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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今責：香港為何繁榮，深扒176年歷史

點擊：3139 作者：付今責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7-03-27 08:47:52

香港自開埠以來，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從一個小漁村高速發展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大都市，躍升為第三大金融中心、第七大航運中心，不得不說是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對于香港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奇跡，持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英國人一直把香港視為維多利亞女王皇冠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將香港取得的非凡成就歸功于殖民統治。中國也有不少人盲從盲信，認為香港的繁榮富強與英國的統治密不可分，這種錯誤觀點先是影響內地對香港的看法，其次會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港人，導致其不能全面看待香港所處的歷史地位，從而不能很好地認識中國內地、英國與中國香港之間的關系。

看待香港發展問題，必須要向歷史索要香港的準確定位，只有認真剖析香港社會發展形態，才能更好地給出一個準確的回答。下面以香港三個發展階段進行分析梳理總結，還原其隱藏在歷史紛繁復雜煙云下的真正發展軌跡。

一、英國的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發展定位

1.英占初期的黑色貿易（1841-1860年）

馬克思稱“不易變質”、“質量輕便”的工業品——鴉片，和世界貿易的一般等價物——苦力（奴隸），兩者在香港開埠之初占據了絕對的地位。同時，鴉片走私和苦力販賣并稱為黑色貿易，香港很不光彩地成為黑色貿易港。英占初期，香港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的深水良港，被英軍作為鴉片戰爭的軍需物資的中轉基地，為前線作戰的英軍提供后勤補給。

據港英政府記錄，1842至1848年這7年間，除英美進出香港船只數量和噸位逐年增長幅度較大外，其他國家把香港作為轉口貿易的興趣還不大。英國雖然致力于拓展香港海外市場，但效果不盡人意。

英國商人熱衷于走私鴉片，以此謀取暴利，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支撐香港對內地貿易的利益增長點。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時發現：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資金又非政府雇員的英國人，幾乎無人不從事鴉片貿易”，鴉片“在整個沿海都有交易”。 [1]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報告承認鴉片是香港主要出口貨物。[2]1847年，香港出口總值226 130英鎊，其中鴉片出口值195625英鎊，[3]占86.5%。

大宗的鴉片走私是英商最重要的支柱產業，英國政府希望加強對鴉片貿易的管轄，逼迫中國政府承認其合法化，達到增加利稅的目的。

1858年前，而軟弱的清政府對英商的大肆走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敢查禁規模越來越大的鴉片走私，擔心此舉會激怒英國。游走在中國法律之外和英國管轄之外的英商，竭力阻止鴉片貿易合法化。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斯蒂爾也有分析：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頭號敵人當然是英國大商行。[4]英國和其直轄殖民地印度在鴉片貿易中獲利無法統計。僅1852年由半島東方輪船公司運往印度的白銀即值6074845元，合1265592英鎊，[5]其中絕大部分是販賣鴉片的獲利。香港扮演的角色非常尷尬，淪落為英商攫取內地巨額財富和危害國民身心健康的前沿基地，相比之下，香港的繁榮背后是透入“東亞病夫”的吸血管。

美國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相繼發現，引發一陣殖民者的淘金熱，開采金礦需要大量的廉價苦力，英商又干起了苦力貿易的勾當。規模迅速從和行與興和行，增加到怡和、顛地等洋行。

港英船政廳記載：僅1854年11月1日至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時間內，結關登載的苦力船就有128艘，其中船籍為英國的占64艘，船籍為美國的占24艘。[6]1851—1872年間，從香港運出的苦力華工總計達到320349人。[7]他們將一名中國苦力運到秘魯或西印度洋，平均付出117-190元，而當地種植園主收買苦力的價格是350-400元，苦力販子從每名苦力身上獲得的利潤達到160-283元。[8]據統計，1851-1875年的25年中，販賣華工到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獲暴利高達8400萬元，每年平均近340萬元。[9]

香港的遠洋航運業快速發展，飽含的是華工（苦力）的血淚史。1854年怡和洋行的一次航行即獲利9萬元。[10]受到巨額利潤驅動的船東紛紛加緊購置新船，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動香港遠洋航運業的發展。1854年—1859年的五年間，香港的遠洋航運業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噸位251 350噸，年增長率達到68%。[11]

香港的早期發展是依靠對外貿易逐步興起的，其實質是在英國的操縱下進行赤裸裸的殖民壓榨剝削，港英政府利用香港背靠中國內地的條件，充分發揮其在黑色貿易的壟斷優勢，在經濟上采取鴉片貿易這一不正當手段攫取中國白銀，同時非法販賣內地人口謀取暴利，依靠黑色貿易興旺發達的洋行和英商賺足“第一桶金”，從而奠定了英資在香港的龍頭地位，香港因此迎來了第二個發展階段。

鴉片吸食者

2.英占中期的轉口貿易和金融繁榮（公元1860-1941年）

西方的殖民占領是堅船利炮在前打頭，資本緊隨其后掠奪，英資進入香港不外乎此種方式。

1841年1月英軍在香港登陸之后，盤踞在嶺南各地的洋行紛紛落戶香港。1845年4月英資東方銀行香港分行開業，成為香港的第一家英資銀行。[12]此時，進駐香港的洋行多達幾十家，但金融業并不是很發達，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英國的“Boss”難以割舍黑色貿易，銀行家主要向商人和船東傾斜，滿足急劇擴張的航運業，業務范圍都離不開鴉片走私和販賣人口，對享有的其他特權并不熱衷。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數量還不夠龐大，資本不夠雄厚有待進一步積累，不足以支撐金融業的快速發展。

到了19世紀末期，香港的轉口貿易進一步崛起，以至于在內地進出口貿易比重獨占鰲頭。據中國海關統計：1880年香港貿易額分別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37%和21%，1885年占40%和24%，1890年上升至55%和37%。[13]這些統計數據僅是海關的正當貿易，其中不包含走私數額。

香港搶占《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等五大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額，正式確立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地位。

20世紀初，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進入了黃金時代。1931年的進出口額分別為738百萬港元和542百萬港元，貿易總額達到1280百萬港元，巨大的商貿催生了香港的金融業高速擴張。截至1865年匯豐銀行在香港成立總部以來，香港成立了大大小小的英資銀行分行10家左右。1912年第一家華資銀行廣東銀行創立，在此之前，法資、美資、日資銀行分行相繼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共有30余家銀行拔地而起，香港的金融業繁榮初具規模。

1936年的匯豐銀行

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的自由經濟政策（公元1945-1997年）

1941年，日本軍隊開始進攻香港，十八天的攻防戰，就迫使港英政府向日軍投降。在日軍占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時間里，日本帝國主義對香港進行了更為野蠻更為徹底的殖民掠奪，同時展開對愛國人士的大搜捕。日軍全額沒收了同盟國建立的銀行資本，濫發軍用票，強迫居民兌換使用，1943年6月發布公告禁用港幣，毫不遮掩地進行金融掠奪。同時日軍封鎖港口，香港賴以生存的商貿斷絕，經濟處于崩潰邊緣。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英國欺辱蔣家集團無能，迅速接管香港，維多利亞港重新飄揚起米字旗。

香港被戰爭破壞非常嚴重，人口由戰前164萬銳減到戰后60余萬人，市場凋零，生產廢弛，人們生活舉步維艱。英國在戰爭中所受的破壞更甚香港，德國法西斯的狂轟亂炸，將英國本土變成一片廢墟，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昔日的“日不落帝國”要仰仗美國鼻息生存，依靠美國貸款過日。嚴重的社會倒退，使得英國沒有余力給香港些許援助，英國對香港的控制能力降低，經濟壟斷地位減弱，加之日軍對香港外資的沒收，都給華人填補香港經濟上的空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華商的崛起應運而生。

“二戰”后，各大資本主義大國埋頭進行經濟建設，帶動世界經濟走出泥潭，持續了20年穩定發展。復職的港督楊慕琦，頒布的進出口貿易自由法令恰逢其時，幫助香港恢復轉口大港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自由放任”的不健全金融管理模式也讓香港飽受苦頭，特別是1948年頒布的銀行條例，規定一間銀行只要依法取得牌照并每年繳納5000港元的牌照費就可以開業。這項沒有明確管理效力的條例，香港銀行業長期處于混亂競爭的狀態中，逐步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的銀行危機，先后有10來家銀行面臨擠兌風潮，嚴重損壞了香港金融的穩定，造成了香港的金融動蕩。

嚴峻的形勢讓港英政府開始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學說，直接的反應就是由1971年出任港英財政司的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此項政策秉承經濟自由開放的原則，又針對一些特定的領域進行積極干預，引導其穩妥發展。

二、香港快速發展的實質

香港的繁榮因素很多，其一是英國割占港島之后，使其融入英國主導的殖民體系之中，并成為聯通中國和世界的橋梁和紐帶，香港從此綁在英國這艘戰艦上，駛入世界貿易樞紐港的航道。

我們不否認英國殖民香港所產生的連帶作用，但這只是推動香港高速發展的外在因素，還要深入研究深刻的內在因素，只有充分認清內因起到的作用，才能更全面地詮釋香港社會的發展歷程，才能有理有據回答香港這個赤子與祖國母親的血脈關系，才能把握這片熱土的前世今生以及未來發展，給長期存在“漂泊感”的港人一個精神的港灣，增強他們的國家認同感、民族認同感。

1.人力財力的大量涌入

英國占領香港時，島上原居民大約5千人，華人占總人口的95%以上，同英國取得的一百三十多萬平方英里（1840年數據）的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樣，香港華人是被奴役被驅使的族群。

作為戰勝國一方，英國沒有把文明之光帶到香港，一方面華人沒有參政權，不能擔任港英政府公務員，連集會都需要港督許可，同時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劃定上環、西環、赤柱等基礎設施落后社會秩序雜亂無章的地方給華人集中居住。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利用華人吃苦耐勞的特點賦予極低報酬，聘用他們開山辟嶺、建屋造房、修橋通路。連港督德庇時評價他們的辛勤勞動時也承認，“過去的18個月（1844年10月至1846年4月）公私建設及翻修進展的速度的確驚人。但若無技巧、價廉的中國工人可供雇傭，是難以實現的。”

上世紀的香港

此時的民族對立非常明顯，除了世代居住在香港的勞苦大眾外，來港的“淘金者”飽受種族歧視和精神壓迫，香港對于他們來說不過是驛站，對此地沒有留戀之情，能賺到養家糊口的一筆錢，就毅然選擇回鄉。

在英占初期，殘酷的統治并沒有激發華人以港為家、建設香港的熱情，1841至1851年間雖然人口增長了6倍多，達到32983人（港英政府公布數據），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隨時準備錦衣還鄉的流動人口。這種現狀到了19世紀50年代才有了很大改善，原因之一是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在東南地區連年與清政府展開戮戰，大量人口為了躲避戰亂移民香港，其中不乏豪商大戶。1860年7月，香港總人口接近十萬。大量的人口涌入，不僅為香港帶來了廉價的勞動力，也為香港帶來了可貴的資本。

隨著華人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港英政府注意到再維持民族壓迫和種族隔離政策的現狀，將加大他們統治的難度。

從第八任港督軒尼詩開始，認識到“以華治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曾在《關于人口調查和香港進程的報告》中寫道：把華人作為伙伴看待。當然，這里提到的華人是具有絕對經濟實力的大富商，底層勞動人民悲慘的處境是不會改變的。第九任港督寶云任命黃勝出任第一位立法局華人議員，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羅便臣又增設了一個永久性華人議席，由買辦韋玉出任。黃勝和韋玉的共同點都是留學英美，受到西方的教育熏陶，認同西方的價值觀，并且都取得英國國籍，可以說是徹頭徹尾外黃里白的“香蕉人”。

自此以后，每任港督任職后，為了進一步拉攏華人，在名義上都會在港英政府象征性地給華人“頭面人”安排差事。

2.工人的決定性作用

港英政府的如意算盤打得很響，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內在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處在下層的苦力月收入區區5-7元錢，勉強可以養家糊口。沒有固定工作的短工收入更少得可憐，僅僅是2-3元，只能養活自己。技工和工匠有一門手藝，收入略高也不過是10-21元不等，一名普通的西人公務員的收入平均達到苦力的十幾倍，港督甚至達到五百倍。不僅在經濟上勞動者處在被剝削的境地，在法律上他們與雇主不和，出現所謂的“違約”現象，往往被檢控，按犯罪論處。香港表面繁榮的背后，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正在積蓄，準備乘勢而起。

各行各業的工人不甘受辱、不畏強權，進行了英勇的抗爭，從表中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階級意識非常強，掀起連續不斷的罷工浪潮，起初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要求雇主加薪，到1884年有愛國主義性質的反對法國侵華罷工和1925年旗幟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深港大罷工，表明香港工人階級的先進性、組織性和戰斗性，實際的兩次罷工給港英當局強烈的震撼，讓香港的經濟雪崩式停滯，商業活動難以為繼。

1922年年初，爆發海員罷工。最先是由英商兩家船務公司渣甸、太古6000名海員要求加薪舉行罷工，兩家船務公司股東給予拒絕，不滿的海員發起更大的規模的罷工，參加人數猛增至30000多人，罷工時間持續56天，致使上百貨船滯港，港務混亂，航運失控，引發百業凋敝，商貿往來陷于停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香港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返鄉離港的工人得到廣州政府的接濟。據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記載：在罷工期間，是陳炯明主持下的廣州政府，騰出一定數量的房屋，安置罷工后返穗的香港勞工，并先后拔出約十萬元，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

海員罷工港英政府首次驚恐不安，在后來的總結中指出，此次罷工強烈地表明香港對廣州的絕對依賴。隨后空前壯闊的省港大罷工，更讓統治者清晰認識到省港兩地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和蘊含的壓抑已久的民主主義精神大爆發。罷工受中華總工會領導，成立了罷工委員會，罷工工人被組織起來，封鎖海綿斷絕與香港的經濟聯系，堅持16個月之久的罷工讓香港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打擊。

罷工前后同期數據對比可以發現，香港航運業損失極為慘重，日進港船只下降85%，噸位減少64%。轉口貿易進出口額跌幅雙雙將近50%，分別為49.94%和46.99%。

據港英當局統計，在1925年11-12兩個月里，破產商號店鋪便達3000多家。[14]金融業波動更給顯著。“大小銀號，年來倒閉，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15]1925和1926兩年間，港英政府稅收銳減和應對經濟封鎖支出倍增，出現嚴重財政赤字。因此，港英政府在1925年度的財政赤字多達500萬元以上，1926年赤字為240萬元左右。[16]而在1923年同期，財政結余300多萬元。港英政府無以為繼，只能向英國借款300萬英鎊化解危機，這也是港英政府唯一一次向本國求援。

罷工令港英政府如坐針氈，失去大批產業工人，香港成了“死港”“臭港”，當局不得不倚仗周壽臣、羅旭和等大買辦積極調和，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招募工人復工。關于離港工人數有李宏所著《香港大事記》的10萬多人，還有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估計有25萬人離開香港的說法，暫且不論具體數字，這次有組織有紀律的罷工讓英國人乃至全世界清醒認識到誰才是香港的真正主人，離開勤勞廉價的華人勞工，香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航運、商貿雪崩式下滑，寄生在兩大支柱行業上的金融業更是無法運轉的。

3.華商對香港的貢獻

英商主導下的黑色貿易階段（1841-1860年），香港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此途徑非但沒有法律約束，而且獲利豐厚，直到19世紀90年代此項貿易才告一段落。如果香港長期以黑色貿易為主，可以預見香港必然失去世界大港的地位。在19世紀60年代，由內地涌入的大量人口為香港帶來了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本，為香港的騰飛奠定了厚重的物質基礎。

19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華商無論是納稅戶數上，還是納稅總額上都是處于較低的水平，香港的稅收主要取自洋商。到了19世紀末期，情況發生根本性改變，就連港督軒尼詩都說，“香港的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九是靠華人出錢的。”

從表中可以看出華人開辦的商行成倍開設，南北行、南洋行、金山莊等有進出口性質的商行增量明顯，1881年的總量是1861年的7倍多，進出口行的迅猛發展，是華商開拓國際市場的重要體現，華人的商船已經遍布世界各地。正是香港便利的中轉條件，促進華商大量投資轉口貿易，并以火車頭的優勢成功帶動其他行業緊隨其發展，作為進出口的下游產業，零售店的暴增，進一步擴大進出口市場。華商在香港牢牢占據一席之地，在豐厚的利潤刺激下擴大經營，積累資本，展開與西方商人的角逐。

華人富豪巨賈多是在“二戰”前后登上香港經濟大舞臺的，在這之前被譽為“華商翹楚”的周壽臣和顯赫有名的何東家族都是英國在港的大買辦，他們的利益與英商休戚與共。能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還是后起之秀，比如兩大世界級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剛，低調行善的儒商、恒生銀行創辦人何善恒，“紅色商人”著名愛國企業家霍英東，香港首富商界超人、“長江實業”的董事長李嘉誠，熱誠無私的工業家蔣震，這些工商界奇才或是在戰前成立自己的公司，經歷戰爭的劫難，或是在戰后白手起家，把握商機青云直上，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乘著戰后經濟復蘇的東風建立起工商業王國。專門從事香港經濟研究的馮邦彥曾說過，“李嘉誠打破香港經濟一百年來由英資集團壟斷的局面，開創華商主導香港經濟的新階段，20實際80年代以后，他透過和記黃埔，推動業務多元化及國際化，同時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香港經濟的多元化和國際化。”馮邦彥對于李嘉誠的評價是中肯的。

三、中國對香港總體騰飛的支撐作用

十九世紀中期，是完成工業革命的帝國主義強國進行殖民擴張的瘋狂時期，懷著“日不落”雄心的英國大肆在世界各地劃定勢力范圍，野蠻征服、無恥掠奪、殘暴統治，緊隨艦隊登陸的商團大軍更是肆無忌憚，充當經濟殖民的馬前卒，香港島便是他們向中國傾銷商品、榨取資源最為理想的中轉基地，英國垂涎已久，維多利亞女王想要的只是香港這條國際管道能向大不列顛源源不斷輸送財富。

維多利亞女王

為什么香港能成為國際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但又為什么英國占據的其他殖民地不行，答案只有唯一一個，因為她的背后站立著中國。英國人不是做香港的生意，而是通過香港在做中國的大生意。英國占領香港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打造成國際轉口貿易港，到了19世紀中后期，內地的進出口貿易位居英國貿易額首位，香港則牢牢把持第二位。19世紀末期，中國內地對外貿易進口額的一半上下被香港占據，峰值為56%，并且香港對內地進口貿易額長期是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的40%上下浮動。

金融繁榮是建立在大量資本流通的基礎上的，紅火的轉口生意直接加快香港的資本流通速度，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英國選中香港成為繼本土倫敦之后的海外金融中心，是有充分考慮的，一是香港背靠中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條件，二是香港地理位置的時差，可以在倫敦下市后繼續開市，英國在經濟上同樣期盼“日不落”。

時間的跨度進到20世紀，抗日戰爭爆發后，內地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商行公司集體遷到香港避難，更為香港帶來了數不清的資本和難得的各式各樣的骨干人才。解放戰爭時，內地的資本和人才再次流入。數據顯示，抗戰結束后五年，一下從內地涌入不少于的5億元巨資，百廢待興的香港得到了一次大輸血。英國再次接管香港兩年后，雖然積極恢復工商業成產，但成效不明顯，1947年港內的工廠數量不過千家，擁有雇員不到5萬人；1959年工廠增加5倍達到四千五百多家，雇員超過17萬人。

改革開放一聲巨響后，敏銳的港商緊緊抓住有利時機，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回歸前，已經建成的企業不下14萬家，完成800億美元投資。珠三角地區與香港聯系更為緊密，港商在此建立的合資企業超過2萬多家，加工廠超過8萬家，擁有400多萬雇員，而內地工人的勞動力報酬非常低廉一般只達到香港勞動力的十分之一，勞動力成本估算每年省下2千多億港元。20世紀80年代，正是香港的直接投資推動與珠三角經濟帶形成“前店后廠”的生產銷售模式，香港實現了又一次飛躍。

此外，內地源源不斷為香港提供主副食補給，生活日用品基本由內地輸送，香港的用水用電依賴內地保障。在國家極度困難時期，不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開建東深供水工程，1965年竣工后，每年供給的淡水占香港用水量的絕大部分。

小結：無論是從橫向還是縱向上看，祖國內地始終是香港的人才基地、資金基地、生產生活資料基地，香港的任何一階段騰飛，都離不開祖國內地的堅實支撐，要回答香港“心安何處”的疑慮，無論是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任一方面作答，香港必須清楚認識到只有扎根祖國的寬廣沃土，回到56個民族的大家庭，才能抹去一百多年的漂泊感，完成“心歸此處”的歷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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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安德葛：《香港史》第73頁。

2、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頁。

3、安德葛：《香港史》第73頁。

4、C.C.斯蒂爾：《十九世紀的美國人與對華鴉片貿易》，1981年紐約出版，第129頁。

5、《英國議會文書》，1852—1853年，第62卷，第342頁。

6、巴思：《苦力：美國華人史（1850--1870）》，1964年哈佛出版，第62頁。

7、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附錄，第1602頁。

8、王省吾：《華工出洋的組織工作》，第86-87頁。

9、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第4輯，第244頁。

10、梅輝立、德尼克·金：《中日商埠志》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