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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平靜多了，但薩卡什維利說他過得很不好。

這位格魯吉亞前總統、烏克蘭敖德薩州前州長今年2月遭烏克蘭驅逐，輾轉來到荷蘭，以投靠荷蘭籍妻子之名定居阿姆斯特丹。

薩卡什維利好不容易才在當地的蒂爾堡大學謀得一個講師職位。這是他現在主要的收入來源，不多，有時還得靠遠在格魯吉亞的母親接濟。

15年時光飛馳而過，薩卡什維利的政治生涯一番番亂云穿渡，他也一步步從2003年的“玫瑰英雄”寥落至此。

這樣的境遇，很像當年的“高加索銀狐”謝瓦爾德納澤。那位蘇聯末代外長、格魯吉亞前總統也曾風云叱咤大半輩子，晚年卻索居在第比利斯東郊一棟二層小樓，一度連水電費都交不起。

除了政治晚景凄涼，兩人還有不少其他相似。他們都在年輕時步入政壇，都對西方懷有好感，在格魯吉亞總統任上都親西反俄，都挾民意登上總統大位，后來又都灰溜溜下臺，從格魯吉亞人眼中的英雄淪落成恥辱。

按資歷，謝瓦爾德納澤算是薩卡什維利的政治恩師。

1990年代，得益于謝氏的賞識，薩卡什維利年紀輕輕就在政壇嶄露頭角，33歲獲任司法部長。謝瓦爾德納澤沒想到的是，正是這個得意門生終結了他的政治生命。2003年，薩氏手拿一朵紅玫瑰闖入議會大廈，逼著謝氏讓位交權。

事后，謝瓦爾德納澤很少公開指責或抱怨。他也清楚，薩氏發動“玫瑰革命”向他逼宮，背后得到西方支持。那些力量過去支持過他，現在卻轉向勢頭更盛也更西化的年輕人。

薩卡什維利“鬧革命”時，美國時任國務卿鮑威爾多次跟謝瓦爾德納澤通話，勸他交權。謝氏曾試圖反抗，他披露了在顛覆格魯吉亞政府的活動中，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等扮演了不光彩角色。但最后他妥協了，沒了西方支持，他沒有一點贏的機會。

去過謝瓦爾德納澤在第比利斯西郊辦公室的一位記者，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天氣晴好，屋子里光線柔和，屋內一面淡綠色的墻上掛滿照片，都是他與老布什、希拉克等各國政要的合影。

謝氏在晚年很少再提格魯吉亞總統任上的往事，他更喜歡回憶擔任蘇聯外長的5年，說那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時刻。

那時，還沒有什么薩卡什維利，也沒有被趕下臺的煩心事，一眾西方國家政要對他也格外客氣，夸他是蘇聯最值得打交道的人。

這樣的夸贊，讓他當年多了不曾有的自信。1985年，擔任蘇聯外長28年的葛羅米柯退休。6月30日，戈爾巴喬夫一個電話打給謝瓦爾德納澤，要他繼任外長。謝氏說他接到電話嚇了一跳，那時他不懂外語，毫無外交經驗，一共只去過9個國家。

但戈爾巴喬夫不在意這些，他看重的，是謝氏在一系列改革問題上與他志同道合，“英雄相惜”。

在躊躇中上任的謝瓦爾德納澤堅決執行戈氏的外交“新思維”，改善與所有西方國家的關系。在他任內，蘇聯從阿富汗撤軍，東西德統一推倒柏林墻，蘇美國簽署軍控協議。在波羅的海三國等試圖擺脫蘇聯控制時，謝瓦爾德納澤反對出兵干預。

在2006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選擇》中，謝瓦爾德納澤大談這些驕傲成就。這份輝煌履歷中，還有“結束冷戰和兩極世界”，說白了，就是促成蘇聯解體。

1991年“八一九事件”，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領導人克留奇科夫等一班蘇共老臣，發起挽救蘇聯的最后努力。但他們最終被葉利欽反殺。葉氏在俄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坦克慷慨陳詞，發表《告人民書》，被定格成蘇聯解體前的一個經典畫面。

當時，已辭任外長并脫離蘇共的謝瓦爾德納澤，堅定站在了葉利欽一邊。

幾個月后蘇聯解體，謝瓦爾德納澤結束作為蘇聯高層的生涯。次年3月，他在格魯吉亞人的期盼中返回家鄉，開啟新的政治歷程。

在埋葬蘇聯過程中積攢下來的“好人緣”，開始變現。執掌格魯吉亞后，謝氏進一步親美，謀求加入北約和歐盟。美國也給予積極回饋，成為對格經濟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

只是好景不長。執政后期，格魯吉亞政治腐敗嚴重，謝瓦爾德納澤的一些私人顧問、高官和家庭成員獲得眾多經濟特權，有人估計謝氏的親信控制了國家70%的財富。格魯吉亞變成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連美國人都不愿再往這個黑洞送錢了。

這時，薩卡什維利及時出現了。2001年，薩氏以不堪忍受政府腐敗為由，辭去司法部長職務，隨后組建反對黨“民族運動黨”，站在了昔日恩師的對立面。

美國人態度徹底變了，他們發現這個年輕人的親美立場不比謝瓦爾德納澤差，而且形象更好。他們開始挑謝氏政府的各種毛病，不民主、不透明、不公正。美國駐第比利斯大使邁爾斯明確表態，如果謝氏不能遏制政府腐敗，美國不準備再幫他了。

2003年格魯吉亞議會選舉，美國人和薩卡什維利都抓住了機會。以懷疑謝瓦爾德納澤舞弊為由，薩卡什維利掀起街頭革命，把謝瓦爾德納澤拉下了臺，取而代之。

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嗎？面對記者提問，謝瓦爾德納澤若有所思，他說：“政治上沒有偶然的事”。

經歷了被西方感念、器重和拋棄的起起伏伏，他看清了那些所謂民主化浪潮的實質，也早早看清了薩卡什維利的前路。

36歲的薩卡什維利風光無限，在推翻謝氏的第二年，他以高達96%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開始自己的高光時刻。

不負美國期望，薩卡什維利一上臺就大力推行自由化改革，帶領格魯吉亞走上親美親歐路線。

這顆親美的種子，其實早已種下。1991年蘇聯解體，薩卡什維利24歲，正在基輔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讀書。蘇聯時期，基輔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以出克格勃著稱，蘇聯解體后，那里卻成了向美國輸送“民主思維”青年的地方。在那里，薩卡什維利結識了現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

1992年從基輔大學畢業后，薩卡什維利先后前往法國、意大利求學，1994年他又獲得美國國會獎學金，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畢業后他在美國成為一名律師，一度打算加入美國國籍。但很快，格魯吉亞政壇的混亂讓他嗅到機會。1995年，滿腦子自由化思想的薩卡什維利回國競選議員成功，變身新銳政客。

在謝瓦爾德納澤栽培下，薩卡什維利仕途順利，直到2001年—2003年前后，薩卡什維利得到美國的明確支持，才與謝氏反目，絲毫不顧后者對他的知遇之恩。

事后曝光的資料顯示，2003年“玫瑰革命”期間，以“索羅斯基金會”為主的美歐機構，成為薩卡什維利的“小金庫”。上至總統下至街頭交警，工資中都有部分來自那些機構的補貼。在薩卡什維利政府中，據說有近1/5的部長都曾在“索羅斯基金會”的工作經歷。

執政頭兩年，在大刀闊斧的改革和西方幫助下，格魯吉亞經濟好轉，GDP增速達到10%左右。但因經濟結構固化等因素，經濟改善勢頭很快中斷，百姓日子始終沒好起來。

在薩卡什維利首個總統任期后半段，格魯吉亞物價飛漲、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底層收入可憐，不滿情緒漸濃。

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薩卡什維利不遺余力地尋求向北約和歐盟靠攏。但光反俄不夠，要加入北約，格魯吉亞首先需解決內部分裂問題。薩氏夢想通過外交突破轉移國內視線，2008年8月8日，在獲得美國口頭支持后，他下令出兵南奧塞梯，清除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

但僅5天后，格軍潰敗，俄軍徑直打到第比利斯附近。薩卡什維利苦等美方援軍，結果美方的承諾真的只是一種“聲援”。

在媒體面前打電話向西方求助時，薩卡什維利拿起自己的領帶猛嚼，緊張得像個孩子。當第比利斯空中傳來俄軍直升機的聲音，他第一個撲倒在保鏢身下。

“玫瑰英雄”的狼狽一時間傳遍全球。這場戰爭也讓格魯吉亞失去12.5%的領土和200多公里黑海海岸線，戰爭危機加上同期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格魯吉亞經濟很快陷入負增長。薩卡什維利早年積累的民意資本，透支殆盡。

就像當年的謝瓦爾德納澤，薩卡什維利再也提不起美歐國家的興趣。2013年總統選舉，已失望至極的格魯吉亞人釋放不滿，他們用手中的選票趕走了薩卡什維利。

新總統馬爾格韋拉什維利上任后，一面扭轉親美反俄路線，一面開始清算薩卡什維利執政期間的種種過失。為躲此劫，薩氏2013年10月離開格魯吉亞，跑去美國一所大學任教。

2014年2月烏克蘭“橙色革命”爆發，薩卡什維利立即趕到基輔，以“顏色革命”先驅的姿態為反對派加油鼓勁。5月，親西方的反對派上臺執政，波羅申科當選總統，他請薩氏這個老校友做顧問，一年后任命他為敖德薩州州長。宣布任命的前一天，波羅申科火線批準薩氏入籍烏克蘭。

想想謝瓦爾德納澤下臺后靠寫書為生，生活潦倒，薩卡什維利已是再幸運不過了。

但薩氏并不滿足于此，他的革命熱情還在，州長位子還沒坐穩，就又鬧起革命。他在烏克蘭成立反對黨“新力量運動”，指責波羅申科包庇腐敗，與對方公開叫板。

這個套路，跟10年前他在第比利斯搞的那套如出一轍。不同的是，這次他一沒西方支持，二沒洶涌民意可用。而且波羅申科也是“革命”上臺，對他那套再熟悉不過。

波羅申科一點都沒手軟，2017年7月剝奪薩氏國籍。在此之前，薩卡什維利已因加入烏克蘭國籍而被格魯吉亞剝奪國籍。如此一來，這個“革命家”一下成了黑戶。他不甘心，隨后強闖邊界回到烏克蘭，但沒多久就被逮捕，隨后被逐出境，流落荷蘭。

2003年背叛恩師革命上位，2015年背叛祖國放棄國籍，沒多久又背叛故友造反未遂，薩卡什維利一步步淪為“三姓家奴”，把自己從一個“英雄”活成了笑話。

2008年1月30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網站上，貼出一則訃告：該所創始人吉恩·夏普兩天前去世。

吉恩·夏普并不知名，這個瘦弱的老人早年曾在哈佛大學任教，退休后長期隱居在美國東波士頓一棟不起眼的公寓里。他在1983年籌建愛因斯坦研究所，這個所跟物理學沒有半點干系，而是專注于研究“非暴力不合作”或者說“非暴力抵抗”。

夏普寫過不少著作和小冊子，有名的如《從獨裁到民主》《非暴力革命指導》等，都是誘導民眾通過“非暴力”手段推翻“專制政權”。為了起到實際指導作用，他甚至列出198種非暴力造反的具體方法。

夏普長期得到美國國防部的資助，他的理論也備受軍界和情報界倚重。

1991年8月19日那個悶熱夏日，很多人都把目光聚集在坦克上慷慨陳詞的葉利欽。他們沒注意到，在離葉利欽不遠的地方，散落著不少名為《非暴力革命指導》的小冊子。

1990年代初薩卡什維利求學美國時，也曾結識吉恩·夏普。2003年，當他手拿紅玫瑰進入議會大廈逼宮時，背后洶涌的抗議人群里，也有不少人揮舞著夏普的作品。

事實上，1989年東歐劇變開始，夏普就成了一系列國家反政府組織的精神導師。蘇聯在“和平演變”中解體，2000年起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多國政府先后在“顏色革命”中倒臺，2010年后以突尼斯為起點的“阿拉伯之春”，背后都有夏普理論的影子。

有意或無意隨著夏普理論起舞的反對派政客們，最初得到西方國家的各種支持，但革命熱潮過后，他們想再指望那些人幫著自己重建國家時，卻發現根本指望不上了。

當年，謝瓦爾德納澤是否懷有主觀惡意，真想把蘇聯搞垮，至今無法確認。但他和戈爾巴喬夫輕信西方，甚至國家解體后還跟著西方走，最后卻被對方拋棄、被現實嘲笑，都是無疑的現實。

薩卡什維利不是沒看到謝瓦爾德納澤暮年的落寞和失意，但他仍幻想靠那些人提升政治前途，結果沒能汲取教訓。

在他前后的多位“顏色革命”領導人，也都延續著類似宿命，烏克蘭的尤先科、吉爾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等，莫不如此。

15年后，“玫瑰英雄”光環褪去。如今，薩卡什維利蝸居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間公寓里，常感“寂寞無聊”。對他來說，眼下最要緊的事，可能是琢磨怎樣把日子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