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毛澤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前無古人的杰出貢獻。本文就毛澤東發起的“知青運動”作一研究。因涉及實在廣泛，只能略作背景性考證，謂之“考略”。

一、毛澤東與知青運動起源

不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青年人”，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現代知青運動起源于1968年底毛澤東的一則“最新最高指示”,即“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動員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也有人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起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為當時解決就業問題的權宜之計，等等。其實并不盡然。倘用“全面地、歷史地、辨證地看待一切歷史現象”的思想方法，也即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看待中國現代知青運動，就會感到毛澤東從來不會單純從某一個角度來進行平面思考并以此為決策基礎;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一生所作出的重大決策，完全都是從多維角度來思考并進行的。知青運動也不例外，它是毛澤東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且是為實現其偉大戰略的重大戰略性決策及其實踐之一。

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的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做了一篇生動的演講報告，叫做《青年運動的方向》。在這篇著名的演講中，他在用逐層遞進的邏輯方法分析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主體、成就和教訓以后，著重研究了青年運動的作用及其方向。他說，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青年運動在中國革命中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但青年并不是革命的主力軍而只是一支方面軍，主力軍是廣大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能奪取革命的最后勝利。為了使青年們明白這個方向問題，他再一次強調了前幾天所做的一篇短文《五四運動》中提出的革命青年的標準問題。他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因此，“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原來，毛澤東關于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就是同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問題，他在列舉了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人物以后，又談到了孔夫子及其三千弟子。他認為，延安的青年是同工農相結合的模范，他們不但參加各項革命活動，而且“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

毛澤東的思維和演講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他把要表達的道理和自己的思想觀點，闡述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其邏輯力量舉世無雙。當然，筆者在這里并非為了贊揚毛澤東的思維方式和演講風格，而是欲提請人們注意，毛澤東不但在這篇演講中，第一次明確地發明了一個新詞，那就是“知識青年”；同時從那時起，他就把開荒種地、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作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重要標志；又把“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作為“知青運動”的正確方向。

這個思想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毛澤東自身就是農民出生，青年時期就開始廣泛深入到工農大眾中去進行調查研究和革命動員，因此他對中國國情特別是農民和農村了如指掌；其二，由于他對中國社會性質和國情的把握比一般人準確，因此將中國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態度和立場分析得一清二楚，才有青年必須與廣大工農大眾相結合才是革命的論斷;其三，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到了1939年已經獲得部分成功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全國那么多愛國知識青年到達延安，他組織他們用各種方式“與工農相結合”，其中最為推崇的就是“開荒種地，開展生產運動”，也即“知青運動”的主要任務。他認為，這是永葆青年運動正確方向的最好途徑。因此可以斷言，作為“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黨”領導人的毛澤東，此時已經在構想革命一旦成功，他將把他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或曰“知青運動”戰略繼續貫徹下去——1949年至1976年間，發生在中國的一次又一次的“知青運動”，完全可以佐證這個判斷。

這就是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知青運動的起源。1968年以后的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只是將這個“知青運動”戰略推向了全面實施階段的新高潮，盡管其有多方面的戰略考量和時代背景。

二、“文革”前的知青運動

上文說到，中國現代知青運動起源于毛澤東1939年在延安的《關于青年運動的方向》及其動員、號召和組織，最典型的是當時當地的“大生產運動”。此后，由于忙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因此毛澤東無暇顧及、也沒有條件推進此項戰略的進一步實施。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以王震為首的人民解放軍數十萬部隊先后開進新疆。1952年2月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布部隊整編命令。1954年7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請示中央軍委，提出關于組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請示報告，8月6日總參謀部復電同意。10月，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由此，10.5萬大軍集體就地轉業，成為兵團戰士。這為十幾年后在全國各省成立生產建設兵團開了先河并取得了經驗。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兵源全部來自正規部隊的轉業，后者則是清一色的城鎮“知識青年”。

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回農村參加生產。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里去找呢？其實人才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后一句話，后來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最著名的動員令。但它原本是針對家在農村的知識青年而言。國家最初樹立的知青典型，從上世紀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呂玉蘭、董加耕，無一例外都是回鄉知識青年。這是因為，當時中國農村的青年受教育的機會有了明顯提高，但由于工業化道路剛剛起步，中國還是處在“農業國”的地位，所以進城就業道路非常狹窄，農民子女回鄉務農就成了這些青年的必然歸宿。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決定指出：“勞動力不足是加速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困難……，中央決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內，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這些地區參加社會主義的開發和建設工作……。”為什么會發生對象的根本轉變呢?

首先，是緩解“大躍進”運動的失誤所造成的城市就業壓力。1959年中央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作了全面反思，緊接著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把許多工廠進行撤并，同時將1958年從農村進城支援工業大躍進的職工全部或大部“精簡下放”回農村。當然，各地在執行過程中，也像1957年“反右”一樣，不可避免地“擴大化”了，把許多原本城市的工人也“精簡下放”回家了，這部分人從此失業。所以城市人口就業途徑一下子變得空前狹窄；其次，是經濟條件限制使大多數城鎮青年輟學而盼望早就業。當時城鎮居民家庭子女多，經濟條件普遍拮據，盡管當時讀大學只要生活費用，但單獨生活費畢竟比全家在一起的平均生活費高。又因為念大學的少，所以很多學生連高中也不念了，初中畢業就找工作；其三，當時高校少，招生有限，大多數城市青年中學畢業后即使想繼續深造也無法升學，所以升學率較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從1962年起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此把上山下鄉工作的重點對象完全轉到城市。

據統計，從1958年6月開始，先后就有5.5萬名山東支邊青年，高舉墾荒的旗幟來到北大荒，為墾區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墾區職工隊伍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當時的動員工作很明確，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都下鄉務農，長期安家落戶。從1962年到1966年，全國又有近130萬城鎮知識青年先行下鄉或支邊。為了鼓勵更多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國家大張旗鼓地樹立了一系列“先進知青的典型”，由毛澤東親自接見他們，這對于當時充滿著理想抱負的青年一代是極大的鼓舞：“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成為青年一代毫不猶豫的選擇;“迎著晨風，迎著陽光，攀山涉水到邊疆。偉大祖國，天高地廣，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歌聲響徹中華大地。據《常州日報》近年的“龍城記憶”版報道，常州“知識青年”從50年代到60年代，主動報名上山下鄉、特別是到新疆和其他邊遠地區的初、高中畢業生一批接著一批，還有許多到本省的練湖、白馬湖等農場插場落戶。這些人就是相對于后來“老三屆”知青的“老知青”，被“老三屆”知青尊稱為“插兄、插姐”。

三、“反修防修”與知青運動

說到“反修防修”，不能不聯系“和平y變”這個概念。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1949年當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家們(下稱西方政治家)在研究了中國政權史以后，發表了一個著名的預言，即：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國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這個預言，就像一記振聾發聵的警種，狠狠地敲響在毛澤東的心頭，猶如余音繞梁，久久不能散去。他回想起早在延安時代，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和他一起探討的以“興亡周期律”為內容的“窯洞對”，也回想起郭沫若那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耳邊又回蕩起全國解放前夕，當中共中央機關要從西柏坡遷入北京(當時還稱北平)前，向全黨，也是向全中國、全世界發出的“進京趕考——決不做李自成”的莊嚴承諾。

毛澤東本來就是個政治家和歷史研究家，他對中國和世界政權史的研究，絕不亞于西方政治家們，他更十分清楚西方政治家預言的分量，它絕非危言聳聽或者是由于仇視社會主義而一時的發泄。否則他不會早在奪取政權以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全黨“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和“兩個務必保持”，也不會產生“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做拼死的斗爭”等論斷，以及“我們的一些同志，他們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曾屈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們在不拿槍的敵人的‘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的擔心。于是他在領導新政權完成了“三反五反”和“鎮反肅反”、“抗美援朝”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等一系列任務以后，以凝重的心情走進了1956年。

這個1956年好生了得！北方的“老大哥”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結束時，突然在半夜里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隨后又在1957年11月拋出了《關于和平過渡的意見提綱》，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沒有必要，提出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理論。對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靜觀其3年多的變化后，于1960年針對性地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兄弟黨會議上的聲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對蘇共中央通知書的答復信中關于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建議》；蘇共在1963年3月也針鋒相對地發表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隨后，中共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先后發表了《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南斯拉夫還是社會主義嗎?》(三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后來還有《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列寧主義萬歲》等等“重磅炸彈”文章。這就是國際共運史上著名的“中蘇論戰”。

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親密的執政黨爆發長達9年的大論戰，使兩黨、兩國關系也迅速惡化，以致發展到1969年春以“珍寶島事件”為標志的武力相向。

毛澤東針對蘇聯黨的路線的演變，又投入了讀書、研究和沉思。當他把目光從厚重的歷史“教科書”和案頭的“九評”文章上移開之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赫魯曉夫不就是蘇共領導人的“第三代”嗎？他為什么會全面“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原則？以他為代表的蘇共的“演變”，是否就是西方預言家所說的“和平演變”？中國有沒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可能性？“第三代或第四代”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娃娃”們，他們能擔當起“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重任嗎？……于是，“和平演變”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反修防修”；而防止“和平演變”的首要途徑也就必然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的基本途徑和方法，毫無疑問就是必須持續、深入和全面地推進“知青運動”。因為“娃娃”們的教育，遠比他們的前輩防止“糖彈”的攻擊更為重要，它“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預測到不久的將來。

我們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開始，一直延伸到1989年的“蘇東劇變”這條歷史的脈絡，不難看出，毛澤東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和空穴來風。從此，“反修防修”就成為他一生中最后20年的頭等大事。他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斷，在執政黨的各種會議、文件上反復強調“反修防修”，并設計了一系列更大的動作，而最影響整個一代人命運的就是“知青運動”。他把那個時代知識青年放到“廣闊天地”里，充當“接受再教育”和改造農村社會乃至鞏固國防的“后備軍”。

對于“知青運動”，毛澤東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破資產階級政治家的預言，從“反修防修”做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從而實現“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

這就是毛澤東從建國以后開始，在將近30年內有計劃、有組織地動員了超過半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背景。

四、經濟考量與知青運動

上文說到，上世紀60年代后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將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為標志的中國現代知青運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的政治背景，那就是“反修防修”。但是，正如筆者在《毛澤東與知青運動的起源》中所言,毛澤東的任何重大戰略決策，從來不會僅從某一角度出發。這不符合他一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以，40多年前以“老三屆”為代表的知青運動高潮的形成，有其全方位的深層次背景。其中，經濟考量背景舉足輕重。

眾所周知，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抗衡，采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在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指引和蘇聯的援助下，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糧食生產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全國上下歡欣鼓舞。記得筆者幼年時大約在1957年左右，市場供應豐富，物價低廉穩定，購買糧食及其制品不要糧票，“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好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全民“大躍進”，在鋼鐵等國民經濟的重要領域“15年趕英超美”的決心使人們相信“共產主義”不久就會到來。但國際國內形勢的急劇變化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主要影響因素大體有三：一是三年抗美援朝戰爭對國家經濟實力消耗造成的巨大負擔需逐年彌補；二是1956年起中蘇“蜜月關系”開始破裂，蘇聯逼還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武器債務并撤走一切專家；三是60年代初期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更使國民經濟受到重創。直到1964年國民經濟才出現明顯復蘇好轉并加速發展。后來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已初具規模，還取得了雜交水稻、人造金剛石和人工合成胰島素以及核電等世界領先的重大經濟科技成果;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軍事國防尖端成果。

然而，中國仍然處于“農業大國”地位。不但農村人口占80%以上，而且農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很高卻產出極低，這就嚴重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一句話，農業生產力太過落后。而按照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構成生產力的諸要素中，人是決定的因素?？梢赃@樣說，人的素質決定了生產力先進與否的根本性質。毛澤東曾有著名論斷：“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顯然，他所指的“人”，是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一定的文化素養和高昂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且永不“變修”和腐敗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然而，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毛澤東更全面了解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用現在的概念叫“三農”)的現狀和面貌了。盡管他作出了將近20年的努力，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人民公社，這一系列循序漸進的“三農”組織形式，特別是人民公社這個政權與生產組織方式相結合的創舉，仍然沒有創造出令人滿意的“人間奇跡”，更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三農”落后狀況，他為此憂心忡忡。于是他想到了知識青年——他希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承擔和完成這項偉大的歷史任務。

尤其是1966年-1968年的3年運動又使國民經濟出現發展速度上的下滑，盡管絕對值還在增長。為了緊縮經濟開支，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堅決節約開支的緊急通知》。《通知》規定：各機關、團體、學校、企、事業單位，1967年底各項經費和資金的年終結余存款一律凍結;基建、大修和設備更新要按計劃進行，嚴格控制用款;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1968年行政費、事業費，較1967年減少30～40%;一個單位因兩派斗爭分裂成為兩個領導班子、兩套財務會計、兩個金庫、兩個銀行賬戶的，必須一個月內聯合起來統一管理，否則軍管；財政、銀行要支持生產發展，應納稅單位和個人要照章納稅;沒有實行大聯合或軍管的單位，由各組織、業務負責人和財務負責人、會計聯合簽署；叛徒、特務、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和反革命知識分子在銀行的儲蓄存款，實行凍結，不準提取。等等。這是國家級的“節流”措施。

經濟學常識告訴人們，發展經濟重點在于“開源”。而“開源”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和增加就業，這是外延擴大再生產的雙翼。但在當時的經濟體制下，所有就業均需國家分配。而根據當時的物價測算，每增加一個工人，需要追加3000元固定資產投資。由于3年文革，造成了1966～1968年初、高中兩個層次約600萬“老三屆”(其實是六屆)畢業生沒有分配，同時“文革”中從農村“倒流”回城的數百萬已下鄉知青不斷請愿上訪，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可以說，這樣的就業需求壓力全世界絕無僅有，如果要滿足此需求，國家必須追加固定資產投資約200億元，這在當時國家年財政收入僅300多億、節余僅1.5億的情況下，簡直是“天方夜譚”。因此，國家一方面連續2年不斷發文件，甚至周恩來總理多次親自接見上訪知青代表，號召“倒流”知青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就地鬧革命”外，另一方面開始制定“老三屆”的“安置方案”。

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呈送《關于1968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告》，提出了將所有“老三屆”都“安置”到農村去并以插隊為主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2.5億安置費的預算，同時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應盡早制定計劃。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著名號召，于是將“知青運動”推向了“史無前列”的新高潮。

這就是以“老三屆”為代表的“知青運動”高潮的經濟考量背景。

五、“教育革命”與知青運動

在階級社會中，教育事業(這里主要指對青少年學生的教育，當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絕非僅僅在于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澤東的話說叫做“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就連上文提到的毛澤東曾“批評”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純文化教育?？追蜃优囵B的“七十二賢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讓他們到當時的各諸侯國去做官主政，為推行他的“禮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張服務。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制度，從來就與相應的舉官制度結為“孿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從漢代的“察舉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備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舉制”，都是地方上先從“秀才”(大約相當于現在的初級“學歷”或帶有學歷性質的“職稱”，且容筆者把它叫“學歷職稱”)開始，逐級向上推舉相應“學歷職稱”的各級官員。可見，以“科舉制”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雙重性質。即使是貧苦的普通平民，通過科舉制的層層考拔，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做官，所以“讀書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質目的。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質更加鮮明：“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就是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過去歷朝歷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擬的，目的就是要“知識青年”從小就“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避免培養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為民的封建仕途知識分子，或“走白專道路”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開放30年多了，至今這個方針后半部分始終沒有變。

為了改變中華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執政黨，從建國以后就開始大力發展全民教育事業，除了成人掃盲外，所有學齡兒童都進入社會主義的學校讀書(現在更有《義務教育法》保障)，國家不惜從有限的財政收入中撥出巨款，興建大量的學校，并且實行最低學費制度。一首根植于當今五六十歲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兒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難以忘懷，其中有這么幾句歌詞：“我們感謝敬愛的毛主席，建設許多美麗的學校”，盡管真正美麗的學校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實現的，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

誠然，解放初期，這些社會主義的新型學校，有很多是從舊政權手中接管過來的，其具體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國現代教育起源時從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國特有的讀書傳統，“讀死書、死讀書”現象十分普遍;而老師給予學生的目標引導，也無非是通過好好讀書，將來可以“成名成家”。筆者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小學讀到初中，特別是考入全國紅旗學校和全市重點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長在開學典禮上所做的報告至今記憶猶新：“你們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腳開始跨入省常中(同樣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腳已經開始做好跨入清華、北大的準備”;“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說老校長的話有什么錯誤，但它反映了“文革”前整個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標引導，與“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之間的差別。

又誠然，盡管那時的學校內外到處都寫著黨的教育方針的大幅標語，但是學生在整個學習期間，除了每學期由老師帶隊組織學生到附近的農村或者工廠去象征性地“學工、學農”(其實大多數時候就是參觀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事實上，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至今也很難找到真正相結合的好方法，“學校就是教好書”的觀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這似乎也沒錯。

但是，正如“紅軍有三大任務，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樣，早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就帶頭造舊教育制度反的毛澤東，其思維和看問題的角度始終與眾不同。他對于這種教育方式非常擔心。

1968年的7月21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這篇調查報告作出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編者按語說，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以毛澤東這一批示日期為名的“七二一”大學?，F在的常州工學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緊接著，毛澤東把目光投向了廣大的大、中、小學校和機關事業單位。

筆者和全班同學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學校，“復課”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師傅的帶領下到國棉三廠學工勞動、到青龍鄉去割稻半個月的學農勞動，次年3月就開往蘇北農場;本人后來又赴煤礦、工廠，走了長達20年的“與工農相結合”的人生道路。盡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農群眾中度過，但關注他們命運的“工農情結”矢志不渝。這大概就是毛澤東“教育革命”路線的結果吧。

六、文化改革與知青運動

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文化，幾千年來是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為核心;而儒家思想又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目的而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它有著包括“中庸”、“三綱五常”和“四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為主要內容的訓條。而這里的“禮”，可不是“禮貌”和“道理”的意思，它是指統治者的意志、規矩和秩序，“四非”，即指沒有統治者的允許，民眾是不能去看、去聽、去說、去行動的。因此，很多民眾在這“正統”思想的統治下養成了逆來順受的“集體性格”，形成了一整套帶有明顯封建色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甚至麻木到非要魯迅起來棄醫從文而從精神上進行徹底針砭治療的地步。由于這“四舊”形成并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并經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加固”且流傳下來，因此在以“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前，這些封建主義的文化糟粕必在破除之列。

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權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各方面的輝煌成就，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欣欣向榮”，“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然而，毛澤東還是憂慮。他認為，共產主義理想也好，社會主義現實也好，黨和政府為人民制定的宏偉藍圖也好，都好?？捎幸粯訓|西不好，那就是封建主義殘余根深蒂固、資本主義思想死灰復燃，這些將嚴重腐蝕人們的思想，最終不但將阻礙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甚至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轍。因此他反復強調：“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嚴重的教訓》一文按語)；“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于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它》)；“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因此，他認為開展一場意識形態領域(重點表現在思想文化層面)的革命已經刻不容緩。

毫無疑問，這場“大革命”必須全民參加，他認為，尤其是青年一代應充當“先鋒隊”，理由是“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識青年”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自以為有文化，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的“小資產階級”的清高。特別是經過60年代運動初期的沖沖殺殺，高喊著“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干，誰干？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做，誰做？”的口號，就自以為是國家的主人了。因此他們似乎不大看得起工人和農民，認為工人手上有油污、農民腳上有牛屎，因而不大愿意到工農群眾中去和他們打成一片。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正如上文提到的，嚴重到“是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號召青年人對舊思想、舊文化進行全面大批判，一方面鼓勵支持創作一批革命作品來占領文化藝術殿堂和陣地。

七、國防安全與知青運動

人類社會自有國家以來，國防安全歷來是當局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國防力量的強弱和國防措施的疏密決定了國家的安全程度。特別是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有了對立性質以后，國防便顯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國大陸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便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國家”，至毛澤東逝世前的27年內，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基本沒有停息過。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鮮戰爭，又是60年代初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緊接著是十年的越南戰爭，同時北部邊境又遭“蘇修”陳兵百萬的威脅而終于爆發珍寶島戰役，再加上臺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叫囂，真可謂“四面楚歌”；同時國際關系也處于“冷戰”狀態，“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國防形勢始終嚴峻。

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澤東又提出：“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我們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國主義突然襲擊可能提早到來這一點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爆發突然事變的可能性不論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們都要保持警惕，要準備壞的那一面。在和平時期要警惕壞的情況的到來。不論什么時候都要記住，這是最重要的一點。”1958年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期間以及60年代前期，美國高層曾多次討論對中國實施核襲擊。這年11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阿聯酋駐華大使時說，目前美國空軍和海軍中都有一些戰爭狂人叫囂要對我們進行局部戰爭，狂言要向中國扔原子彈。如果美國真正對我們發動原子彈戰爭，全世界人民都將堅決反對美國，以后它就不敢對誰丟原子彈；任何局部的戰爭都有發展成為世界戰爭的可能，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這樣在最壞的事情發生時，我們就不至于處于完全無準備狀態。進入60年代，美國和前蘇聯大力發展導彈、核武器，展開激烈的核軍備競賽，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劍拔弩張，險些釀成核戰爭。此后，核戰爭陰云籠罩著世界。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應付核戰爭的準備愈益強烈，并據此做出一系列國防戰略決策。1964年美國擴大越南戰爭后，11月4日，中央軍委在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況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戰備工作，必須從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出發，多準備幾手。要以臨戰的姿態，立即行動起來，認真加強戰備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戰備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國在越南擴大侵略戰爭，嚴重威脅我國安全，應加強戰備，對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準備，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6月2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大戰也許打得起來，也許暫時還不會，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們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

針對上述形勢，我國一直把“平戰結合、軍民結合、以軍為主、寓軍于民”作為國防工業和平時期的總方針。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系統論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成為指導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文獻。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走平戰結合、軍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導實施國防戰略舉措的基本原則。

于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導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國防戰略和方針措施，比如國防軍工“大三線”建設方針和措施;“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全國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設措施等。特別是在經濟條件并不寬裕和前蘇聯撤走包括核武器專家在內的一切專家后，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幾年內，完成了“兩彈一星”的國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驚并刮目相看；同時在武裝力量的配置上，除了龐大的人民解放軍正規軍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國各相關省區建立生產建設兵團的重大決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問題。

從軍事常識看，最能夠成為兵源的當然是年輕人，年輕人是一個國家處于“戰備”狀態或有可能面臨戰爭的情況下最可寶貴的兵力資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輕人長期滯留在廣大的城市，這將是一個嚴重的戰略失誤。如果說，“大三線”建設和“深挖洞、廣積糧”的措施是將物質資源及其生產能力隱蔽起來的話，那么，“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就不僅是為了讓他們“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將廣大的后備兵源疏散起來的一項偉大的戰略措施。這項戰略措施的具體落實就是在全國各省都建立生產建設兵團。僅以江蘇生產建設兵團為例：全省從連云港到南通，在廣闊的海岸線上，1969年建立起四個師26個團的兵團準部隊建制，隸屬于南京軍區下設的省軍區。且每個團都有一萬人以上，大多數是知識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萬人，再加上其他未納入兵團的農場和廣大農村的武裝民兵，這樣一個省就為人民解放軍正規部隊“儲備”了上百萬的“第二武裝”。

這個“第二武裝”好生了得，它平時進行生產勞動，產生以糧食為主的大量物質財富;同時又以部隊化的管理機制對知識青年進行國防和軍事的教育與訓練，使他們具備比較一般民眾訓練有素的半軍事化素質；一旦戰爭打響，立即可以成為正規部隊源源不斷的補充兵源。所以，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土地資源的生產效能；大規模集約化生產糧食;訓練有素的“第二武裝”屯墾戍邊。這就是生產建設兵團的三重意義。

這就是毛澤東知青運動的國防背景。

八、社會改革與知青運動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戰略經濟思想家、文學家，還是一位社會改革家。他領導中國人民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以后，決心通過全方位的改革而建立一個全新社會。他把這項偉大的歷史任務首先交給青年一代，他對青年人寄予無限希望。他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于你們的”(《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時的談話》)。

而毛澤東的社會改革，首先從“三農”開始。這是由于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歷史和農民、農村的落后所體現的“工農、城鄉、惱體勞動”“三大差別”，再加上內地和邊疆(包括東、西和南、北)的差別，實際上是四大差別，已成為社會進步的極大障礙，因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毛澤東關于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思想，不僅要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要知識青年用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現代城市生活理念及腦力勞動的優勢去反過來“教育農民”，去影響和帶動農村社會的改造和發展。在這方面，筆者作為一名曾經的“老三屆”知青，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筆者和成千上萬常州知青下放到蘇北各縣插場或插隊落戶，后來筆者又因支援國家煤礦建設需要而前往江蘇最西北角的豐縣開山采石、到徐州礦務局當礦工，曾經租住在當地農村的農民家里和北方煤礦工人村長達16年。在與廣大農民和由農民轉為礦工的長期接觸中，既學到了他們淳樸敦厚勤勞善良的優秀品質，又發現了他們包括思想觀念、文化科技和生活習慣的落后缺點，因而力所能及地幫助和影響他們逐步擺脫落后面貌。

早在蘇北新洋農場，知青們經常用牙膏和香皂以及常州工業產品同周邊農民換取一大麻袋的山芋充饑，同時向農民介紹國家、城市甚至世界各方面發展情況和城市生活，農民們都表現出極大的好奇和興趣，同很多知青交上了朋友。1971年在豐縣華山鄉尹長莊，當地農民看到部隊建制的煤建團來到他們家鄉又租住他們的“干打雷”土屋非常高興，見面時總是熱情地打招呼：“喝糊糊了嗎？”(意為“吃飯了嗎？”)，原來他們一日三餐以玉米和山芋粉加山芋葉煮一大鍋“糊糊”，配以窩窩頭就咸菜果腹?？墒钱斈信嘞奶焐泶?ldquo;的確良”襯衫和海綿拖鞋時，因透明和露出腳趾，很多當地農民就到我們的團部、連部提出抗議說“有傷風化”。上級立即指示班排以上干部分頭深入每一個農民家庭，宣傳國家科技發展的新產品，宣傳現代生活方式，把“的確良”襯衣借給農村青年試穿，還送給他們牙膏牙刷香皂教他們使用，每天幫助他們打掃院子和擔水，同他們一起交流人生和社會發展情況。這些農村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新產品和新習慣，老農民也不再抗議。不久，當地鎮上供銷社就到常州進貨“的確良”布料和海綿拖鞋等一系列“南方”城市產品，很快就銷售一空;過年時回常探親，房東老鄉一定要把自家養的雞和豬肉送給我們，探親返回后我們也回贈他們常州特產，還在食堂舉辦由大家帶去的南方食品宴席宴請村民。如此“軍民關系”(實質是工農關系)搞得十分融洽，農民們還主動派技術人員到山上指導我們開山采石。時隔42年后的2013年10月，筆者再次回到豐縣華山鎮和尹長莊，盡管已經互不相識，但當他們知道是當年煤建團的知青回來了，紛紛奔走相告，前來一起回顧當年知青在他們村莊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感謝知青們對他們的影響和幫助。如今尹長莊已與鎮區連接，盡管保留著幾座當年的土屋和我們開山工地的原址在訴說著歷史，而華山鎮已是江蘇省現代化鄉鎮建設示范鎮，一派欣欣向榮景象。

七十年代中期，有的常州、無錫知青同當地礦工子女結婚成家，從蘇南運去幾卡車全套家具，在數萬人的北方煤礦工人村引起轟動，全村老少前往圍觀。從此，礦工子弟成家必到“南方”來采購家具，不久當地木器廠也開始生產類似江南的成套家具;江蘇省委、省政府連續多年組織慰問團赴徐州慰問礦工，常州的“金獅牌”自行車成為獎勵礦工模范和先進標兵的必帶慰問品，在數十萬礦工中產生極大反響，各礦商店紛紛到常州訂貨，人人皆以能得到一輛“金獅”自行車為豪;筆者每年回來探親或到上海開會出差，總要給當地青年捎買大量南方服裝和生活用品;還組織他們成立文化理論、學習寫作、文學創作和歷史故事宣講小組，創辦《礦山文藝》雜志；每每在井下工余和上井以后，總給他們介紹江南經濟與社會發展情況，礦工們聽得津津有味，欽佩和羨慕之情溢于言表;每年春節前夕，筆者住宅的院子里還圍滿了來求寫春聯的工友……以致幾十年過去了，蘇北場友和北方礦工還經常來往交流，成為終身朋友。有的農民和礦工甚至常說：江南知青的才華和素質影響了自己的一生。

2012年初夏，筆者隨常州“緬懷之旅”團隊到云南邊疆重走李公樸足跡和緬懷抗日遠征軍事跡，在瑞麗邊疆“一村兩國”的銀井村，30歲的傣家姑娘罕露奉村委會之命接待我們，在介紹邊疆情況時一再提到祖輩和父輩所說的當年漢族知青如何為他們揭示了當地千百年以來用雞蛋包銀子治療病痛的科學原理，如何幫助他們學習文化、科學種植和改良生活習慣，生動描述了漢、傣民族親如一家的真實故事，感謝知青幫助他們走向了現代社會。

筆者不敢妄斷知青個人或少數知青對落后地區社會進步有多大作用，但數千萬知青長達半個世紀“三程跋涉”的實踐及其鑄成的“善良忠誠、是非分明;拼搏進取、頑強堅定；務實求真、奉獻予人；處遠懷國、居高憂民”的“老三屆”精神，和“貧不失志、挫不失勇、貴不失德”的知青共性，對“老少邊窮”地區社會進步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及至80年代以來全國知青回城后很快成為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對于整個中國的社會改革則作用更大，如今7位十八屆中央常委中有4位、205位中央委員中有51位曾是知青，就是最好的佐證。

以上這些筆者親歷的事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關于“知青運動”戰略思想是何等地英明正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所進行的中國社會改革，首先是從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再從縮小“三大差別”(實質是四大差別)入手，進而從思想文化領域開刀，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立體的、全方位的社會改革思路和部署，而“知青運動”就是其整個戰略思想和部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獨特的組成部分。

這就是毛澤東知青運動的社會改革背景。

綜上所述，毛澤東之所以發起組織和推動從上世紀30年代延安試點、從建國直至70年代中期數十年的“知青運動”，并不是“突發奇想”，也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什么“造成災難”，而是基于真正的“中國特色”和國際背景，即幾千年封建落后的農業社會；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性弱點；政權更替規律或曰“興亡周期律”；西方的“和平演變”預言;前蘇聯“變修”的教訓;舊教育、舊文化體系的頑固;經濟建設和發展現實需要；強化國防和推進社會改革等一系列背景所進行的重大決策，進一步佐證了毛澤東從來不會僅從單方面思考問題和為了單一目標輕率決策而顧此失彼。他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專家，是無與倫比的戰略家式的國家領導人和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領袖，這就是中國人民今天并將永遠懷念和紀念他的原因所在。

   （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知青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