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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海權應是國家“海洋權利”(searight)與“海上力量”(seapower)的統一，是國家主權概念的自然延伸。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條件下追求“海上權力”(seapower)的行為是霸權行為。中國海權，確切理解是一種隸屬于中國主權的海洋權利而非海上權力，更非海上霸權。中國海權是有限海權，其特點是它不出主權和國際海洋法確定的中國海洋權利范圍，海軍發展不出自衛范圍。開發深海可考慮為中國海軍建設的優先選擇。永遠不稱霸是中國海權擴展的基本原則。

海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從鴉片戰爭開始認識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論消化、而在實踐上又迫切需要理論回答的問題。筆者由海權概念切入，從一般到特殊，提出符合漢語語義和中國新世紀現代化實踐的海權概念體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論體系，并運用這些概念和理論回答中國海權實踐的現實問題。

（一）海權的概念及其誤用

自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關著作發表近百年來，海權問題成為軍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學人廣泛地將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轉譯為漢語“海權”。[1]

海權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經驗基礎上會有不同的理解。我們且不說馬漢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與漢語的“海權”是一個意思，[2]即使這樣，建立在西方歷史經驗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權”一詞的主要語義，也值得討論。

但是，不管怎么說，有一個共同點還是可以確認，這就是“海權”是一個涉及海洋的概念，這正如“陸權”是涉及陸地的概念一樣。

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問為什么要涉及海洋？

當然這是由于人類的生活而非僅僅人類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那么，從理論上說，人類中的個體或群體都有共享包括大氣層內外的所有地球資源的權利。[3]海洋是地球上除陸地資源外的最重要的資源，這樣就引申出“海洋權利”（sea right）的概念；當主權國家出現后，“海洋權利”就成了“國家主權”概念內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權利永遠是要有力量來捍衛的，這樣便從主權的“自衛權”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衛性質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馬漢說得明白，他說：“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賦予”。[4]海上力量是海洋權利自我實現的工具，特別是自人類進入主權國家時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國與英國海戰是為了捍衛新生美利堅合眾國的正當的海洋權利。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及2001年4月發生于中國南海的中美“撞機事件”，都是中國捍衛其海洋權利的軍事自衛行為。在這種斗爭中前者發展出用以自衛本國“海洋權利”的“海上力量”。隨著聯合國的建立和發展，在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條件下，聯合國在有限的范圍內被賦予了一定的國際權力。這樣海權便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國際法賦予主權國家享有海上權利，主權國家又讓渡出部分主權利益以形成聯合國具有強制力的海上權力（sea power），而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形下的“海上權力”則是海上霸權，使用這種力量的國家，則是霸權國家，這時霸權國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衛性質而異化為追求海上霸權的工具。確切地說，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國家根本就不具有行使“國際權力”的資格。盧梭說得好：“權利一詞，并沒有給強力增添任何新東西；它在這里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強力并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5]盧梭反對通過霸道的強力統治世界，他說：“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6]而實現這個轉化的合法中介，目前就是聯合國。

但是，如果說，海上權利是“國家主權”概念的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個作為維護海上權利即海權的手段。這里值得提及的有兩點：

（1）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體系中，海上權利總是通過海上力量表現，人們不自覺地習慣于將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實上二者雖有聯系但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載體和實現手段而不是海權本身。

（2）國家海上力量概念也是“海洋權利”向“海洋霸權”（sea  hegemony ）轉化的重要介質。所謂霸權，在國際關系中就是一國以實力操縱和控制別國的行為。[7]

如上面所說的英國對美國，英國、日本及美國運用海上力量對中國曾實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權的行為；而中國對它們的海上反抗 ，則是中國維護其合法海洋權利的舉動。因此海洋權利和海上力量及與后者相關的海上權力的概念有性質的不同：權利是一種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為國家權利的海權，是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享有的海洋權利。權力，特別是海上權力，則是一種強制力量，在國際社會中只有聯合國或聯合國授權國家和機構才有資格使用這種力量。“海上力量”與“海上權力”的概念，雖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詞，但其語義卻是有性質的區別。“海上力量”是個中性概念，它既可以為“海上權利”服務，也可以為“海上權力”服務，但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海洋權利”與“海洋權力”則是對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將“sea right(海上權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權力)”這三種不同語義的概念同譯為漢語的“海權”，就容易產生理解上的混亂。[8]

確切地說，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詞表示的是“海上權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權利”的含義。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呢？這與歐美國家長期的海外殖民經驗及相應的海上優勢有關，也與亞洲、非洲、南美洲等資本外圍地區長期收縮于內陸而忽視海洋及其相關權益的歷史經驗有關。馬漢說：“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將歐洲世界提升至當前水準的工具”。[9]這個“武力”在馬漢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歐美海權思想更多地側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權，即使是歐美一些國家在為自己的海洋權利而非權力斗爭的時候，它們也更多地是從控制海洋而非從捍衛本國海洋權利的角度看問題。

這里還需要區分的是“海權”與“制海權”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雖都與漢語“權”字相聯系，但意思大不一樣。海權，如上所述，是一種屬于法權范疇的概念，而“制海權”中的“權”則是指一種由“權勢”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勢”[10]的意思。因此，它與我們所講的法權意義上的“海權”也不是一個意思，當然我們也不能將二者混用。

最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既然海權是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享有的海洋權利，那么，對于沒有國家主權資格的中國臺灣地區來說，它也就沒有海權，至于臺灣地區目前擁有一定的海上武裝力量，那只是連公司也會擁有的制海權（sea power or command of sea），而不是海權（sea right）。

（二）中國海權的特征

中國海權隨中國主權同生，而中國意識到并力求捍衛、強化中國海權的努力卻起步不久。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 (sea power)的階段，而只是處在捍衛其合法的海洋權利(sea right)的階段。比如中國統一臺灣和中國海區[11]其他屬于中國主權范圍的島嶼，這是中國海權實踐的重要內容，但這只是在維護中國的主權及其相關海洋權利，在對這些地區的海上利益實行海上保護力量，而不是在追求霸權意義的海洋權力(sea power)。而美國在臺灣海峽的海軍活動及對中國臺灣的軍事插手活動，則是一種霸權意義上的海權即“海上權力”實踐。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的海上力量，屬于國家主權中的自衛權的范疇，而美國在中國臺灣地區的海上軍事介入，則是一種為實現其海上“權力”的海洋霸權行為。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將sea power的這兩種語義轉譯為“海權”，而不是將sea power 與sea right相區分，這會使周邊地區和國家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及相關的海權訴求造成大的誤解。[12]

中國海權，是一種隸屬于中國主權的海洋權利而非海洋權力，更非海上霸權。“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13]要使法理上屬于中國的海洋權利事實上屬于中國，中國就必須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中國海權，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中國海權的概念應當包括從中國國家主權引申出來的“海洋權利”和實現與維護這種權利的“海上力量”兩個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權國家普遍攫奪的“海洋權力”。

中國海權，就其“權利”部分而言，包括實現中國“海洋權利”和“海洋權益”兩部分。前者包括國際海洋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和國際法認可的主權國家享有的各項海洋權利。這部分權利隨國際海洋法的變化而緩慢演化，比較確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權利產生的各種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這部分權利隨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屬于海權中變化較大的部分。不同的國家依據國際海洋法享受著同種的海洋權利，但據有同一海洋權利的主權國家由于其經濟、政治、文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得到的海洋權益事實上卻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權的因素，一般而言，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所擁有的海洋權益事實上要大于小國和正在衰落國家的海洋權益。在此之外，還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權益更廣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來自海洋權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為霸權需要而產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國目前的海權實現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權范圍，所以中國的海權與海上霸權無緣。中國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屬于有待于爭取和實現的合法海洋權益的范疇。

中國屬于新興的和正在向現代化轉型的大國，也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中國進出口總額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7年的約8%。中國的發展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廣闊市場，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在大幅增長。[14]中國發展有力促進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增速達到16．7%，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大的進口市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2%。2001年以來，中國年均進口額近5600億美元，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約1000萬個就業機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參加了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個國際公約。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認真履行相應的國際責任。[15]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對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國目前進口的石油主要來自中東地區，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占進口總額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16] 進入市場經濟的中國已成為與世界發生廣泛聯系的國家，其海洋權益泛布于世界各大洋并隨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而持續擴大；與此同時，中國實現其海權的內部需求動力和外部壓力也在同時增大。這是中國海權與世界其他國家海權實踐的共性方面。

但是，中國海權不可能不具有中國的個性。那么，中國海權個性特征何在？

第一，國家統一進程與國家海權的實現進程相一致。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尚未完全實現統一的國家，而這些尚未統一的地區又多集中在東部中國海區。這些地區既是中國領土，又是在實現中國海權中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支點。比如，臺灣及其周圍屬于中國的島嶼，既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又是中國東部地區經濟黃金地帶的前鋒拱衛；南沙群島，則是護衛中國在馬六甲海峽通行自由權利的最前沿的基地。實現中國對臺灣、南沙的主權，既是中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正義事業，又是關系到能否實現中國海權的關鍵步驟。實現國家統一進程與實現國家海權進程的統一，這既是中國海權的特點，也是中國海權的優點，它決定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的海權實踐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它也排除了在相當時期內中國的海權實踐轉向海上霸權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認為中國為實現其海權利益而發展海軍是“中國威脅”和認為中國不應當發展海軍的看法，都是不對的、沒有道理和不符合邏輯的。

第二，特殊的地緣政治條件決定了中國海權屬有限海權的特點。與法國的情形相似，而與美英兩國不同，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備型的國家；英美兩國屬兩洋夾護中的國家。這種地理特點迫使英美兩國必須將實現海權和擴張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們最終異化為世界性的海上霸權國家。中國地理上則是一面環海、三面臨陸的國家。由于三面陸上的安全壓力使中國在長期的歷史中發展出了強大的陸軍而非海軍力量。同樣，這種地緣政治的特點和上述中國海權的特點，又決定了中國的海權——即使擁有與英美國家同樣的財力——在實踐中也不需要追求全球性的海上權力。20世紀末以來，中國東部面臨的安全壓力，特別是捍衛臺灣、南沙地區中國主權的安全壓力日益嚴重，而中國應付這些壓力的手段恰在這一時期卻嚴重不足。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筆者才特別強調捍衛海權，特別呼吁全力發展中國海上軍事力量。但這并不表明中國要走英美式的，尤其是蘇聯式的無限海權和海上霸權的道路。中國海權應是有限海權，其特點是它基本不出主權和國際海洋法確定的中國海洋權利范圍，海軍發展不出自衛范圍。

第三，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發展是遠期戰略的上述有限性與近期策略上的無限性的統一。中國人對海洋戰略利益的認識是從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失敗后開始的，而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認識海權卻是在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進程中開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備遠航動力技術，因此東部大海反倒成了保護中國東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抗日戰爭初期的海上失敗，也只是使中國人從“邊防”的角度認識海權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到21世紀初，中國經濟已深深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并對國際市場和資源產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關系。鑒于此，中國不可能不需要發展出在全球范圍得以保護其海外利益的海軍力量，并隨中國海外利益的擴大而擴展。這種擴展進程是無限的，但其性質卻不出自衛的限度。

在與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進程中，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對外開放中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產值增長最快的黃金地帶。與此同時，中國與西方霸權國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為了堵截中國力量，特別是中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向太平洋擴展，美國啟動日本、臺灣地區、菲律賓、澳大利亞一線的同盟關系，提升日本的軍事作用和暗助臺灣分離主義勢力的擴大。在與臺灣分裂勢力的斗爭和對日益嚴重的東部海上安全的關注中，中國意識到海軍發展滯后情況如此嚴重以至不能保護中國最基本的海洋權利。這反倒誘發“臺獨”分子不斷鋌而走險，挑戰中央政府的對臺政策底線的企圖。更為嚴重的是，可能出現的“臺灣獨立”惡果還會牽動從日本到東盟整個東亞政治的格局，使其對中國東部產生自然的鉗合之勢，并進一步對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產生無形的離心作用。這就是說，臺灣問題的惡化將牽動中國現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臺獨”勢頭的決定性力量就是中國的海洋戰略力量即中國海軍的快速崛起。中國海軍是中國海洋戰略力量的關鍵，鑒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進中國的海軍建設，將在全球范圍內的軍事弱勢轉化為局部地區的強勢，并以此解決分布于中國海區的主權和海權問題，是21世紀初中國國防建設的重要內容。

臺灣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海軍問題，而在臺灣問題上，中國海軍問題又實質上是祖國和平統一問題：要實現臺灣連同其合理的現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順地回歸祖國，非海軍大規模地擴展則不可能。

（三）世界軍事變革與

中國海軍跨越式發展戰略

海軍是國家海洋戰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權必須依托的軍種，這正如sea right必須以 sea power為依托一樣，但它卻不是國家海上戰略力量的全部。戰略力量，不管是在陸地還是海上，是對敵方具有總體打擊能力的軍事力量，因此中國的海上戰略力量就不應當是海軍單一兵種的事，它應當是隨世界軍事技術變革而發展的國家防務力量的總體表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海軍更多地只是陸軍的配合軍種，陸軍是這一時期的國家戰略力量的核心兵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戰已成了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之一。國家戰略力量更多地通過海軍表現。航空母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最具海上作戰力的戰艦，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確地打破兵種界限，將戰船變革為集陸海空戰斗力為一體的立體作戰平臺。這時表現于航空母艦的戰斗力，已不再只是海軍艦艇的單一戰斗力，而是一種集陸、海、空、電子通訊等軍種為一體，并通過航空母艦這一巨型作戰平臺在海上機動發揮的新型戰略力量。航空母艦及其航空母艦作戰體系所表現出的戰爭力量已不再僅是海軍的，而是國家的戰略力量。[17]

“海軍一向是最新技術成就的集中點，對技術的發展和變化非常敏感。”[18] 20世紀下半葉以來，衛星技術及由此帶動的空中預警技術、導彈定點精確打擊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家海上戰略力量的技術含量及其有機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由飛機、潛艇、海上航空母艦火力打擊力量共同擔負的小立體戰爭提升到由外層空間的衛星偵察技術、低層空間預警技術、到深海[19]的潛艇、聲納技術配合陸海定點精確導彈打擊的大縱深和大立體戰爭；這時海上作戰已遠非海軍一個兵種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國家核心技術及由此形成的國家總體作戰力量的綜合表現。[20]隨外空衛星信息技術的出現及深海技術的進步，大立體作戰模式日漸替代集中于航空母艦平臺上的小立體作戰模式，以至如沒有外空信息技術和深海潛艇配合，航空母艦，不管其技術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過能起到浮動棺材的作用”[21]，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戰力量。目前，美國一艘航空母艦出航，除外空衛星定位、空中預警和海面其他艦群護衛之外，還有龐大的水下潛艇群護航。而與此相比，中國的海上作戰力量——盡管“遼寧”號航空母艦已投入使用，在外空衛星技術和深海探測技術方面也有相當的發展——還有較大的距離。從這個意義上看，近期中國海上安全風險大，未來中國海軍建設任務將更加繁重。正因此，將有限的國防資源科學合理地配置于海軍建設就是中國海權理論和實踐應當考慮的課題。

地區格局與國際格局一樣，沒有大國間的軍事較勁則不能確立；而打破大國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于軍事量的競賽，而在于質的突破。

20世紀下半葉所發生的上述軍事革命，也使各國的國防軍事力量配置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其重要特點在于，大立體戰爭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國家軍事力量由分布于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以陸軍為主體的軍團作戰力量，組合轉變為分布于海外針對不同對手的作戰力量的有機合成。國家作戰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區，而是基于任務。任務決定作戰力量的使用與組合，這是開始于20世紀末并必將主導21世紀的大國國防結構調整方向的重要特點。21世紀的國防力量將不再是一塊塊橫擺在平面并需最高首長親自拼接的板材，而是一個根椐不同作戰任務而任意組合的“作戰魔方”，而構成這個“作戰魔方”的材料已不是傳統的陸海空三軍軍種的簡單合并，而是集外層空間的衛星技術，低層空間的預警技術，淺、深層海域的潛艇及相關軍事技術，配合陸海平面精確導彈打擊技術的體系合成。國家的國防體系將由原來的若干相互獨立軍團轉變為幾個可根據任務變化而隨時自我調整的大型“作戰魔方”，這時最高首長不再擔負調動和組織軍團的任務，而只負責國家“作戰魔方”啟動時機、數量和戰略方向；而“作戰魔方”只負責完成戰役任務。

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世界發生了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四場戰爭的特點都是美國集外層空間的衛星技術、低層空間的預警技術、淺、深層海域的潛艇及相關軍事技術，配合陸海平面精確導彈打擊技術有機合成的 “作戰魔方”體系，用以對付傳統的板塊分割式的軍團地區防御作戰體系，結果是前者無一例外地打敗了后者。而在伊拉克戰場上，軍團地區防御作戰在美英軍隊一體化“作戰魔方”面前幾乎無所作為。發動伊拉克戰爭一旦由最高首腦確定，美軍就會調動從外空衛星偵察到海上導彈的大立體精確打擊力量，配合陸空強力突入的小立體打擊力量，在伊拉克軍團中強行撕開裂口。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敗并不在于伊拉克軍團的整體毀滅，而在于其各防御軍團被美軍“作戰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中，在南斯拉夫聯盟、伊拉克方面，任務的執行是按軍團和兵種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務的執行則都是由一體化合成“作戰魔方”實現的。現在我們在研究發生在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的這幾場戰爭時，更多地強調美軍先進的軍事技術及其一般構成，然而在筆者看來，我們更應看到美軍先進技術的有機合成與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將由高技術集合而成的“作戰魔方”及時、準確、整體性地推進到作戰地點并迅速釋放出有效戰斗作用，是現代戰爭成敗的關鍵，也是未來軍事變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時也是世界新軍事變革的開始：在原子彈將熱兵器推上頂峰的同時也意味著建立在傳統的熱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規模戰爭形式的結束；在低空飛機、淺海潛艇配合陸上坦克集團軍大縱深作戰的小立體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達到極限的同時，也預示著更大范圍的大立體的作戰樣式即將到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由美國主導的傳統小立體戰爭樣式的回光返照。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失敗、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失敗以及美蘇爭霸的壓力，促使世界軍事變革在美蘇的帶動下向外空和深海兩大領域迅速推進。外空信息技術革命使彈道導彈及其精確打擊成為可能，核動力戰略潛艇的出現又使徹底消除有核國家戰略打擊和報復的能力成為不可能。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期，美國專家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此后，美國外空信息技術突飛猛進，這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 “愛國者”攔截導彈在海灣戰爭成功運用中初戰告捷。繼而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勝利使人類正式告別了在傳統的飛機、坦克掩護下主力軍團大規模決戰的小立體戰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衛星制導和陸海導彈精確打擊為主，少量精銳地面部隊定點突入的大立體戰爭模式，而積極主導和推進這場軍事革命并由此確立其主導地位的就是美國。2002年阿富汗戰爭后，美國單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蘇簽訂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以下簡稱《反導條約》），決意打破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略均勢，建立美國在外層空間軍事安全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隨外層空間的絕對優勢確立，開發深海戰略優勢將是美國軍事革命的新領域。

中國海軍建設起步早但發展慢，這既是中國海軍歷史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正如中國國防沒有力量參與美蘇“確保相互摧毀”核戰略的競爭，中國也就省去后來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的負擔的道理一樣，中國海軍由于其相對落后卻使它擁有開發新領域的后發優勢。對中國國防安全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由美國推進和主導的依托外空信息技術的新的戰爭樣式不僅拉大了中美之間的軍事技術的距離，并由此嚴重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中國海區主權的安全。為此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將有限的國防資源科學合理地配置于海軍建設，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內縮小中美之間的技術差距。

那么，我們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呢？我們是否還需要沿著美國人制定的“路徑”從外空起步與美國開展全面的外空競賽呢？根據歷史經驗，如果我們利用后發優勢反其道而行之，將有限的國防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這可能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更為有效的威懾力量，并以此帶動中國海軍的跨越式發展。這是因為：

（1）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外空技術革命已近飽和，而深海技術的開發正方興未艾；

 

（2）深海武器比陸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機動性和隱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國家戰略攻防任務；

 

（3）相對陸基彈道導彈而言，深海核動力戰略武器可確保國家的二次打擊能力更久地處于安全狀態；

 

（4）發展包括潛艇在內的深海作戰工具，是發展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水面艦艇的基礎，國家海軍的終極作戰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艦艇的戰斗力而在于水下艦艇的戰斗力，也就是說，在大規模的戰略打擊后只有深海作戰力量具有戰略報復和二次打擊的能力；

 

（5）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其國防任務更多地帶有戰略防御的性質，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于深海開發，既有利于遏制“臺獨”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近期目標，又有利于確保國家戰略防御政策的終極效果。

中國東北是國家裝備制造業的重心，如果中國東北海上軍事重工業能隨西部航天工業在新世紀之初再度崛起并東西呼應，這將為中國大立體國家防務體系，特別是海上防務體系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中國海權擴展原則

海軍是國家海權擴展的重要手段。鑒于歷史上一些國家的慘痛教訓，有的同志提出中國沒有必要發展海軍，也有的同志則從與大國爭霸的角度強調發展中國海軍的重要性。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都是不準確的。事實上中國海權擴展有其特定的原則，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務于中國海權（sea right）的內容和范圍。

那么，中國海權包含哪些內容和范圍呢？

從近中期看，中國面臨著統一祖國，收復主權島嶼的嚴峻任務，這既是中國政府必須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又是中國捍衛國家海權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統一臺灣及周圍屬于中國主權島嶼的問題上，中國加快海軍建設的意義無論怎么估計都不會過高。未來中國海軍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將與俾斯麥統一德意志、林肯統一美國南方的行動一樣，無論和平還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達到目的，其意義都是極其偉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僅在主權范圍內說，中國海權擴展是無限的。

同時在維護海外政治經濟權利方面，中國海權及其實現力量即中國海軍的擴展又是有限的。這是由于在這些領域中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國際海洋法框架中多邊協商解決，中國海軍目標只是確保這些多邊協商結果的合法執行。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海軍的建設僅限于自衛性威懾范圍。中國海軍建設的目標將永遠服務于中國以平等之地位獨立于世界的要求。

“不稱霸”，這不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是中國政治家從世界大國興衰成敗的歷史中總結出的成熟的強國經驗。殷鑒不遠，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蘇聯的無限軍事擴張導致其國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國家跟不上世界軍事技術變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敗。鑒于這些歷史經驗，不管是無限制的中國海軍擴張還是基本放棄中國海軍現代化建設，這對中國的未來而言，都是災難性的意見。我們當持辯證的態度對待中國海權問題，并使中國海軍建設行穩致遠，在辯證的思路中獲得有利于中國崛起的大發展。

注 釋：

[1]參見［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張煒、鄭宏：《影響歷史的海權論——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淺說》，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1897年，馬漢在給倫敦出版商馬斯頓的信中說，“我可以說，我經過深思熟慮所選用的，現在已這樣流行的‘seapower’這個名詞，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們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maritime’這個形容詞，是這個詞太通俗，不能引起人們注意或是不能使人們把它放在心上。Seapower，至少其英語意義，看來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義”。參見，張煒、鄭宏：《影響歷史的海權論——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淺說》，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3]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1801-1809）曾為美國海權提出過這種思想，但遺憾的是這種思想卻沒有被19世紀末的馬漢所發掘和繼承。杰斐遜在“致紐約市坦慕尼協會或美國兄弟會（1808年2月29日于華盛頓）”和“致約翰· 杰伊（1785年8月23日于巴黎）”兩封信中說：“海洋和空氣一樣，是人類共同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卻被任意從我們這里剝奪了，一些被時間、慣例以及是非感奉為神圣的行為準則被優勢的兵力踩在腳下”；“我們在海上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必須以經常的戰爭為代價。我們自己所具有的最公正的品質并不能保證我們免于戰爭。……軟弱只會招致攻擊和傷害，而有了懲罰力量就能防止。為此我們必須擁有海軍；海軍是我們迎擊敵人的惟一武器”。參見朱曾文譯：《杰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28、358頁。

[4]［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頁。

[5]［法］讓·雅克·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10頁。

[6]［法］讓·雅克·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頁。

[7]power，在中世紀的英文中寫作pouer， 源于古法語poeir，均指有做某事的能力（ability to ）的意思，后伸展為某國對他國的影響力和統治力（a nation ，esp. one having influence or domination over other nations.）（見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1116）。這種“影響力和統治力”已與原主權國家天然具有的正當合法的“海洋權利”相分離，轉而異化為海洋霸權的范疇。（hegemony，leadership or domination， esp. that of one state or nation over others ，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649 ）

[8]張序三主編的《海軍大辭典》對此的解釋較慎重。辭典沒有就“海權”專列詞條，而對“海權論”卻做了兩種解釋，說：“海權論（sea  power  theory），亦譯‘海上實力論’”。筆者認為，后一種解釋即“海上實力”應是sea  power 的準確譯文之一。參見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9]［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第3版，第1048頁。

[11]中國海區，特指與中國大陸東、南部相連的海域，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和臺灣東側部分海域。1840年至1949年間，日、英、法、俄、德等國從海上入侵中國達470余次，其中規模較大的有84次，較為著名的有中英鴉片戰爭、中法甲申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等。見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5頁。

[12]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國際安全政策項目主任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是“中國威脅”觀點的較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新著《大國政治的悲劇》最后得出結論：“顯然，在21世紀早期，美國可能面臨的最危險的前景，是中國成為東北亞潛在的霸權國。當然，中國成為潛在霸權國的前景，主要有賴于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快速發展，如果是這樣，中國不僅能成為尖端科技的最主要的發明者，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大國。它幾乎肯定會用經濟實力建立起強大的軍事機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戰略原因，它一定會尋求地區霸權，就像19世紀美國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樣。”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Morton & Company，Inc.2001，New York， p.401。

[13]［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8頁。

[14]2009年3月1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說，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發展較快，2008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521.5億美元，同比增長96.7％。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566億美元，同比增長39.4％，新簽合同額1046億美元，同比增長34.8％。“我國發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支持企業走出去”，來源：2009年3月17日《人民日報》；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8971166.html。

[15]參閱胡錦濤：堅持改革開放　推進合作共贏——在博鰲亞洲論壇200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112657.html。

[16]轉引自劉新華、秦儀：“中國的石油安全及其戰略選擇”，載《現代國際關系》2002年第12期，第37頁。

[17]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1910-1988年）用“國家的海上威力”的概念來概括海軍問題。他在《國家的海上威力》一書中將國家的海上威力看作是一個體系，但“構成海上威力的各組成部分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些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條件，然而，海軍的主導作用卻是貫徹始終的”。謝·格·戈爾什科夫著：《國家的海上威力》，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2頁。

[18]謝·格·戈爾什科夫著：《國家的海上威力》，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299頁。

[19]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大氣科學 · 海洋科學 · 水文科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623、11、664頁)劃分海洋沉積物的深度標準，筆者將“深海”的概念定義在200米以下。

[20]鑒于此，筆者在行文中所使用的“海軍”的概念，已脫離其傳統的“兵種”含義，而是“國家海上戰略力量”概念的轉述。

[21]［美］T.S.伯恩斯著，王新民、辛華譯：《大洋深處的秘密戰爭》，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