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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抗議美國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為彌補現有法律的漏洞，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于2月15日向立法會提交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3月15日，香港反對派組織“香港眾志”多人強闖特區政府總部，聲稱要政府撤回《逃犯條例》，并與維持秩序的保安產生沖突，致使1名女保安受傷。警方接警后以“強行進入罪”拘捕9名示威者。4月份以來，香港反對派團體多次舉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游行，6月9日反對派又組織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游行示威活動。6月12日，香港反對派再次動員一些人包圍立法會，導致原計劃對修訂《逃犯條例》進行二讀的立法程序臨時宣布延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于6月15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

香港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巨大的讓步，使這項合理合法且必需的條例修訂案擱置。然而，香港反對派組織卻不依不饒。6月20日，香港反對派打著“民主”旗號，組織大規模“反修例”游行，公然打出“港獨”龍獅旗，聲嘶力竭高呼“港獨”口號；7月1日暴徒更是沖擊香港立法會大樓，立法會大樓被打砸，導致特區政府機構運作瀕臨癱瘓。

香港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已經充分暴露了其真正的狼子野心，絕非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那么簡單。不斷升級的沖突和挑釁，不過是希圖把一再隱忍的特區政府逼到絕境，借以制造流血沖突，為美英等西方帝國主義的國際干預制造口實。

美國中情局：反對派背后的金主

有圖有真相，大量影片、相片顯示，暴徒是有組織、有預謀作出沖擊，而非一盤散沙。事實上，這場香港反對派制造起來的騷亂，一開始就有著西方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背景。

7月4日的香港《大公報》披露，有讀者向大公報報料，一段錄音對話揭發沖擊背后有人組織煽動，同時有金主提供金錢，利誘“熱血”年輕人作沖擊行為，包括挖磚、擲蛋、做前鋒等，涉及錢銀每人由500至5000元不等。此外中間人更從中“抽油水”。

綜觀多場沖擊，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報料者解釋，背后勢力只接受22至24歲的熱血青年，最好有學生身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中間人與查詢者的錄音對答中，財雄勢大的“金主”呼之欲出，中間人聲稱，有人資助，“肯擲錢出來，咪有人玩”；查詢者興奮計數，3000元行十日就有“三皮嘢(萬元)”；中間人即刻表示，“咩行街呀，要做嘢？唔做嘢無錢！”查詢者擔心地問，“擲磚頭是刑事嚟？大佬”；中間人答，咁當然要高價啦，唔高價邊有勇夫啊！

7月3日，有港媒揭露稱，有反對修例的團體，長期收受美國相關基金會的巨額資助，該基金會其實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白手套”。《大公報》調查發現，反修例團體“香港人權監察”長期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累計超過1500萬元（港幣）。

查閱NED撥款記錄得知，“香港人權監察”早在1995年起便每年收受撥款，資助額從20萬元至40萬元不等。從2004年起，每年的資助額躍升至130余萬元。據統計，從1995年到2013年，“香港人權監察”累計收受NED撥款1482萬元，直至2013年被媒體揭發后，相關行動才轉趨低調。不過，有紀錄顯示，2018年“香港人權監察”再獲NED約70萬元撥款。而作為收受“黑錢”的“回報”，“香港人權監察”在反對香港修例方面積極配合美方部署，將修例“妖魔化”，引用美方發布的數據，造謠稱容許香港將逃犯移交內地是“打開缺口”云云。

實際上，NED是CIA的“白手套”，專門資助世界各地政黨及政治組織，進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動。NED前總裁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承認，成立NED是因為CIA“臭名昭著”，不方便直接資助海外團體。還有前CIA特工透露，香港是美國收集情報的重點地區。此外，還有NED的子組織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NDI成立于1983年，聲稱是一個“獨立的非牟利民間組織”，但自1995年以來已向香港所謂的“民主派”組織，資助了數以千萬元的款項。   

禍亂中國的“一石二鳥”之計

西方帝國主義者對香港反對派的暗中的支持自然也要配合公開的政治表演。美國眾議長、現年79歲的南希·佩洛西發推特說：“不應該忽視香港反修例人士的勇氣。”在暴徒出手之前，佩洛西曾稱，香港修例一旦通過，美國國會將重新評估香港是否仍擁有高度自治。據外媒報道，英國首相特雷莎·梅7月3表示關注香港的情況，并強調中國須尊重港人的權利和自由。特雷莎·梅在英國國會上說，對于香港近日發生的抗議活動，她已向中國領導人提出擔憂，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中英聯合聲明》列明的權利和自由“非常重要”。

7月2日，英國外交大臣亨特接受采訪時稱，《中英聯合聲明》仍舊有法律約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將會有嚴重后果。明明是香港反對派暴力沖擊立法會，亨特卻顛倒黑白、罔顧事實，反而指責特區政府是在“鎮壓”。亨特還表示，英國支持香港居民捍衛英方為其爭取來的自由，希望所有國家履行國際義務。針對亨特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怒斥：“所謂香港居民的自由是英方爭取來的，這種說法簡直是厚顏無恥！……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香港有何民主可言？港人連上街游行的權利都沒有。”

盡管此次英國作為香港的前殖民統治者沖鋒在政治輿論戰的前線，但香港回歸后，美國就取代了英國，開始積極介入并干預香港的政治事務。僅美國在香港領事館就派出了近1000人的工作人員，比派往很多國家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還要多，其目的就是在香港這個“自由港”收集情報，并進行針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顛覆活動。

1997年后，美國開始積極介入并干預香港政治改革及普選等政治事務，國務院、國會、非政府組織在對港“民主輸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原則表示疑慮，試圖推動香港向美國所希望的“民主”方向前進；將香港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看成是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個基本指標以及中國是否遵守《基本法》的一個重要因素；要求保障并加快香港的民主進程，關注行政及立法機關的權力分配機制，維護法治、司法獨立，推動香港實現“民主”的西方化、美國化；關注《香港基本法》第23條“反顛覆立法”問題；鼓勵并支持香港泛民主派政黨的發展，大力支持并扶持所謂的民主派；關注香港的公民權利與新聞自由，竭力維持香港的“獨特性”，避免香港“大陸化”，帶頭充當香港民主人權的“保護者”和“監護人”。

除了政治攻勢，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在對港事務上進行了更深入更直接的干預：有美國政府背景、從國會獲得資金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向香港的政治社團、研究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傳統基金會針對香港問題開展專題研究，發表研究報告，提出政策咨詢建議；中情局背景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等非政府組織更是直接通過舉辦各類講座和會議，培養香港反對派的“普選”、“民主”意識和技巧，指導香港反對派開展“街頭革命”。例如2013年的“占中”行動方案就是在NED的策劃、指導下制定的。

在香港制造沖突和混亂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禍亂中國的重要抓手。

此次針對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制造的動亂更是體現了美帝國主義禍亂中國的一石二鳥的險惡用心。

本來這次修改相關條例，只能對37種國際公認的刑事犯罪移交，并不涉及香港自由派鼓吹的新聞、出版、學術、言論、示威等。此外還有“八不移交”：在內地殺十個人，可能會判死刑，不移交；內地認為是叛國、分裂國家的，香港不認為，所以不符合“雙重犯罪”，不移交；政治類罪行不移交；因種族、宗教、國籍或政治意見而被指控的，不移交；甚至內地強奸犯或者香港人跑來內地強奸婦女，在香港判不了7年，也不移交……

即便排除這些，目前在內地犯罪逃到香港逍遙法外的刑事重犯也已達300多人。舉個例子，《中國經營報》記者從權威渠道證實，此次上海侵害幼女嫌犯、新城控股的實際控制人王振華，雖為中國籍，但已經取得香港居留權。也就是說，只要王振華跑到香港，即使今后修改相關條例成功，但若他侵害幼女的罪行按香港法律判不了七年，也不能移送內地，可以繼續留港逍遙法外。更別說修例之前，那些可以“合法”在香港逍遙法外的大陸刑事罪犯。

西方帝國主義慫恿香港反對派阻撓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就是希望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大陸富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天堂，極大地降低了富人群體的犯罪成本。這無疑是對中國法治的踐踏，是對中國社會穩定的極大破壞。

一手禍亂香港，一手禍亂大陸，美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嚴峻的現實：對壘隊伍的年齡分化

6月9日的游行，組織者聲稱有103 萬人參加，而根據警方的觀察最多時只有24萬人參與；6月16日的游行，組織者聲稱有200 萬人參加，警方稱最高峰時有接近34萬人參加，香港發展中心委托科技大學前經濟系主任雷鼎鳴估算參加游行總人數約40萬人。據香港媒體報道，參加這兩次游行的大都是年輕人。對于總人口700萬、年輕人不到200萬的香港，即便按照警方的保守數字，依然是觸目驚心了。

與之相對的，香港反對派肆意強奸民意，引發包括梁家輝、譚詠麟、鐘鎮濤等諸多明星在內的廣大市民的強烈“反彈”——這才有了15萬人冒雨參與的“6·30‘撐警’大游行”。這個15萬“撐警”大游行，不僅僅是在人數上占據劣勢，觀察媒體報道的圖片也能看出，“撐警”大游行的主體為中老年群體，這不得不讓人擔憂香港的未來。

盡管香港回歸已經20多年，英國殖民者的殖民統治也結束了20多年，但香港的“去殖民化”卻依然任重道遠，回歸以后的香港青年一代仍然沒有擺脫殖民教育的桎梏。公民教育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一些特征，在教材方面，通識課也是由教師自行編訂，因此，教師的政治取向和立場直接影響學生思維，而大多數的香港教師本身就是西方殖民教育的產物。香港的司法系統控制在歐美外籍人士手中，2016年，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簽署的委任狀，任命17人為2016年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余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

除了帝國主義者通過反對派引誘香港青年群體，大量香港青年被裹挾參與“抗議”的主要原因還是民生問題。去年，香港《大公報》報道，香港一家協會的“香港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顯示，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狀態并不理想，有30%的受訪青少年的抑郁指數屬中等至極度嚴重，亦有近四成的受訪者焦慮指數為中等至極度嚴重。調查指，生活節奏快、生存壓力大是青年群體焦慮的主要原因。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貧富差別卻不斷加大。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發布的數據，2017年，香港按原本住戶收入計算出的基尼系數竟然高達0.539，創香港45年新高，成為發達經濟體中最嚴重的地區。

2017年1月，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公布了全球500富豪榜，超過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來自地產，香港十大富豪擁有財富的總數，竟然達到香港GDP總量的35%。

而另一方面，在香港73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卻高達134萬。家庭住戶月收入在15000港幣以下的占全港人數的36.4% 。而香港一套典型公寓的售價通常不低于700萬港幣，結果，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成了許多香港人遙不可及的夢想。香港許多擁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收費都很高，這就阻擋了絕大多數草根階層的子女入讀名校的可能。階層固化日益嚴重。大批青年人對現狀不滿，樂于參加各種運動發泄不滿——更何況還有境外勢力提供資金支持和組織指導。

香港回歸以后，特區政府試圖制定一些措施調整香港經濟基礎，引起頂層富人的不滿，香港的富人群體悄悄參與對街頭運動的資助，引誘底層參與街頭運動，面對街頭運動的壓力束手無策，香港政府試圖調整經濟基礎的努力失敗，財富繼續集中，底層愈發不滿，愈發容易誘發街頭運動。這就形成了一個近乎無解的惡性循環。

香港的出路：重要的是解決“依靠誰”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直到回歸以后這么多年，大陸為了香港的回歸、穩定，主要是團結香港的上層精英群體。港商群體從80年代以來的開放政策中賺的盆滿缽滿，李嘉誠這樣的人回歸前和回歸后一直是大陸的座上賓。原深圳市委副秘書長李羅力2016年6月在接受《前海傳媒》采訪時，痛心疾首地指出，大陸對香港政策的一大失誤就是回歸后主要依靠大資本來管理香港……工商界的資本家歸根結底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香港回歸后中央給香港送大禮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企業家的利益。換來的卻是李嘉誠這樣人的資本外逃，以及某些頂層富人對香港反對派的暗中資助。

所以，要解決香港的出路，除了依法強力打壓“亂港”勢力，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依靠誰、團結誰、孤立打擊誰的問題，不能走精英路線，把廣大香港民眾這個大頭丟掉了。香港大多數人（90%以上）是不是愛國的？如果是，為什么沒有把這多數人教育、動員、組織起來，去和少數港獨勢力作斗爭，把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在港獨勢力面前，多數人不應該成為看客。當看客，就表示冷漠，此事與他們的切身利益關系不大。所以，核心的問題還是解決香港資本主義道路導致的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民生問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不出來，又怎么去爭取香港大多數普通群眾。

解決香港問題，一樣需要走群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