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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肖湘系開國少將肖文玖之女。

開國少將肖文玖

肖文玖， 1915年出生于江西吉水縣楓江鎮江頭村，13歲參加湘贛農民暴動，在本村擔任兒童團長。1930年3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7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1936年6月，肖文玖到紅軍大學一科學習。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2001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故。

群星璀璨的紅大一期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建立紅軍大學的問題。在會上,毛澤東提出,黃埔軍校在國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們辦紅大,就要像黃埔一樣,完成革命的歷史使命。辦學校最重要的是選擇校長和教員,一軍團作風雷厲風行,很能打仗,校長就選林彪。學校還需要有教育長，這是負責做具體領導工作的,這也十分重要。我們要選一個像鄧寅達那樣精明強悍、雷厲風行的干部當教育長。羅瑞卿頗像鄧寅達,建議選他做教育長。

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在紅軍大學。前排左起第二人毛澤東,第三人朱德。

毛澤東還提出由周昆任校務部主任、何滌宙任教務部主任、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羅瑞卿、毛澤東、周恩來、楊尚昆、周昆組成教育委員會,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由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林育英、何凱、李維漢、楊尚昆、葉劍英、林彪、羅瑞卿、羅榮桓、張如心、袁國平、董必武擔任教員。毛澤東還就學習的時間、教育方針、教育內容、教學方法提出了建議。會議一致同意了毛澤東的報告,并開辦西北紅軍大學,校址設在瓦窯堡。

1936年5月底,我的父親肖文玖在參加東征戰役勝利后,進入紅軍大學第一期學習。紅軍大學分三個科,爸爸被編入第一科,第一科科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第一科為高級指揮班,絕大多數為軍團級和師級紅軍干部。他們平均年齡27歲,平均每人有八年的作戰經驗,受過三次傷。還有很多學員是傷員,例如余秋里，他的胳膊是在過雪山草地前負的傷,負傷192天后,被截肢。他就是一邊學習,一邊養傷。

肖文玖同羅榮桓、譚政等同志合影。從左至右：肖文玖、傅鐘、莫文驊、羅榮桓、劉亞樓、譚政

一科共有學員41人,他們是林彪、羅榮桓、羅瑞卿、譚政、陳光、彭雪楓、楊立三、張純清、劉亞樓、耿飚、張愛萍、楊成武、趙爾陸、王平、張經武、蘇振華、陳士榘、郭述申、黃永勝、彭加侖、周建屏、付竹庭、賈拓夫、鄧福連、杜理卿、張達志、童小鵬、宋裕和、莫文驊、賀晉年、張樹才、劉惠農、吳富善、譚冠三、肖文玖、邊章武、羅保連、武亭、洪水、許建國、鄧飛。第二科科長周士第,主要訓練營連干部,有225人。第三科科長周昆,政委袁國平,主要訓練班、排干部,共約800人。紅大一科的工作人員都是邊工作邊當學員,包括紅大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也是學員。

學習條件異常艱苦

當時保安縣城只有幾十戶人家,老百姓生活極端貧困,爸爸所在一科只能住在城南門外的周河東側寨子山的半山坡上。學員不分職務高低自己動手挖窯洞,用石頭壘起窗子,用木棍做門窗,用谷草桿打起門簾,宿舍地上還用厚厚的山茅草打成地鋪。爸爸和張愛萍、許建國、鄧飛住一間窯洞,張愛萍是小組長。當時條件異常艱苦,開始每孔窯洞點一盞小油燈,以后每月只能領到幾只延長縣自產的蠟燭,但根本不夠,大家都舍不得用。吃的是苞谷面,小米是最好的,根本見不到大米。

保安的抗大校門(1936年斯諾攝)

1936年6月1日,爸爸參加了紅大在瓦窯堡米糧山舉行的開學典禮。會上爸爸和其他學員一起聆聽了毛澤東的報告,爸爸心情格外激動。因為爸爸從小失去父母,家境貧寒,是個放牛娃,沒有機會上學。剛報到時,他擔心文化水平低恐怕跟不上,學不好,所以想從第一科調到第二科,但又想到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不到其他科講課,舍不得這一難得的好機會。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最后下決心留在一科。求知欲望極強的他在學習中特別努力,并決心響應毛澤東關于繼承黃埔軍校精神的號召,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努力學習。爸爸慢慢地在學習中不感覺吃力了。

“紅大”校園山洞上的值勤司號兵

一科的學習課程重,科目主要有:毛澤東講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凱豐和吳亮平講的《政治經濟學》,朱德講的《軍事建設》,李德講的《兵團戰術學》,林彪講的《戰役學》,博古講的《中共黨史、革命運動史》,被俘的國民黨營長何滌州講的《軍事地形學》等。

朱德在給學員講課（資料圖）

上課也在窯洞里,墻壁稍稍弄平,涂上墨灰,作為黑板,壘幾塊石礅,大的當桌子,小的當椅子,平一點的石板作為講桌。爸爸記得毛主席有一次講課時說: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學的是最先進的科學馬列主義。毛主席講課通俗易懂,從理論到實際,從古到今,從中國到外國,從一般戰爭到革命戰爭,以及革命戰爭中的游擊戰問題,深入淺出,好像講故事一樣。大家都聽得入了神,有時忍不住哈哈大笑。毛主席按計劃給一科講課，《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游擊戰略問題》一共九章,全部一一講完。

看見照相機就緊張

1936年夏的一天,爸爸正在野地里尋找野菜,突然接到命令要歡迎國際友人,這是紅軍大學第一次接待外國人,學員們都很高興,各連在草地上相互拉歌。過了一會,兩個外國人上了主席臺,他們是美國記者斯諾和皮膚科專家馬海德。他們從毛主席那里聽到了紅軍和長征的故事,很感興趣,隨后來到位于保安的紅軍大學,一方面為紅大一科學員講述美國對華政策,一方面想了解更多的紅大學員的故事。

斯諾對紅軍大學很感興趣,他驚嘆山溝里的這所大學。斯諾是有備而來,不僅帶了兩架照相機,還帶了24盒膠卷。他看見冷落在一邊的網球拍和球網,就問我們為什么不利用起來。斯諾是想拍一些課余生活鏡頭,如果拍到紅軍學員課余打網球的鏡頭,一定會把熱愛網球運動的美國人和紅軍拉近,增進彼此感情。沒想到網球拍是紅軍繳獲的戰利品,網球是“洋包子”玩的東西,“土包子”過去見也沒見過,更不要說玩了。無奈只好讓爸爸和莫文驊、彭雪楓、張愛萍、趙爾陸從右至左站一排,四個人拿著網球拍,一人拿著球網,以此說明學員課余在打網球。但自從拍了這張照片后,打網球成了紅大學員熱衷的課外活動,打得較多的是爸爸和彭雪楓、張愛萍、莫文驊。

肖文玖與戰友拿著網球拍擺拍。從右至左：肖文玖、莫文驊、彭雪楓、張愛萍、趙爾陸

1936年7月,國民黨軍占了瓦窯堡后,紅軍大學隨黨中央機關移至保安城。轉移途中,斯諾在一個山坡上拍了一張紅大學員唱歌的照片。爸爸雙臂交叉于胸前,英姿豪爽,放聲高歌。打拍子的是彭加倫,他還背著一把雨傘。彭加倫歌唱得好,許多歌都由他寫詞,譜曲,他唱他教,是一科的活躍分子,大家都叫他“加倫將軍”。爸爸和彭加倫同志的感情很深,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教育部工作,爸爸在北京軍區,經常來往。

爸爸還講了不少有關照相的故事。照相在當時是很奢侈的,當時的紅軍指戰員見過照相機的人都很少,更不要說擺弄了。在延安只有蘇靜、童小鵬等很少幾個人有照相機。耿飚在長征時有一架老式照相機。照相機少,膠卷更少，敵人封鎖不說,就是有,也沒錢買。因為很少照相,所以很多人一看見照相就緊張。斯諾拍拿網球拍那張照片時,請大家笑一笑,五個人中四個人都笑了，就是站在最右邊的爸爸沒笑,因為爸爸從小沒照過相,看見照相機就緊張,不會笑。爸爸在那時由斯諾和耿飚拍的四張照片中,有三張都是很嚴肅的,只有張唱歌的照片略帶笑容。

肖文玖與戰友合影。圖中雙臂交叉者為肖文玖

在紅軍大學打籃球也很活躍。爸爸本來不會打球,但看見這活動很有意思,你爭我搶,也積極參加,很快成了高手。朱德總司令到保安后,也常來和學員一起打球,他看見爸爸打球很勇猛,親切地叫他“坦克”。

在紅大除了體育活動,文娛活動開展得也很好,彭加倫編了一臺反映軍民關系的戲,羅榮桓政委很重視,親自修改。戲中童小鵬扮女主角,羅寶連扮男主角,爸爸扮紅軍戰士,演出時大家都挺帶勁,不僅紅大學員爭著看,中央領導也來看,都說好。

元始天尊的子弟

爸爸記得,毛主席有一次講課時曾開玩笑說,你們是元始天尊的子弟,什么時候下山啊？天下大亂下山。結果,西安事變爆發后,大家就下山了。

一科的學員陸續分配到了工作崗位。這時延安已解放,在那里成立了后方政治部。羅榮桓同志任主任,譚政同志任組織部長,爸爸被分到后方政治部當巡視員。

校舍

爸爸對在紅大一科學習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那時爸爸20歲剛出頭,經歷了長征生與死的考驗,又在紅大的熔爐里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和毛主席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理論,豐富了頭腦,胸懷壯志,矢志不忘肩負的使命,奔赴抗日前線。

1937年1月,紅軍大學遷到延安,同年6月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本文系祖國網據《我們的父親母親》一書中的內容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