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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來確定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務，是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此取代原有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重大判斷和歷史性論斷，堅持了運用矛盾分析法看待社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為制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新方略提供了基本依據。鑒于目前對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主流解讀囿于生產力落后以及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水平等現象層面的不平衡，有必要從理論層面加以澄清。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的分析和新的認識，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顯著提升的結果。正確解讀和運用這一理論，有助于明確和把握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途徑、動力和方略，從而有助于順利實現“兩個100年”的戰略目標。

然而，從十九大以來的有關研究論著看，目前對此存在著解讀和認識上的重大差別。在包括權威媒體的諸多講解中，較普遍地把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解讀為區域和城鄉發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落后地區發展不充分，生產力不平衡，還存在落后的生產力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發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區域各方面發展不夠平衡，制約了全國發展水平提升；發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一些方面還有發展不足的問題。這種觀點還認為：從社會生產力看，我國仍有大量傳統的、相對落后甚至原始的生產力，而且生產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勻；從城鄉區域發展看，發展水平差距仍然較大，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還比較落后；從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較大。這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相互掣肘，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是現階段各種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筆者認為，這種作為主流觀點的解讀不夠準確，既脫離了十九大報告的本意，不符合習近平同志的一再論述，也不符合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有關解讀。

從理論邏輯上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本是指相對于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供給還不充分，形成需求側與供給側的不平衡。如果離開這一主題，大談無直接關聯的多種不平衡，就會偏離對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本質的把握，有點離題。從現實層面看，這種局限于生產力落后、城鄉和地區差異的解讀，并不能從實際經濟生活情況說明供給不能充分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所形成的供求不平衡，究竟表現在哪里。

第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并不內在地取決于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以及生產力落后等內容。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同志的多次有關講話，都沒有把作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解讀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以及生產力落后等。雖然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到“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但那是作為另外的“不足”問題講的，與主要矛盾不掛鉤。

十九大報告首先論述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講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一分為二地提出我國還存在的七方面“不足”。其中有些內容并不涉及主要矛盾，包括第三個方面的“不足”即“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等。而且，這七個方面的“不足”是分別用分號明確區別開來的。第一個“不足”就是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供給側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它明確指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在這里，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主要內涵。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構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首要“不足”，是全部“不足”的核心內容之一，但并不是其全部。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看，人民需要質量和科技含量更高的消費品，需要美好的生態環境等。但是，目前的生產與供給不充分，主要原因在于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發展不夠，虛擬經濟干擾實體經濟的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存在不足等，這就形成供給側與需求側的不平衡。十九大報告所講的第二個“不足”是“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這一“不足”與前述的“不足”存在著嚴格的區別。有的學者和其他人士容易將這兩種有別的“不足”混在一起，用后者解讀前者，這種理解顯然是一種偏離。

第二，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針對的是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面的關系和矛盾。從理論邏輯上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無論轉化前或轉化后，都是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方面的關系和矛盾講的。原有主要矛盾中的“落后的社會生產”，是直接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講的。現在所講的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是直接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講的。由于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形成供給與需求的新的不平衡。不能離開這個根本關系和矛盾，侈談其他無關的不平衡不充分。而且，更應注意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講主要矛盾是從總體、從宏觀層面來講的。原來講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從當時全國整體上著眼的，廣大人民群眾處于絕對貧困狀態，連日用必需品也需憑票限量供應，溫飽問題尚有待解決，其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絕對落后。其實，當時同樣存在多種發展不平衡，如生產力布局和發展不平衡，生產設備總體上落后，但也有一部分新建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當時屬于現代化的企業。同樣存在城市發展快于農村、東部沿海地區發展高于中西部地區、個人收入也很不平衡的情況。以收入差別為例，1956年工資改革后的工資級別分25個等級，高低相差16倍多。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工資分13級，一級教授為345元，助教最低者為42.5元。雖然有上述多種發展不平衡，但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可以完全不考慮這多種不平衡的存在，并不影響從總體上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同樣，它也不影響從總體上說生產力絕對落后，人民生活絕對貧困這種總體的判斷。為了緩解和改變這一主要矛盾，就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進行改革開放，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目前我國總體上實現了小康水平，與我國著力化解原有主要矛盾是分不開的。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是解決和消除原有社會主要矛盾的40年，是走向民富國強的40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轉化前后的兩種主要矛盾，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都是供給和需求的矛盾。只不過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兩側都升級了。這是因為，隨著4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不斷擴大，主要矛盾由逐漸的量變轉向質變，供求雙方的內涵都升華了。有些低端日用消費品產能過剩，表明溫飽問題已總體上解決，生活需要的檔次和質量提高了、內容拓寬了。人民群眾既需要高品質的物質文化生活，也需要青山綠水藍天白云，還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等。這種美好生活需要的轉化，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的結果，是生產和供給總水平提高的結果，是我國進入世界中高收入階段的結果。這也是從總體上來講的，并不排除低收入群體和部分貧困人口的存在，以及某些方面差距和落后的存在。但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目前還不能充分滿足。因而還存在著生產供給與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形成了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試問：如果沒有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生產供給質量和檔次的提高，哪來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如十九大報告所述，是以“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為前提的，接著才講“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可見，用生產力落后，還存在“原始的生產力”、鄉村落后、中西部落后等來解讀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與十九大報告本意相悖的。那種解讀等于說，我國進入新時代，生產供給側的水平和質量沒有變化、沒有提高，而需求側的檔次和質量卻大幅度提升了，發生了質的變化，憑空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了，是與舊有的生產力落后和區域城鄉不平衡等形成了矛盾。這種邏輯顯然是悖理的。

第三，對社會主要矛盾的主流解讀與實際經濟生活狀況明顯相悖。茲舉點事例：一個事例是，作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環，是國人出境旅游人次不斷增多。從2002年到2017年，由8300萬人增加到1.3億人。除旅游外，還要購買大量高檔高質消費品。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游客多年蟬聯境外消費冠軍。2016年，境外消費達2610億美元。2015年，中國人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這使我國購買力大量外流。這一情況既表明我國人民富起來了，又表明對他們是作為美好生活需要不可缺少的高檔高質消費品需求在增長，但國內還不能充分供應，形成新的供需不平衡。這種情況與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等有關嗎？解決矛盾的辦法，一是治標，降低相關消費品進口關稅，讓國人將購買力留在國內。二是治本，通過創新驅動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內能自行生產出這類產品來。第二個事例：廣大群眾作為美好生活需要的智能手機和高科技消費品，需要有高級芯片，但我國還不能自己生產，需每年花2000億美元從美國進口，這又是國內生產供給不能充分滿足國人高端消費需求的表現。現在已有經驗教訓，如果依靠大量進口芯片或其他高科技產品，以平衡國內高端需求，存在受制于人的隱患，可能帶來遭受巨大損失的風險，國內生產應盡快補足這一短板。這種短缺的產生與解決，也與城鄉區域和收入等發展不平衡無關。還可舉個總的事例：城市需要的優質米面、肉類、豆類、蔬菜、水果等，需要農村供應；農村需要的諸如高效醫藥、優質奶粉、優質油鹽，以及其他優質工業消費品等，需要城市供應。但在質量、品種、檔次和安全等方面還不能充分滿足城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從供需兩方面看，也顯然不能用區域城鄉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等因素來解釋。

在論述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時，馬克思指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同樣也需要將主要矛盾與解決矛盾的途徑聯系起來。目前的主流解讀，將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中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片面解讀為還存在著落后生產力，以及在區域、城鄉和收入等方面存在著不平衡，必然導致一個問題，即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與十九大報告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途徑相悖。怎樣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這與怎樣理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內涵密切相關，十九大報告和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有明確說明，不能偏離這些說明來錯誤解讀。

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途徑是什么？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要解決作為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同志的多次講話已講清楚了。十九大報告的第八部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實際上回答了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徑。其中講到：“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為此提出七項戰略舉措：一是優先發展教育事業；二是提高就業質量和收入水平；三是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四是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五是實行健康中國戰略；六是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七是有效推進國家安全。在十九大報告的第一部分還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首先，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包括由“落后的社會生產”提升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都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而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某些方面發展落后等，是原已存在的老問題，不存在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其次，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重要環節是“大力提升質量和效益”。復次，還要滿足人民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需要，所有這些都與區域、城鄉等方面的不平衡無關。十九大報告的第三部分也講到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途徑：“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十九大報告第五部分“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同樣與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相關。它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

可以看出：十九大報告不是集中在一處詮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途徑，而是分散在多處論述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與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相聯系，都與在發展中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密切相關。

這里再引證2018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有關說明，這是經黨中央研究通過的。其中講到今年的工作任務，是認真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第一任務就是“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這就表明，今后發展經濟，首先要著力于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解決的途徑重在提高質量和效益，優化經濟結構等。

無論十九大報告還是政府工作報告，無論講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或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途徑，都沒有提及區域、城鄉和其他不平衡。事實上，這些方面的不平衡只能縮小，難以完全消除。因此，不可能依靠消除這些方面的不平衡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如果說，改革開放30多年中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圍繞著解決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進行的，那么，今后直到21世紀中葉，經濟社會的發展，是要圍繞著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展開的。而基本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需要到21世紀中葉才能完成。至于完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完全實現全民共同富裕，應是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

當然，從我國發展經濟社會的總體戰略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原則來講，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著力提高老少邊窮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并且要納入發展戰略目標的整體布局中。但這與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內涵不同的兩回事情。

應當指出，在講解十九大精神的論著中，也有部分論文對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進行了符合十九大原著的說明。如張高麗同志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一文中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我們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

劉云山同志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文中，講社會主要矛盾也未涉及區域城鄉等不平衡。文中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戰略布局是‘四個全面’。”同樣沒有提及與此無關的其他多種不平衡和生產力落后等。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如前所說，是從整體性來考察的。盡管存在多方面發展的差別，但總的來說，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較普遍地都提高了。毋庸諱言，我國還存在收入差距過大的事實，存在貧富分化。這是引起社會諸多矛盾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建設社會主義應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全民共同富裕的一個繞不開的難點，也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肌體的一個痛點。事實上，習近平同志已經關注這一問題。他在2015年10月29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太平矣。’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平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

還有一個不容回避但又似乎難以回答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很需要講清楚。因為它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是密切相聯的。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改革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而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逐漸形成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怎樣評價？能否套用鄧小平的預言，做出肯定的回答。我認為，正確回答這一問題，需要首先弄清與此相關的一些比較復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過去講兩極分化，一般是指由于社會分配關系嚴重不公平，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是絕對的兩極分化。形象地描述，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般是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制度相聯系的，鄧小平也是從絕對兩極分化意義上提出警示的。我把貧富分化分為絕對兩極分化和相對兩極分化。我國出現的兩極分化是相對兩極分化。盡管富者可以愈富，但貧者不會愈貧或恒貧。評價改革得失成敗的標準，還是鄧小平提出的三條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從1978年到2017年的40年中，我國GDP總量由3678億元增加到82.7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約9.5%；人均GDP由385元增加到2016年的53935元。中國的經濟總量所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十位已躍居僅次于美國的第二位。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7年的29.3%，這表明中國第一次進入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富足區間。恩格爾系數大幅下降，表明人民群眾總支出中，用于食物消費支出占比減少，是一個家庭或國家富裕程度的簡潔度量指標。

再從綜合國力的發展來看：綜合國力包括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國際地位等多個方面。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國力空前提高。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1月18日的講話中指出：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三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為此，十九大報告中又指出，我國已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和強起來，我國已經消除了100多年中任由列強宰割、不斷割地賠款的國家恥辱。

再從第三個判斷標準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總體上消滅了絕對貧困，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了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雖然個人財富和收入差距較大，甚至存在相對兩極分化，但又不能否認，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和購買力也遠比改革開放前提高不少。1956年，在職人員最低收入為三十幾元，現在，包括農民工收入，較低的也有兩三千元，增加近100倍，而平均物價上漲約在10倍以上。所以，可以說，40年來，我國既出現了一批富裕和比較富裕的階層，又出現了在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中產階層，低收入群體也解決了溫飽問題。還有部分貧困人口，通過大力精準扶貧、脫貧和實行低保，將會全部擺脫貧困狀態。可以說，中國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從而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質的轉化。

由此可見，從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總體上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改善來看，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是顯著的。

但是，要一分為二地分析問題。如果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來看，從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來看，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相對貧富分化，畢竟不是發展與改革的成就，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發展中的一種缺失。鄧小平的警示還是有遠見的。的確，發展起來后的問題，并不比發展起來前的問題少。富起來時的相對兩極分化，比絕對貧窮時的共同貧窮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會更多。為了從理論上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印證馬克思的一段論述：“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的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 當生產力絕對落后、物質匱乏、各種生活必需品憑票限量供應時，平均主義的供給方式使大家沒有攀比，也沒有怨恨，知道是國家窮。隨著生產力快速發展，財富幾十倍成百倍地增長，蛋糕越做越大。但分配不公，富人切去大塊，給窮人留下一小塊，盡管窮人的這一小塊比過去也增大了，但相對差距越來越大。有些人的資產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某些高管和高級演藝人員的年收入幾百萬、幾千萬，有的富豪年收入幾億、幾十億，而低收入群體年收入只有三、四萬元，不少農民工還經常被業主欠薪。這種貧富的分化，會引發多種社會矛盾。緩解和消除貧富分化問題，是解決新時代社會矛盾不容忽視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劫富濟貧，也不能限制富豪更富。至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如此。但是，為縮小貧富差距過大的情況，應有積極的對策。鄧小平講過，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因此，一方面，要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要重視堅持、發展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個人資產幾十億、幾百億，年利潤幾億、十幾億大企業主在縮小貧富差距中，可以起一定的積極作用。他們可多謀職工之利，多從事點社會救助事業，多為社會做點貢獻。這既有利于緩解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有利于共同富裕，也有利于減少弱勢群體的仇富心理和社會矛盾。也應看到，雖然由于存在貧富分化的現象，會誘發諸多社會矛盾，但由于我國存在一個人數較多的中產階層，有利于維持社會基本穩定，我們應在發展中繼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我們在研究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問題時，不能不研究這方面問題。我們既不能因為存在貧富差距過大現象，否認總體上說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存在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又需要看到，由于存在較大收入差距的事實，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情況也是分不同層次的，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途徑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對“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概念，應有個比較科學的符合實際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是一個內涵固定化的概念，因為美好生活需要會不斷提高和擴展。其次，由于人的財富積累和收入層次的不同，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內容也會有所不同。復次，從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情況來說，存在三種不同的狀況：一種是已實現或可實現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另一種是根據條件將會實現從而正在期待的美好生活需要；還有一種是處于期盼性的美好生活需要，期盼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國家的扶持，能夠實現美好生活需要。此外，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都希望能得到優質的醫療、優質的文化與教育、優質安全的社會消費品，水更凈、天更藍，環境優美，生活安全，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這種現實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不能得到充分滿足，因而同樣存在供給側相對于需求側來說的不平衡。

這方面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是始終一目了然的。無論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前或轉化后，他一直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來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他在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會議后的講話中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十九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這段話既講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方面，又提出了發展中存在的短板，同樣屬于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怎樣解決這些短板，或者說，怎樣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正是黨和政府的戰略任務，需要按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來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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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9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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