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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五七”干校，年齡稍大一點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改造”干部的場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來的，又是怎么結束的?對此，許多人就不一定了解。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原刊于《文史博覽》

毛澤東的良好愿望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么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干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蘇聯，黨員、干部，要由干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干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干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干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干干凈凈，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

　　經過觀察和思考后，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干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干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干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思路。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1964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干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愿望——通過干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干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林彪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里，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里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墒?，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干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于形式，走過場。那么，怎樣才能找到讓干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后，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于軍隊生產的范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正好與他1958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這一考慮，毛澤東于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系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干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系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干部。具體怎么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機構精簡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臺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后，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后，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系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于是，林彪先后派出軍隊干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

　　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機構精簡了、干部編制壓縮了，多余的干部怎么辦?毛澤東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勞動。

　　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并，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余出來的干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干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干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干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后，多出來的干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干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熱潮過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于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后誰也不管了。

被關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包括接管一些單位權力的軍代表、工宣隊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干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里。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柳河“五七”干校成典型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干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干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發愁。一開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只是安排這些人打掃衛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雜活。但這些活畢竟有限，干完這些活，這些人仍然閑著無事做。

　　后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后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于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之際，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干部到達柳河，并把這個農場命名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辦時還算順利。到達那里的干部，與當地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的生活和勞動也得到了當地農民的幫助。這些干部在柳河種了不少地，又新開了一些荒地，蓋了不少新房子，還種樹，搞副業生產。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把辦柳河“五七”干校的經驗介紹材料進行了上報。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后，于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這樣，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典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五七”干校，辦起了許多干校。中央各機關，包括中央辦公廳，也都在外地尋找地點，分別辦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時間，“五七”干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五七”干校“改造”和“鍛煉”干部的兩種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辦公廳辦的，有中央各部辦的，有省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有地市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也有縣一級革命委員會辦的

　　一開始，黑龍江省辦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為了安置精簡下來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澤東的批示下來之后，中央各單位、各地各單位辦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為毛澤東在批示中明確指出，“除老弱病殘者外”，廣大干部都應該下放勞動，“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而且，毛澤東還把自己的女兒也送到中央辦公廳辦的“五七”干校去鍛煉

　　“五七”干校的兩種功能，針對的是兩部分不同的人。這兩部分不同的人，結局也大不相同。精簡下來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們大多舉家搬遷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數年，在那里長期勞動。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擔任大大小小的頭頭。他們一般不從事體力勞動，即使參加一點體力勞動，也是輕微的。有的則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對“五七”干校中的廣大干部進行監督、管理。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時間。他們回去以后，就算鍍了一層“金”，有了進一步被提拔的“資本”。

“五七”干校被新黨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中國先后開展了“批陳整風”、“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的注意力也轉到了這些事上面。同時，原來的閑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復他們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問題上，也有所動作。這樣，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陸續離開“五七”干校回城，這使仍在那里勞動的其他人也開始不安心起來，他們紛紛回城申訴或找關系，爭取早日從“五七”干?；爻恰?span lang="EN-US">

　　這些情況使“五七”干校逐漸冷清下來：在那里勞動的人越來越少，部分農田也荒蕪了;在食堂里吃飯的人和做飯的人，都少了許多。，有的只留下三五個人看守房舍和農具。

　　這種冷清局面，從1973年開始即已出現，到1977年，足足持續了四五年的時間。在這四五年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對“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過問。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干校當作讓干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隨著揭批“四人幫”的深入，許多人都說，辦“五七”干校是“四人幫”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雖然沒有對此下結論，但各地各級的“五七”干校卻更加冷清了。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10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經過認真的準備，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中央黨校開辦之后，原來在各地各級“五七”干校中所遺留下來的教職工，也隨即合并到黨校系統之中。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干校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陸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