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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統帥”“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華盛頓真的有那么神嗎？

點擊：作者：嚴鐘奎楊增書來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發布時間:2019-08-05 09:18:51

喬治·華盛頓(1732一1799)的名字是大家熟悉的。他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美國的首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華盛頓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里，被稱作國家的締造者，譽為“革命之父”，這是情有可原的。英、美資產階級史學家竭力吹捧華盛頓，那也不足為怪。但是，一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史學家們，也把華盛頓說成“是一位天才的統帥和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因徹底爭取殖民地獨立的斗爭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間享有很大的聲譽”[1]，是“受到殖民地人民歡迎的著名人物”[2]。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難道華盛頓真的是一位天才的、杰出的、享有很大聲譽的、受到殖民地人民歡迎的著名人物嗎？如果是“天才的統帥”，那么有幾個華盛頓指揮的戰役可以作為范例寫進世界軍事史呢？如果是“杰出的政治活動家”，那么有幾件華盛頓的政治實踐對推動美國和世界的進步具有巨大的影響呢？華盛頓在北美從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中表現出來的究竟是怎樣的徹底性呢？華盛頓真的在美國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很大聲譽和受到歡迎的嗎？

（一）屢戰屢敗的“天才統帥”

華盛頓作為大陸軍的總司令，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作用和貢獻是應該恰如其分地加以肯定的。身為總司令，他直接指揮著一支軍隊，經歷過許多次戰役，而且有幾次取得了勝利，對英國殖民軍是一個有力的打擊，特別是約克鎮一役，迫使英國將軍康華理斯率領七千英軍投降，加速了獨立戰爭的最后勝利。同時，身為總司令，他幫助大陸會議建立了一支殖民地的正規軍隊，提高了革命軍隊的戰斗力，又積極地協調了大陸會議與軍隊之間的關系，為大陸軍隊爭取了必要的物質支援，使獨立戰爭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但是，要把華盛頓說成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天才統帥，是沒有根據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獨立戰爭期間軍事行動的全過程和幾個關鍵性戰役的事實。從1775年6月的般克山戰役開始，到1781年10月的約克鎮戰役基本上結束了獨立戰爭。在這持續六年多的戰爭過程中，經過了許多次戰役，其中重要的有：1775年11月的魁北克戰役；1776年8月的紐約長島戰役和同年12月的特倫屯戰役；1777年1月的普林斯頓戰役和同年10月的薩拉托加戰役，1780年8月的堪登戰役；1781年的南方戰役和約克鎮戰役。華盛頓在戰爭過程中經常是防守觀望，而他指揮的戰役多數是失敗的，這一點連《英國百科全書》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認，

【“他不是一位偉大的戰術家，正如杰弗遜后來所說的，他時常‘在戰場上失敗’。”[3]】

在他指揮下取得了勝利的戰役，如特倫屯和普林斯頓戰役，也都不能成為對英國軍隊的致命打擊，在獨立戰爭過程中也沒有發生關鍵的作用。獨立戰爭中第一個關鍵性的具有轉折意義的戰役是1777年10月的薩拉托加戰役，在這次戰役中發揮了杰出作用的是不在華盛頓指揮之下的民兵游擊隊。1777年，大批英國的增援部隊到達北美大陸，發動了新的攻勢。在英軍的攻勢下，華盛頓在紐約戰敗，在費城失利，美軍節節敗退，士氣低落，連軍隊都幾乎瀕于瓦解。就是在這個緊要關頭，當英軍進達般寧屯時，當地農民組織起來，在般克山戰役名將司塔克的率領下，打敗了柏高英將軍率領的英國軍隊，而當英軍退到薩拉托加時，遭到了新英格蘭民兵的重重包圍，經過激戰，最后柏高英不得不率領大軍向北美殖民地人民投降。薩拉托加戰役勝利的意義是重大的，它大大地鼓舞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必勝信心，振奮了士氣；它削弱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力量，粉碎了英軍的侵略計劃，實現了美國獨立戰爭向勝利發展的轉折，它增強了法、西等國支持北美獨立戰爭的決心，因為在這之前，美國已派出代表到歐洲去爭取國際援助，但法、西等國因華盛頓在紐約、費城的戰敗，又開始猶豫、觀望、動搖起來，而薩拉托加戰役的勝利則消除了這些國家的顧慮，答應同美國建立反英聯盟，在軍事上支援美國，這就造成了使英國陷于孤立的國際形勢。到獨立戰爭后期，關鍵性的戰役是1781年的南方戰役和約克鎮戰役。1780年下半年，南、北卡羅來納的人民游擊隊不斷有力地打擊英軍，為下一年初的南方戰役打下了勝利的基礎。1781年1月，在出身于鐵匠的格林將軍指揮下的美國軍隊，分三線出擊英軍，使大批英軍戰敗而被迫投降。同年五月，又再次同康華理斯率領的英軍交戰，迫使英軍一逃再逃，最后在約克鎮被華盛頓指揮的美國軍隊和拉法夷特指揮的法國軍隊包圍，而在海上又被法國艦隊封鎖了撤向北方的退路，十月，英軍七千余人在康華理斯的率領下向美軍投降。這樣，軍事上的失敗，國內的反戰運動，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終于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同意和平談判，簽訂和約，承認美國獨立。

由此可見，華盛頓在整個獨立戰爭的全過程中，并沒有起到應有的關鍵性的作用，也沒有什么堪稱天才的杰出事跡。至于說到軍事藝術，華盛頓更沒有什么獨創的貢獻。在獨立戰爭中被廣泛采用的散兵戰術，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從印第安人那里學來的，而華盛頓對此并沒有什么新的發展。恩格斯說，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發明了散兵戰，但是正如美國革命開始的事業要由法國革命來完成一樣，散兵戰加上了步兵縱隊，一種新的作戰方式，“它在戰術和戰略方面都被拿破侖發展到了完善的地步。”[4]無論那一方面，華盛頓都是不能同拿破侖相提并論的，在軍事史上更是如此。其實，在獨立戰爭的軍事活動方面，華盛頓贏得的稱號倒是“費邊”，[5]這是因為他在戰爭中以防守、等待出了名，但是，即使同羅馬大將費邊(Fabius，或譯為費比阿斯)齊了名，也不能就算是天才的，更何況在華盛頓獲得的這一稱號中，并不是不包含著褒貶摻半的諷刺成分的。事實上，華盛頓自己也承認在軍事上并不內行的，他常說包括他在內的將軍們的軍事知識是不豐富的。[6]因此，把華盛頓說成“天才的統帥”，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二）浪得虛名的“杰出政治活動家”

華盛頓在政治舞臺上活動了近四十年，而且在最后的十幾年里，對美國國家政治生活還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把華盛頓稱作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能不能為此就把他說成是“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呢？這就要看看事實了。

從一七七三年的波士頓茶案到一七八三年的凡爾賽和約簽訂，在這十年的時間里，華盛頓的政治活動是很不杰出的，在不少重大的政治活動中甚至還是一個并不怎么重要的角色。這點我們可以從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三件大事中，清楚地看出他的具體表現：

第一件大事，就是關于北美十三個殖民地要不要聯合起來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建立美利堅獨立國家，要不要為實現獨立而對英國殖民統治展開武裝斗爭的大爭論，這集中體現在兩屆大陸會議上。在第一屆大陸會議期間，帕特利克·克利大聲呼吁各殖民地要聯合起來，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他說：

【“弗吉尼亞人、賓夕法尼亞人、紐約人和新英格蘭人之間的區別已不存在，我現在不是弗吉尼亞人，而是美國人。”[7]】

可是，華盛頓作為溫和派，認為獨立并不是必要的，因而在激烈的爭論中他不表態。[8]到第二屆大陸會議時，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武裝反英斗爭實際上已經開始，但是許多代表還是下不了決心。正如帕特利克·亨利在同年三月的弗吉尼亞立法議會上說的那樣，

【“戰爭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我們的兄弟們已經上戰場了！為什么我們還懶洋洋地站在這里？向我們談論和平的人想要什么呢？難道生命是這樣寶貴，和平是這樣甜蜜，值得用帶鐐銬和受奴役來換取？”[9]】

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卻正在想著和平，

【“他仍然相信，美洲殖民地和英國本國之間的隔閡還有可能和平解決。”[10]】

顯然，在這件大事上，華盛頓不僅沒有什么杰出的活動，而且可以說他這時在政治上還是動搖猶豫的。

第二件大事，是“獨立宣言”的制定和公布。第一次當選為大陸會議代表的年輕人托馬斯·杰弗遜，接受第二屆大陸會議的委托，起草了被馬克思譽為“第一個人權宣言”[11]的“獨立宣言”。“獨立宣言”宣稱：一切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對于妨礙這種權利的任何形式的統治，人民都有權去改變它、廢除它。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獨立宣言”正式公布，它大大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歡迎。華盛頓沒有參與“獨立宣言”的制訂工作，而且作為軍隊的總司令也沒有用軍事上的勝利來配合“獨立宣言”的公布，相反地在“獨立宣言”公布的前一天，他所率領的軍隊在紐約的有布魯克林高地被英軍打敗，被迫撤退到曼哈頓去了。“獨立宣言”公布后，華盛頓也沒有以極大的熱情來歡迎它，他只是根據大陸會議主席要他“在全軍面前，以你認為最合適的方式，予以宣布”的指示，在他的軍隊中宣讀了“獨立宣言”，并且向士兵們闡述了“采取獨立政策的理由和根據”[12]。從華盛頓在獨立戰爭后表現出來的政治態度來看，他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宣言”的真誠的擁護者，因為在他主持下制訂的聯邦憲法幾乎完全拋棄了“獨立宣言”所宣布的革命原則，剝奪了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第三件大事，是爭取國際援助、建立反英同盟。為了取得反英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利用歐洲國家同英國的矛盾，孤立英國，爭取美國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的同盟者。為此，第二屆大陸會議派出自己的代表到歐洲去，向歐洲各國政府和人民宣傳美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爭取同情和支持。1776年底，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本杰明·富蘭克林，以美國正式代表身份到達巴黎，很好地發揮了他的作用。富蘭克林巧妙地利用法國、西班牙等國同英國的矛盾，最后終于把法、西、荷等國爭取到美國一邊，結成了反英同盟。對此，列寧曾經給予充分肯定，說它“給革命帶來了好處”[13]。事實上，法、西、荷對英作戰，改變了海上力量的對比，使英國陷于困難處境，而英國政府正是害怕進一步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地位而最后決定同美國談判，簽訂和約，承認美國獨立。在爭取國際援助這一點上，華盛頓也做了一些對美國人民有益的事，這主要是他很好地同外國志愿支援人員進行協作，特別在約克鎮戰役中，由于他同法國軍隊的緊密配合，保證了戰斗的勝利。但是，從政治上看，華盛頓確實是沒有起多大的作用，一也沒有什么可供記載的突出事跡。

也許有人會說，華盛頓在獨立戰爭期間的活動是在戰場上，所以不能由上述的事實中引出結論，說他不是一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那么，就讓我們來看看華盛頓在獨立戰爭后的政治活動吧。獨立戰爭結束后，由于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種種原因，迫切要求改造美國的國家制度和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聯邦政府，在這方面，華盛頓的積極貢獻不是使美國國家制度更加民主化，相反卻是使美國從革命時期向后倒退了。關于這點，我們將在下面兩節文字中具體說明。這里單就華盛頓在總統任內，在對待托馬斯·杰弗遜與漢密爾頓的斗爭和法國革命的態度兩件事上，作一簡要的敘述。杰弗遜與漢密爾頓的斗爭，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同大資產階級、大種植園奴隸主保守派之間的斗爭。漢密爾頓反對人民有任何民主，他說“人民是個大動物”，“民主是鹵莽的”，他主張要一個為“富人和貴人”掌握、享受和統治的政府，他不許群眾——即所謂“不負責任的階級”——隨便活動[14]。而杰弗遜則極力反對這種反民主的寡頭政治趨向。在這場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中，華盛頓不僅經常站在反民主的一邊，而且他的聲望給反民主派以很大的幫助，他的名字“經常被抬出來掩蓋每一種違犯憲法和非共和的勾當”[15]。因此，很多美國作家甚至把華盛頓稱作“一位傀儡總統”。在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總統的這一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美國廣大人民熱烈地歡呼這場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大革命，而華盛頓對這樣深入和劇烈的革命運動卻表示恐俱，他擔心法國的革命會引起美國人民反對聯邦政府的反民主性的烈火。因此，在美國人民呼吁給法國革命以積極支援的時候，華盛頓完全不顧人民的愿望，也不理睬杰弗遜的忠告而聽從了漢密爾頓的主張，在一七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急急忙忙發布了一個所謂緊急中立宣言，宣布合眾國對英、法“交戰國雙方均采取友好無偏的立場”[16]。實際上，華盛頓是拋棄了一七七八年美法條約上作出的保證，吞食了承擔義務的諾言，在法國革命極為艱苦的緊要關頭，站到英國一邊去了，所謂友好無偏的立場，完全是騙人的。一七九四年，華盛頓批準同英國簽訂的約翰·杰條約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上述的結論。

總之，從獨立戰爭期間和戰后時期華盛頓的全部政治活動中，都無法找到根據來證明他是一個杰出的政治活動家，這是肯定的。

（三）投機革命的大奴隸主

華盛頓出身于種植園奴隸主的家庭，到一七立二年，他剛滿二十歲時，就成了一個獨立的種植園奴隸主，擁有八干英畝土地，四十幾個奴隸。[17]而到一七七五年獨立戰爭爆發前，他就至少有二萬三千英畝的土地和一百幾十個奴隸了。[18]華盛頓的家庭和其本人都與英國殖民統治者有著較深的關系。他家的一個叫做維爾農山的莊園，就是為了紀念一位英國海軍上將而取名的。[19]華盛頓從十六歲起，就在英屬弗吉尼亞殖民地做過三年的政府土地測量員，并參加俄亥俄公司，從事土地投機而發了財。[20]當英、法為爭奪北美殖民地而發生戰爭時，華盛頓即奉弗吉尼亞總督的命令，以中校軍官的身份參加對法作戰，出擊了駐俄亥俄地區的法軍，并因軍功而提升為上校，連英國官方也稱贊過他這個英王的忠實臣民。

一七六三年，英法七年戰爭結束后，英國為了解決國內的財政困難而加緊了對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榨取和壓迫，因而使北美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有兩件事直接促使華盛頓與英國殖民統治者的關系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第一件事是發生在華盛頓當選為弗吉尼亞議員的時候，那時他滿懷希望想獲得一個正式的將軍軍銜，所以曾經直接向北美的英軍最高司令官勞登勛爵提出申請，但是被溫和地拒絕了。這使華盛頓大為不滿，而帶著希望破滅的情緒回到了他的維爾農山莊園。[21]第二件事發生在一七六三年，正當華盛頓雄心勃勃地希望向西部擴大地產、發展其種植園規模的時候，英國政府公布了一道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越過阿巴拉契亞山向西擴張。這又使華盛頓煩惱和不滿，因為在俄亥俄公司、密西西比公司以及其他西部企業中，都有他的利益。[22]這兩件事影響他改變了對英國的態度，使他開始從親英逐步走向反英的革命道路。1765年，當北美殖民地人民起來反對英國的印花稅法時，華盛頓表示支持這個革命行動。但是，這時華盛頓并沒有放棄其對英國的幻想，他希望英國內閣改變政策，放寬對北美殖民地的控制。華盛頓在當時的一封信中說，他認為殖民地的商業系統可以建立在一個比現在更為廣闊的立足點上，那樣做對宗主國的英國來說，終歸是有好處的。他說：

【“只要推動殖民地的貿易和農業，采取有效措施發展生產，由于這樣而增長的金錢將集中在大英帝國，這有如磁針指向磁極一樣肯定”。[23]】

但是，英國人卻沒有理睬他的忠告。可見，華盛頓原來并沒有反英革命的要求，只是后來在他受到英殖民統治者的經濟壓迫，使他無利可圖甚至因負債而瀕于破產的危險時，在殖民地人民革命運動的影響下，他才開始投入了反英斗爭的革命洪流。

華盛頓加入了革命陣營以后，由于他的階級利害關系，在革命陣營中也始終屬于右翼。在獨立戰爭中，他起初并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他在自己指揮的大陸軍中，主張“只從紳士中選拔軍官”。[24]他把廣大民兵說成是“拆斷了的蘆葦”。[25]他認為黑人奴隸脫離主人“是不近人情的”[26]，因而反對黑人加入軍隊，后來由于戰爭的失利，他才不得不吸收黑人參軍，但又只準自由黑人入伍。在北美殖民地宣布脫離英國統治，建立起美利堅共和國時，他仍然主張保存奴隸制和限制選舉權。總之，華盛頓始終竭力維護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向前走得太遠。

當然，說華盛頓是革命陣營里的右翼，并不是否定他在反英斗爭中的作用。他從親英轉變為反英，在革命斗爭的道路上是逐步前進的。他在1776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說，

【“自從我聽到英國由于般克山戰役的失利而采取的措施以后，我從來就沒有抱和解的想法”，“我們不能屈服作奴隸，……就決心和這樣一個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國家斷絕一切關系。”[27]】

1778年，英王派了一個媾和使團到美洲殖民地，提出“除獨立以外，美洲人的一切要求，英國都可答應”為條件同華盛頓等人談判，而華盛頓則加以嚴厲斥責，說這是“在于毒化人民的心靈，至少也是要從我們的事業里分化動搖分子”。因此，他宣稱：沒有獨立，就沒有和平！[28]這樣，華盛頓在革命陣營里的左翼分子中造成了良好的影響，而不會被認為是保守勢力的代表了。

在革命斗爭高漲的情況下，保守派為了把革命運動納入自己的軌道，服從自己利益的需要，他們必須竭力把革命的領導權抓在自己手上，為此他們要選擇一個能夠代表他們的愿望的人。同時，左派分子既攀求推進革命向前發展，但又無法獨占領導權，為了維護在反英革命斗爭中的統一，選擇一個能為兩派容納的人也是必要的。在獨立戰爭中，華盛頓之所以能夠漸漸地上升到最重要的主角的地位，其奧妙就在這里。這一點連蘇聯的《美國近代現代史綱》的作者也承認，說

【“華盛頓屬于富裕的貴族階層并以溫和的觀點和見解著稱，這一點博得了大陸會議中擔心激進分子占上風的保守派的好感。最后，新英格蘭的商人之所以提他為總司令的候選人。是想以此拉攏那些與他們有著若干分歧的南部種植園主，這也是華盛頓中選的原因。因此，推選華盛頓為總司令這件事，一方面象征著各種反英力量的聯合，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加強對激進分子的監督和限制革命運動的發展。”[29]】

顯然，華盛頓在獨立戰爭中逐漸上升為主角，并不是因為他真的是什么“天才的統帥”和“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而恰恰因為他在革命中表現出來的溫和的不徹底性，正適合于革命陣營內部各派別斗爭力量均衡的需要，適合于種植園奴隸主和大資產階級要把革命限制在他們所容許的范圍之內的需要。

這里，也許會有人要為華盛頓的革命徹底性辯護，根據是華盛頓曾經拒絕了英方的誘降。事情是這樣的，英國確實曾企圖收買華盛頓，答應他如果歸順英王室，就封他為愛爾蘭貴族[30]，結果遭到了華盛頓的拒絕。我們認為這是不難解釋的。華盛頓處在革命的激流中，除了他具有一定的愛國心之外，他不能不考慮到如果采取那樣的行為，將會帶來怎樣的惡果。正如在獨立戰爭結束時，華盛頓手下的某些軍官曾經勸他利用國內的混亂，憑借手中掌握的軍隊奪權稱王，[31]也遭到了他的拒絕一樣。華盛頓所顧慮的是日益增長的人民群眾的革命情緒和力量，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他知道怎樣更巧妙地利用共和國的形式來保護自己去達到實際的目的。1783年4月爆發的民主士兵起義，1786年爆發的謝司起義，都是對反動勢力的有力打擊，也都證明了華盛頓的顧慮并不是多余的。在獨立戰爭期間和之后，美國廣大人民群眾革命熱情高漲，對于篡奪了革命果實的大種植園奴隸主和大資產階級抱著極大的不滿，他們準備著粉碎任何公開的反動。謝司起義爆發之后，連華盛頓也禁不住驚嘆說：“每一州都充滿了可燃物，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32]應該說，華頓盛在這點上是明智的。

（四）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

華盛頓是受到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歡迎的人。

1783年，北美獨立戰爭結束，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地位得到了正式承認。

但是，這對于獨立戰爭中貢獻了巨大力量的美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并沒有帶來多少實際的好處。首先是戰爭帶來的經濟困難的重擔落到了勞動人民的肩上，物價暴漲，紙幣貶值，在市場上“用滿滿一車的鈔票未必買得回一車貨物，”[33]以致私人債務驚人上升，1786年僅馬薩諸塞州就達七百萬美元左右，平均每個居民為五十美元。而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大資產階級和種植園奴隸主，又把戰爭造成的巨額國債轉嫁給廣大勞動人民，軍隊的士兵得不到軍晌，無法償付債款的群眾卻被投入監獄。因此，隨著民族矛盾的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激化了。人民群眾要求把革命繼續深入下去，要求社會制度進一步民主化和改善生活條件，要求實現他們在戰爭中為之流血犧牲的理想。于是，爆發了一系列旨在搗毀法庭、立法機關和打擊橫征暴斂的稅吏的人民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多半帶有自發的性質，但都充分反映了戰后人民群眾對現實的極端不滿和要求把革命推向前進的情緒和愿望。

在這樣的情況下，華盛頓做了些什么呢？他的所作所為究竟受到了誰的歡迎呢？

1783年6月，駐扎在賓夕法尼亞的蘭加斯特的八千余名士兵為要求發放拖欠的軍餉而爆發了起義，并在當地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下，迅速向費城進軍。這時，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不僅沒有給予絲毫同情，相反，卻利用他在士兵中的一定威望，以甜言蜜語誘騙起義者，說什么只要他們放下武器，就發給他們土地證券。結果，這次士兵起義被瓦解了。[34]

在美國統治階級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鎮壓了一系列士兵和農民起義后，華盛頓于一七八六年八月再次呼吁：必須組織一個能把自己的權力擴展到所有各州的政府。[35]美國的資產階級和種植園奴隸主們，鑒于當時國內民主運動的高漲，也認為有必要把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對付人民群眾的斗爭，恢復他們需要的“法律與秩序”。于是，在華盛頓的號召下，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費城召開了制憲會議，并選舉華盛頓為會議主席。與會者中沒有工人、農民的代表，黑人和印第安人就更不必說了，參加會議的只有十五個種植園奴隸主、二十四個高利貸者和銀行家、十四個地主和土地投機者、十二個工商業家和船主，[36]就是這些人在制憲會議里決定著美國人民的命運。制憲會議具有比大陸會議強烈得多的保守性。在討論新憲法時，避開了“獨立宣言”中的革命原則，有的代表甚至叫嚷：“新憲法中應該樹立反對民主堅固堡壘”，“人民應該盡可能地少過問政府事務”。[37]為了避免人民群眾的干預，討論是秘密進行的。在華盛頓主持下的制憲會議通過了下列的幾項決定：首先是通過了一切債務必須償還的決定。決定說，還債必須用金幣和銀幣；凡是不能償債者都必須為債主服役，凡是逃避服役的人，州政府都必須將其逮捕并送交給債權人。這無疑是符合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它確保了這些有產者牢牢地束縛住奴隸和雇傭工人。第二是通過了關于保存奴隸制的決定。在這點上，北部資產階級同南方種植園奴隸主有過爭論，但當南方種植園奴隸主以不在憲法上簽字和退出聯邦來威脅時，北部資產階級就讓步了。決議規定從一八〇八年起才禁止輸入奴隸，實際上是用法律肯定了奴隸制的存在，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美國“憲法承認奴隸為財產，并且規定聯邦政府必須保護這種財產。”[38]其實，在奴隸制問題上，華盛頓的立場是很明確的，他說：

【“在上屆國會會期中，國會收到了一些呼吁廢除奴隸了制的請愿書，但是，這些請愿書，簡直沒人看。我的確相信，馬上把他們解放出來，會產生許多不便和危害。”[39]】

很明顯，他是不贊成解放奴隸的。第三是通過了關于選舉法的決定。根據財產限制的原則，新憲法只給美國三百多萬人口中的十二萬左右的人以選舉權，[40]而且為了特別照顧南方種植園奴隸主，制憲會議還決定在分配下議院代表名額時，把沒有選舉權也不參加選舉的奴隸居民的五分之三計算在內，因為下議院議員是根據居民人數來選舉的。這樣的一個反民主的選舉法，引起了一切民主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對。富蘭克林起來反對選舉中的財產限制，托馬斯·杰弗遜和帕特利克·亨利也起來激烈批評新憲法的反民主性。在這激烈的斗爭中，華盛頓卻想方設法使這個反民主的憲法獲得了通過。其實，他本人就是反對人民享有民主權利的，如他向第四屆議會的致辭中就這樣說過：

【“人民沒有為某種政治目的而組織群眾會社的權力。”[41]】

這時，美國社會的上層分子形成了兩個陣營.擁護新憲法的叫聯邦黨人，反對新憲法的叫反聯邦黨人。聯邦黨包括了所有大資產階級、大種植園奴隸主這一小批反民主分子，而華盛頓就是屬于這個陣營的。在組織政府時，他曾強調說：凡是反對聯邦黨的人，一個也不讓進入國家機關中去。[42]到一七八九年華盛頓就任總統時，他把政府一共只設三個部長的職位都安排給了聯邦黨人，而只是因為杰弗遜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和杰出的才能，才得到了國務卿的職位，但是后來由于政見分歧、無法共事，杰弗遜也只得在一七九三年離開了政府。

華盛頓當聯邦政府的首腦達八年之久，在他把持下，依仗國家法律的權威，把財主老爺們的統治神圣化了，而勞動人民的權利除了在紙上保存之外，完全被剝奪了。勞動人民認為，“合眾國的財產既是由于人民共同的努力才幸免于被英國沒收的，因此，這份財產應當是公共的財產。”[43]然而，這份財產卻被華盛頓為代表的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霸占了。獨立戰爭結束后，華盛頓不僅很快恢復了自己在戰前的全部產業，而且還新獲得了西部的大片土地，他的地產已遍布弗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紐約、肯塔基等地，僅僅在俄亥俄河畔和堪那華河畔就占地三萬二千三百七十三英畝。[44]華盛頓成了美國最大的富豪之一。很明顯，作為美國總統的華盛頓，他的政策和言行都是以種植園奴隸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依歸，他根本不可能代表美國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廣大人民一也沒有從他的統治中真正得到什么好處。說華盛頓是受到廣大人民歡迎的著名人物，那不過是給他的桂冠，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

作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歷史人物，華盛頓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馬克思曾將華盛頓與林肯并提，說“在美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林肯必將與華盛頓齊名。”[45]不論其主觀意識如何，華盛頓在建立美國這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客觀歷史作用，應該予以肯定。我們在上述文字中，之所以比較多的指出了華盛頓在美國革命中的不徹底性和他在美國歷史上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方面，并不是要全盤否定他的歷史地位，而只是著重指出華盛頓明顯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從而否定那種對華盛頓的不適宜的、過高的評價。

【察網摘自《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標題《論蘇聯史學界對華盛頓的評價》。】

注釋：

[1]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5卷下冊第708頁。

[2]謝沃斯季揚諾夫主編：《美國近代現代史綱》，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卷第71頁.

[3]《英國百科全書》，1964年英文版，第23卷第384頁。

[4]《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8頁。

[5]菲利普·方納：《共和國的締造者》，見菲利普·方納編：《華盛頓文選》，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9頁，

[6]同上書，第18頁。

[7]哈提編：《當代人所談的美國歷史》，紐約1928年英文版，第2卷第435頁。

[8]黃紹湘：《美國早期發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7頁。

[9]轉引自謝沃斯季揚諾夫主編：《美國近代現代史綱》第1卷67~68頁。

[10]方納編：《華盛頓文選》，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