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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改革失敗，其關鍵就是不能否定前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具體說來就是不能否定中國1949年革命以來形成的政治成果，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基于這個制度之上形成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

一

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一直是歐洲啟蒙運動和近代改革的參照物。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披露，18世紀法國的“經濟學派”對中國“君主專制”制度曾“倍加贊揚”，他以批評的語氣說：“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后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2]

閱讀托克維爾的這段文字時，筆者仿佛置換了時空，誤以為這是批評今天中國的那些以美國制度為范本的“普世價值”派，這也說明今天一些人堅持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標準來評判中國的改革，與托克維爾批評的那些以中國為“最完美的典范”一樣，是沒有必要的。

事實上，當托克維爾寫作此書時，中國的情況并不像歐洲學人想象得那么理想。中國當時已出現太平天國運動。特別是1856年，太平軍攻克揚州、破“江北大營”和 “江南大營”，軍事勝利達到頂峰，已與清王朝兩分天下，統一的中國接近破裂。

當年歐洲學者贊美遠方的中國，確有心儀東方的成分，但更多的還是為了影射歐洲政治。歐洲啟蒙學者曾贊美過中國君主制度，那多是為了批判當時歐洲教會對世俗王權的干涉，扶持虛弱的王權以解決歐洲“兩個中心為患”的政治困局；后來歐洲學者贊揚中國君主制度，主要是為了反襯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教訓。這些學者看到了法國農民是如何在英國商品的沖擊下瓦解并轉為涌入城市的無業流民，這些流民又是如何在自由主義的鼓動下，在城市興起歷史最激進而結束方式又最保守（拿破侖帝制）的革命。這些經驗警醒了包括托克維爾在內的歐洲睿智學者，他們認識到激進的改革或革命并“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3]。

托克維爾及同時代的學者對法國大革命的經驗總結是富有成效的。自法國大革命后，歐洲從“激情燃燒的歲月”普遍回到傳統的君主制之中，“穩健政治”在19世紀中葉成為各大國選擇的治國路線。德國俾斯麥、俄國維特，美國的林肯等，均推行穩健的國家政策。這些看似保守的政策反倒加速了各國的發展，把歐洲送入以“維多利亞”命名的全盛時代。

 二  

早期的托克維爾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法國政治中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過來人”的經驗，使他對自由主義有了成熟的反思并寫了一系列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其通過總結法國大革命經驗以表達他的反思成果的影響較大的作品，他在書中寫道：“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于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4]

托克維爾于此書中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曾對“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他寫道：“后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5]

托克維爾發現，在法國大革命前“最急于改革”的是那些已在“改革”中獲利的人群，他寫道：“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堅決。它尤其大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余部門即將全部垮臺。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6]托克維爾因此提出一個出乎自由主義者意料的現象，即革命的出現往往不在人們失去而是獲得自由之后：“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7]

托克維爾總結出的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它似乎適用于一切政府。例如，19世紀末沙俄政府斯托雷平的“土地制度改革”、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和80年代末的蘇聯政府都曾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在歷史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反成了其政權垮臺的加速器。

結果，最嚴肅的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所有改革政策導演出最富有喜劇色彩的“三段式”結局，這就是：改革改出了革命；革命打倒了帝制；帝制又被人民請回來結束了革命。正如地緣政治理論的先驅人物哈·麥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現實和理想》一書中說得那樣：

1789年，明慧的法蘭西人民，在其智慧之都巴黎看到了美好的遠景、氣魄宏偉的美好的遠景 —— 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不久，法國的理想主義抓不住現實，以致隨波逐流聽任化身為拿破侖的命運的擺布。拿破侖以他的軍事上的高效率恢復了秩序，但是在恢復的過程中建立子法國的霸權，這種霸權本身的規律就是否定自由。[8]

托克維爾寫作此書時距離法國大革命已有半個世紀，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思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這些反思又促使歐洲人能夠比較合理地思考和消化而不是簡單地拋棄以往大革命的積極成果，并使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在19世紀中葉以后在看似“舊制度”中進入全盛時期。

三

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讓筆者體悟到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跡，認識到保守在相當的歷史時刻是保存激進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也是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毛澤東曾說：“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9]。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法國拿破侖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的政治成果（比如《拿破侖法典》保存了法國大革命中的土改成果）；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俾斯麥在恢復帝制中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國家統一；中國曾國藩等發動的“洋務運動”卻為中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走上歷史舞臺開辟了道路。這些都是用保守的方式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典型案例。

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今天中國的改革。已實行了40多年的中國的改革，很像法國大革命前某些要“攻堅”的“雅各賓”政客們所認為的那樣，已進入“深水區”。要避免改革失敗，其關鍵就是不能否定前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具體說來就是不能否定中國1949年革命以來形成的政治成果，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基于這個制度之上形成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如果我們的改革將前一次革命的基礎性的政治成果也改掉了，那它就要面臨被新的革命所否定的可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作者簡介

張文木 中國戰略問題研究專家。1957年生于陜西，1975年中學畢業后下鄉插隊鍛煉，自1979年起，相繼在西北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學習。1997年獲法學博士學位，2000－2001年年度國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系訪問學者，現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航空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首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修訂再版）、《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 —— 與中國比較》（科技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首版、2011年第二版；中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首版、2014年第二版）、《論中國海權》（海洋出版社2009年首版、2010年第二版、2014年第三版），《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首版、2013年第二版）、《中國地緣政治論》（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印度與印度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重溫毛澤東戰略思想》(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戰略學札記》（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

注釋：

[2][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98頁。

[3][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01頁。

[4]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01頁。

[5]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09頁。

[6]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13頁。

[7]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10頁。

[8]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頁。

[9]《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