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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崛起的前提是大國覺醒。大國不醒，談何崛起？但中華天命并非自我的“崛起”，而是“平天下”，即“平衡天下，追求公平；遏制霸權，實現和諧；促進文明對話，化解文明沖突”。用“平天下”的國家定位取代“自我崛起”的國家定位，有利于消除鄰國的緊張與不安，有利于發展對外關系。但“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即“把自己國家的事情辦好”。中國經濟轉型就是中國“自我修身”的過程。

貿易戰把中國打醒了。打醒大國往往需要大棒。這一點應該感謝特朗普總統，但更應該感謝美國選民和美國制度，是美國選民和美國制度把這位僅具商人眼界的房地產老板推上了最高政治崗位。特朗普正在把美國推下全球道義與政治的神壇，同時被推倒的還有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舊的秩序正在坍塌，新的秩序正在重建。中國在舊夢中驚醒，雖有不適和隱痛，但這不過是大國成長的煩惱。從此，中國經濟將不得不進入真正的轉型，即從“依附性經濟”轉變為“自主型經濟”。

一、全球化體系中的中美分工

其實，美國精英主導的以美元為中心的經濟全球化是一鍋溫水，鍋底放著足夠的干柴。美國接受中國企業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無非是一鍋溫水接受了一群青蛙。目前美國有些政客抱怨不該同意中國加入WTO。這顯然低估了當年美國戰略家和政治家策劃和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智商和遠見。他們比特朗普老辣得多。特朗普總統上臺之后，看著鍋里一群習慣了溫水的中國青蛙有點不爽，提前點燃了貿易戰烽火，加大了鍋底的火焰，水被燒開了。于是出現了三類情況：有的青蛙已經化作了美國的膏湯，比如聯想；有的青蛙被燙去了一層皮，比如中興；有的青蛙則丟棄了低調的青衣，露出了龍的本色，并把熱湯濺到特朗普臉上，比如華為。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而中國則是經濟全球化的跟隨者或依附者。

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格局可以概括為：美國出錢（即印刷美元紙幣）、中國出力（即生產商品）、其它國家出資源。美國印紙幣買中國的商品并形成貿易逆差，中國生產的商品（包括企業股權）支撐著美元的購買力；中國用商品換來美元，形成貿易順差，再用美元購買石油、礦產等資源，把美元流向世界各地，從而為資源輸出國提供了美元流動性，維護和強化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并由此形成了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商品—貨幣”循環周轉的運動格局。經濟全球化的“美國夢”，最終成了“華爾街之夢”。

美國主導的“商品—貨幣”全球化分工體系，本質上是“中國商品—美國貨幣”的循環周轉體系。這一經濟運行模式可以帶來利益，同時也形成了風險和代價。中美兩國共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兩個直接的經濟后果：一是美國制造業沒落，經濟空心化，金融泡沫嚴重，形成了美國的“產業空心型經濟”；二是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但僅僅是世界工廠而缺乏世界性公司。在主要的產業領域，外資控制著產業鏈的核心環節和核心技術、控制著企業股權和收益分配權、控制著產品定價權，使得中國經濟退化為帶有濃厚附庸色彩的“依附型經濟”。

中國依附性經濟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基礎貨幣發行依附于美元儲備、核心技術（包括核心部件和重要裝備）依附于美國科技、出口創匯依附于美國市場。“依附型經濟”還體現在經濟學教育主要采用美國教科書（現在）、央行內部開會要用美式英語（曾經）、重要黨政領導干部培訓要交給美國院校（曾經）、中小學生實際英語教育時間大大超過傳統文化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現在），等等。中國的經濟基礎浸泡在美元主導的全球化湯鍋里，而經濟基礎又決定著上層建筑。

二、合久必分：依附性經濟開始走向終結

中美兩國對現有的“中國商品—美國貨幣”的全球化經濟循環體系都感到不滿意和不高興：雖然美國占據著“貨幣端”的金融優勢，卻又想著染指“商品端”的產業利益，于是從奧巴馬政府開始就提出了美國需要再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同樣，中國占據著“商品端”的產業優勢，但也不滿足于多勞不多得的現實，試圖建立起“貨幣端”的金融優勢，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試圖以人民幣逐步取代美元。這無異于挑戰美國金融霸權的神經中樞。大國之間的利益沖撞開始撞擊出吸引全球目光的火花。

在美國國內，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代表著“商品端”產業群體的利益和“貨幣端”金融群體的利益。當中國提出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人民幣國際化，試圖打通商品端和貨幣端的利益鏈，此時，中國必然同時成為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共同的敵人。這是美國國內各派政治力量在遏制中國發展問題上能夠取得高度一致的根本原因。美國在貿易談判中提出的所有要求概括起來無非是企圖阻止中國產業升級、遏制中國技術進步、控制中國金融體系、摧毀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能，把中國徹底改造為美元資本控制下的經濟金融殖民地和世界代工廠。

在貿易問題、南海問題和臺灣問題上，美國已經突破了中國的經濟底線、軍事底線和政治底線。這表明，美國已經完成了對華的戰略調整，已經把中國列為必須遏制的戰略對手。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已經不可避免。當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軍靴重新踏上臺灣土地而將中國國家主權踩在美軍腳下的時候，中美全球化經濟分工的政治基礎已經蕩然無存，“美國貨幣—中國商品”的全球化模式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中國依附型經濟已經難以順暢運行。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必須從“依附型經濟”轉向“自主型經濟”，意味著中國的貨幣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必須按照發展“自主性經濟”的要求進行轉型升級和調整。

三、發展“自主型經濟”，啟動“極限生存假設”

美國針對中國的鐵幕正在徐徐降下。中國政府和企業都需要像華為一樣啟動“極限生存假設”，需要為極限生存而準備。一旦中美在臺灣和南海發生軍事沖突，美國可以凍結中國在美國的美元資產和黃金儲備；可以給中國互聯網“斷網”，可以通過分布在中國各行各業數百萬臺服務器上的“后門”啟動網絡戰；可以切斷中國進口石油和糧食的部分通道；可以針對中國農業、畜牧業甚至人口發動類似于非洲豬瘟、美洲秋黏蟲、“非典”一樣效果的生物武器攻擊，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國還不具備對美國實施對等摧毀的能力。依附型經濟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在于：軍事上可以武裝到牙齒，但國家命門和經濟咽喉卻控制在對手的手中，讓你難以動彈和反擊。因此，只有放棄附庸型經濟，發展“自主型經濟”，才能實現極限生存。

在外部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重建一種離開美元資本、美國科技和美國市場仍然可以生存和發展的國家能力。為此，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需要重新調整，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經濟的轉型就是指從“依附型經濟體”向“自主型經濟體”的轉型；中國經濟的升級就是指從依附性的低端制造向自主創新型的高端制造升級。中國的改革要服務于“自主型經濟”的建設；中國的開放要有利于中國經濟對全球市場和全球資源的掌控，同時避免被美元資本進一步滲透和控制。在此，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貨幣聯盟尤其重要。

在經濟領域里，模式的背后是戰略，而戰略的背后是哲學。沒有哲學的戰略，如同沒有戰略的模式，都是站不住腳的。摒棄“依附型經濟”、發展“自主型經濟”、打造極限生存能力，這是應該成為新時期的國家發展戰略。

發展“自主型經濟”的核心內容是產業（包括科技）自主、金融（包括貨幣）自主、制度（包括機制）自主，并把自主的產業、金融和制度打造成為符合“陰陽合道、三生萬物”原理的穩定“三角結構”：

四、發展“自主型經濟”的內容與對策

第一、關于產業與科技的自主

從“商品—貨幣”循環周轉運動的“商品端”出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大財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恢復和重建各行業的國家級研究所和研究院，推進“中國制造2025”計劃的實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基于真正工業化基礎上的現代化，擺脫對美國技術和美國市場的依附。

從洋務運動開始到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工業領域的諸多裝備、技術、元器件和材料仍然沒有攻克而需要進口；外資企業占據著中國諸多產業的制高點并把本土企業擠壓在產業鏈的低端為之配套，而產業利潤主要歸海外資本所有，多勞未必多得；石油、礦產和大宗商品的控制權和定價權主要在海外跨國資本手中。中國僅僅是世界工廠，但并不擁有類似于美國波音、日本豐田、德國西門子一樣的世界頂級制造業公司。為此，中國需要圍繞著實現真正工業化的目標，降低中國工業化的制度成本、金融成本、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同時通過適度的國內市場保護，預留出本土企業進行產業升級的市場空間。

美國政府為什么動用一切經濟、政治、法律手段，甚至拋棄市場經濟的基本道義原則把中國華為擋在美國市場之外？目的就是為美國自己的本土高科技企業預留出趕超華為5G技術的研發時間和市場空間。保護美國本土市場，并通過政府采購引導本土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和產品迭代，這是美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貫方法，也是美國保持高科技產業長期處于領先水平的公開秘密。

中國產業技術的總體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國，因此，保護本土市場，以本土市場培育本土的高科技企業，這是發展“自主型經濟”的市場前提。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需要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經濟。在美國開始全面圍剿中國科技、阻止中國產業升級的情況下，中國再也不能用自己的池塘養別人的魚，不能用本土的市場培育外國的企業尤其是美國的企業。這一點應該向美國學習。

第二、關于金融與貨幣的自主

發展“自主型經濟”必須實施獨立自主的金融與貨幣政策，必須自主掌控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謹防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被他國操縱和控制。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應該與美元儲備脫鉤，而應該與國內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掛鉤、與資本市場股票發行和價格指數掛鉤。人民幣之錨不應該是美元儲備，而應該是中國資產，尤其是中國本土企業的股權和債權。只要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與中國資本市場掛鉤、與中國企業股權和債權掛鉤、從而與中國企業的科技進步掛鉤、并以中國市場來壯大中國企業進而輻射海外市場，那么，中國人民幣的幣值不僅可以穩定，而且可以逐步升值，并隨著中國產品和技術逐步走向世界，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已經敲響了中國經濟的警鐘，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事實上的經濟戰時狀態。

人民幣和美元都在爭奪優質資產，都在爭奪高科技企業的股權，都在擴張自己的貨幣版圖。只要中國仍然無法使用人民幣去投資美國的高科技公司股權，甚至不能使用手中的美元進行投資，那么，中國也應該禁止美元資本投資中國高成長領域的企業股權，應該禁止中國優質的企業股權流失境外資本市場，應該停止所有以國內的優質資源和優質股權為美元紙幣進行價值背書的對外開放政策。削弱美元價值、保衛人民幣價值，就是穩定中國的貨幣與金融。穩定金融與貨幣就是保家衛國。

正如企業必須經營股票價值一樣，國家必須經營貨幣的價值。制定國家戰略必須深諳貨幣的秘密。貨幣背后站立的是國家主權和軍事力量，因此，貨幣的全稱是“主權貨幣”。 “依附型經濟”模式已經走不下去，必須推進“自主型經濟”的轉型。在此，中國貨幣與金融政策擺脫美元的干擾而走向獨立自主是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前提，是推動中國產業自主和科技自主的重要條件。中國需要快速建立起新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必須實現基礎貨幣發行與資本市場掛鉤、與企業股權掛鉤、與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掛鉤。中國金融改革與對外開放必須以本土產業發展和科技進步為導向、以人民幣幣值穩定和增值為目標，讓資本與資源流向實體經濟，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資本項目管制和匯率管制是實施獨立的貨幣金融政策的前提，也是奪回資本市場定價權的前提。為了管住資本項目進而穩定人民幣匯率，人民幣發行機制及其國內資本市場必須與美元儲備和美元流動保持必要的距離。

只要人民幣仍然主要與美元掛鉤、只要美元資本流動仍然可以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影響國內資本市場的價格走勢、只要國際貿易仍然主要以美元計價，那么，美元就可以成為美國發動對華金融戰的核武器。中美貿易戰已經上升為科技戰，科技戰之后是金融戰。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直接目的是減少和消滅中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元儲備，最終目的是消滅中國的外匯儲備、制造美元的流動性危機、引發中國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美元曾經是中國經濟的催化劑，但也可以瞬間轉變為美元病毒制造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危機。為此，必須未雨綢繆，提前防范和布局：（1）在擴大與俄羅斯的能源與糧食進口貿易的同時，中俄兩國應該各自把對方的貨幣納入本國的外匯儲備，即中國把盧布納入中國外匯儲備，俄羅斯把人民幣納入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從而，一方面提高兩國外匯儲備總量，另一方面降低各自美元儲備的比例，降低美元儲備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力，把美元金融核彈變成手榴彈。（2）凍結滬港通和深港通的投資額度，未來通過此類通道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美元資本投資額度只能降低而不能提高。（3）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國內投資只能使用人民幣，不能使用美元，把美元擠出中國資本市場和產業投資領域；在凍結美元資本對華投資額度甚至關閉美元資本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通道（如滬港通和深港通等）的同時，放開甚至取消海外人民幣回流國內二級市場的投資限制。海外回流到國內的人民幣資本可以投資國內的股票和債券、可以投資那些允許外資投資的產業領域，可以購買中國允許出口的商品，以此刺激國外對華商品出口商接受人民幣結算、鼓勵外國央行和投資機構持有人民幣并以人民幣開展對華投資。

中國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和投資市場足夠支撐人民幣的支付功能和投資功能，這個市場不能繼續成為美元資本的天下，更不能被美元所綁架。只要賦予人民幣足夠的支付功能和投資功能，人民幣就可以逐步蠶食美元的金融版圖，人民幣的匯率就可以穩定，美元就無法成為發動對華經濟攻擊的金融核彈。

如何讓境外人民幣成為全球受歡迎的結算貨幣、支付貨幣、儲備貨幣和投資工具，讓中國經濟擺脫美元資本的繩索，從而維護國內資本市場、匯率市場、商品生產的穩定，實現“依附型經濟”向“自主型經濟”轉型，這是擺在中國宏觀經濟決策部門的最為緊迫的課題。

第三、關于制度和機制的自主

中國經濟制度和運行機制的自主就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擺脫美國及其美國控制下的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對中國改革開放和制度建設的影響，并且要在國內政府部門、金融監管機關、政策研究機構清理“崇美、唯美、為美代理和代言”的“三美人員”。同時，社會主義制度與機制必須進一步充實“中國特色”的具體內容，而不能把非社會主義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內容作為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其中，社會主義、組織化和市場經濟三大要素一個也不能少。在此，全民所有制和國家資本應該占據主導地位并發揮組織化作用。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應該借鑒日本綜合商社模式，以“合格的產業管理公司”為核心，組建由國家資本主導的、集“產業—金融—貿易”為一體復合型產融集團，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更具長遠性、組織性和靈活性。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應該在產融集團，而不是政府的國資部門。

“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和以“合格的產業管理公司”為核心的復合型產融集團是實現中國產業與科技自主、金融與貨幣獨立的制度保障和組織保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內容之所在，是中國未來全面兼容西方優秀發展成果并全面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武器。

五、結束語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前者存在著明顯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優勢。中美貿易戰促使中國經濟由“依附性經濟”向“自主型經濟”轉型，通過產業、金融和制度三者之間的結合與互動，實現產業與科技的自主、金融與貨幣的自主、制度與機制的自主，并形成良好的“國家極限生存能力”。

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實質上是出于對中國發展趨勢和社會制度優勢的擔憂。美國發動貿易戰并非簡單的貿易問題和科技問題。中美貿易沖突的背后是中美之間國家戰略定位的沖突，是兩國制度與模式的沖突，是西方獨霸文化與中華“平天下”文化的沖突，也是西方霸道文明與中華王道文明的沖突。中美之間沖突的時間長短無法確定，要有持久戰的準備，但中美沖突的勝負結果是確定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已經給出了確定的歷史軌跡和確定的歷史答案。

余云輝   紅果寶戰略顧問。經濟學博士、安信信托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