟學要在中國改革開放實踐中的重大經濟理論和現實問題上真正有所作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重大經濟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討論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框架里進行的，政治經濟學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對改革開放的必要性的認識、對價值規律作用的理解、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等等。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不斷引進，我們對很多經濟問題的討論，就溢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框架，而政治經濟學也沒有適時地以發展的形態對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這是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政治經濟學要跟上時代的步伐，這是我們黨歷來都重視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就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學問題，他經過認真系統的調查研究寫出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政治經濟學著作。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以此為指導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在中國出版后，毛澤東不僅本人結合中國實際認真閱讀，而且還號召黨的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并組織學習小組逐字逐句學習研討。在閱讀過程中他談了很多在今天看來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想法。他指出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缺陷，就是這些作者不懂哲學，沒有哲學頭腦，因為這部書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所以，在毛澤東看來，蘇聯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不懂辯證法。毛澤東還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按照斯大林的觀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關系。毛澤東講，概括為生產關系是不夠的，如果概括為生產關系的話，離開了生產力，沒法研究生產關系，離開了上層建筑，也沒法研究經濟基礎。所以他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確定為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鄧小平也重視從政治經濟學的高度思考問題，他在評價《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注重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慮未來的發展，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傳統的一個體現。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有新的時代特點。這表現在：一是反復強調問題的核心是要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認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們要建構的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二是強調要樹立問題意識，以問題為導向，立足中國實際，進行理論創新。“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三是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是從治國理政的高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問題的，是著眼于國家“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