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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這一次集中讀書的時間是1959年12月10日起，到1960年2月9日結束，歷時兩個月。主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此后毛澤東再沒有組織過這樣的讀書活動，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空前絕后”的一次讀書活動，因此，十分特殊。

　　“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

　　毛澤東為什么要在那個時間組織那樣一次讀書活動?又為什么專門讀那本書?這還要從1958年說起。這一年的11月9日，毛澤東在一封寫給中央、省、地、縣領導同志的信中建議大家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毛澤東還說：“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可見，“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是毛澤東建議大家讀上述三本書的基本打算。上述三本書是有聯系的。三本書的內容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系，而毛澤東個人讀書和號召大家讀書的打算，也是有系統的。前兩本，毛澤東從1958年到1959年秋已經多次認真研讀過。到1959年冬季，他開始按自己的打算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而這次，毛澤東的舉措很大，他不再是一個人研讀，而是帶上一些人和他一起研讀。毛澤東為什么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對這本書十分重視。他認為這本書中包含了許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同時更包含許多蘇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接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汲取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的同時，也要借鑒別人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在給中央、省、地、縣領導干部寫那封信的地點是在鄭州。當時正在開鄭州會議，目的是糾正“大躍進”中已經出現的一些“左”的錯誤。出現這些錯誤，主要在于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當時黨內高層確實有人提出了過“左”的思想。所以毛澤東在那封信中說：“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一 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但毛澤東沒有追究某個人責任的意思。他認為最主要是全黨都在前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中增長知識和經驗，使自己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所以他要找許多人來和他一起讀這本書。毛澤東組織這次讀書，目的還是為了指導實踐。當時，“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已經擺在全黨面前了，怎么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黨共同努力，而前提是對出現的問題，思想上都要有正確認識。毛澤東在考慮解決這些問題時，不光是自己急于要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看一看蘇聯的經驗，也希望黨內高層都和他一樣，動一動腦子，深入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不僅是自己，全黨都要“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是毛澤東組織這次讀書的根本目的。

　　毛澤東親自挑選幾個人和他一起讀書

　　需要哪些人和自己去讀這本書?毛澤東也是有所考慮的。當時中央領導同志都很忙，特別是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同志，工作更是緊張。要把中央領導人都召集到一起讀兩個月的書，是不現實的。因此，毛澤東考慮，可以把黨內從事理論工作的高級干部集中到一起，和他一起讀書。因為這些人理論認識水平很高，又是黨內的“文膽”，中央許多重要文件、重大決策的決議案，是由他們起草的，他們的理論認識也對共產黨的領導人有重要影響。他們在理論認識上清醒了，是全黨思想清醒的關鍵一步，對全黨有重大影響。而且這些人有的就是在中央高層決策同志身邊工作的。另一個考慮是：這些人思想水平較高，和他們一起讀書，自己和他們可以共同研究、討論，互相啟發，便于自己對這本書內容進行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

　　出于這一考慮，毛澤東選定的和他一起讀書的人主要是：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陳伯達當時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秘書，同時也擔任黨內高級領導職務，負責全黨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工作。胡繩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高級干部，是《紅旗》雜志的領導人。鄧力群當時也是《紅旗》的領導人之一，同時，他也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田家英則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秘書，同時兼任中央辦公廳領導工作。在毛澤東讀書期間，劉少奇、胡喬木、陶鑄等陸續階段地參加了讀書活動。可見，毛澤東選擇的這幾個同志去和他一起讀書，既有毛澤東想和這些理論思想水平較高的同志共同研究這部書的打算，也有讓在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和他一起從思想理論上提高一步的打算。

　　對于毛澤東指定陳伯達和他一起讀書，要多說幾句。本來，陳伯達在“大躍進”中是提出了錯誤觀點的，并且造成了不良影響。毛澤東當時就嚴厲地批評了他。胡繩在后來回憶文章中寫道：毛澤東在鄭州寫給中央、省、地、縣領導干部的信中曾提到“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恐怕就是指的陳伯達。因為陳伯達在1958年“大躍進”中主張廢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廢止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但這時候，毛主席還是把他找來一起讀書。毛澤東叫陳伯達一起讀書，既有讓他和大家一起獲得正確認識的目的，也表明，毛澤東并沒有把“大躍進”的錯誤歸于某個人的意思。

　　中央領導參加和毛澤東一起讀書，是臨時性和階段性的，一直和毛澤東一起讀這本書到底的，還是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四個人。毛澤東要求這幾個人把手中工作暫時放下，和他一起到杭州去，任務就是專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讀書先是在杭州，后來中央到上海開會，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人也參加了，他們仍然沒有中斷讀書活動，在停在上海火車站的專列上仍然讀書。后來毛澤東去了廣州，參加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人跟著毛澤東去了，在那里繼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到此，讀書活動結束。

　　十分特殊的讀書形式

　　毛澤東安排這次集體讀書活動，形式也很特殊——指定讀書的部分，上午每個人自己讀書，下午集中到一起讀書。集中讀書時，安排一個人朗讀，然后共同討論。對于毛澤東安排的這個讀書形式，當年跟隨毛澤東一起讀書的鄧力群，在他為《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寫的后記中，有一個詳細的回憶：

　　這一年(即1959年)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十九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計劃讀的部分是下冊。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并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么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個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的時間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四時左右起到九時左右吃晚飯止;也有時從二時、五時、六時開始讀，到七時、七時半、十時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九時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蘇州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為了不誤讀書，我們又乘夜車于星期一早晨趕回來。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歲生日，也沒有中斷讀書。只是毛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其夫人吳仲廉兩位。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飯后，毛主席贈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應是《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我們讀書的地點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丁家山讀書，從下午六時讀至十時，讀了二十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讀書。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并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并冠以《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這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澤東與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田家英一起讀書。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容。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繩、田家英也在其他三個小組里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身邊，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主席畫了以后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后，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

　　胡喬木同志在上海會議上聽了傳達后，把毛主席讀書的談話記錄和我讀的那本書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對我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毛主席畫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簡單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里面沒有整理進去。據他看，整理的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讀書的見解。喬木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會議結束后，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云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

　　當年參加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胡繩也在晚年寫的回憶文章中寫到了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情況：

　　那時真是一章一節地讀，大家坐在一起，由一個人讀原書，一般是由田家英讀，有時也由我來讀。讀一段，大家就議論一下，主要是毛主席發議論，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講講話。一般讀得不多，每天大概讀十幾頁。我有日記，記得很簡單，不記什么實質內容，但是也可以看出一點讀書的情況來。12月10日第一天讀書我就記：傍晚主席召集，開始讀經濟學，只讀了6頁。11日這天讀得長了，4點鐘開始，一直讀到8點半吃飯。一般我們讀完了，毛主席準備簡單的飯，大家在那里吃飯。12月30日有雨，仍舊上山，6點鐘起讀書，讀到10點鐘，讀了4個鐘頭，共讀了20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一般讀書都是從下午4點鐘讀到8點鐘，8點多鐘吃飯。當然我們都很愿意聽毛主席在讀書時發表意見，而且都很愿意想法把它記下來。但是我們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談話時，非常不高興人家當面記他的話。如果我們幾個人在一起，他談話，大家都埋頭記，那非給他罵不可。有過這樣的時候，他說怎么你們都不跟我談話，都在記我的講話。于是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鄧力群坐在邊上一個人記，我們大家讀，當然主要是毛主席講，有時我們也插點話。所以力群同志記了很多，后來他把記錄整理成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談話要點。毛主席的確講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記下來。

　　真知灼見寓于讀書談話中

　　毛澤東在讀這部書時，是要和大家一起討論的。討論中，毛澤東確實是以平等態度和大家共同探討書中許多重要內容的，是和大家共同提高的，但參加和毛澤東讀書的人出于對毛澤東的尊敬，以及毛澤東主要是結合他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來討論書中內容的考慮，都自覺自愿讓出時間，讓毛澤東充分發言，他們自己的發言自然就不如毛澤東多了。實際上，討論中，也是毛澤東講得多。毛澤東在讀書的談話中，不僅發表了許多有真知灼見的看法和議論，而且有許多遠見卓識。這些構成了他晚年考慮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重要思想內容。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時的談話，后來由參加那次讀書活動并且擔任記錄工作的鄧力群同志整理成《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共分上、下兩冊)，使毛澤東當年談話得以保留下來。

　　毛澤東讀書談話內容相當豐富，并且都是他一段時間來思考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的真知灼見。由于毛澤東談話內容較多，這里只能略提一二。

　　社會主義建設要經過實驗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這樣一個思想：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和建設，都不是憑借主觀愿望而能夠畢其功于一役的，奪取革命勝利要經過包括失敗的實驗，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要經過包括失敗在內的實驗。“大躍進”中是出現了許多問題，我們也犯了不少錯誤，但總體上看，它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初步實驗。它是“急性病”的產物，但也是為了突破蘇聯模式而展開的。毛澤東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取得一定成績也積累了不少經驗的只有蘇聯一個國家。東歐各國也是受蘇聯模式影響的。所以重視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完全應該，但是對蘇聯的經驗也要采取分析研究的態度，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經驗的迷信。正是從這個主導思想出發，毛澤東在讀書時發表談話，經常說，蘇聯這點是對的，這點不大對，這點是錯誤的。蘇聯不重視農業，所以農業沒搞好;蘇聯輕工業、消費品工業沒搞好，這是很大的缺點，是不對的。毛澤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教科書》，特別注意聯系中國的情況、中國的實踐，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來讀書。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有利于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驗。他當時不斷地考慮研究已經得到的經驗，探索一些問題，目的是通過認真探索，在社會主義建設這場大實驗中取得成功經驗。他說，我們過去打仗也是在經歷過許多失敗后，才逐步掌握戰爭規律，最后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也一定會經歷許多挫折，積累經驗，才能最后掌握規律，取得成功。

　　

　　◆讀書中的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要有創新精神

　　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有創新精神。他說，我們固然一定要遵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但是必須有新的創造。“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現在我們是要學習蘇聯的經驗，但學習蘇聯不是照抄照搬，要創造新的東西。我們黨里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種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客觀規律

　　毛澤東在讀書談話中認為，我們在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進行創新，是不容易的。新的創造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要充分了解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才能做出新的創造。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才能找出客觀規律。人們認識規律是不容易的。“人們認識規律要有一個過程，先鋒隊也不例外。”“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讀書談話中提到，人認識客觀規律也是不容易的，“教科書說，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系的主人’，‘能夠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規律’，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后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么先知先覺。斯大林自己還不是對有些東西認識不清楚?他曾經說過，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沖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沖突。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教科書不承認現象和本質的矛盾。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后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教科書沒有講人們認識規律要有一個過程，先鋒隊也不例外。”

　　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在讀書活動之前的幾年指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深深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不成熟，還在發展中。正在讀的蘇聯這本教科書不算成熟。這種不成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不成熟的一種表現。他說，“看來，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

　　重視特殊規律

　　毛澤東在這次讀書活動中特別提到要重視特殊規律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個別社會、個別時代，包括社會主義建設，都有特殊規律，我們要研究這些特殊規律。他說，“很有必要寫出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動物的一般規律，就必須分別研究脊椎動物、非脊椎動物等等的特殊規律。”“絕對真理包含在相對真理里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于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含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

　　重視量變

　　特別有價值的是，毛澤東在這次讀書談話中提到了量變和事物穩定性的意義。他說：“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來到。”我們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打垮蔣介石”這個質變，是通過三年半的時間，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蔣介石軍隊和政權。而這個量變中，同樣有若干的部分質變。戰爭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即經過多次的部分質變來最后實現的。“人從出生到死之前，是量變的過程，也是部分質變的過程。難道能夠說，從小到大、從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長，而沒有質的變化?人死了，人這個整體的最后質變就完成了。這個質變是通過以往的不斷的量變，通過量變中的逐步的部分質變而完成的。”“就整個思想改造的戰線來說，我們有不斷的量變，也有不斷的部分質變。總有一天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完全肅清了，這種思想改造的質變也就完成了。那個時候，又會開始新的基礎上的量變過程和部分質變過程。”“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在事物發展變化中，穩定性十分重要。一方面，事物要發展，要變革，但又要保持其質的穩定性。人類要發展，要變化，因此，人類總是一代比一代聰明，一代比一代長得好看，但人在發展中還是要有質的穩定性的，如果人在變革中不能保持質的穩定性，變成了別的什么，就不叫人了。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如此。社會主義社會也要發展，也要變革，但要保持其穩定性，否則就不叫社會主義了。

　　研究經濟問題要具體

　　毛澤東這次讀書，主要是想解決中國經濟建設中的指導思想問題，但他不是找那些空洞的理論，而是特別強調具體的研究經濟問題。他認為，我們研究經濟問題，也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從歷史的分析開始，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毛澤東評論他們讀的那本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這本教科書，就不具體，它總是從概念、規律、原則出發，進行演繹。這本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毛澤東還指出，這本書的架子也不太高明，他說，“斯大林在世時定下的這本書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內容上刪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東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不少壞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退步”。因此毛澤東認為，這本書有嚴重缺點，有原則錯誤。當然，毛澤東也認為，現在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注意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既得利益集團

　　毛澤東在讀書談話中提到了一個新觀點：注意社會主義社會中既得利益集團問題。他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既得利益集團’，還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人和農民的差別。要解決這些矛盾，消除這些差別，不經過斗爭是不行的。”“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例如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對他們很有利，在轉到按需分配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不舒服。任何一個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毛澤東特別指出，“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當然，毛澤東這次讀書時的談話不止上述內容，而是非常豐富的。我們僅僅舉出上面一些，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讀書時是認真思考和研究社會主義現實問題的，是帶著問題讀的，是學以致用的。這種態度值得我們今天學習。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霞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