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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生活沃土，服務人民群眾——烏蘭牧騎永遠做草原上的“紅色文藝輕騎兵” 。圖為內蒙古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到牧區演出（2018年8月22日攝）。

對文藝來講，思想和價值觀念是靈魂，一切表現形式都是表達一定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載體。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提出，文化藝術、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德在這里指的就是思想和價值觀念。對文藝創作者來說，明德就是要以生動有力的藝術形象呈現新時代的科學思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

文化文藝工作者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這就要求任何真正有價值、有功德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都必須賦有豐贍的思想內容與剛健的精神特質，而決不能僅僅局限于單純地塑造人物和徒然地演繹故事，更不能將創作的主旨和追求無限度、無邊際地歸攏于逗趣和娛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文藝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以反映時代精神為神圣使命”，必須“發時代之先聲、開社會之先風、啟智慧之先河，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的先導”（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并由此而決定了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的精神稟賦與社會價值，使其常常成為對思想內曜和精神內蘊的生動解讀與具體詮釋，并以自身所特有的美感和魅力而為思想插上飛翔的翅膀，讓精神獲具時代的風采。

《共產黨宣言》一開頭便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什么說“共產主義的幽靈”呢？這便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思想和精神的形象化概括與藝術化表達，他們所要告訴讀者的，惟在于：共產主義思想正在歐洲大地上廣泛傳播，而這種傳播所賦予人們的，是無比強大的革命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要這樣表達共產主義思想在歐洲的廣泛傳播呢？就是要借重文藝的形式給思想插上翅膀，從而通過思想的飛翔而讓大眾獲得最廣泛的接受。馬克思在其許多著作中都以文學形象對思想的傳播和對精神的涵負進行了廣泛的引喻和形象化的資證，特別是像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普羅米修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桑喬和夏米索小說中的彼得·施萊米爾、狄更斯小說《小杜麗》中的小杜麗、席勒戲劇《威廉·退爾》中的人物與場景等。據統計，在馬克思闡發共產主義思想的理論著作中，僅提及和引述歌德、莎士比亞作品中人物與情節的地方，就多達150處。在馬克思的理論著作中，許多艱澀的學術概念和原創性的理論闡發，往往也都是借重文學形象與藝術場景而加以引喻和描摹的，這不僅生動、準確，而且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誠如牛津大學教授休·勞埃德·瓊斯所說：“馬克思對文學造詣之深簡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而另一位牛津大學教授希·薩·柏拉威爾則指出：“馬克思的頭腦正是許多世紀和許多國家的文學經驗和回憶的一個寶庫。” 

思想性不僅是構成文藝經典的要素之一，而且更是文藝的內蘊特質與精神魂魄之所在。當然，在文藝作品中，思想并不是直接裸露的，而是潛伏于故事之內、蘊涵于情節之中，與人物的生活情境和性格脈理相洽互熠、同筑共鑄，并通過藝術醇醪而氤氳成一種極具磁力與魅力的情的場域和詩的意境。柏拉威爾曾概括了馬克思的一些文學批判的原則：“文學應當接近真實和實際領域，而不應漫無邊際地飛馳遐想；文學應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練；人們可以從偉大的文學作品里覺出一種真正的詩意的特性……”（柏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6頁）而這種詩意，正是文學表達思想和激揚精神的藝術形骸與美學羽翼，其不僅具有張力和魅力，而且能夠聚合正義，釋放能量，充盈和懿化人的思想品位與道德修為，進而實現意識的豐稔和精神的提升，成為引領和驅動生活變革與社會發展的基石和引擎。任何內容與形式的文藝創作，都只有在終極效能上具有這樣的功力和發揮這樣的作用，才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

二

文化文藝工作者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在文藝作品中，故事和人物一旦失去思想的浸潤和精神的支撐，是很難做到鮮活、靈動、精邃、感人的。只有飽含思想意蘊和閃耀精神光彩的故事和人物，才會富于激情與魅力，也才會生動感人、富有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瑰寶，這是從先秦、兩漢到唐宋元明清，諸多文藝作品和文化積淀皆以其深哲的思想和高揚的精神而形成的文化基因使然。

《詩經》是對先秦時期中國社會生活的藝術化表達，每一首詩都不僅是對社會生活的審美引喻和藝術概括，而且更是對生活本身所涵負的思想意蘊和精神核質的深度鉤稽與高度升華。盡管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故事作抵墊、鋪陳，但詩所表達的意蘊決不僅僅限于此和止于此，而是著意于對其思想意義和精神內蘊的發掘與提煉。因此，作為文藝作品的《詩經》不僅具有了文化內涵，而且更賦有了歷史價值與哲學意義。

同樣，盡管屈原、宋玉、楚懷王、鄭袖這些人物，都是《離騷》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離騷》的主旨意蘊與作者所寄予其中的心旌和情愫、義理和德操、愿景和追求，卻始終都是從這些人與事的纏繞和糾結中，所“軋”出來的忠貞思想與愛國情懷。作者不僅沒有單純醉心于對人物的刻畫和對故事的演繹，反倒是假人物和故事自身的穿插與繹變而強烈地深化和升華了忠貞思想和愛國主義的“根”與“魂”。公元前278年的5月5日，流浪至汩羅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國軍隊已攻破楚國郢都，身負亡國息政之痛和忠佞淆亂之恨的這位三閭大夫，在高呼“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極度悲憤與高度失落中奮身投江，決意用自己的清白和高潔勵揚大義之心與抒發愛國之情時，誰又能不為這種深懷忠貞愛國之心的壯行與義舉而深深感動呢？而這，才是《離騷》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史記》既是一部歷史著作，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傳記式的鴻篇巨制。司馬遷在這部史傳性質的著作中，從黃帝一直寫到漢武帝太初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構建了多彩多姿、有血有肉、極為壯闊而鮮活的歷史畫面。作者于勾勒千里巷陌、萬家燈火的人倫世理、情脈品相中，始終都在著意于對各種人物的思想與精神的彰明與凸顯，以使情、義、理、智從根本上成為這部著作的全部氣韻與整個靈魂。正因此，魯迅才盛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寫《史記》的目標和理想，也正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顯然，他寫歷史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紀年記事、撰事傳人，而更在于通過演繹事件和描繪人物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和精神繼承下來，發揚光大，厚植于社會生活之中，浸濡于人性本質之內，從而使中華民族始終成為一個有靈魂的民族，并借以不斷實現新的攀登與創造，擘畫大的景致與格局。

三

不斷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是一切優秀文化文藝工作者的自覺追求。自司馬遷首開寫人敘事效法《春秋》而以樹道德倫理、立思想精神為宏旨之后，唐宋八大家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就更以《史記》為楷模，著力于給文學創作賦予深厚的思想內蘊和宏大的精神架構。古文運動針對的，正是自東漢至隋以來，由形式主義盛行所造成的文章華而不實與思想干癟。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也就正是要通過對思想的灌注和對精神的激揚而還文學以思想活力與精神張力，以使之重新煥發振奮精神和引領思想的“凝神”與“啟心”作用，并形成“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之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述韓愈的這句話，旨在鼓勵作家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并用以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吸引、督導、啟悟、激勵人們創造新時代，實現新發展。他還特別談到，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曾借閱過的一些經典文藝作品，盡管時間過去很久了，但“其中許多精彩章節、雋永文字至今仍記憶猶新，而且從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諦”。像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歌德的《浮士德》，等等。舉凡久久留傳、影響深遠的經典文藝作品，表面看是寫故事、寫人物的，實際上則都是通過對故事和人物的鋪陳與塑造而著力于寫社會、寫人生，所以也最容易“相互理解、溝通心靈”。這正是文藝創作所應遵循的矩度和所須追索的宏旨，這同時也是文藝創作在走向繁榮中躋攀高峰的題中之義與必經之路。

在我們的文藝創作中，與數量不斷激增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些作品思想的淡化、精神的矮化與價值觀的模糊，甚至有作品出現了排斥思想內曜和袪掠精神光彩的傾向。與此同時，卻日甚一日地祭起了娛樂至上、票房至尊和低俗媚俗的不正之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不僅“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而且在一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針對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嚴正要求，文藝決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更不能花拳繡腿、投機取巧、沽名釣譽、自我炒作，而是必須在“精”“新”“深”上下大功夫、下苦功夫、下真功夫、下硬功夫，做到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務求不斷通過增強創作主體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而練就過硬政治和業務本領，不斷創作出具有思想力度和精神高度的扛鼎之作、傳世之作、不朽之作，既以之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又以之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真正使文藝成為展示先進思想的旌旗和激勵崇高精神的燧石，在改革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發揮獨具魅力和無可替代的巨大而特殊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之初，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曾斷言，中國成不了大國和強國，因為它只生產和輸出電視機，而不產生和輸出思想與精神。無獨有偶，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在舊金山面對世界500多政治名人而公然放言，要用“奶頭戰略”吃掉社會主義，即通過“發泄性娛樂”來軟化和麻痹中國人的創造激情與進取精神。由此足可反證：在文藝創作中摒棄單純、消極、無聊的所謂娛樂和強化、凸顯、提升、激揚先進思想與崇高精神，絕非可有可無。

文化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始終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始終高度自覺而有效地強化和揚勵先進思想與崇高精神，特別是要通過對改革時代現實生活與先進人物的全面展示和藝術描繪，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旗幟高高舉起，使改革、創新、奮發、進取的時代精神始終成為生活的大格局、時代的主旋律、前進的新引擎、社會的內驅力！　　

（作者系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西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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