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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是整體“中國模式”的核心特性之一，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關乎政治，也是今日國際摩擦、“新冷戰”威脅的聚焦點之一。此所以，從國內外決策圈到輿論以至學術研究，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表現、功能和前景的論述及要求，一直以來就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其中也自是不乏種種物質利益勾連。

　　關于國企績效的常識與反常識

　　長期以來，在國內外輿論中存在著一個“近乎常識”，說無論何時何地國有企業本質上必然是低效率、無可救藥，所以國企的唯一出路就是消亡，即是私有化，而中國的國企也不例外。這個“近乎常識”來源不一，但是其中肯定有現實政治的份——就是說，以私有化作為核心政策信條的新自由主義，縱使有其知識基礎，終究也是以壟斷資本的階級斗爭戰略為原動力。事實上，世界范圍的私有化運動的始作俑者是英國撒切爾夫人保守政府，其原動力正是為了壓制勞工權益以維護資本的利潤追逐。

　　具體到中國國企又如何?輿論將上述常識循環再用，這是直至今日的常態。而國內外決策圈的宣示卻是出人意外地頗為不同，即使是對國企只有敵視沒有同情的世界銀行，作為新自由主義決策代表機構之一，卻是早自1996年就在《世界發展報告》中如此斷言：“中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是整體經濟的負累，雖則它們的效率是在改進中。”這實質上是否定了國企本質上無可救藥的說法，究其原因，是一直以來嚴肅的學術研究文獻大都發現，中國的現實情況確實是國企效率在改革過程中持續改進。

　　然則為什么還說國企是整體經濟的負累?按照世界銀行及其相近的政策報告和學術著作的論斷，基本上是兩個原因。一是國企的效率改進速度不及“非國企”，所以在相對意義上仍是負累，私有化因而仍是必需。二是國企在效率改進的同時，卻又很有支出過度的沖動，往往導致財務業績惡化，從而在財務意義上拖累了整體經濟。

　　這個“國企負累”論縱使屬實也是有時效的，至多是只能概括改革開放年代前半期的情況。就效率問題而言，各種指標顯示，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國企的效率改進速度確實不及非國企(而“非國企”直至那時其實仍是以集體所有制企業而非私企為主)，在此之后的對比卻是反轉過來。同樣的情況也見于財務業績的對比，以最具整體性的企業稅前利潤率指標看，國企的表現在改革開放年代前半期確實不如非國企，在后半期卻是跟非國企基本持平以至略為超過。

　　比商業標準更重要的是經濟和社會貢獻

　　在改革開放年代后半期，也就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經濟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國進民退”的趨勢，也即國企的擴張速度快于民企。這其中被稱作“民企”的其實是以私企為主，因為絕大多數集體企業和中小型國企都已經被私有化了。對此，堅持國企無可救藥論的輿論、決策圈、學術論著顯然無法接受，必須在面對這個異常的現實時，構建出新的符合國企低效率判斷的解釋。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釋或假說是“國企壟斷”論，意指國企面對的市場競爭壓力遠低于私企，從而，前者往往透過其較強的市場力量攫取后者(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形成上面所述的績效表現的反轉。這個解釋的背景，是國企與私企之間確實是形成了一個分工格局——在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崗增效”的私有化運動之后，剩下的國企幾乎全是大型企業，它們占據了各個產業部門的上游環節，而規模較小以及資本密集程度較低的私企則處于下游環節。而這個格局的持續，一定程度上還是國家干預所致，包括上游環節的準入限制，國家主導的基建投資往往是由國企承擔、以及國家控制的金融機構在分配金融資源上偏于向國企傾斜，等等。

　　國家扶持的背面，是國企必須承擔起更多的經濟和社會責任，包括并不盈利的基建投資和研究開發投資、作為開荒牛的(尤其是與“一帶一路”相關和尋求資源保障的)對外戰略性投資、基礎設施營運上的價格和盈利限制、國家抗御經濟周期波動的政策的執行主體、以及相對于私企來說是水平較高的環境和勞動保障，等等。對國企的績效而言，這些承擔只能帶來負面影響，與國家的扶持政策措施互相抵消。

　　這樣，改革開放年代國企與非國企的相對績效表現，無論是前半期的前者遜于后者，還是之后的反轉，其實都未必反映兩者的相對效率水平及其變動趨勢。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國進民退”，究竟是來自國企的壟斷地位，還是因為它們的規模效益所致，這很難從實際表現出來的相對績效作出推斷。

　　企業的績效表現，就其性質而言只是市場標準、商業標準，惟有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中才被說成是等同于經濟貢獻甚至社會貢獻。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崗增效”改革正是以這種理論為指引，將(作為市場經濟常態的)宏觀需求不足導致的“富余職工”看成純是企業的負累，以為成功地將他們推給社會就等于改革成功。其結果，不僅是導致了數千萬職工下崗失業的社會悲劇，單就經濟而言，還透過“失業-壓抑消費”鏈條使得宏觀需求不足更為惡化，將整體經濟推到通貨緊縮的危險境地。

　　重塑“中國模式”中的效率特性和國企

　　市場原教旨主義之外，在更廣泛的經濟學界和決策圈中，總是假定存在著一個唯一的、普適性的最優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而國企與私企的效率特性因此就假定是固定不變的。這個假定與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現實并不相符。

　　中國經濟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經歷著一個根本性的重塑過程。在2000-2012年期間，勞動生產率與工資、投資與消費都是同方向按比例增長，而且是空前快速的增長。這些結構性特征，以及在體制上逐漸呈現出“大企業、大政府、大勞工”趨于主導的跡象，很有趨同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也即1950-1970年代在西方國家占主導的經濟模式——的跡象，而這個模式顯然比新自由主義更加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這其中，國企無疑是“大企業”的承載者，例如，在2017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內地加香港有111家(其中香港4家里面有兩家是中資)，其中90家左右是國企。國企發展與新世紀以來的經濟模式的對應性，一方面意味著它們的業績表現確實很有可能是源自規模效益而非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國企作為國家主導的基建投資和研究開發投資的承載者，應該也是整體經濟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重要支柱。

　　在2012年之后，因為現實上和決策圈意識形態上的多種原因，中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金融投機化情況，使得上述朝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勢頭受到干擾和削弱，直至今日這兩種趨勢、兩種模式仍在激烈角逐。

　　而國企的表現和改革前景正與這個角逐直接相關。尤其是自去年以來，要求根本改變體制，使得國家對國企從“管人管事管資產”改為只限于“管資本增值”的論調甚囂塵上。這種論調是以某種抽象的理想化的市場經濟模式為前設，不顧現實上新自由主義世界的資本已是投機傾向主導，也不顧中國社會對國企的定位是包含著社會發展追求、以至于長遠上的社會主義導向。國企改革由此面臨新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