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清：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知青“上山下鄉”

點擊：10662  作者：陳清    來源：“知青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2018-11-03 10:18:37

 

 

今年是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50周年。如何看待50年前的這一戰略舉措，由于身處基層不了解高層，站在局部沒看到整體，有些人的看法難免產生偏頗。早在1996年6月，由原國務院知青辦的老同志為主成立編委會，歷時3年寫成了《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一書。經中央黨史有關專家復審，認為“該書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歷史價值。”下文我們把此書簡稱為《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運用該書內容來回答有關“上山下鄉”的“七大真相”。

 

真相一：“上山下鄉”不是“文革”的產物

 

《始末》第1頁：“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源于50年代中期。它是在城市日益增大的就業壓力和農業合作化運動蓬勃興起的社會條件下提出來的。其根本出發點是試圖把解決城鎮失業問題同改變農業生產落后的狀況結合起來，探索一條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道路。”

 

《始末》第7頁：“1955年，毛澤東為河南郟縣大李莊鄉經驗做出按語：“其中提出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始末》第34頁：“1962年10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開始有計劃地展開。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隊的是黨的總書記鄧小平。譚震林在大區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講話時說：插隊安置，鄧總書記想了很長時間了，他說，一個隊安置2個中學生是會搞好的。”“周恩來也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提議的，我贊成。”

 

《始末》第68頁：“從1962年開始有計劃地組織動員城鎮人口下鄉，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129.28萬人。”

 

真相二：“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早

在“文革”前就在國家的計劃之中了

 

《始末》第39頁：“1964年1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安置領導小組的匯報，討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他對搞好插隊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以插隊為主，這是一件長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萬人。”

 

《始末》第43頁：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央決定建立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負責。

 

《始末》第66頁：“1965年8月25日，譚震林在中央安置領導小組會議上談到制定規劃時說：1966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只能安排500多萬人，還有600多萬人要安排他們就業，這就是安置工作的任務。人多了不把他們安排到農村去勞動就業，都擺在城市沒事干，有些人會變壞。”“1965年8月26日中央安置領導小組召開會議，會議中心是研究規劃問題。綜合各大區的安置計劃是今后15年內1100-1200萬人上山下鄉。安置方向仍以插隊為主。”

 

評：以上史料證明，“文革”前國家已經計劃了千百萬人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人數和“文革”時期發生人數基本一致。

 

 

真相三：實際上“上山下鄉”

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多人

 

最近看了一個所謂作家寫的《空前絕后，一代知青》。此文言辭鑿鑿的宣稱，“‘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人數是3000萬，相當于加拿大總人口。”宣稱“‘文革’時期有超過一大半的中學生下鄉了。”

 

按照《始末》第258頁提供，1962年-1979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總人數是1776萬人。所謂有3000萬知青的人數是擴大化的虛假數字，該作家關于有一大半中學生下鄉也同樣是憑個人感覺的猜測。

 

《始末》第96頁提供了1966年至1972年全國城鎮中學畢業生和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對照表。“文革”期間下鄉人數最多的這幾年（即1966年至1972年），城鎮中學畢業生總數是1710萬人，實際下鄉人數是715萬人，占中學畢業生總數的41.8%，留城中學畢業生人數是995萬人，占中學畢業生總數的58.2%。

 

評：在“文革”上山下鄉的最高峰期，有一半多中學畢業生沒有下鄉，占到近六成；有四成多一點的知青上山下鄉，他們擔當了國家的困難，在農村經受了鍛煉。正因為有廣大知青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才使一半多城市中學畢業生順利的進入工礦、商店等企事業單位就業，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團結。

 

 

真相四：知青中斷學業不能

算在“上山下鄉”頭上

 

在《空前絕后，一代知青》一文中，該作家說:“上山下鄉毀掉了60%人的繼續讀書深造的機會。”換句話說，該作家認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高等教育錄取率可以達到60%。這顯然是不實之詞。

 

《始末》第168-169頁：1980年中共中央委托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析青年就業問題時提出：“新中國成立后，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同我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和經濟發展極不相應。許多青少年由于不能升學，過早地加入待業隊伍。而實際初中畢業能夠升上高中的只占了30%-40%。高中畢業能升入大專院校的只占5%，絕大多數初、高中畢業生需要就業。”

 

評：“文革”政治運動，三年停課，造成了“老四屆”（1966、1967、1968、1969級）學業的中斷，這個帳是不能記在“上山下鄉”頭上的。國家對此進行了補救，如1971年開始，繼而實行連續6年的推薦上大學，就放寬了對文化的要求而側重表現，工農兵大學生中也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1977年恢復高考后，國家又放寬了對年齡、出身、婚否的限制，知青中一大批優秀人才被選拔了出來。

 

《始末》第263頁顯示，上山下鄉期間，國家從1776萬知青中一共招出126.46萬人進入大中專院校，占下鄉總人數的7.1%。據統計，中國有知青經歷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達64人，都是在這期間進入大學深造的杰出人才。正是因為這樣，知青中的知識精英成了改革開放時期科學發展的重要擔當者。高層尚且如此，中層和基層的有知青經歷的科學骨干還會少嗎？

 

 

真相五：毛主席對上山下鄉

做出重大的戰略調整

 

《始末》一書第115頁：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指出：“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內，有必要組織動員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并在農村落腳生根。”

 

《始末》一書第115-116頁：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后，從理論政策到實際做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下鄉的目地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是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從過去從屬就業范疇，變為從屬于教育范疇，并無扎根農村之意。”

 

1973年4月毛主席出人意料的給一封激烈批評上山下鄉的老師李慶霖復信。《始末》第101頁：“毛澤東當時對李慶霖敢于坦誠直言的胸懷是很贊賞的，同時也可看出毛澤東對統籌解決知識青年問題的高度關注”。

 

《始末》107頁：8月4日，經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關于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中發【1973】30號）文件。該文件進一步明確了按照國家計劃在下鄉知識青年中招工、招出、征兵、提干的問題。

 

《始末》第96頁：“1969年國民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1970年，國家擬定第四個五年計劃，開始招收新職工。”《始末》第263頁公布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調離農村的年份和人數：其中1974年以前調離農村人數高達401萬人，1975年60萬人，1976年139萬人，1977年135萬人，1978年358萬人，1979年395萬人。

 

評：很顯然，從1971年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知青返城除1975年人數少一些，每年知青返城都是在100萬人以上的規模，其中1978、1979年達到了300多萬。知青返城渠道和人數的增多，這是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方針政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毛澤東設計的知青接受“再教育”后又有計劃地返城的上山下鄉方案，比單純為了解決就業的上山下鄉，更有前贍性和可行性，也順應了民心和歷史發展的方向。事實證明，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

 

 

真相六：“四個不滿意”不是

國家對上山下鄉的評價

 

有的人把“四個不滿意”做為國家對上山下鄉的評價，顯然是錯誤的。李先念副總理講“四個不滿意”是在1978年，當時，整個中國政治形勢安定團結，經濟形勢是一片大好，國家已經渡過了經濟政治最困難時期，當時強調繼續上山下鄉是為了“創造條件不搞現在這樣的上山下鄉”。這時提出“四個不滿意”是針對過去的老辦法而言的，不是對整個上山下鄉的評價。

 

《始末》第132頁：“李先念說：對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個估計，把成績肯定下來。”很顯然，李先念副總理不否定“上山下鄉”過去所取得的成績。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準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該紀要對知青上山下鄉做出了鄭重的歷史結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的，成績是主要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聯系在一起”，“全國1700多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三大革命斗爭中，接受了鍛煉，增加了才干，提高了覺悟，做出了貢獻。”

 

 

真相七：《決議》沒有否定

知青上山下鄉

 

有人以“文革”10年動亂來否定“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實際上，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支持這種觀點。

 

該決議指出：“正是由于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限制”，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進展。“歷史再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與此同時，該《決議》在闡釋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理論貢獻中，還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相結合”等思想，充分肯定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等著作，認為“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評：很顯然，黨的歷史決議對“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給予了充分肯定，對廣大知青給予了高度評價。1968年12月前后開展的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以及同時展開的“四個面向”分配“老三屆”中學生的工作，對“文革”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動亂”起到了限制作用，促進了由“大亂”到“大治”的重要轉折，同時也使一代知青受到了鍛煉，發揮了作用，為改變農村、邊疆面貌作出了貢獻。

 

據《“文化大革命”簡史》一書記載：1969年基本剎住了前兩年生產下降的趨勢，經濟開始回升，這一年工農生產總值比1968年增長了23.9%。1970年的經濟發展較快，這一年工農業總生產值比上一年增加了25.7%，其中農業增長11.5%，工業增長30.6%。

 

知青上山下鄉和“四個面向”展開后，迎來了教育事業的整頓和發展的契機。據《新中國50年》一書公布的“文革”期間普通中學招生數字：1965年全國初中招生數是299萬，高中招生人數是45萬；1970年全國初中招生數是1176萬，高中招生人數是239萬。

 

 

大規模知青奔赴農村、邊疆，儲備了大批后備力量，充實了邊防第一線。1969年是中蘇處于全面軍事對抗的歷史時段，邊疆的形勢一度十分緊張，大戰一觸即發。組建以知青為主體的生產建設兵團，百萬知青歷時八年，屯墾戍邊，維護了祖國的主權尊嚴，發展了邊疆生產建設，助興了國運，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基礎。1978年12月，黨中央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中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廣大知青“在開發邊疆和山區，建設草原和林區，建設糧食和橡膠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績”，“特別是在保衛邊疆斗爭中立下了功勞。”

 

評：在知青上山下鄉的實踐中，經過艱苦鍛煉產生了一大批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接班人。這批人懂農村、寬視野、知中國，這批人有正氣、有毅力，和人民群眾有感情，有復興中華的遠大目標，又有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這批人中的精英已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堅力量和頂梁柱。他們掌握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他們強力反腐、精準扶貧，開創了實現中國夢的新時代。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后繼有人，是黨和國家在知青上山下鄉的工作中取得的一項最重要成果。

 

（作者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來源：昆侖策網，轉自“知青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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