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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哲學界針對之前的”形而上學猖獗”（《建國以來毛澤東同志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377）現象做了反思，其中新儒學主義馮友蘭先生在解釋宋代哲學家張載的“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時認為，“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馬克思主義就不會這樣說了。它怎么說呢？我還沒有看到現成的話可引用。照我的推測，它可能會說:‘仇必仇到底’”（《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

二、馮友蘭先生的誤解

以及客觀因素

此處，馮先生認定“仇必仇到底”，是因為親身感受了六十年代末期客觀存在的斗爭擴大化的復雜性，是一位經歷過曲折生涯的老人，以曲折復雜的生命經歷，所產生的曲折復雜認識，這對于認識個體，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作為立志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的哲學家，需要從更開闊的歷史視野看。馮先生對對立統一規律理論中的建設性思想缺乏認識。

造成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理論誤解的，還有其他因素。

馮先生回憶，“關于‘互相滲透’，毛澤東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當時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列席了這次會議。在講到互相滲透的時候，毛澤東曾引了元朝趙孟頫送他的夫人管仲姬的一首曲子作為說明：“我儂兩個忒煞情多，好比一對泥人兒，將來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調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這首曲子生動形象說明了兩個對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大概毛澤東的左右們認為這個說明過分強調了對立面的統一性，在后來發表的文件中這首曲子被刪去了（《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 。

不以人廢言，戚本禹的回憶對此也有印證，提出該文“根據毛主席的原始講話文件修改而來的，與原始講話有很大的不同” （《戚本禹回憶錄》p104）。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戚本禹回憶《矛盾論》的修訂，“毛主席原稿寫的是‘沒有同一性就沒有斗爭性’，是陳伯達把它改成了‘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當時，政治氣氛是強調斗爭……”，“現在如能查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聽了陳伯達的意見后劃的。” （《戚本禹回憶錄》p63）

三、究竟毛澤東同志的對立統一法則

是不是“仇必仇到底”？

1、理論闡述方面

毛澤東同志根據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吸收中國哲學界古老的辯證法智慧，對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做了充分的闡述，但從未認定對立統一法則以斗爭性為主要。

馮友蘭先生說，“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矛盾斗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是把矛盾斗爭放在第一位（《中國現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 。這個認識與《矛盾論》一再強調的矛盾斗爭的“絕對性”是兩個概念。

《矛盾論》提出，“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毛澤東《矛盾論》二 矛盾的普遍性）“，但進一步反復強調了矛盾的絕對性含義：“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同前）”即矛盾的的絕對性與矛盾存在的時空意義有關，而不是主觀的把斗爭性絕對放在“第一位”。

毛澤東同志提出，”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同前）”這就是說，作為斗爭的“揭露”只是手段之一，“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才是目的。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在不同場合下，通過辨析、批評各種形式的形而上學，對矛盾對立的斗爭性和矛盾統一的建設性做了逐步論述。

毛澤東批評了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斗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系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于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里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見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頁）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毛澤東同志《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以上說明，由差異、兩重性以及對抗性構成的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其不可調和性是固有的，不要指望不經過斗爭或轉化就可以自然達到和諧。同時，矛盾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有轉化為破壞性的可能，也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建設性共容的可能。

2、實踐方面

“仇必仇到底”，不僅是馮友蘭先生的誤解，也是之前左派隊伍中的形而上學和誤解。這種認識容易導致極左的認識方法，這種形而上學與小生產容易產生的狹隘相結合，就會不斷產生社會性危害。

在中國，建國后較早反映在反右擴大化的標志性事件上，以及后來全黨竭力糾正的六十年代后期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對這種形而上學，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國際上的霸權主義都有思想方法上的嗜好。官僚主義者善于用“反黨”帽子壓制人民群眾的批評，美國霸權主義也是動輒武力威脅，特朗普最近就公開認為，世界上不存在雙贏，表現了簡單的零和思想。

毛澤東同志自我總結，我黨一向是后發制人，不打第一槍。無論是蔣介石四一二血腥清黨引發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還是雙十協定被撕毀。建國后，五六十年代之交局部地區餓死人民群眾的事件說明，執政的共產黨內極左的官僚主義所造成的兇險惡果不亞于拿槍的敵人，由此強調階級斗爭，進而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志始終強調革命隊伍的團結和政策。所提出的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標準中，以最大篇幅三條之多講了團結問題。在晚年耐心說服老干部正確對待群眾，嚴肅批評個別高層不注意團結200多位中央委員。朱德同志在生命結束的前4個月寫詩道，“全黨團結緊，險峰敢登攀”。毛周朱這三位中國人民永志不忘的領袖在暮年始終都在堅持繼續革命和團結全黨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澤東去世四十年了，鄧小平去世二十年了，在他們身后，中國發生了巨變，同時，黨內堅持和違背他們生前主張的矛盾是劇烈的。蘇聯和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終于表明，共產黨內的一些官僚執政后由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出發，走向專制、走向特權腐敗的嬗變，是一種極難去根的疑難雜癥，在閾值內，它們不是具體的人，而是心魔，其來源在中國六七十年代有過充分的分析，1、封建等級制殘余，2、商品交易原則進入黨內生活，3、剝削制度下資產階級物欲放縱的腐蝕，例如在公有經濟成分中，擺脫監督，實現公有即官有的權力貪婪。

它們無形無影，卻又伴隨著一切經濟活動時刻存在。它們是一種隱藏極深的鬼魅魍魎，猶如癌，與健康細胞合為一體，極難消滅。一旦蔓延，它們便以最虛偽的姿態占據道德制高點。它們最貪婪，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它們便露出吞噬整個世界的野心，十八大以來的肅貪為我們提供了最鮮活的案例，他們的共同客觀特征，就是以手中把持的權力，瘋狂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他們瘋狂攫取人民財富，直接進入最腐朽的壟斷資產階級行列。

向它提出系統挑戰的，毛澤東同志是第一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敵人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斗爭性。“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下冊談話》）

毛澤東又提出價值規律是一所偉大學校，社隊企業是光輝燦爛的明天，在所預示的商品經濟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中，把共產黨的權力和人民群眾糅合在一起，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和”。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開展偉大斗爭。十九大總結的“反腐敗斗爭”、“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作斗爭”、“意識形態斗爭”、“黨內思想斗爭”“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斗爭”等為內容的“偉大的斗爭”，取得了驕人成就。同時提出“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用擴大開放，破解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這是在新的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偉大實踐，也是對《矛盾論》對立統一法則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靈活運用，何嘗不是繼續革命的新時代內容呢？

我們相信，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必將帶領全國人民，在對立統一法則的指導下，不斷完成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第一代開國領袖的遺愿，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推向新的階段。

                                                                   2018.11.5.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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