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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存在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以長期的方式破壞生存的基礎的制度。世界的勞動者和人民除了為未來尋求新的道路沒有更多的選擇。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基礎在于勞動者階級——為這個世紀建議的社會主義將開辟一個人類緊急需要的有品質的進步的階段。市場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由于它制度化的貪婪為新的幾代人沒有提供任何東西。

21世紀的頭二十年幾乎就要結束，明顯的是資本主義作為社會制度已經失敗。今天世界陷入經濟停滯、金融化、大規模失業、半失業、匱乏、貧窮、饑餓和歷史上最極端的不平等。從生態的觀點來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受到“死亡的螺旋形”威脅的地球上。

數字革命是我們的時代最大的技術進步，它在開始的時候只是自由通信的許諾，已經變成一個強有力的監視和控制居民的手段。自由民主的機構將停滯，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后衛重新與父權、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一起實施。

說資本主義是一個已經失敗的制度自然不是暗示它的破裂和解體是緊迫的。但是意味著—在本世紀—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必要的制度，變成一個不必要的和破壞性的制度。今天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面對“社會的革命的變革或斗爭中的階級的毀滅之間”的選擇。

資本主義的失敗表現在所有方面

所謂的自由市場正在阻礙生產性投資，金融的投機本身帶來不可避免要爆炸的泡沫。

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和財富的集中已經破壞了大多數人的物質條件，在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在40年里幾乎沒有動過，盡管生產率地不斷提高。

勞動的緊張度增加了，同時工作中的安全被系統地取消。由于機構性的半失業，失業的數字已經沒有意義。工會純粹是過去的陰影。資本主義已經做到專橫地控制勞動的地方。由于蘇維埃類型的社會消失，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完全掌握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手里。

跨國公司獲得的剩余價值—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正在世界經濟的中心造成一種金融財富空前的積累，貧困在外圍世界擴散。約有21萬億美元的離岸資金隱藏在“稅務天堂”（主要在加勒比），創造一個“大型金融的堅固的避風港”。

由通信的革命推動的技術壟斷，與金融資本的統治和投機的資產（總部在華爾街）一起以長期的方式構成“1%的人”發財致富。42個億萬富翁享有的大量財富是世界居民財富的一半；美國三個最富有的人杰夫·貝佐斯、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擁有的財富中比他們國家一半的居民的財富還多。

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區最近幾十年不平等大幅度增加了。在最富裕的國家和最貧窮的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急速擴大。世界上就業人口的60%約20億人在貧窮的非正規部門工作，形成一個龐大的全球無產階級。勞動的后備大軍超過正規就業的勞動者大軍70%。

醫療救助、住房、教育、水和清潔的空氣在廣大的居民階層可以達到的范圍之外。在北美洲和歐洲富裕的國家交通變得不可持續，處于依靠汽車的非理性的高水平，對公共交通的投資缺乏令人驚異。

城市結構的特點是紳士化和種族隔離；在城市的建設有利于富裕的居民，同時將廣大的公民階層邊緣化。在美國約50萬人（他們當中多數是兒童）沒有家。紐約正在受到老鼠的嚴重侵擾，被歸罪于全球升溫，此事反映的其他事情影響整個世界的趨勢。

在高收入的國家，人的預期壽命在下降，維多利亞時代的疾病重新出現，這與貧窮和剝削直接有關系。在英國，猩紅熱、百日咳、結核病和壞血癥在消失幾十年以后再次出現。所謂“黑色的肺病”在整個富裕的北方的礦山再次大量出現。

在畜牧業和農業過度使用抗生素正在造成一種對抗生素危險的抗拒。到本世紀中期死于超級細菌出現的人數每年可能超過死于癌癥的人數，這已導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世界的衛生緊急狀態”。總之，這種對生命的螺旋形破壞是個失敗的制度的結果。弗里德里克·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將這稱之為“社會的謀殺”。

根據大型公司、資本家慈善基金會和新自由主義政府的要求，公共教育正在重組，實現人工智能。這項機制正在學生中間產生數據的基礎，以便將其商業化，出售給最好的投標者。教育的私有化正在考慮使教育屈從于市場。實際上我們正在經歷粗魯的功利哲學，這在查爾斯·迪更斯的小說《最后的時刻》中已被戲劇化。

在美國許多最窮的和種族分離的中學成為“犯罪的學校”。200多萬人在鐵窗后面。美國有世界上最高的關押的指數。在監獄中的獵人幾乎是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頓的居民人數。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占被關押居民的56%。許多黑人、拉美裔美國人和美國土著居民被警察開槍打死的可能性幾乎是其他居民的三倍以上。

針對婦女的暴力和占有她們沒有報酬的勞動（以及有報酬的勞動的超級剝削）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父權組織方式和企圖如何分工的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將勞動居民統一對待。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婦女遭受身體的暴力或性侵。婦女的身體被商業化，成為市場系統的一部分。

大眾媒體的宣傳已經與建立在社交網絡基礎上的一種廣告制度合并，將資金和權力空前集中在三個或四個技術巨頭的手里。依靠市場營銷的現代技術和對群眾的監視，大型企業控制著所有數字的相互作用，沒有任何類型的控制改編他們的信息。每天在所有的領域制造“虛假的新聞”。已經誕生了很多致力于從技術上操縱選民（在全世界）的企業，向有能力支付這類操縱服務的政黨提供它們的服務。

網絡中立的取消有助于壟斷這些服務的供應商控制更多地集中和控制整個因特網。選舉是公司生產的沒有控制的“陰暗的資金”和億萬富翁階級的堤壩。美國盡管自稱為世界是主要的民主國家，“它只有一種表面上的民主，但是有一種深刻的財閥統治的內容”。

特朗普政府—繼續一個很久以前建立的傳統—的內閣成員72%來自最高的公司階層，同時其余的成員從軍隊選擇。

美國和其他重要的大國設計的戰爭長期在戰略性的石油地區進行，威脅將變成一場全球的熱核沖突。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在七個不同的國家參加了戰爭、攻擊和轟炸：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索馬里和巴基斯坦。華盛頓再次使用拷打和暗殺作為反對個人、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工具，它們被專斷地確定為恐怖主義者。

近期美國正在進行一場新的冷戰，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進行一場核軍備競賽，與此同時華盛頓對中國的增長設置所有可能的障礙。特朗普政府已經建立一支新的特種部隊，作為一個與陸軍分離的部門，其意圖是依靠太空的軍事化確保它的優勢地位。

一份有威信的原子科學家的雜志對一場核戰爭危險增加和氣候的不穩定已經拉響警報，設置了“在子夜差兩分鐘結束世界的鐘表”，這是自1953年以來時間最近的鐘表。

美國將越來越嚴厲的經濟制裁強加給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這樣的國家，盡管它們有民主的選舉，或是由于這些選舉。貿易戰和外匯戰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心國家積極推動的，同時在歐洲和美國建立反對移民的種族主義的墻。

約6000萬難民和移居的人們逃離受到饑餓和戰爭破壞的國家。移民的人口已經增加到2.5億人，居住在高收入國家的移民已經占它們的居民的14%以上。與此同時，富裕的國家將世界居民的10%以上的有特權的“島嶼”用圍墻圈起來，居民長期營養不良。近4000萬美國人（八分之一的家庭）——包括近1300萬兒童——遭受食品不安全，生產有毒和低質量的食品。

在一個成為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的世界進程中，小農正在被農業-交易、私人資本和主權基金趕出他們的土地。

城市的擁擠和貧困非常嚴重，現在人們可以有理由說這是一個“貧困的城市的世界”。與小業主被趕走一起，世界的住房市場繼續是一條曲線，因為過分漲價是投機的產物。估計房產價值達163萬億美元；在整個歷史上黃金的開采估計價值為7.5萬億美元。

由經濟大力加速開始的人類學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已經產生了氣候的變化和大洋的酸化。由于森林的消失，有毒的、化學的和放射性的污染，淡水的喪失，氮氣和磷的周期的破壞，所謂的第六次消亡已經啟動。

最近幾十年世界60%的脊椎動物（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鳥類和魚類）和45%的無脊椎動物已經危險地減少。氣候學家詹姆斯·哈森解釋說，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物種的滅亡”是氣候變化的結果。生物學家估計按照這個速度幾乎一半的物種將在21世紀末處于處于消亡的危險。

所有科學界的專家們警告說，如果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環境的災難將是確定的，碳的排放如繼續增加，對生態、社會和經濟的損害將是不可逆轉的（2008年碳排放增加了2.7%，在美國增加了3.4%）。現在需要減少排放是為了避免世界上能源不穩的致命的不穩定，這是不可計算的。

但是，主要的能源公司繼續用它們有興趣的氣候變化的視角蒙騙居民。推動和資助否定論，盡管它們的內部文件承認形勢的真相。這些公司正在工作，以便加速開采和生產石化燃料（包括生產更多溫室效應氣體的各類燃料），在此進程中得到巨額的利潤。

北極冰的融化是氣候升溫的結果，被資本主義看成一個新的“鍍金飾品”，將有助于它開發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沒有注意對氣候的后果。美孚埃克森對科學家們的回答是：“我們試圖開采和出售所有可能的石化燃料的儲備”。

能源公司繼續參加關于氣候的談判，阻止對碳排放的控制。由于氣候的不穩定，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將為了少數人的財富的積累放在第一位，而且也威脅整個人類的前途。

由于資本主義是一種為了積累資本而運行的生產方式（剝削勞動力），由于在所有生活的領域市場的主導地位，它的經濟統計認為在市場上流動和生產收入的事情都有價值。這意味著在它的統計的方法中社會和環境的成本都在市場和利潤之外，因此被作為消極的“外部性”對待。

我們已經到了21世紀的一個點，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的“外部性”（戰爭的成本、自然資源的枯竭，人的生活的浪費，環境的改變）正在超過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的利益。現在財富的積累正在造成以社會條件和生活的環境不可挽回的破壞為代價。

可以認為中國的迅速增長是一個例外。我們澄清：

中國的發展根源在1949年的革命（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進行），通過革命這個國家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獲得解放。革命有助于一種依靠計劃經濟的發展，建設一個工業和農業經濟牢固的基礎。

在毛澤東主義之后的改革創造了一種混合的制度，與國家的計劃一起建立了市場的關系，這帶來社會的和生態的矛盾。現在這些改革的結果對這個亞洲巨人特別有利。正是這樣，美國通過貿易戰—和其他的壓力—正在企圖阻止中國的增長。

歷史表明中國的變化與發展是一種“遲到的資本主義”的結果。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模式包含許多對資本主義本身破壞的傾向。因此，在最后的情況下中國的前途也將取決于返回一個革命變革的進程。

在這個世紀使世界資本主義具有特點的現在災難的環境是如何發展的？

為了理解資本主義的失敗，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的高潮進行一次歷史的檢查。也需要研究這種資本主義的模式被利用來提高制度的破壞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談論在21世紀人類的前途。

【爆發于2011年9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并延伸為”占領高校”運動，人數或達上萬人，美國民眾打出了“99%對抗1%”的標語】

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失敗

過去描述資本主義失敗的征兆的許多文章是眾所周知的。但是，經常不是將災難歸結于作為制度的資本主義，而是簡單地歸結為我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有的知識分子認為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別模式可以被另外一種資本統治的形式取代。

對許多左派的人士來說，對新自由主義的回答是一種“福利國家”的回歸，是回到對市場的控制或其他某種有限的社會民主的形式，因此回歸一種“更加理性的資本主義”。人們感覺的事情不是作為問題的資本主義的失敗，而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失敗。

與這種思想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資本主義在它晚期的階段中的一個階段。說的是一個制度為了生存完全服從于金融壟斷資本的一個時期。

因此，為了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歷史的批判的分析，不僅是需要理解現代的資本主義如何運行，而且也必須理解其原因，因為一種對于新自由主義的選擇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完好無損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義這個詞起源于1920年代初。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他的《國家，民族和經濟》（1919）一書奠定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米塞斯（當時是維也納商會的職員）在他文章中提出：“舊的自由主義必須回來以便打敗社會主義。”他將社會主義評定為“破壞性的”，為不平等辯護，認為壟斷是自由競爭的一部分，消費者在購物時行使“民主”，因為這種行動相當于在選舉中投票。

德維希·馮·米塞斯強烈譴責勞工立法、強制的社會保險、工會、失業保險、國有化、稅收和通貨膨脹。他的觀點非常極端，他評論迪更斯的書《艱難時世》，他使錫西·尤佩（小說的女英雄）失去信譽，因為她教數百萬人仇恨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

1921年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斯·阿德勒敲定新自由主義這個詞，以便確定米塞斯的意圖是通過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市場拜物教”恢復一種全面衰落中的自由主義的秩序。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謝林·鮑爾和德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弗雷德·莫伊塞為德國魯道夫·希法廷出版德國理論雜志《模具公司協會》提供了批評米塞斯的文件。

在一項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基礎上，阿德勒、鮑爾和莫伊塞表明米塞斯的斷言 “沒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是唯一合理的經濟制度” 是虛假的，他們用一致的論據打擊建立在自由市場基礎上的“一種和諧的資本主義”的思想。

在米塞斯的分析中工會對市場是一個障礙，同時業主和壟斷的企業對于自由競爭是完全適合的。米塞斯同樣主張為了限制工人階級斗爭的目標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以自我控制的市場的名義，因為“任何反對自由市場的行動都是恐怖主義的一種式”。

對莫伊塞來說，米塞斯是“國際金融資本的一個狂熱的服務者”。對經濟學家奧斯馬·斯潘來說，“他的思想是一種返祖性的企圖，是回到古典的自由主義的一種極端的視角”的思想。

1927年米塞斯本人在他的著作《自由主義》中將“古老的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加以區別。根據他的看法，古老的自由主義錯誤地接受平等的觀念。相反，新自由主義拒絕平等，用他所說的“機會的平等”取代它。

新自由主義如同出自米塞斯的筆下，離古典的自由主義的概念很遠。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們——甚至某些右派的人物——將其看作是一個向金融資本和壟斷的時代提供某種類型的合理性的意圖。從它的起源說，新自由主義是一項為了向資本家階級的戰爭提供一個智力基礎的計劃，不僅是一場反對社會主義的戰爭，而且也是反對所有社會控制和民主的意圖的戰爭：一場對勞動者階級沒有司令部的戰爭。

與受到傳輸控制協議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起，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攻擊是一種針對“紅色維也納”的反應，在那里阿德勒、奧托·鮑爾和卡爾·倫納是突出的人物。在這同一個時代，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對新自由主義的教條進行一種壓倒性的批評，這些教條構成他的書《大變革》的理論基礎。

從30年代到60年代（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尊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中喪失了影響力。在30年代初，當暴風雨的烏云在歐洲積累的時候，米塞斯是奧地利獨裁者恩格爾伯特·陶爾福斯的經濟顧問。后來由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他移居瑞士，以后到了美國，在紐約大學教課。與此同時應英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萊昂內爾·羅賓斯的要求，哈耶克被倫敦經濟學院招募。

但是，在西方世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論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年代強加于人。在25年的時間里在國家支出的鼓勵之下資本主義的經濟迅速發展（在冷戰的環境中），重建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貿易擴大，在亞洲是汽車的時代和兩場戰爭（朝鮮和越南）。

與此同時，面對由蘇聯代表的一種選擇模式和強大的工會建立的威脅，西方國家的政府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依靠所謂的“福利國家”。但是，保持經濟停滯的趨勢——作為制度結構性的缺陷——由于所謂“金色的時期”暫時被掩蓋。

在這個階段壟斷的資本主義大型公司實現擁有越來越多的順差，不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數字。這個進程造成生產（和資本）的超額積累，這是銷售擴張、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補償的一部分。

最后美元紙幣在世界上的過分擴散引起曾經穩定了界貿易的布雷頓森林協議的破裂，這樣在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被迫結束金本位。這項措施與從60年代末以來美國經濟的減速有聯系。

越南戰爭的結束標志著經濟停滯十年的開始。緩慢但是確定地開始了經濟長期下滑，其趨勢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率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造成高潮主要的刺激已經逐漸消散，使資本主義的經濟處于危機。

對于制度的危機的第一個回答——在70年代出現——是利用凱恩斯主義的論點擴張國家的支出。美國民間的和政府在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在尼克松政府時期達到頂點。作為這項經濟政策的結果是企業攻擊性地提高了價格，工會為保持工人的實際工資而斗爭。這是一個經濟停滯加上通貨膨脹的時期的后果。

由于通貨膨脹減少了積累的財富—以貨幣資產的形式—對資本家階級是一個直接的威脅。于是出現了一個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運動，使最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左派的任何立場失去信譽。這種復活的意識形態準備還原工人幾十年取得的樸實成果。

存在一種向緊縮和經濟重組突然的轉向。這在開始時是在貨幣主義和增加供應的偽裝之下，但是在背后實施了一項通過政治的、經濟的和法律的手段破壞工會的計劃。已經取消了約翰·肯尼斯·加布爾雷斯所說的勞動的“補償的權力”。

為了新自由主義的重新出現關鍵是“朝圣山協會”，這樣稱呼是因為是瑞士的浴池療養地，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雷蒙德·阿龍1947年在那里聚會，以便推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他們的政治思想。“朝圣山協會”的成員一般稱呼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在歐洲的意義上說，這成為一種抵消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破壞性批判的方式。以系統的的方式避免新自由主義的標簽——米塞斯本人在1927年采用的方式——米塞斯和李變曼出席了1938年在巴黎“沃爾曼·李普曼”討論會。

相反，新自由主義沒有作為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提出來，而是作為一種古典自由主義的擴大，成為人的本性不可分離的部分。正如米歇爾·福科特說的，新自由主義以這種方式變成了所謂生物政治的第一個形式。盡管在表面上它的理論家們放棄新自由主義的標簽，“朝圣山協會”通過芝加哥大學的經濟部創立，成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棱堡。

在50和6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時期，像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人物保持在重大的決定之外，盡管他們得到私人基金會的大力資助。但是，由于經濟停滯的回潮，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被壟斷資本的頂層招募，以便提供一個重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它主要的目標是打擊勞動者、國家和政府，打擊全球南方的經濟。

從一開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被說成是自由市場和企業精神的“圣騎士”，盡管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壟斷的資本和資產階級的王朝。惡毒反對社會主義的計劃成為市場全面私有化和社會生活的目標。

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倫敦和羅納德·里根的華盛頓，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這些人物變成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象征。諾貝爾經濟學獎和瑞典中央銀行的經濟科學獎（由瑞典銀行1969年設立）從它們一開始就被超級保守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控制。“朝圣山協會”的七名成員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1974-1992年間獲得諾貝爾獎，與此同時地位不高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家完全被排除在外。

盡管他們在推動增長時遭到持久的失敗，新自由主義仍強加于人。它的目標歷來是為大公司和壟斷的權力統治的經濟提供某種合理性。實際上，在一個金融資本尋求控制社會所有的貨幣流動的時代，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為了億萬富翁的階級一項有效的政治經濟戰略。

雖然資本主義的經濟繼續停滯，增長率連續幾十年下降，但大公司手里多余的資本不僅增加了，而且組織了新的積累財富的形式。一種生產性的經濟變成一種金融化的經濟，為投機和財富的形成開辟渠道，以相對的方式遠離生產的投資（也就說遠離實際資本的積累）。

全球化意味著不僅是新的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對外圍低工資的勞動的過度剝削占有巨大的經濟剩余。這種過度剝削的結果放在跨國公司和世界上億萬富翁的金庫里。

勞動者得到的收益—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開始不復存在，同時跨國公司靠雇傭勞動的貶值和一種分包的制度增加它們的利潤。與此平行的是數字技術為一種進行監視和經濟控制的新的全球資本主義創造了物質基礎，構成一個利用數億人的私人數字的買賣體系。

不平等和財富的增加被辯解為對革新是必要的。依靠這個借口使少數人獲利，他們擁有的進展是許多年集體知識的產物。在這個新的征收的時代，一切都放在市場上：教育、醫療系統、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監獄、保險、養老金、食品和娛樂等。

交換已經完全商業化、公司化和金融化。人的通信已經變成又一種商品。一切都以“自由市場社會”的名稱。對于全球的壟斷這項戰略獲得巨大的成功。現在資本主義（盡管有亞當·斯密）不是指“國家的財富”，而是指資本家階級的財富。

金融化的進程在某種程度上做到抵消經濟停滯的趨勢，但是做到這一點是以定期的金融危機為代價的。同時財富的積累因與危機結盟而加速，繼續發生財富更多的集中。今天新自由主義者沒有拐彎抹角地認為容許財富的掠奪和積累作為金融化的產物的邏輯是正常的和自然的。

國家也被金融化的政策欺騙。在2007-2009年的金融大危機中幾乎所有的銀行被拯救，公民付出了欺詐的代價。金融大危機沒有成為一場對新自由主義的危機，相反給了它一種新的推動。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已經變成一個包括一切的征收制度。

這個消費的新時代的一個特點是在經濟的進程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沖突增加了。結果是我們生活在世界社會和生態的緊急狀態中，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受到迅速破壞。

石化燃料已經加入作為金融資產，甚至是當只以埋在地下的儲備的形式的時候。這樣，燃料和能源成為壟斷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積累整個進程的組成部分。華爾街龐大的美元資產已經捆綁在化石“資本”中。

今天從石化燃料的使用轉向更加可持續的選擇，如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是雙重困難的事情。由于沒有任何人是太陽射線和風的主人，對這種形式的能源興趣不大。在資本主義現在和將來的利潤指定它運行的方式。換句話說，對于這個制度來說，它的利潤的實現以人和地球為代價并不重要。我們的生活中居民困惑地看到氣候被破壞和許多物種的消失而不能自衛。這是由市場社會的力量宣告和強加的災難—表面是大多數。

新自由主義歷來反對德西莫尼科的“自由放任”，因為他的意識形態意味著一個強有力的和對資本與市場的直接服務進行干涉主義的國家：這是詹姆斯·K.加爾布雷斯所“一個掠奪的國家”的事情。

在新自由主義的視角中，資本主義的專制制度不是一個自發的進程，而是一種管理應當創造的模式的方式。國家的作用不是簡單地保護產權（如同斯密認為的那樣），而是如同福柯特所解釋的，是一個使擴大市場對生活所有的方面的統治成為必要的制度。因此，新自由主義根據市場本身的標準已經改造了國家和社會。

根據福柯特的思考，“新自由主義為了堅持下去應當對市場經濟原則塑造政治的權力”。國家不應當“糾正市場的破壞性后果，而是應當利用這些破壞性的后果強加加緊滲透的新措施”。

對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杰克·布坎南來說，目標不是限制國家的行動，而是將它和資本壟斷—競爭的目的聯系起來。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經過特別的改造為了限制任何消極地影響金錢的價值的變革。

現在財政和貨幣的政策都在任何是敢于進行某種變革影響所創造的巨額利潤的政府的范圍之外。中央銀行已經變成則私人銀行控制的機構。財政部因債務的限制而被捆住手腳，調控機構掌握在金融壟斷的手里，它們按照公司的直接利益而行動。

卡爾·波拉尼在他的文章中表明，建設一個“市場自我控制的社會”的意圖需要國家經常的干預對資本有利，這些干預的結果破壞社會和生活的基礎。對于現在的資本主義這個進程沒有退路，因為它是現在的經濟權力的組織的基礎。因此，只有公開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策能夠改變制度。

停滯，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國家的商品化，減少人力資本的人員和“自然的資本”的性質，使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壟斷—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具有一種強制的性質。

壟斷的資本主義在它全球化的階段制度本身已經發生了一次結構性和普遍的危機。面對這場危機，新自由主義的回答是提供“螺母”另外的轉向，為少數人開辟新的利潤的領域，讓影響我們的問題持久存在下去。

這種不合理的邏輯結果不是簡單的一場經濟和和生態的災難，而是“自由的—民主的”國家的消失。新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條市場專制主義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唐納德·特朗普不是一種單純的越軌。1927年米塞斯清楚地表白：

“不能否認法西斯主義（和右派類似的運動）準備建立獨裁，但是它的干預目前拯救了歐洲的文明。估計法西斯主義已經獲勝，將永久地生活在我們的人民的歷史上。”

1973年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積極支持智利皮諾切特的政變，推翻了社會黨的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以便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強加給智利這個國家。1978年哈耶克在智利進行訪問時，親自警告皮諾切特要阻止一種“沒有限制的民主”復活。在第二次訪問期間，他表示“一種獨裁可能比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更自由”。

哈耶克本人在1949年寫道：

“我們應當面對事實，保持個人的自由與分配的正義是不相容的”。

總之，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可能放棄的純粹的范式，相反在“壟斷金融的時代”它代表著專制主義的傾向。

正如福科特所說的，“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向整個社會實施它的經濟邏輯才能幸存一段時間”。但是正如在“麥德斯王”的神話中一樣，資本主義的結果正在破壞它遇到的一切。

但是，如果資本主義已經失敗，相關的問題是：以后什么會到來？

將要繼續下去的事情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在他題為《極端的時代》的書里，在觀察新生的21世紀的時候，闡述了他對震驚這個新世紀的威脅的擔心。

對霍布斯邦來說，當人類被帝國的沖突、經濟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和它自己自我毀滅的可能性震驚的時候，21世紀給我們帶來比可怕的“極端的時代”更大的危險。

1949年霍布斯邦曾描述他如何看待未來：

“我們生活在一個因為已經統治了兩個或三個世紀的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被改造的世界上，我們知道—或至少設想是有道理的—這個不可能繼續直到無限期。未來不能是過去的一種繼續，不論是外部或是內部都存在征象，我們已經到了一場歷史的重大危機的點上。”

他說，

“經濟和科學技術產生的力量對于破壞環境現在足夠強大，也就是說，破壞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社會的結構和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社會基礎即將受到我們繼續復制的墮落的破壞。”“我們的世界有爆炸或崩潰的危險。這應當改變。我們不知道向何處去。我們只是知道歷史把我們帶到這個點上。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人類有一個可能的未來，這個未來不能是過去或現在的延伸。如果 我們試圖在這個基礎上建設一個第三個千年，肯定我們將失敗。失敗的代價將是一個黑暗主宰的世界”。

霍布斯邦關于什么是主要的危險留下很少的疑問：制度對于自然環境包括組成它的人類將產生不可逆轉和災難性的后果。神學的信仰認為資源由一個沒有控制的市場分配，創造了“災難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

霍布斯邦的在當時受到左派人士的批評，因為他過于“悲觀”。25年以后，當然他當時表達的擔心是正確的。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實施幾十上年以后，經濟停滯，金融化，不平等增加，環境被破壞，是他周圍的一個視角，從完整的方式說，資本主義的失敗在富裕國家左派的大多數看來仍然是一種“稀世珍寶”。

更通常的回答是要求一個自我控制的市場的社會能夠保護社會和環境。這種觀念—提供這種擺錘倒退的希望—為某些“左派”加入了一種社會自由主義不同的版本。新自由主義的這個版本沒有掩飾地隱藏了資本主義的失敗，建議回到一個新的凱恩斯主義的時代，如同是歷史可以退回走過的道路一樣。

推動這類希望的政治家們至少否認四個歷史的現實。首先社會民主主義的繁榮只是在因蘇聯代表的社會主義社會威脅的存在，在西方政黨和一個保護工人的重要的工會力量的同一時間。但是，如同我們已經證實的，在蘇聯的制度以后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迅速消失了。第二，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目前壟斷—金融的階段采取的形式。支撐凱恩斯主義的工業資本的經濟現實已經不存在。第三，在真正的實踐中歐洲和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依靠一個與人類大多數的利益對立的一個帝國主義制度。第四，“自由主義-民主”的國家和工業資本家階級的統治準備與達成一項社會協議是過去的一件遺物。甚至當社會民主黨執政承諾建立一種“面孔可愛的資本主義”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向符合現在的歷史階段的資本運行的規律投降。

正如米歇爾·亞特斯所指出的：

“今天不可能相信一種社會權利的恢復，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節儉的政治和經濟計劃接受這些社會權利，在過去的世紀曾經幫助建設這些權利”。

所謂社會自由主義的左派已經生硬地接受技術的現代化，沒有注意到社會的關系。作為技術決定論的俘虜，他們期待數字化、社會工程和一個自由主義的政府管理制度。

根據社會-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說法：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把我們事業帶入一場災難，但是這個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可能受到改造，應當通過技術的指令從上層去做”。

在這個觀念中資本主義制度將會改變，只是留下“公司空的框架，缺少有產者階級的利益”。

對未來學家喬治·蘭德斯（《增長的局限》一書作者之一）來說：

“世界的社會在四十年內將經歷一種改革的資本主義，在這里集體的福利將高于個主主義”。這種改革的資本主義可能服從于：“一個由民主和自由市場更少的技術官僚領導的智者的政府”。

蘭德斯沒有直接面對資本主義的失敗，經濟的停滯和“世界其余國家”的貧困，他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次要的。他預計在未來：“生活將比現在資本主義的穩定更有效和可持續”。

但是，在不到7年的時間里（從他2012年寫這本書時起），已經清楚的是蘭德斯和公司的預言完全搞錯了。今天世界面對的形勢在特性上比技術官僚的解決似乎仍對某些國家是可行的，“自由的民主的”國家似乎穩定的時候更加嚴重。

氣候的變化已經加速，經濟的停滯繼續，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增加，對于理解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是足夠的理由，這些挑戰比像蘭德斯這樣的“進步的現代化論者”的預測更加相反許多。歷史對那些靠預測浪費的人從來不是仁慈的。特別是如果簡單地與計劃特定的技術趨勢相符合，將人類的大多數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放在一邊的人。

由于這個原因，一個辯證的視角就非常重要。歷史的課程從來不能預測。關于歷史的變化唯一確實的事情是存在推動間斷性質的革命變革的斗爭。

不論是破裂還是爆炸將不可避免地實現。這個進程使得世界對于新的幾代人來說不同于過去的進程。歷史教育我們所有的制度當它們不能推動社會關系和不能合理和可持續地利用生產力的時候，就達到一個最終的局限。

人類的過去存在倒退的時期，接著革命的加速橫掃它面前所有的東西。保守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克哈德以這種方式描寫革命的變革 ：

“當在事情的整個狀態產生一次危機的時候，就會發生歷史的變革，包括完整的時代，讓同樣的文明的許多人民加入進來。于是歷史的進程以令人恐懼的方式突然加速。以其他的方式可能拖后幾個世紀的變革會在幾個月或幾個星期內發生”。

當布克哈德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腦子里記得1789年的法國革命。那場革命是一次歷史的加速。實際上法國革命開始了一系列的革命，以令人恐懼的速度發生變化。從一場貴族的革命過渡到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后來是一場民眾的和農民的革命，最后具有一種不可戰勝的“歷史的主體”的性質，改變了西方的大部分歷史。

在21世紀一種這個類型的革命加速可能發生嗎？

世界帝國主義制度的霸權主義國家大多數常規的分析人士都說“不”。他們的基礎在于一個有興趣的視角，因為革命繼續在制度的外圍爆發，只是被帝國主義大國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干涉窒息。

正如我們知道的，今天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失敗威脅世界的文明和生活。如果不進行激烈的變革，這個世紀地球的溫度將上升4至6攝氏度，將使整個人類處于危險之中。與此同時，極端的資本主義尋求征收和利用所有物質存在的資源，毀壞環境對少數人有利。

由于自然災難的增加和資本集中令人眩暈的進程，在這個世紀人類面對的一類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比我們知道的任何災難更加不祥。數百萬人已經卷入反對這個制度的戰斗，創造一個新的走向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

亞特斯在他的《工人階級能夠改變世界嗎？》一書中回答說是的，能夠改變。他說：

“工人和人民的斗爭統一起來，才能做到這一點。戰斗應當作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目標”。

后現代的知識分子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發試圖做了，失敗了”；因此作為選擇已經不存在。但是，歷史表明完全不同的事情。下一個歷史時期將清楚地揭穿后現代預言家們的說法。

“資本主義最初的意圖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在包圍它們的封建社會的環境中為了生存還不足夠堅持，但是資本主義作為制度結果強加于人”。

如果歷史教給我們的東西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批實驗的失敗只是預示著它可能以新的形式復興；更加革命，更加普遍，一種承認和學習先前的失敗的社會主義。

我們可以說我們沒有搞錯，盡管它的失敗（相對的），社會主義是優越于資本主義的。為了自由、實質的平等和可持續的人的發展而斗爭的傳統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現在這是一項完全表現為為了人類和世界的一種歷史的需要的政治建議。

保守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20年代曾任奧地利的財政部長）寫道，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經濟的失敗而死亡，而更多是因為資本僅僅集中在它的經濟目的的時候，結果破壞它自己生存的基礎”。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阻止它幸存的條件，這些條件清楚地指出社會主義成為它的繼承者”。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意見是正確的，盡管這沒有像許多人期待的那樣發生。

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由新自由主義率領的金融化——在那個“紅色的維也納”出現——現在正在破壞物質基礎，不僅是破壞資本主義本身的物質基礎，而且破壞全球生態的物質基礎。盡管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在一個政治混亂的環境中強加于人。反對資本主義的更少，但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更多，好像這兩件事情是不同的。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存在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以長期的方式破壞生存的基礎的制度。世界的勞動者和人民除了為未來尋求新的道路沒有更多的選擇。

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基礎在于勞動者階級——為這個世紀建議的社會主義將開辟一個人類緊急需要的有品質的進步的階段。市場社會的無政府主義由于它制度化的貪婪為新的幾代人沒有提供任何東西。

新的社會主義應當包括一種具有社會內容的技術的發展，反對只是盯著一個掠奪的制度的個人利益的技術官僚。今天長期的民主的計劃在技術上是可能的，這有助于做出的決定引起在資本的邏輯之外一種財富的分配。

社會主義以它最激進的方式應當堅持實質的平等、社區的團結和生態的可持續性，還應當支持勞動力的聯合，而不是分裂。可持續的人的發展緊迫地需要為了使用的價值，而不是為了市場交換的價值利用創造性和生產性的活動。

當在未來——現在似乎是封閉的——打開一個新社會的大門的時候，這種革命的變革將以許多方式進行，引起一種完全新的發展，以更有質量和集體的組織形式。

實際應當采取的措施，今天由于現在的生產方式這是不可能的。不是后物理上的不可能，或是缺乏經濟的剩余的東西阻止滿足基本的需要，如空氣、清潔的水、食品、衣服、住房、教育、醫療求助、交通和有用的勞動。不是技術知識或物質手段的缺少阻止將能源變成更加可持續的。不是一種幽靈式的分工，是人類的天性阻礙建設一個新的勞動者和人民的國際。所有這一切都在我們的范圍內，但是需要繼續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邏輯。

正如卡爾·馬克思警告的：

“人類只是能夠在當時解決的任務才強制執行。對歷史的仔細檢查向我們表明只有當物質條件已經具備，或至少在成熟的道路上解決辦法才會出現。”

壟斷資本主義的浪費和剩余對于人的發展已經變成主要的障礙。一旦世界從這些鏈條中解放出來，新的技術手段將有助于計劃和民主的行動，建設通向一個實質上平等和生態可持續的世界的道路。

在我們面前對危機的回答是社會的和生態性質的。這些回答要求在人與自然之間對新陳代謝有一種合理的調控。新的世界應當有能力重新產生新的重要進程，擁有健康的生態系統，包括地方的、地區的和全球的生態系統。

在漫長的歷史上，我們人類已經為了制服自然環境而斗爭，但是人的整體的自由只有在平等地的社區生活才是可能的。沒有生態的可持續性未來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而沒有一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建設的社會未來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