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是社會主義建立、建設和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

這是不平凡的70年，充滿了矛盾和斗爭，不僅同敵對勢力作斗爭，而且也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逐步強起來，走向偉大的復興。這些成就，連敵人也難以否定。歷史證明，走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宣布，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對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任人宰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人們想走的都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怎么走也走不通。正當人們四處碰壁，迷惘困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人們發現還有一條勞動人們擺脫壓迫、剝削，獲得解放的道路，那就是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建國前夕，人們都在思考，新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應該建成什么性質的國家的問題。這時毛澤東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回答了這些問題。文章回顧了中國的近代歷史，總結了建黨28年革命斗爭的經驗，旗幟鮮明地指出：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

走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絕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確定了新中國建國的基本方向、道路。從此中國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史。社會主義是新中國的主題。

二、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我們基本上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完成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剿匪、清除惡霸等等，同時進行抗美援朝。

到1953年，新政權已經鞏固，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這時，黨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實行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私有制改造成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簡稱“一化三改”。我們黨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許多新的觀點，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順利地開展這項巨大的社會改造工程。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的大國里，短短幾年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這么大的社會變革，卻同時保持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應該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

改革開放以來，經常有人提“三大改造”有沒有必要，理由是，現在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不僅存在，而且得到很大發展，私營經濟的資本總額、產值、雇工人數都大大超過建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于是便認為“三大改造”不應該搞，多此一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是錯誤的。

第一，“三大改造”是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的。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開展，許多大型工業企業的建立，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發展起來了。這時，個體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了，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把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解決。我們的毛病是搞得急了，實行了單一公有制，而不是不應該搞“三大改造”。

第二，還應該從政治上考慮這個問題。為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從新民主主義性質轉為社會主義性質，也需要這樣做。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原來是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歷史的發展要求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重點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切斷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系。從這個角度看，也需要實行“三大改造”。[2]

第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作為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只有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進行。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談不上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能因為后來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糾正單一公有制的毛病，調整所有制結構，就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應該堅持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

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確的”。“三大改造”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3]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4]

三、從1956年4月到1966年4月是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剛起步的時候，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經驗，只能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應該學習的，包括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經驗（包括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等具體制度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等等）卻需要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對的，可以學習，有的僅僅適合蘇聯的國情，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則是錯誤的。很快毛澤東就發現了這些問題。他總結了我國頭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要結合本國的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走自己的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這突出地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中。這就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直是沿著這條探索道路展開的。70年的歷史是一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一切成就與問題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產生的。我們必須用這種眼光看待我們的歷史。

我們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有許多創見。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準確地判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狀況。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狀態同資本主義不一樣罷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還有敵我矛盾，但已經不是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這個論斷，糾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盛行的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列寧曾經預言，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但蘇聯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理論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社會主義不再存在矛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似乎辯證法到社會主義社會就中斷了、不靈了。聲稱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再是矛盾的運動，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否定了矛盾的存在，必然導致否定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也就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們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矛盾，他們就用國外的因素來解釋，仿佛一切矛盾都是敵我矛盾。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度成為主流。在這種狀況下，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面臨的各種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這十年的具體工作中，我們黨還提出許多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例如，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他在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

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包括兩大類，一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一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我們結合自己的國情探索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探索過程中，既取得偉大的成就，也犯過錯誤。這十年充滿了曲折、反復。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愿望，調動了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由于對我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上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造成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60年冬，黨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2年召開有7000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由于這些措施，從1962年9月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重新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左”的指導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徹底的糾正，但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事實證明，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件復雜、艱苦的事情，人們的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需要一個實踐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犯錯誤是很難避免的。毛澤東指出：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要總結經驗，“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5]

我們黨正是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這十年里，成績與失誤交織在一起，但總體上說，成績是主要的，失誤是第二位的。1966年與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增長了3倍，棉紗、煤炭、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一大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立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展開，并取得成效。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很大發展。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6]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如何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過去由于否定矛盾的存在，還很少有人把這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當時蘇聯理論界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不存在了。毛澤東結合中國的實踐，明確指出，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時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7]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1957年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鼓吹所謂的“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當時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錯誤只是在于，反右派斗爭被擴大化了，大量人民內部矛盾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反右派斗爭的實踐證明，僅僅有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才能得到鞏固。

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一件大事，那就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性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思想一片混亂，社會主義陣營發生波匈事件，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三分之一黨員退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造成了嚴重后果。我們黨接連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回擊了這股思潮，穩定了大局。這場斗爭引起了我們黨的警覺，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經過這個事件，我們意識到，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也就是后來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黨開始探索我國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盡管在斗爭的實踐中警惕過當，出現夸大復辟危險的現象，但提出這個問題，意義十分重大，探索中積累的經驗也值得認真吸取。

在1956—1966年的中蘇十年論戰中，毛澤東就這個問題闡述了許多重要思想。概括起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重視。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還存在階級斗爭；第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勝誰負的斗爭還沒有完全解決，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第三，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修正主義，要把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作一件大事來抓。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充分證明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許多預言不幸而言中。在35年前毛澤東就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戰略遠見，事情確實像王震同志說的那樣，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

四、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這十年，在一定意義上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但是，應該說是不成功的。

怎么分析這十年的歷史？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嘗試著提幾點看法。

第一， 必須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發點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分開進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但不能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出發點是正確的，后來的蘇東劇變證明了這一點。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做法的錯誤就否定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薄一波同志曾經指出：

如果實事求是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他的這一戰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處，至今仍不失深遠意義，這是應該肯定的；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有重大失誤之處，由此帶來的許多做法則是應該加以拋棄的。”[8]

這一分析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這些錯誤歸結起來主要是三條：一是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錯誤地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并把這一指導思想錯誤地發展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是對我國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過于嚴重，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三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采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給一些陰謀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機，造成了全面內戰。然而這不等于說毛澤東提出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關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思想具有戰略意義，是富有遠見的，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予以否定。對這個問題應該作科學的分析，切忌把臟水同孩子一起潑掉。

第二， 必須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與黨內野心家、陰謀家別有用心的利用、擴大錯誤的做法分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荒唐的做法，是林彪、“四人幫”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搞的，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的，但礙于形勢一時難予糾正。不能把野心家、陰謀家的作為算到毛澤東的頭上來。

第三， 應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錯誤同“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年的歷史進步分開來評價。“文化大革命”本身，總體上是錯誤的，它使得黨和國家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里還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不能因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把這十年說得一無是處。這十年里，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72.6%，平均每年增長9.55%，農業總產值增長35.3%，平均每年增長2.8%。這一時期的三線建設、對外技術設備引進、農田基本建設、地方“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的大規模興起和發展，為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經濟騰飛準備了重要的物質條件。[9]兩彈一星是這個時候上天的，中美、中日恢復外交關系也是這個期間實現的。這一切都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抹殺。

應該看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里，盡管出現許多混亂，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仍然保留并運轉著，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仍然堅持著。也就是說，并沒有亂到否定社會主義的地步。后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恰恰是依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的。

應該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當作社會主義國家對鞏固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一種探索來對待。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而不是簡單地予以譴責。

五、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共和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

三中全會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人民群眾從過去盛行的教條主義的枷鎖中解脫出來，努力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毅然拋棄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作為解決客觀存在的矛盾的手段、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被提上日程，首先在農村，進而在城市拉開改革的帷幕，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國的改革一開始就十分明確，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開展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隨后又明確提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政策、措施都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來制定。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重新蒸蒸日上。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致辭，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說：

“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是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首先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和時代特點（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要問題）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了一個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和源頭。這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在本質層次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共性（“科學社會主義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在這個層次上，沒有中國特色。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喪失了根本，就會變成一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的框子，就沒有準頭了；在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次上，我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特點進行了探索，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指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這一層次說的。

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懂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它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階段，它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階段。決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去蘇聯化”的結果，兩者本質上是統一的，只是在本質的實現形式上不同而已；也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例如說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非毛化”的產物），或用后者否定前者。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毛澤東開始探索的，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是鄧小平時期完成的（“始于毛，成于鄧”），兩者是一個繼承關系。

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我們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在政治上，我們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國家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政黨制度；在文化上，我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紅色革命文化為基因、同時吸收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中的積極內容的文化制度。

幾十年實踐證明，這一整套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成熟，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經受住了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考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充滿了自信。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依然是正確的。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六、我們可以把建國以來70年的歷史概括如下：

一個主題，70年都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發展的，從建立社會主義到建設社會主義，再到完善社會主義，是一部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史，離開社會主義就不能理解70年的歷史；

一根主線，那就是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正因為是探索，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曲折、反復，用探索的眼光來看待這70年的歷史，許多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個主流，成績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應該一分為二，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應該這樣看待，既有成績，又有失誤。十全十美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但70年的實踐表明，成績是主流，問題是第二位的。

我們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注 釋：

[1]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見鄧力群：《國史講談錄選編》（上），第141、142頁，當代中國研究所，2018年印。

[3]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94頁，2003年。

[4]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89頁，2003年。 

[5]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共中央黨校教務部編，第97頁，2003年版。

[7]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0、2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第3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

[1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