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英國的工業革命,就是貿易戰的過程與結果:暴力強制實施“國際分工”和“全球經濟大循環”?!?/span>
某些專家習慣于將“海洋文明”、“環球航行”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開端,或者以1500年為“新紀元”來撰寫世界史。乍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姑且不談奴隸貿易,僅以中國為基點,就持續循環著這樣一個商業鏈條:美洲的銀元進入中國——中國的茶葉進入歐洲——歐洲的手工業品進入美洲——美洲的銀元進入中國。乍看起來,“海洋文明”是以貿易為中心的,就好像今天中國商船往返日本、美國,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為國家創造大量的“外匯”儲備。
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國際貿易并沒有為英國、法國創造財富!
喬治?勒費弗爾說:
“在18世紀,英國擁有的船只數量增加了2倍,噸位增加了3倍。英國造船量僅1788年就達9630艘,載重量達145.3萬噸。1790年出入英國港口的船只等于1713年的三倍多。進出口貿易額從18世紀初的600萬英鎊增加到進口額1900萬和出口額2000萬。”“從1798年起,已有伊姆拉的計算可作依據:1798年的實際進口額應為5650萬,出口額為4260萬,入超達1390萬。1799年的數字是:進口額5690萬,出口額4630萬,入超達1060萬??梢?,英國的進出口貿易處于入超狀態。”
“只有法國依然是英國的競爭勁敵,法國的貿易額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億大關,足以與英國相匹敵。法國的貿易誠然有逆差,出口額為5.42億,進口額達6.11億,但其中2億的進口額來自殖民地。法國雖然擁有2000艘遠洋貨輪,但海運卻發展不快。”
這兩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公司,“在遠東售貨較少,而購貨很多。在4年里,法國公司出口額為700萬利弗,而購回的貨物則達5000萬利弗。英國公司在同期只賣出少量毛織品和五金產品,卻買進棉紗、靛藍、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貿易逆差200萬英鎊左右……歐洲人在美洲大發橫財,在亞洲卻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東們并沒因此吃虧:他們把貨物重新售出,從自己的同胞那里賺取巨額利潤。”
但是,非常奇怪,“無論如何,歐洲正變得富裕起來,西歐當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何種程度,人們卻說不清楚。據說,英法兩國的國民收入在18世紀翻了一番;兩國增加了稅收和發行了公債”。
英法兩國在殖民地上的獲得的稅收是有限的,那么,財富從何而來呢?換句話說,宗主國到底是如何統治殖民地的呢?如果不賺錢,英法等國干嗎辛辛苦苦地奪取這么多的殖民地呢?
答案是:英法兩國的財富來自于損人肥己的殖民政策,以政策抽取殖民地的鮮血。
英國是最早建立強有力的議會的國家。英國議會的議員,全部是地主。國王賞賜土地的老牌爵士地主,呆在上議院;中小地主或者新興地主,呆在下議院。1640年代革命期間,老牌貴族幾乎被克倫威爾等人滅了種,后來進入議院的紳士,多是靠自己打拼起家,危機意識和創業精神強,頭腦精明主意多,尤其沒有道德底線,只是堅信鈔票才是硬道理。此時,英國雖然占有一些殖民地,海盜船也比較多,工業能力還十分有限。即便是船只數量、水手人數及航海經驗,比起荷蘭來,英國的競爭力也差遠了。1651年,“為增加本國航運和鼓勵航海”,克倫威爾頒布了《航海條例》:“自公元1651年12月1日起及從此以后,亞洲、非洲或美洲,或該三洲的任何部分,或屬于該三洲的任何島嶼,或該三洲通用地圖或圖片所載明或記述的島嶼”所出產的任何東西,要想進入英國或者其殖民地,必須使用英國船只運輸。“這樣,與貿易完全自由的時候比較,我們不僅在購買外國貨物時要買得更貴,而且在出售本國貨物時要賣得更賤”,亞當?斯密《國富論》說,但是,“該航海法制定的時候,英國、荷蘭兩國雖然實際上沒有戰爭,但是兩國之間的仇恨已達到極點……由于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為明智的一種”。果然,沒多久,兩國開戰,英國取勝,躍升為第一號航海大國。
隨著殖民地快速膨脹,奴隸貿易越做越大,殖民地農莊越開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如此循環推動,“從壟斷國內市場獲得最大好處的是商人與制造業者”,《航海條例》使英國的制造業迅速成長。亞當?斯密說:“商人與制造業者集中居于城內,容易結合,并且習慣于行業中盛行的獨斷專營風氣。他們一般先取得違反各自城市居民利益的專營特權,后設法取得違反所有同胞的專營特權。”“贊助加強此種壟斷的國會議員,不僅可以獲得理解貿易的贊譽,而且還可以在一個人數眾多和財富龐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階層中受到歡迎和擁護。反之,要是他反對這類提議,要是他有阻止這類提議的權力,那么,即使他被公認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會功績,恐仍免不了要受到最大的名譽侮辱和誹謗。”況且,議員們想想也是,英國不能一天沒有糧食棉花,殖民地能夠輸送最廉價的糧棉,那就讓他們專門干這個吧,其他的事情就由本土來干吧。從此,議員們通過了一個又一個專門針對殖民地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法律。1732年,制定所謂的“制帽條例”,規定殖民地制帽廠雇傭員工不得超過兩個人,產品不得銷往其他殖民地。1750年立法,禁止殖民地建立和擴建鐵切削廠、鐵板制造廠、煉鋼爐。如此等等的法律,使得殖民地上,任何工業品都必須而且只能從英國進口;殖民地上的工業原材料和農產品,必須而且只能出口到英國。諸如此類的“重商”法律,可以用籮筐裝。
“所有這些殖民帝國的開發都主要是為了滿足商業貪欲。每個宗主國從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東西,并在那里推銷它的部分出口產品。宗主國原則上禁止殖民地種植和創造與自己競爭的產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國進行貿易,并強制使用本國的船只。”喬治?勒費弗爾說,“在法國革命前夕,英法兩國40%的貿易,是同它們的殖民地進行的;在從殖民地區的產品中,相當一部分又轉手出口……根據皮特1798年的估計,英國人在美洲種植園的收入為400萬鎊,亞洲約為100萬鎊。最后,販賣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觀……這些資本集中在為數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窮奢極侈的開支所浪費,另一部分被借給國庫,或被用于購買土地和儲蓄。當然,也有相當部分向企業投資。”“人們在伊姆拉的結算中注意到,進出口貿易不是英國致富的主要原因……從伊姆拉的計算中可以看出,英國在開發海外領地中得到的收入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販賣黑人、種植園投資、印度公司職員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產品的商業投機。毫無疑問,伊姆拉的結算不僅對英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對其他殖民大國都是有效的。”此外,“由于有運費、保險、回扣和通過剝削殖民地所獲得的收入,英國的外匯結算仍有順差”。
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歐洲的總的貿易在增長,但是,殖民地貿易正在其中占有一個愈來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國約15%的海運貿易是與其殖民地進行的,但是到1775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兩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貿易也大大增長。”
暴力強制的“國際分工”和“全球經濟大循環”正式粉墨登場。
1749年曾游歷美洲的瑞典旅行家卡爾姆寫道:“英國各殖民地的財富和人口事實上增加得那么快,他們不久將和英國競爭。為了維護宗主國的貿易和富強,英國便禁止各殖民地開設那些會跟英國競爭的手工工場。除了少數規定的地方外,各殖民地不得在不列顛領土外貿易,外國人也不得和美洲殖民地貿易。諸如此類的限制多得很。”北美殖民地為此甚為不爽,便起來造反鬧獨立,這是后話。
歐美人開口閉口“自由貿易”,實際上,他們的發家,一靠搶劫,二靠壟斷——在壟斷的范圍內搶劫,搶光壟斷的范圍。西班牙和葡萄牙“崛起”后,羅馬教皇為他們分劃地盤,各自做各自的“貿易”,誰也不能“自由貿易”到對方的地盤去。英法兩國未出道之前,這兩個國家的海盜十分失落,只能偷偷摸摸地將從非洲虜獲的黑奴運到西班牙的殖民地銷售。英國徹底打敗西班牙之后簽訂條約,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西班牙允許英國海盜在西班牙殖民地自由貿易黑奴。由此來看,這群沒有道德底線的英國紳士后來逼迫中國同意自由貿易鴉片,并且寫入中英條約,就不足為怪了。
這些國家,即使在國內,也是沒有自由貿易環境的。稍微有點油水的生意,政府都作為“專利”賣給商人壟斷經營,這就是所謂的特許權。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就獲得特許權,壟斷了英國在印度、東南亞、中國的貿易權。任何英國人,要想在這里獨立的做生意混日子,唯有給東印度公司繳納好處費,在指定的范圍做指定的生意,并接受東印度公司的管制,這就是所謂的“港腳商”——獲得東印度公司授予的特許權的商號。
說起來頗為可笑,就是這個東印度公司一船茶葉,引發了美國獨立。這都要怪東印度公司的特許權不全面,它做任何生意,都還被其他公司的特許權控制著。比如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采購了茶葉,即使是這批茶葉的銷售目的地是美洲殖民地,《美國文明的興起》說,東印度公司也必須先千里迢迢運到英國,“英國的茶商從該公司在英國的機構進貨;美洲的進口商向英國的批發商買進茶葉;殖民地的零售商從當地的進口商那里得到供應,從而迫使殖民地的消費者支付四層利潤”。
美國獨立前夕,東印度公司已處于破產邊緣。好在它的股東們多是活動能量超大的爵士,通過運作,英國議會專門為東印度公司減免了許多稅費,接受了許多負擔,并通過了“茶葉法”,授權東印度公司“可以為了它自身的利益直接從事這項買賣——用它自己的船只裝運,通過它自己在殖民地的代理商直接出售茶葉”。北美的“消費者有權直接向公司購買茶葉,而不必經過中間人的插手……其價格遠比在倫敦合法進貨或者通過荷蘭走私的美國商人所取得價格低得多”。對于廣大的北美百姓而言,減少中間盤剝環節,便民利民,這是多好的事??!但是,它侵犯了部分美國商人的既得利益,經他們一忽悠,美國人民覺醒了。東印度公司的船一開到波士頓,美國人民就將整船的茶葉倒進海里。英國紳士政府生氣了,戰爭開始了,法國荷蘭西班牙一插手,美國獨立了。
美國獨立后,英國便將目標轉向自然條件優越、土地廣袤、人口眾多的印度。
倘若說英國是依靠技術先進和勞動生產率高實現商業擴張,那絕對是鬼話。杰克?戈德斯通指出:“在對亞洲開展海上貿易的前兩個世紀中,就聯系著歐洲、非洲、中東、印度、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日本的巨大歐亞貿易市場而言,歐洲商人在其中一直都是小角色。直到1700年左右,歐洲商人的主要成就還僅限于將越來越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從亞洲直接運到歐洲,從而大大增加了歐洲人對亞洲商品的消費量。”
英國人善于學習、敢于仿制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他們在印度學習了棉紡織技術,在中國了解了瓷器制造技術、絲綢紡織技術之后,立即回去山寨。杰克?戈德斯通說:“仿制亞洲商品是歐洲人為停止向中國和印度輸送更多白銀而采取的一種方式。東印度公司將大量印度染色棉布和中國絲綢運到英國,嚴重威脅了英國本土羊毛、亞麻及絲織業者的生計,以至于他們在18世紀早期說服了議會,把在英國境內販賣亞洲絲織品和印度染色布的行為列為非法……然而,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歐洲的手工業者從未生產出質量和價格能夠與中國瓷器、亞洲棉制品和絲綢相媲美的產品。”
印度的棉紡織業頗為發達。在沒有搞定印度之前,英國棉紡織業被印度產品擠壓得一塌糊涂。等到徹底征服印度之后,英國立即啟動“關稅壁壘”,將進口印度的棉紡織品關稅提高到70%~80%;同時,撤銷“關稅壁壘”,大幅降低印度棉花進口到英國的關稅。1814~1835年間,印度輸入英國的棉布由125萬匹跌到30萬匹,而英國輸入印度的棉布從100萬匹激增至5100萬匹,致使印度手工紡織業主大批破產。1775~1784年,英國年均原棉進口73.6萬磅,而1780~1789年間,英國年均原棉進口突然激增至155.1萬磅,1785~1794年間,又增至年均244.5萬磅。稍加注意就會發現:英國原棉進口激增的時間,正是印度被徹底征服、變成英國殖民地的時刻。《新全球史》指出:“到了19世紀,(英國)殖民官員將棉花種植業定位于滿足英國棉紡工業需要……印度出口的原料棉的價值從1849年的1000萬盧比增加到1860年的6000萬盧比,1913年更達到4.1億盧比。印度從英國進口的棉織品的價值則從1814年的5萬盧比攀升到1829年的520萬盧比,1890年達到3000萬盧比。因此,殖民政策將印度從世界主要的棉紡中心,改變為原料棉的主要供應地和英國棉織品的主要消費地。”
如此這般,英國“產業結構”調整完成了。英國通過“法律”,將它的農業“外包”給全球殖民地,只剩英倫三島需要工商業,需要工人和商人。殖民地是英國的第一產業,英倫三島專心發展第二、第三產業。
英國用槍炮打出來了3350萬平方公里、人類1/4的人口的市場,用鐵血消滅了殖民地上有競爭力的任何生產能力,用屠殺與掠奪帶回了無數的財寶以及南非的金礦鉆石礦,萬事俱備,只需要英倫三島開足馬力搞生產就行了。英國擁有無盡的市場,能生產多少,就能賣出多少,而且能賣出好價錢。英倫三島的居民們挖空心思琢磨如何提高產能,終于,飛梭(1733年)、水力紡紗機(1769年)、珍妮紡織機(1770年)、走錠紡紗機(1779年)之類的成果一個接一個誕生。于是,“工業革命”了,大工業化了。到1800年,已有500臺瓦特蒸汽機投入使用,其中38%用于抽水,其他用于紡織、煉鐵等工業領域。
日不落的殖民地,鑄就了英國“工業革命”
英國開始“工業立國”。“到1800年時,英國生產的煤和鐵比世界上其他地區合在一起生產得還多。英國的煤產量從1770年的600萬噸,上升到1800年的1200萬噸,進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萬噸。同樣,英國的鐵產量從1770年的5萬噸,上升到1800年的13萬噸,進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380萬噸。鐵已豐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設,因而,人類不僅進入了蒸汽機時代,也進入了鋼鐵時代。”
英國開始“城市化”。還是在“1800年,大約1/5的英國人口居住在城鎮,城鎮的規模大約1萬多人。而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龐大的鄉村社會被城市化了,全國有1/3的人口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倫敦人口更是多達650萬,成為世界第一大城市。
英國人過上了愜意的生活,吃得好,身體好,干勁足,讓當時殖民地不多的19世紀中期的法國人十分羨慕。喬治?杜比說:“我們還是來聽聽勒克勒佐的領導者德塞利尼本人的說法吧!……關于飲食問題,他如是說道:‘我們知道,在法國剛開始修筑鐵路的時候,人們就注意到來自英國的工人在工作上更為出色,而且他們在法國時仍保持他們吃肉的習慣。法國人的伙食要差得多,干的活兒也少,但是他們慢慢地學習英國人的飲食方式,從而在干活的力氣方面與后者相差無幾了。’”
到19世紀中期,英國成為科技、經濟、軍事上的絕對老大,放眼全球找不到競爭對手了,便開始大唱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高調,向世界“敞開懷抱”。英國經濟學家史丹萊?杰溫斯快樂地說:“北美和俄羅斯的平原是我們的糧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沿岸是我們的林木生產者;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放牧著我們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逐牧著我們的牛群;秘魯運給我們白銀;黃金則從南美和澳大利亞流到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替我們種植茶葉;在東西印度擴大了我們的咖啡園、甘蔗和香料園;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沿岸各國是我們的菜園主。我們的棉田,長期以來都是分布在美國南方,而現在差不多擴展到地球上各個熱帶地區去了。”
英國高喊“自由貿易”,不要說殖民地人民,就連歐洲的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也懶得理睬。這三個國家只是一門心思擴軍備戰,準備用槍炮說話。
丹皮爾教授有一段話,很值得“哈洋族”玩味:“人類歷史上有三個學術發展最驚人的時期:希臘的極盛期、文藝復興時期與我們這個世紀。這三個時期都是地理上經濟發展的時期,因而也是財富增多及過閑暇生活的機會增多的時期。在希臘,這種生活建立在奴隸制度基礎之上;文藝復興時期,這種生活是靠了得自印度群島的資源;19世紀時,這種生活是靠了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靠的是什么呢?一目了然。
(摘自拙作《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生民無疆”,原標題《貿易“戰”回眸之三:英國如何實現“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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