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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毅演講：基因編輯帶來什么危機？

點擊：  作者：饒毅    來源：知識分子  發布時間:2019-03-12 08:45:02

 

 1月15日，“知識分子”、“賽先生”以及中關村海淀園管委會聯合主辦了“科學精神中國行”新年專場活動。生命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饒毅發表主旨演講“基因編輯與人類未來”。

編者按：

     1919年1月15日，北大教授陳獨秀用“賽先生”指稱科學。百年紀念日，北大教授饒毅、謝宇，清華教授白重恩、吳國盛，上海紐約大學教授張崢同臺討論“科技對未來的影響”。今天我們轉發饒毅演講相關的文章全文，以饗讀者。

撰文 |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主編）

導讀：

涉及人類生命的技術進步是把雙刃劍。2012年誕生的簡便而強大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是分子生物學重大技術進步，合理應用可增強人類福祉，不當應用可給公共安全和人類社會帶來危機。

基因編輯人類體細胞與基因編輯生殖細胞有著本質的不同，體細胞編輯只影響個人而不帶來新的倫理問題；而生殖細胞經過受精、胚胎發育、出生、長大成人結婚后將與其他人產生后代，會遺傳給他人，編輯的后果將擴散，進而影響人類社會。體細胞的基因編輯可能治療人類很多疾病，它與現有框架已接受的基因治療類似，可按現有法律法規和監管辦法，在個體安全性、作用有效性和方法穩定性確定后使用，但針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則超出現有倫理框架，它的特征是醫學必要性低、技術可控性低、群體危害性高。

絕大多數攜帶疾病罹患基因的家庭，可用無倫理爭議的篩查技術而無需生殖細胞基因編輯。一旦允許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就難以限定可以編輯什么基因、編輯多少基因、由誰編輯基因等。中國需要立即調查處理已出現違反政策、規定、倫理的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問題，盡快加強監管彌補漏洞，出臺有針對性的措施確保基因編輯技術不被濫用，制定人類基因編輯的法律法規：允許體細胞基因編輯，禁止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

缺乏監管的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可能帶來對人類社會安全危害，相關科技人員和醫生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缺乏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可能帶來國家之間的基因競賽，因此需要國際社會協調制定國際公約，并將國際公約轉化為各國的法律，以保護全人類共同利益。

深刻認識基因是人類智慧絢麗的結晶、合規操作基因是增進人類福祉可能的途徑。但科學技術的進步有時是把雙刃劍，特別是涉及人類生活和生命的時候。如何規范基因編輯是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嚴峻考驗之一。

 

以下為演講全文：

2012年，新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誕生。這一新的技術作用強大，而且簡單易用，因此門檻低、影響特別大。在什么范圍應用如此強大的基因編輯技術，成為科學界、社會、國家乃至人類面臨的巨大問題。對一般體細胞進行基因編輯，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進行監管問題，符合倫理規范不影響人類遺傳、不擴散到他人。而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則超出患者個人治療、預防和健康范疇，會對人類社會遺傳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挑戰現有科研規范、有違人類道德倫理范圍，也是國內外有關部門（如科技部、衛健委、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醫學科學院，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等）、科學學會和團體（中國遺傳學會、細胞生物學會等）對之普遍譴責的原因。社會上對缺乏透明和監管的基因編輯感到焦慮和不安。

這是自2015年中國廣州研究者第一次基因編輯人類生殖細胞后，法律法規沒有跟上技術發展的必然發展。基因編輯人類生殖細胞具有“兩低一高”的特點：醫學必要性低、技術可控性低、群體危害性高。絕大多數病人家庭無需基因編輯、而通過基因測序后進行受精卵的選擇就可以做到，且副作用更小。

基因編輯技術非常容易，所以很多人能夠做，學生物的本科生就可能到縣醫院做。而選擇改變什么性狀、改變什么基因以及多少基因很難取得共識，由此會導致一片混亂。一旦允許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就很難阻止大規模地改變人類基因的問題，而且少數人決定的基因編輯后果將會擴散到整個人群，這樣就會帶來整個人類的災難。突發事件已經表明，對于基因編輯這種技術的使用，僅僅依賴科研人員的自律是不夠的，必須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否則基因編輯技術濫用的后果是科技工作者個人、國家乃至人類都難以承受的。

現在國內外討論大多集中于基因編輯產出的嬰兒個人安全問題，包括黑箱操作、質量低劣、缺乏基本的動物研究背景就極快速度用人做試驗等，這些討論其實漏洞百出。個人安全固然重要，但還有更大的問題：改變體細胞的基因是個人和家庭的問題，而改變生殖細胞基因是群體和人類的問題，前者可以由個人和家庭決定，后者需要國家和國際進行規范。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中國應該以立法為目標進行嚴肅討論，研究制定符合中國人民和人類利益、對科學界有約束力、對個人有威懾力以及切實可行的法律法規，從而對生殖細胞基因編輯進行規范管理。目前，我們還沒有進行人類生殖細胞編輯的迫切理由，可禁止其臨床實踐，直到有醫學剛需并解決了倫理和法律問題之后。

基因：科學和技術

自孟德爾發現遺傳規律以來的150多年，經過遺傳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帶來很多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進步。今天以基因為核心的分子生物學滲透了生物學、醫學和農業科學等學科，而以基因分析和基因操縱為主的分子生物學技術也早已走出實驗室被廣泛應用于藥學、農業和醫學等領域。

 

百年基礎研究，從遺傳學到分子生物學

1866年，位于現今捷克布魯恩修道院的孟德爾發表了他歷經十年的研究結果，揭示遺傳的基本規律，提出遺傳因子的雛形（Mendel，1866）。1871年，瑞士科學家Miescher報道后來稱之為“核酸”的化學物質（Miescher，1871），以后我們才知道DNA（脫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1944年，美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Avery等提出DNA是遺傳的物質基礎（Avery, McCleod, McCarty, 1944）。1953年，美國遺傳學家Watson和英國物理學家Crick提出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Watson and Crick, 1953）。1953年至1965年，Crick及英國、美國多位科學家競爭、合作、交叉，完全解析了生物普遍適用的遺傳密碼，奠定了分子生物學的框架，促進了一個新學科的誕生和蓬勃發展。

1973年，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的Boyer和斯坦福大學的Cohen發明現今常用的重組DNA技術（Cohen et al., 1973），從此科學家可以剪切DNA，按需求拼接不同的DNA。1977年，英國劍橋大學Sanger等和美國哈佛大學Gilbert等分別發明DNA測序方法（Sanger et al., 1977；Maxam and Gilbert, 1977）。這兩項技術結合起來，不僅改變了分子生物學的進程，而且把科學帶出了學術的象牙塔，應用于生物技術、醫學、農業、藥學等領域。1976年，Boyer與投資人Swanson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以DNA為基礎的現代生物技術企業Genentech，象征著現代生物技術產業的誕生。

對于基因的操縱，科學家早期只能在細菌進行，如把人的胰島素基因克隆到無致病性的細菌中，讓后者為人類生產蛋白質藥物。隨后基因操作技術逐漸發展，可在其他物種中進行，如1987年美國科學家Capecchi等發明了小鼠基因敲除的方法（Thomas and Capecchil, 1987），對生物學的研究帶來很大推動。

但在很長時間，科學家只能對少數生物進行基因操縱（如細菌、酵母、線蟲、果蠅、斑馬魚、小鼠等），而不能對大多數生物進行基因操作。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新的技術誕生于意想不到的研究。1987年，日本大阪大學微生物學家中田久郎（Atsuo Nakata）實驗室發現細菌中存在后來稱為CRISPR的DNA序列（Ishino et al., 1987），經過日本、荷蘭、西班牙、立陶宛、美國、法國、英國等國多個相對默默無聞科學家的基礎研究，發現CRISPR可與CAS蛋白質組成細菌的一種防御系統，可編輯剪切特定的DNA序列（Nakata et al., 1989; Hermans et al.,1991; Groenenet al.,1993; Mojica et al., 1993; Mojica et al.,1995; Mojica et al., 2000; Jansen et al.,2002; Mojica et al., 2005; Haft et al.,2005; Pourcel et al.,2005; Bolotin et al., 2005; Makarova et al.,2006; Barrangou et al.,2007; Horvath et al., 2008; Mojica et al., 2009; Brouns et al., 2008; Marraffini et al., 2008; Deveau et al., 2008; Garneau et al., 2010; Hale et al., 2009; Horvath and Barrangou; 2010; Deltcheva et al.,2011; Sapranauskaset al., 2011; Hale et al., 2012）。

 

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技術發現的三位先驅

2012年，法國科學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e和美國科學家Jennifer Doudna合作（Jinek et al., 2012），與立陶宛的Siksnys實驗室（Gasiunas et al., 2012）分別證明可在體外重建CRISPR/Cas9體系，用于編輯特定的靶基因。這一方法被發明后，很快被用于各種細胞和各種生物，并在很多細胞和生物中證實非常有效。從此，我們改變DNA就不再局限于幾種生物，特別是研究用的生物，而可以用于很多其他物種。其后幾年，有關CRISPR/CAS9應用的論文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這一技術也得到不斷改進，使用更加方便，效率更高。

在這一過程中，海內外華人科學家，如美國MIT的張鋒、國內包括北大在內的多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學家也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在改進、推廣等方面。CRISPR/Cas9技術很快就被生物領域的眾多實驗室有效地用于多種生物，其簡單而高效，一般生物學研究生都能很快上手，而且成為培訓本科生的實驗方法之一。

以前的方法只能在很少的生物中應用，所以不用擔心，只有比較專業的人才能用，也減輕了人們的擔憂，但CRISPR/Cas9的有效性和便利性帶來了極大的沖擊。

遺傳和擴散：人類基因編輯

長期以來，科學界知道新的科學技術不能用于人類生殖細胞，特別是不能產出嬰兒。因為歷史和發展的原因，中國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立法相對滯后，對于基因編輯依法管理是弱項。CRISPR/Cas9基因編輯方法的簡易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問題。

2015年，廣州中山大學副教授黃軍就由一個醫院的委員會同意后，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了基因編輯（Liang et al., 2015）。他們顯然不清楚國際科學界的顧慮，而把文章當成突破寄給頂級雜志（英國的Nature、美國的 Science），被雜志編輯部因倫理問題而拒稿。而中國出版和主編的英文雜志《蛋白質和細胞》卻在一天之內就快速收稿，決定發表。這一工作當即引起國際科學界很大的關注。值得一提的是，黃軍就的工作選擇了不能完成發育的異常胚胎，所以不會產生嬰兒。在國際反應很強的情況下，中國有關部門并沒有采取相應的舉措。

2017年，前蘇聯移民美國的科學家Mitalipov 在Nature發表論文，報道他們編輯了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其第一作者是華人（Ma et al., 2017）。顯然，當年拒絕黃軍就論文的Nature現在不以生殖細胞基因編輯作為倫理的擔憂。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停薪留職、在外開公司的賀建奎對媒體宣布，他不僅對人類生殖細胞進行了基因編輯，而且產出了一對嬰兒。消息傳出，有些國內主流中文媒體作為科技突破來發表消息，但國內外科學界立即嘩然，國際媒體也紛紛質疑。

因基因編輯技術門檻低，現在有很多人可以做，如果不及時制止，就有泛濫的可能性。在很多年輕的學者來看，如果對現有情況不處理而后也不出臺嚴格的法律法規，他們中有些人也可能會做，因為早在賀建奎之前，他們就在動物中做過，他們比賀建奎更加熟悉的基因編輯技術。

體細胞基因編輯不帶來新的倫理問題

在人之外的動植物使用基因編輯技術，不會帶來新的倫理問題，科學界和人類已熟悉、并且已有合適的審批和監管措施。

 

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核心問題

在人類身上應用基因編輯技術，也要區分用是人的生殖細胞還是體細胞。成人的生殖細胞是指精子或卵子，其他細胞則為體細胞。在胚胎發育后期，也有明確的精子、卵子，而早期首先是精子和卵子形成的受精卵。受精卵含以后稱為生殖細胞部分，而隨著受精卵分裂，胚胎不斷發育，胚胎部分細胞明確成為體細胞，部分成為生殖細胞的前體，以后成為生殖細胞。在生殖細胞和體細胞的來源沒分開之前，我們需要考慮其生殖細胞的問題。在生殖細胞和體細胞分開后，我們的顧慮是生殖細胞，而不用擔心體細胞。

 

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是此事件的核心問題

體細胞為什么不需要格外擔心？因為對于體細胞進行基因編輯，與現在我們大家接受的各種治療方式一樣，只影響個人，一般來說不會影響生殖細胞。體細胞基因編輯的倫理也就可遵循已有的規范，在了解科學可行和醫學安全后，比較效果和副作用，也就是對個體的利弊，可由個人和家庭做出決定是否進行體細胞的基因編輯。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堅持之后，近年國際上在體細胞的基因治療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對人的體細胞進行基因操縱，終于可治療一些疾病，而且其發展趨勢很好，有可能可以治療越來越多的疾病。體細胞的基因治療，應該得到積極的支持，使之越來越多地造福患者和社會。

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

缺乏臨床必要性

對于遺傳疾病來說，絕大多數無需生殖細胞基因編輯，而是通過選擇自然產生的受精卵就可以做到。

北京大學化學家謝曉亮和北大三院婦產科專家喬杰合作的研究，就可有效地檢測受精卵的基因型，從而選擇合適的進行植入（Yan et al., 2015）。對一般的基因變化造成的疾病罹患性，基因測序后可選擇理想的受精卵植入子宮受孕，就可以解決。對于罕見的父母都是純合子的基因變化，可通過他們在結婚前自愿披露自己的狀況而避免相互結婚，如果他們不披露或者知道雙方情況還要結婚，是自愿承擔帶來的患病代價。

基因編輯在技術上優于選擇自然的受精卵，是對同時得到多個理想的基因和基因型，以及將個人基因組不存在的基因型編輯到后代中。后兩點都帶來極大的倫理問題，應該由國家立法進行規范。

 

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不如受精卵選擇

 

罕見的父母皆為純合體可通過婚前自愿披露遺傳信息，減少后代患病的可能性

人的多數基因（分布在常染色體的基因）有兩個拷貝，一個在來自父親的染色體，一個在來自母親的染色體。如果用+代表正常，用*代表致病突變，那么一個人的基因型就可能有三種：+/+，+/*；*/*。+/+不會導致疾病，大多數情況下*/*，少數情況+/*以及*/*基因型都能導致疾病。一個嬰兒的父親或母親一般很少同時帶有同一個致病的突變基因，而如果出現父親是+/*，母親也是+/*，那么他們懷孕的受精卵四分之一的概率將是+/+，四分之二是+/*，剩下的四分之一則是*/*。對于大多數疾病來說，只有*/*會致病，而其他兩種情況（+/+和+/*）不會致病，那么在體外受精（IVF）時選擇用這兩種就可以，無需基因編輯。即使+/*會致病，也可以選擇使用+/+的受精卵。這在技術上可行的，只需要通過選擇不會致病的受精卵即可，不會帶來新的倫理問題。最難辦的是，父母都是*/*基因型（或顯性遺傳時父母一方為*/*），那么他們的后代都將患病。但這些情況非常罕見，人群中一般+/+最多，+/*次之，父母都是+/*就很少，而父母都是*/*的情形則極為罕見。國家的規范應該確定是否允許這種父母進行生殖細胞基因編輯，還是允許個人進行基因檢測得知自身攜帶*/*，結婚前自愿披露自己的基因型。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是A（允許*/*的父母進行生殖細胞基因編輯），還是B（允許披露自己或知道對方的基因型）。事實上，B的代價遠遠小于A，B影響的是極少的人，不影響人類。由此我們不能因為有罕見的情況，而允許人類普遍進行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

對自然產生的人類生殖細胞進行測序后加以選擇還是基因編輯？第一個差別在于，選擇的基因有限，對于一個受精卵來說，如果只有一個或少數幾個疾病罹患基因，選擇是容易的，但如果需要對多個基因進行選擇，很可能不能選到同時多個基因都理想的。基因編輯技術在理論上可對多個基因進行編輯，雖然目前還不是特別容易，但今后可能做到。但第二個差別在于，推動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實際很可能希望不限于疾病，而是其他性狀，如肌肉更多、運動和其他能力提高，這樣才有非常廣泛的市場，“值得”他們的商業利益。

所以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問題，實際是商業推廣大規模基因編輯與人類對于群體基因分布安全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帶來的風險遠高于少數人因為一個基因被編輯而出現的個人安全性風險。

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帶來的安全危機

為什么需要格外擔心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這不是人文關懷，而是嚴謹的科學問題。

 

人類胚胎的基因編輯帶來的危害

1） 個體選擇不能強加于人類社會。因為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后，被編輯的個人會和其他人婚配，其后代也會帶有編輯后的基因。因此，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影響就不限于個人，而會流入人群。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就會影響群體、國家和人類社會。因此，是否進行個人的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就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事情，而是有關群體、國家和人類社會的事情。

2） 一旦開啟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則無終點。概念上，無法分開疾病和非疾病。數量上，無法限定一次只能編輯一個基因還是多個基因。具體不能限定哪些基因可以動、哪些不可以動。也就可能出現同時大規模變化很多基因，而且各行其是，出現很大的混亂，如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希望不患艾滋病，另外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希望治療乳腺癌，還有家庭希望肌肉多一些、個子高一些……目前，這些都有已知的基因，有已知的突變，如myostatin基因無論在老鼠、豬、牛還是人，如果缺失掉，可讓肌肉增多。不同的人和家庭都可以認為自己有道理，并認為應該限制其他人提議的編輯而允許自己希望的基因編輯：你可以預防癌癥，我家好幾代肌肉少吃了虧，為什么不能增加肌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影響學習記憶、影響運動成績的基因變化，人類是否需要對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有利于他們的后代成為學者或運動員；某個時代時髦什么，就往那個方向編輯，還是怎么投票怎么編輯；如果因為今天Trump“成功”了，很多人要模仿他的基因，這怎么辦；當年可是有很多德國人給孩子取名阿道夫（Adolf）效仿阿道夫·希特勒，名字可換來換去，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至少要在后代待一代，有人肯定能承受。

 

1月15日，饒毅在“科學精神中國行”的新年專場演講中指出，一旦開啟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則無終點。

3） 能否限制基因編輯只用于改變疾病相關的基因變化，而不用于增強功能？這種想法是不了解一個基本事實：疾病是人們主觀定義的。例如，精神疾病目前全世界是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診斷書，這本書過幾年有其委員會修訂一次，有時出現新的疾病定義，有時刪除以前的疾病定義。又比如有些人說自己長期疼痛，而其他人無法知道他/她是否痛。即使有客觀指標的疾病，對生殖細胞的基因治療也有代價，如鐮刀狀紅細胞貧血是基因變化造成，基因編輯修復突變可改善貧血但更容易得瘧疾。北歐有一家族，多代獲得了滑雪冠軍，因為他們家遺傳一個基因突變（紅細胞生成素受體EPOR的基因突變）。如果有一些人自己就能決定后代基因變成這樣，那么滑雪冠軍（和其他需要紅細胞量的運動員）將會增加，但會帶來血管容易被堵住的相關疾病。其他基因變化，我們有時只知道帶來的問題，不知道帶來的好處，只表明我們目前知道的范圍，不表明我們能夠排除進化過程已經篩選過，有其好處。

4） 因為技術的簡便，如果放開做人類的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可能出現一個家庭希望改變一個基因，另外一個家庭希望改變另外一個基因，很多家庭希望改變很多基因。在有限知識的情況下，開展編輯基因競賽，可能導致對人類的災難。

5） 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其基因需要一定程度的多樣性，這是進化的常識。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逐漸建立的基因庫，人的所有基因都參與某種功能，沒有用的基因在進化中會被淘汰，剩下都是有用的，而且自然的基因變化保留了對很多問題的防范。但科學家并不清楚到底多樣性在什么范圍，無法回答哪些可以減少一些多樣性，哪些不可以。如果因為生殖細胞基因編輯按照一時一地的想法和便利，突然地大規模的人為改變，可能導致人類難以維持進化選擇合適的基因庫，從而危及人類，如在有關腦的基因變化中，我們目前不清楚所謂罹患精神病的基因變化，是否也會讓腦進化得更聰明，更有創造力的基因變化，如果為了避免少數人患癡呆或精神病，把人類的腦進化停止在今天，整個人類是否愿意，當外界出現危機時，人類頭腦有沒有足夠的應付能力？

 

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推動者

6） 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推動者，雖然現在打著為解決父母雙方都攜帶基因變異純合體（父母的兩套染色體都壞了，也就是總共四條染色體壞了）的問題，其實因為這種情況極為罕見，推動者并不能獲得商業利益，所以他們的目的是以這種借口說服突破對于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禁止，從而進一步推動影響人類其他非疾病性狀的基因編輯，他們還會推動對于一個受精卵的多個基因編輯。因為無法達成社會共識可編輯哪些基因，只要允許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很難避免出現混亂的情況；

7） 生殖細胞細胞基因編輯，還有技術的安全性問題。例如脫靶問題，目的是編輯A基因，結果還有其他基因被改變了，其中有些改變可能帶來安全問題。類似的技術問題已被廣泛討論。基因編輯對個人安全雖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低于以上對人類的影響。解決了技術對個人的安全性問題，并非就可以施行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還有本文上面討論的其他問題。

國際問題：

不能盲目跟風，而是加以甄別

在國際上，人類生殖細胞和胚胎有清晰的紅線。其中胚胎的紅線不僅是科學而且有宗教原因。但僅僅從科學上，就畫出紅線，嚴禁人工改造生殖細胞后植入子宮繼續發育成嬰兒。

中國有關部委曾經頒布一些規定。如1993年，衛生部藥政局制定了《人的體細胞基因治療臨床研究質控要點》，當時因為技術遠沒有達到對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所以沒有規范生殖細胞的部分；2003年，科技部和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雖然針對干細胞，也可以引申到基因編輯的生殖細胞，其第六條“利用體外受精、體細胞核移植、單性復制技術或遺傳修飾獲得的囊胚，其體外培養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不得將前款中獲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動物的生殖系統”。

法國、德國、英國等國的法律禁止人類生殖細胞進行基因改造，違法有刑事責任。美國只禁止用國家經費進行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研究和應用，允許使用私人經費進行研究，但不支持編輯后植入子宮完成發育。

對于外國文化和科學家，中國需要避免國際上不適用于中國的兩極問題。一極是基督教等宗教認為人體不可更改，人不能做上帝，否定理性和科學；一極是有些人（包括知名科學家）有商業利益。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組織人類基因編輯倫理會議，由于與會的積極支持者占多數，中立者很少，反對者則很少被請去參加會議，缺乏所謂“國際”代表性，有些是單獨邀請美國之外的少數個人，而后者明確不代表所在國家。另外，西方討論時明確提出立法可能失去與中國的競爭。所以美國科學院現有的會議需要參考，但不能簡單照搬。哈佛醫學院院長George Daley背景局限，焦點只在疾病，對遺傳學不夠熟悉，不談疾病有沒有基因編輯的剛需，不談一旦開放人類生殖細胞的基編輯，就難以阻止對影響非疾病人類性狀的多個基因進行大規模編輯的可能性。Daley的觀點也被包括現任NIH院長Francis Collins在內的遺傳學家批評。

有美國科學家，打著為罕見的父母雙方都為純合體家庭的利益考慮的旗號，而堅持要推進生殖細胞基因修飾，其實他們自己開了公司，他們的公司不可能通過幫助罕見的純合體家庭而獲利，其目的是為了生殖細胞基因修飾增強功能，在科學內行看就是“司馬昭之心”，但專業之外的人可能被其美國大學的名氣，科學貢獻所迷惑，認為不可能出錯，不可能忽悠，這時我們要記住的一個反例是Trump就獲得很多美國人支持的。

 

1月15日，饒毅在“科學精神中國行”的新年演講中指出，要警惕基因編輯技術背后的商業利益。

有些美國科學家，在本國禁止或不支持的情況下，慫恿和幫助中國的科學家做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然后轉身對美國說：看中國都在做了，我們不能禁止，我們不能競爭失敗，從而拋棄倫理的辯論，繞開道德和公眾監督，利用中國達到其商業目的。我們應該對美國科學家的意見持謹慎態度，分清其公德公益和私德私利。

在一定時間、空間范圍內，獲得有利于社會、國家和人類的社會共識并非易事。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等需要一定知識背景，且不被嘩眾取寵者通過情緒喧鬧而影響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西方曾經對公眾調查對基因編輯的接受性，多數人接受（Scheufele et al., 2017），但這種調查有意無意不區分體細胞和生殖細胞基因編輯，且公眾是否大部分知道體細胞和生殖細胞的差別恐怕也有很大的疑問。最近由CRISPR/Cas9發明者之一Doudna寫的科普書，居然完全沒有討論生殖細胞基因編輯的問題，而只簡單提倡基因編輯可用于人類（Doudna and Sternberg, 2017）。

解決方法：

亟需立法，建立國家咨詢機構

 

中國的胚胎基因編輯解決方法

1） 對于基因編輯，急需亡羊補牢，由國家建規立法，明確地、嚴格地規范對基因編輯，允許監管下的體細胞基因編輯，禁止人類生殖細胞基因編輯；

2） 建立健全的制度，審核、批準都有質量過硬、敢于擔當的機構。加強執法，對違反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的個人和單位嚴懲不怠；

3） 對于日新月異的科學領域，需要建立國家咨詢機構，經常、及時交流促進國家保持對科技發展的敏感性，以便今后不出現或少出現因為科技發展而驚世駭俗地突破底線的問題，更要預防危害人類社會安全的問題;

4） 積極建立國際交流合作，協調重大問題，推動建立國際公約，并轉化為各國建立全人類利益一致的法律法規。

 

饒毅認為，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應達成四點共識。

注：文章寫于2018年11月，于2019年1月15日第一次公開演講該文要點，2019年1月16日公開發表全文。

參考文獻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