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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  張文木

本文發表于《中國國防經濟》2009年第2期

歷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必然伴隨著新的國家群的崛起，而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不是線性的，即都不是GDP達到多少萬億以后起來的，也不是文化繁榮到什么程度起來的。唐朝玄宗時自稱開創了“盛世”，可不久他就被安祿山趕到四川去了。宋朝文化最繁榮，結果讓北方女真人將大宋打成一個小南宋，偏安杭州那個小地方，北宋皇帝被掠走成了階下囚。明朝也是這樣倒下的。相反倒是不少落后的國家在危機中崛起了，它們利用危機打倒了強大的國家。所以說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

大國政治即資源政治，它本質上是為資源的控制權而展開的大國博弈。世界稀缺什么，大家就爭什么。爭就得有武裝，正如沙漠中有水又有槍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那種只有水沒有槍，只干活不武裝的人，只配作奴隸。水是資源，槍是軍事，槍桿子加資源，決定世界財富的流向。錢，金戈疊架，源于戰。1588年，弱小的英國跟強大的西班牙開戰，后又接著與荷蘭開戰，戰爭勝利后世界財富就流向英國。1895年的日本也是這樣，那時它將中國甲午戰敗的“賠款”全部用于1905年的對俄戰爭，打敗俄國后，東北亞的財富就都流到日本。所以，歷史不是線性發展，它恰恰是跳躍性發展。

金融問題就是資源問題。資本尋求的不主要是財富，而是稀缺資源。前幾年國際財富大量流向美國，主要是世界對美國有信心，因為這位“老大”能打架，手里掌握著稀缺資源，誰也搶不走。錢放在強者的帳戶里總比放在弱者的賬戶里讓人放心。世界政治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與之相伴的是，一些國家崛起了，另一些國家衰落了。毛澤東同志說：“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強國必然需要更多的外部資源補償，不然強國的強勢發展就不可能持續。外部資源大量回流以后，國內就會出現繁榮。古羅馬就是這樣。古羅馬的興衰和戰爭是同起同落的，敗仗多了，古羅馬奴隸耕作制基礎上的繁榮也就衰落了。美國現在的衰落原因很簡單，主要是在伊拉克被打敗了。有人說美國必敗，也有人預見美國金融2008年要出事。其實，如果沒有伊拉克的失敗，2008年的美國還照樣好著呢。金融主要是靠信心支持，但信心也多是建立在預期值而非其本身價值上的。這跟股票的道理一樣。，預期值是信心的基礎。現在人們對美國的預期值降低了，是因為美國自己打敗了，而且是在沒人惹它，它在欺負別人時被打敗的。但是美國是不是就爬不起來了呢？也不是，關鍵要看世界資源是不是還由它控制。比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衰弱后又在尼克松手里緩過氣來，在里根時期復蘇，到老布什時期復興，可到小布什時美國又重犯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病，因瘋狂而再陷入危機。我們說控制資源，說的就是控制海外資源；而達此目標的關鍵是國家要有強大的制海權存在，如果美國在全球范圍的制海權沒有旁落他國，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損傷的國力就會得到修復，其修復期大概有十年時間。這反過來也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物質基礎。

資源、海權、大國政治，這三項是大國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環節：資源是起點，也是霸權國家的目的；海權既是大國政治得到資源的否定（反者，道之動。）因素，也是通向資源的中介手段；大國政治是通過海上博弈獲得世界資源的結果。沒有海權，其他兩項則不能成立。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國家財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資。而保證投資效益的關鍵不在于GDP，而在于對海上通道的軍事控制即制海權。英國崛起、美國崛起還有沙俄帝國的衰落都和制海權有關。英國在與拿破侖的戰爭中始終沒有喪失制海權，這使海上大量財富源源不斷回流英國，這是英國在這場戰爭中不敗的重要原因。沒有世界財富的回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出現的兩極分化就沒有辦法消除。西方解決了國內兩極分化問題，就是因為有海外有源源不斷的資源和利潤回流。19世紀40年代，歐洲出現深刻的社會兩極分化和廣泛的工人運動，可到七八十年代卻又出現了“工人階級貴族化”現象。造成這個變化的原因就是英法國家在40、50年代兩次對華鴉片戰爭的勝利和1857年對印度的征服。歐洲打贏東方戰爭后，大量財富就流回歐洲，歐洲工人階級也就過上了好日子，就由被壓迫階級轉入壓迫民族。

歷史上國家崛起都是在世界危機中加速的，而不是在線性的GDP增長中發生的。有人說：等到GDP達到多少美元后我們腰桿就硬了。在國家一窮二白的時候，說這話是對的；但當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這樣的想法就基本是幻想。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還有中國的宋、明王朝的衰落及美國、蘇聯崛起的經驗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國家的衰落與國家崛起的規律都是非線性的。窮的打敗富的，弱的打敗強的，就是因為后者出現了危機。窮時怕匪，富時防賊，賊匪身份是可以轉換的。1900年時，中國GNP不低，但歐洲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危機，渡過了歐洲普遍發生的社會革命危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不如英國，但美國利用這兩場戰爭造成的歐洲危機迅速崛起。其間美國并沒有打英國。美國只是利用了英國的危機。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說：“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外交史學者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在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更是說。“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

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表明，近代拉美國家的人均GDP增長和GDP增長率均高于歐洲及其主要國家，斯大林時期的GDP增長率反不如沙皇維特時期。但其間的現實是，拉美人是歐洲人奴役的對象；沙俄帝國被日本打敗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分崩離析，而GDP不如沙皇時期的蘇聯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并成為世界超級大國。所以，國家崛起不能簡單地看GDP的總量，要看它的結構是自主性的還是依附性的。斯大林說得好，沙皇給人民的是斧頭，他給人民的是槍炮。是斧頭還是槍炮，在GDP上是看不出來的，或許依附性國家比自主性國家的GDP更高，但依附性的國家不會比自主性國家更強大。所以，GDP不是國家崛起的主要標準，相反，國家的戰略能力的高低才是國家興衰的關鍵。國家戰略能力就包括了化解和利用危機，尤其是國際性大危機的能力。

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與20世紀70年代年美國出現的危機很相似：造成危機的原因都是對外戰爭的失敗。印度利用那次危機，于1972年使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離出來，這大大改善了印度的安全環境；越南利用那次美國危機實現了國家統一；中國則利用美國那次危機及與之相應的戰略收縮進入聯合國并成功實現了改革開放。

蘇聯和美國，尤其是蘇聯，是非線性崛起的典型案例。19世紀末世界經濟危機，美國、日本卻利用這次經濟危機一躍而起。1898年美國一氣拿下夏威夷、古巴、菲律賓等，到20世紀初，美國就從太平洋東岸來到西岸，此時正趕上中國衰落，八國聯軍打入中國。這樣大量的財富就從東方回流到歐洲和美國。與此相反，俄國，更不必說我們中國，卻沒有在這場危機中抓住崛起的機會，1905年日俄戰爭后俄國全面衰落，1917年沙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分崩離析。1929-1933年世界發生大危機并由此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和蘇聯都抓住了這次機會：二者聯袂擊敗德、意、日軸心國后又回手擊倒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大國。丘吉爾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其間只有20多年，而且這次蘇聯崛起并不是在GDP達多少美元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在成功利用世界危機的基礎上發生的。在這次危機中倒下的并不是弱國，而是大英帝國及由它帶起的整個歐洲霸權。

美國作家沃爾特· 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這其實也沒有什么，國際斗爭本身就沒有道德可言，丘吉爾這人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思維，明白得很，栽了就自認倒霉。姜還是老的辣。羅斯福去世后，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忽悠著美國到朝鮮和越南去透支國力，最終美國在麥卡錫和凱南的驅趕下裁倒在這兩場戰爭中。英國倒下后，丘爾吉一篇鐵幕演說，讓美國拖垮蘇聯，又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現在又加上個伊拉克戰爭——拖倒了美國。

現在我們中國遇到的困難并不是美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困難，卻類似美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所面臨的難題。那時候美國國內也是危機重重，芝加哥工人罷工，一上街就是幾十萬，我們現在享受的“五一節”、“三八婦女節”等都是那時候的美國工人階級爭取來的。那么，他們是怎么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呢？盡管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也實行過凱恩斯新政，但僅憑這解決不了美國深刻的社會矛盾，它只是從內部用政策調整財富相對平均，但平均主義政策的結果會影響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因而也不可能持久。美國后來走向世界，發展海軍，增加“詩外功夫”，將國內問題放到世界范圍考察并予以解決。近代歐洲的尖銳的社會矛盾也是這么解決的。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是在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激化的，此間馬克思主義興起，到處都是“布朗基”式的革命密謀。但到七八十年代歐洲社會矛盾緩和了，出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當時歐洲人沒有返回用平均共產主義的老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而是從世界范圍內獲得利潤回流，并由此渡過了危機。兩極分化問題涉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及其速度問題：注重了公平，就影響速度；注重了速度，又影響到公平。西方人從世界入手，解決了本國的公平問題。但要介入世界事務，就得有強大的制海權。

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是資源問題。現在人家稱中國為制造業國家，但我們制造業的核心技術相當一部分并不在我們手里，更危險的是對制造業至關重要的資源在中國也日益匱乏。如果在世界資源分配中沒有相應可控的配額，中國經濟就容易受制于人。羊的生活確實比狼“綠色”，也很“文明”，但在狼面前，羊只是狼的一頓美餐而已。蘇俄剛建國的時候，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說他們有很優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面卻不如那些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列寧告誡說，與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不然就不能與狼周旋，就不能打敗狼而只能被狼吃掉。滿口之乎者也，這是牧師的做派，不是政治家的做派。你看斯大林在出兵東北前就問羅斯福：用什么補償蘇聯人民；說白了就是你以什么回報蘇聯出兵。

在2008年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中國為世界做著巨大的貢獻。我們是實物生產國家，正因此我們才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中能夠給世界，尤其給西方國家提供了緩解危機的幫助。但實物生產的脆弱性在于資源短缺；沒有資源，光有技術和勞動力是不可持續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新農村改革目標，在個目標下，中國將有三分之一的農村要卷入城市化生活。城市化生活是一種高耗能的生活方式，需要更大規模的資源跟進，而我們現在資源日益匱乏，已非“人謀”可以解決。

經濟問題歷來都是與政治問題連在一起的。中國現代化走到今天，中國對世界市場和資源如此依賴，使中國臺灣問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了不能再拖的“瓶頸”問題。除了美國因素外，今天臺灣問題更多的是日本右翼暗中支持“臺獨”問題。日本為什么近期在釣魚島如此高調？它怕失去臺灣。我們看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其中日本就沒有承認中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它只是“理解和尊重”而沒有“承認”中國的這一立場。關于臺灣問題，它說“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又是如何規定的呢？《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說：“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樣，問題隨之產生了，因為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的是“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這就是說，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這份中日關系基礎性文件中偷換了概念，回避了中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實質性立場，而對于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日本在文件中只承認了《開羅宣言》確定的“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的立場，這實際是“兩個中國”的隱喻式表述。此后，日本政府在中日文件中更是以單列條款的方式越來越突出地強調這一隱喻。所以釣魚島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如果釣魚島在貓耳洞或珍寶島之類的其他地方，這都不是什么大事。我們現在海洋戰略武器的效用受到海區深度的制約，而臺灣就是解決這種制約的關鍵環節。目前中國航天已是“飛龍在天”，如果我們的海洋戰略武器可以自由地進入深海，中國就可潛龍在淵了。

國家獨立和主權統一是大國崛起的前提。德國是通過俾斯麥的統一而崛起，獨立后的美國也是通過林肯的統一而崛起。那么中國呢？美國南北統一后迅速發展，1898年美國海軍氣吞萬里如虎，一年里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連續三級跳躍就來到遠東。此后遠東的財富就滾滾回流美國。現在我們盡管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思想，但對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另一個“大局”更多的是望洋興嘆，這顯然不行。這與經濟發展的要求還差得很遠。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我們應該用世界戰略眼光看待中國的發展問題，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如果沒有這樣的眼光，我們就化解不了中國的國內問題。在全球戰略上，我們只有先腳踏實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歷史也并不總是在牧歌中前進的。現在危機在我們面前，機遇也在我們面前。在重大的歷史機遇面前，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美國、蘇聯都強力抓住了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的歷史機遇，迅速崛起為世界性的大國。“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歷史永是勝利者的歷史。

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講話中留給我們從建國起“用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的囑托，鄧小平同志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現在我們很快就進入21世紀20年代了，離2050年并不遙遠了。我們不能容許臺灣問題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臺灣問題不僅是主權問題，也是海權問題；海權問題，又是中國完成鄧小平同志囑托的關鍵環節。在臺灣問題上，一萬年太久，我們當“只爭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