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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政策建議都隱藏著強烈的利益指向。通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在中國本土形成的“三大資本力量”即跨國資本、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當中，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政策建議究竟有利于哪一類資本的擴張、究竟對哪些資本造成傷害？這與國有企業私有化有怎樣的內在聯系？對中國經濟政治的未來將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才是分析問題的關鍵。只有把握這些要害，才避免被一些弊大于利的“利益光環”、甚至子虛烏有“畫餅利益”所誤導。如果脫離中國面臨的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繼續盲目地推進金融“洋躍進”，那么，可以看到，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是擊倒中國經濟的最后重拳。

一、主張資本賬戶開放的利益描繪實屬“畫餅”

國內外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主要基于以下畫餅般的利益：

1.“畫餅”之一：“資本賬戶開放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

國外經濟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這一觀點并不成立。真實的情況是：資本項目自由化對那些金融監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場成熟、擁有資本流向之主導權和資本定價權的國家有利，相反，對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場不成熟、缺乏全球資本定價權和全球資本流向主導權的國家和地區是不利的。如果一個國家處于產業轉型期和調整期、處于經濟結構相對脆弱的階段、或處于大量經濟社會矛盾需要化解的時期，那么，資本項目自由化將引誘發達國家各類投機資本的攻擊、引發國內匯率、利率和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導致國內產業能力遭遇破壞、國民財富遭遇洗劫。中國沒有發生拉美金融危機、并有效避免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線：資本項目管制。因此，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取決于中國本土產業資本的全球競爭能力、取決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和監管水平、取決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幣的匯率定價權和貨幣發行自主權。不具備這些條件，資本賬戶開放必然產生難以預想的后果。所謂資本賬戶自由化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利益之說，是畫餅，更是迷魂藥。

2.“畫餅”之二：“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首先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化”是要求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曾經對發展中國家造成過重大創傷和洗劫，因此，這一政策主張的鼓吹者不敢過分宣揚“資本項目自由化有利于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發展”，而是以資本項目自由化來迎合人民幣國際化的要求，希望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之下積極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但是，我們需要反問的是：資本項目自由化與一國貨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究竟有沒有關系？有多大關系？

日本、澳大利亞、巴西、泰國等許多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家，除了得到經濟波動與世界同步的“好處”之外，并沒有實現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國際原油市場的交易貨幣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銖，還是美元。試問：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難道中國人可以使用人民幣購買中東石油、歐洲設備和日本房產嗎？顯然還不可能。

主張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認為，資本項目自由化之后，中東、歐洲、亞洲國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幣，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原因是：中國持有近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海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到中國自由地兌換成美元。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樣一個邏輯：人民幣國際化是與資本賬戶開放（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美元）掛鉤、而資本賬戶開放又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的，可見，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實際上是與中國外匯儲備掛鉤。如果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外匯儲備作為前提（當然還要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外匯的資本項目開放與之配合），那么，我們需要反問：美元的國際化是跟什么掛鉤？是跟英鎊掛鉤還是跟黃金掛鉤？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聯儲自由兌換黃金嗎？實際上，國際化的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正是由于美元沒有跟任何實物和外匯掛鉤，才實現了美元的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如果美元與黃金掛鉤，那么，美元國際化就是假象，實際上不是美元國際化，而是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國際化、是黃金的國際化，世界貨幣仍然是黃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是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開始的。美元與黃金脫鉤，同時，美國主導著全世界各類大宗商品交易（特別是原油交易）對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黃金成為美元紙幣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貨幣。如果人民幣國際化是基于人民幣與美元的自由兌換、是基于3.2萬億外匯儲備，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假象，本質上還是美元的國際化而非人民幣的國際化。再說，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過600萬億美元，那些企圖以基于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路，當屬國際笑話。遺憾的是，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國際化正是中國央行發布研究報告主張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的主要理由。

我們還要認識到，貨幣互換不應該視同為人民幣國際化。盡管人民幣與其它國家貨幣進行貨幣互換有利于規避匯率波動、便利于雙邊貿易和投資，值得積極推進，但與人民幣自由兌換無關、也與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無關。俄羅斯、韓國、巴西、伊朗都可以與中國以及其它國家互換貨幣，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盧布、韓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亞爾的國際化呢？顯然不是。國際上沒有人會因為與別國進行貨幣互換而興奮地驚呼本國貨幣實現國際化，但在中國，這種聲音很大。這只能說明中國還不了解世界貨幣背后的真正內涵和貨幣國際化的現實基礎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幣國際化依然缺乏自主創新的產業基礎、依然缺乏引導人民幣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網絡、依然缺乏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全球軍事力量。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貨幣使用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問題。簡單地說，貨幣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產業競爭力和軍事威懾力就應該輻射到哪里。一個被跨國資本主導著國內主要產業部門的中國、一個大部分本土產業資本還缺乏國內競爭力更談不上全球競爭力的中國、一個匯率走勢由美國政府和議會調控的中國、一個貨幣發行量被美聯儲間接操縱的中國，一個金融網絡還沒有像毛細血管一樣布滿全球的中國，一個軍事投射能力還守護不住南海石油資源的中國、一個主流經濟專家沒有獨立思維能力、拿著外國機構的經費或跟著好大喜功的領導瞎起哄的中國，它的貨幣難道可以啟動所謂的國際化嗎？既然人民幣不具備國際化的基礎條件，那么，那些拿著人民幣國際化這個“畫餅”來誘導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國內外機構和個人，其目的是什么？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國內產業領域搞“洋躍進”，損失的只是某些產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搞“洋躍進”，損失的將是整個外匯儲備、整個國家經濟甚至執政黨的政權。

3.“畫餅”之三：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有利于實施“企業和個人走出去戰略”

中國只有三大類企業：外資主導型企業、民資主導型企業和國資主導型企業。外資企業不存在“走出去戰略”問題，它們本身就是跨國資本，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持，處于“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即資本主義高級階段”。民營資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沒有能力。中國民營企業總體上還處于數量多、規模小、技術創新不足、缺少市場主導能力的“自由資本主義競爭階段”。“山寨”和殺價是民營企業主要的競爭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民營資本與因“開放”所引誘進來的市場經濟高級階段的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本土展開了世界經濟史上獨一無二的“非對稱經濟戰”。這場“非對稱經濟戰”的結局沒有懸念：國內民營企業或者被外資收購（如日化、食品、商業流通領域的諸多企業）；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美元陣營，成為中國經濟的買辦力量（如新浪、百度、新東方等）；最后剩下的就是正在努力成為前者的民營企業，或者破產和逃債。中國民營企業生存狀況沒有樂觀的理由，更沒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經濟實力。當國內民營企業茍延殘喘地活著都成為問題的時候，哪有能力和資金“走出去”沾洋葷？因此，把資本項目自由化跟民營企業“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說資本賬戶開放可以促進民營企業“走出去”，實在牽強附會。

人民幣自由兌換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產商的資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資金“走出去”，并成為高盛、摩根、花旗、匯豐的私人理財客戶，但是，這一點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對于第三類國有資本而言，資本項目管制不僅沒有影響國有資本“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而且還有利于外匯儲備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國有資本開拓國際市場的資金需要，同時，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權基金的投資運作。如果中國企業需要集中資金優勢與國際壟斷資本展開實力對等的國際競爭，那么，外匯資金必須集中使用，資本項目必須管制。

二、資本項目自由化主張集中出現的背景分析

如果現階段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都不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那么究竟是哪些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項目呢？答案是：國際資本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團。

資本的特性在于運動，國際資本的特性在于跨國運動，在于通過跨國運動制造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的實體經濟波動、資本市場波動和匯率利率波動來完成全球財富向資本強勢國家集中。國際壟斷資本的本質是謀求全球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國際資本運動的結果是瓜分資源、掠奪財富并形成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這正是南美洲、東南亞、中東伊斯蘭世界對于美國和美元資本愛恨交加、恨大于愛的原因。資本沒有慈悲，資本需要波動、動亂甚至戰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是：當巴黎街頭血流成河的時候，正是它們播種和收割的季節。

當中國各級政府以開放為旗號、以政績和GDP為導向瘋狂招引國際資本之時，國際資本在九十年代末已經完成了在華的產業布局和主要產業核心環節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國資本的目標開始升級為謀求金融機構控制、貨幣定價權（即人民幣匯率）控制和貨幣發行權控制。人民幣的持續被迫升值，吸引著更多的熱錢涌入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被迫超量發行。在人民幣超量發行并引發通貨膨脹的壓力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并沒有向海外資本征稅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選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方式剝奪國內實體企業的流動資金，以此維持貨幣供應量的表面數量平衡，從而將國內企業置于流動性窒息的狀態之中。從2008年初開始，民間資金年利率始終高居３0％以上，海外資金只要把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后在民間放高利貸就可以輕松獲利。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是：一方面，跨國資本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房地產泡沫、民間利率飆升以及資本市場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出口乏力、產業競爭力下降、人民幣購買力降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被動提高，人民幣顯現出嚴重高估的狀況。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匯占款余額是25.36萬億人民幣，而外匯儲備是3.18萬億美元，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匯率計算，那么，25.36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占款應該對應4.0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實際外匯儲備僅3.18萬億美元），二者相差8453.96億美元（相當于5.32萬億人民幣的潛在虧損）。換句話說，只有人民幣貶值到7.9748的水平，外匯儲備和外匯占款余額才能平衡。顯然，人民幣存在貶值的內在需求。

當中國經濟增長、貿易狀況、經濟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穩定都開始走向惡化之時，人民幣貶值預期產生了，隨之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呼聲開始集中爆發。中國央行和世界銀行幾乎同時分別發布研究報告，內外呼應，極力主張和推動中國資本項目自由化。

在人民幣存在高估、外資需要在匯率高位逃離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是順勢大幅貶值人民幣，減少賬面虧損，而是在人民幣匯率被高估的情況下拋售數百億美元來維持不合理的匯價。中國央行不僅升值積極、貶值消極（從而客觀上配合著熱錢的套利和撤離），而且在理論上制造輿論，推出了《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等的專題報告，以官方的身份與美國政府和世界銀行的戰略思路遙相呼應。

美國政府和參議兩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國解除資本項目管制？它們的槍口究竟對準了哪些獵物？答案是復雜的。美國瞄準的獵物既有經濟目標，也有政治目標，其中體現著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忍耐、堅持和深謀遠慮。

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有利于美國及其主要盟國的跨國壟斷資本獵取中國的儲蓄財富、外匯儲備和國有企業。我們可以設想外匯儲備消失、國內儲蓄蒸發、國有企業消亡、投機資本橫行的亂局嗎？只要中國開放資本賬戶，跨國資本可以輕松實現上述目標。

國際資本只有完成了二個階段的運動，才能完成對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后，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回流，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國際資本在中國形成的本金和利潤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這需要資本賬戶開放的配合。南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回流階段。

在美國對華施壓并實際控制著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情況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必然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失控、必然導致外匯儲備和人民幣供應量的大起大落、進而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資金利率、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經濟必然陷入于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之中。這正是跨國資本施展拳腳的洗劫中國儲蓄和外匯儲備的時刻。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被跨國資本席卷而去，伴隨的是企業倒閉、稅收驟降、赤字激增、通脹惡化、民怨四起，大危機爆發了。到這個時刻，中國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變賣最后的國有企業。世界銀行為什么要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放在一個報告里？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

在中國的經濟體里，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遭遇洗劫，并導致國有企業破產或變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已經被國際資本的巧實力和軟實力摧毀了。

在蘇聯解體之前，美國戰略家基辛格曾經說過：“除了全面戰爭以外，中蘇集團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后退：自動讓步或內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決定于我們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則值得仔細地研究。”其實，針對中國和蘇聯“內部分裂”的方案早已仔細研究完畢：針對蘇聯的方案已經成功實施，針對中國的方案正在實施之中。如果中國像蘇聯一樣瓦解，那么，跨國資本及其背后政治勢力的政治目的也就達到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將更加穩固。

世行的報告不乏閃光的建議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綠葉和鮮花的堆積是為了隱藏花籃下面的毒刺。

三、中國應該怎么選擇？

摩根大通曾經宣稱國際資本市場準備了10萬億美元伺機淹沒中國。如果沒有資本賬戶管制這一金融防線，那么，不受黃金儲備約束的紙幣美元必將淹沒中國，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元必將打垮弱勢的人民幣。屆時，人民幣不僅無法國際化，甚至在中國本土也難有立足之地：人們寧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幣。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經濟潰敗的場景將在全中國重演。

也許人們會問：難道中國的央行不會扭轉乾坤嗎？未免太悲觀了吧？是的，千萬不要把中國央行的理論素養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樂觀。僅僅一項匯率改革就引來美元狂潮并導致貨幣供應結構性失控，外匯占款就擠占了中國基礎貨幣發行的80％以上，本土經濟實體被擠壓在不到20％的基礎貨幣投放空間里。今天，中國大部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有目共睹，造成這種現狀的貨幣結構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資本項目管制的最后防線拆除了，我們難道還可以指望中國央行等政府機構的官員能夠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嘯般的跨國資本及其背后強大的政府力量搏斗嗎？他們能守住中國金融的底線、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嗎？我們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場不明、思路不清、書本模型一堆、實戰經驗沒有、歷史知識貧乏而又高高在上的書呆子們，還是相信中國資本項目管制這項制度？這是一個事關中國經濟政治大局的選擇。

根據“三元悖論”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三大目標，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國應該如何“取”和“舍”？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經濟發展必須服從于大眾利益和穩定大局，必須兼顧就業、環境與社會的平衡發展，必須在國際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必須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正義、制衡、平衡的國家角色，因此，中國必須確保經濟自主獨立。經濟要自主獨立，貨幣政策必須自主獨立；沒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就沒有中國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是市場經濟的常識，而且是為政者必須牢記的常識。為此，在上述三大目標中，必須選擇和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且把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同時，中國的產業體系已經嚴重依賴于出口貿易，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受制于出口狀況。盡管中央強調調整經濟結構，但是，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時間，也需要資本投入。為了完成經濟結構的平穩調整和產業體系的逐步升級，中國需要維持出口貿易的穩定。這就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相對穩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從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出發，必須選擇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并通過執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來確保匯率穩定。

人民幣從“匯改”時的8.11升值到目前的6.30是錯誤的。人民幣應該通過貶值，維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幣只有貶值回到2005年“匯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礎之上的匯率穩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消除貶值預期，才能提高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幣走出去。

為了有效地取得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這二大目標，中國只能舍棄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追求，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從現實經濟條件出發，中國應該把目前已經過分開放的資本項目重新嚴格地管理起來。只有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提高資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穩定的沖擊，才能避免國際資本對中國貨幣供應總量和供應結構的干擾，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作為大國經濟體所應有的獨立自主與平穩發展。

央行報告中把規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資本管制效力下降作為“最終選擇”擴大資本項目開放的理由，這是站不住腳的。魔高一尺，應該道高一丈，而不該解除管制、自毀長城。

（余云輝于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