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建國70周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生產力已經今非昔比，東風正在壓倒西風。由于生產力發展，中國高樓林立、高鐵四通八達、支付方便快捷，普通百姓普遍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對于西方的燈紅酒綠、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再也不用仰視了。不僅不用仰視，而且因美國基礎設施落后，內部民不聊生，對外窮兵黷武，政策朝令夕改，而對于美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快要充滿鄙視了。生產力發展對于我國人民意識的改造之功無論如何評價都不為過。不僅中國人這樣看，世界人民也這樣看。連美國學者都認為，美國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毛主席時代，我們曾用政治的方法來統一人們的思想。當國門對西方打開以后，一些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看到國外發達景象都不禁咂舌，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毛主席逝世后，這種潮流逐漸泛濫成災。在新中國建國70周年之際，這個問題終于由實踐解決了。這是東風和西風的較量。這是東風再次壓倒西風的開始。我國70年一路走來，雖磕磕絆絆（如前三十年有“大躍進”和“文革”；后三十年則有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環境污染），但已能看到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功希望。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中受到了越來越多越來越高的關注。為此，我們要感謝為中國生產力發展做出貢獻的所有人，尤其應該感謝那些在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早期兢兢業業、不計報酬地為中國生產力發展做出貢獻的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它一切階層、領域、行業的人們。盡管我國生產力已經極大發展，諸多可圈可點，但我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慶祝建國70周年，需要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總結我國70年來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這個基本經驗就是，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讓中國以一窮二白為起點卻在前30年迅速建立起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正是前30年所建立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拖延了后30年一些人的私有化進程，使得中國不得不進行漸進式改革，使得中國有時間思考一些旗號到底意味著什么，也思考私有化之弊，從而在所獲得的生產力基礎上走向一個新時代。如果說，1949-1976時期的一大二公是公有化的過猶不及，那么，1978年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國退民進等私有化則流弊極深（王今朝，2019）。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它表明，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繁榮昌盛，考慮到私有觀念的根深蒂固，今天中國必須努力徹底肅清不正確理論的影響，特別是努力徹底肅清私有化理論的流毒。
一、私有化理論在我國改開中泛濫的表現
我國近代長期落后的歷史，不能不在改革開放后的諸多人物，包括領導人物身上表現出來。毛澤東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改革開放也有這樣的規律在起作用。改開不久的1980年，西方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頭面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1986年，匈牙利學者科爾奈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的《短缺經濟學》就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在華出版，很快就銷售一空；1986年，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88年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由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出版。據百度百科，20世紀整個80年代，張五常完全獻身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議，其在香港用中文寫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的前途”、“中國的經濟革命”等著作一時洛陽紙貴，“風流萬千”，影響了中國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學子。從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間，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共10期各為期1年的培訓班，全國共有417人參加了培訓。【1】中國學界人物意識水平之低可見一斑。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西方貶損社會主義制度的學者紛紛訪華，大量在華翻譯出版論著，在我國制造出了國內人一般不好制造的公有制不行和私有制好得很的輿論。在這樣的輿論鋪墊下，中國要補資本主義課就不再是一種空談，而是一種現實的威脅了。私有化論者在中國奉為上賓，不僅登上中國許多重點大學講堂，成為許多知名大學的特聘教授和客座教授，而且進入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做報告”。趙某1988年特意接待本來早已在1980年訪華過的弗里德曼，傾聽他的“高見”。可以說，一時之間，私有化理論兜售在中國暢通無阻。不僅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八十年代還是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的濫觴，那么，九十年代就是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的普及和成長。在八十年代西方私有化理論涌入的鋪墊下，九十年代中國徹底向西方私有化經濟理論打開了大門。一些年輕的海歸學者“學成”歸來，成批帶著西方經濟理論原版教科書，一些出版社看到商機，大量進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漢譯或原版引進工作。這就使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充斥著了中國學者的書架，西方經濟學話語充斥著中國大學的課堂。大量政府官員也開始被派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培訓”或訪問，大量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師和科研人員開始被派到哈佛等西方大學做訪問學者或“深造”。中國學術雜志也逐漸被方法和理論上的西化式研究占據了。私有化儼然成為中國的政治正確了。這就使得改革開放中私有化的理論愈演愈烈。于是，私有化的實踐也就順理成章了。90年代中后期的國退民進也就被普遍視為改革標桿，國進民退的政策也就被公然攻擊了。在21世紀，私有化理論在中國繼續發展。改革協會的頭面人物公開攻擊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德國的俾斯麥式的企業，公開主張中國的改革是要建立沒有國有企業的所謂人民社會主義制度；中央政府一智庫部門的知名專家說什么“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沒有關系”，甚至造謠鄧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不要公有制；北京大學一位經濟學知名教授在上世紀末辯護自己提出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到他所在學院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也不打自招承認自己就是要搞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企業改革協會的一位負責人還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要把國有企業送到歷史博物館里”。對這樣一些言論，主流媒體基本上沒有反駁的聲音。中國不是沒有反對私有化的聲音，但這種聲音非常微弱。反私有化的大量文論長期不能在主流媒體、權威雜志發表，即使在網上，也常被刪帖，被屏蔽，甚至被約談，被警告。反對私有化的學者長期被邊緣化、污名化、妖魔化，甚至被圍攻。只有在黨的十七大以后，習近平同志多次講到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明確指出“國有企業要做強做優做大”，才使得情況有所改變，反私有化的聲音才有所增加，但在輿論界聲音仍然很微弱，特別是主流媒體依然作為缺乏，亮劍艱難。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發表紀念《共產黨宣言》一百七十周年，宣傳《宣言》消滅私有制的文章，遭到鼓吹私有化的人大量圍攻。基于以上，似乎可以做這樣一個判斷：改革開放后中國私有化聲音之強之廣之長，連20世紀50年代中期右派對黨的“猖狂進攻”都相形見絀。中外的私有化論者看似文質彬彬，滿口仁義道德，但其“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漸進策略，日積月累下來，就可以達到過去那種“猖狂進攻”所無法望其項背的效果。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私有化論者的種種論調、表演已經根本不是學術見解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是系統的明目張膽的斗爭行動了。
二、私有化理論在我國改開中泛濫的原因
意識反映物質。但同一物質可以在不同人那里反映出不同的意識。中國一窮二白的國情讓毛澤東主席得出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而讓其他人得出了需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讓毛澤東主席得出中國要工業化的結論，而讓其他人得出要搞農村建設的結論；讓毛澤東主席得出農村要公社化的結論，而讓其他人得出要三自一包的結論；讓毛澤東主席得出三個世界的結論，而讓其他人得出三和一少的結論。諸如三自一包可能在中國一些微觀領域上較為適用，但這種理論一旦上升為宏觀的指導理論，就容易成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一旦實踐，就容易造出其它帶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存在和發展的土壤。一旦農村取得突破，城市的私有化進程就難以阻擋了。事實上，中國私有化進程正是從農村實施類似三自一包的改革開始的，中國對美的韜光養晦與三和一少也可說是一脈相承。這就表明，在黨內是存在著私有化的土壤的，是存在著對帝國主義軟弱的土壤的。對此，毛澤東主席洞若觀火，所以才在生前對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問題看得那么嚴重。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私有化的意識形態在擁有長達2000年封建社會歷史的中國根深蒂固。長期的小農經濟容易使各行各業人士產生小農觀念、私有觀念。他們往往帶著小農和資本的有色眼鏡看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生事物。他們往往看不到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前途，他們往往把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挫折過分放大，甚至無限放大，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抱有刻骨銘心的仇恨，這就使得社會主義事業無時無刻不處在兩種路線、兩個前途的斗爭之中。除開八九d風波，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和香港這次修例就是這種仇恨最近在外部的表現，是外部反華勢力支持內部反共勢力、試圖搞亂中國的證明。這是辯證法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原理的一種具體表現。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盡管私有化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根深蒂固，但它也不是中國私有化意識形態泛濫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這是因為意識并不唯一地取決于物質，意識還取決于意識主體所受教育、對未來的展望及在此基礎上信心。從政策上看，也不能基于物質決定意識的理論，而應該加強意識形態的建設。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讓社會大眾牢固樹立了共產主義理想，私有化意識就沒有市場；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讓社會大眾對社會主義的未來有著充分的信心，私有化意識就沒有市場；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建設讓社會大眾受到良好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私有化意識就沒有市場；如果我們對于毛澤東主席制定的政策即使不可能全部蕭規曹隨，也不采取人走茶涼的態度（比如，繼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私有化意識就難有市場。而如果私有化意識沒有市場，中國所有制改革的實踐也不會因少數人的錯誤主觀以及由此炮制的錯誤理論走上歧途。
三、所有制改革必須在理論上撥亂反正的憲法依據
所有制安全事關國家經濟政治安全。對于一些人，特別是帶有敵對意識的人來說，只講道理是沒有用的。必須運用法律武器來斗爭。憲法是維護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的基本法。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重申，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如果憲法被違反，被踐踏，就將國無寧日。私有化理論在中國是違反現行憲法的，也是違反我國的憲法傳統的。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頒布的憲法看，它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第五條）的所有制結構現實，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第四條）的所有制改革方向，明確了“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第六條）。這樣來看，私有化理論是違反身經百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制定出的并且其精神為后來憲法所遵循的中國第一部憲法的。經數次修訂而基本延續至今的我國1982年頒布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六條），“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第八條）。第十二條則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 第十五條則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可見，私有化理論也是違反我國1982年憲法及其精神的。對中國私有化理論的違憲不可小覷，因為它已經產生了普遍的實踐后果：盡管有1982年憲法的上述規定，并且這些規定從其本質和內容上都延續到現在，但許多地方的集體經濟在后來的改革中搞沒了，許多國有企業也在后來的改革中也搞沒了，而同時私人資本的力量大大增強了。許多人還在借口兩個毫不動搖來行私有化之實。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認為，我們黨高度重視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為保證憲法實施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全會強調，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要以這次憲法修改為契機，深入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把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2】憲法的生命和權威都在于實施。如果中國不有效地反對私有化理論，把這種謬論壓制在極小的范圍內，實現所有制理論的撥亂反正，憲法就沒有靈魂了，更沒有權威了。中國只有有效地反對私有化理論，建立理論的高壓線，才能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方面有效地捍衛憲法尊嚴，在它們的實踐中有效地保證憲法的實施。這也是新中國70年發展所得出的一個基本經驗。這個經驗對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是普世的。所幸的是，十八大之后，我國開始系統解決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問題。當前，圍繞私有化的斗爭正在前期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在未來三十年的范圍內，可以預期，只要我們解決了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我國就會在建國100周年之際，在經濟發展領域取得現在我們還想象不到的成績。【1】http://ruc.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340693。【2】十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更好發揮憲法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重大作用，http://www.jqdstudio.net/klzt/xinzhengcheng%20xinrenwu%20xinqianjing/2018-01-20/122485.html。王今朝：《科學回顧所有制改革的意義和方法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gcjy/jingjijinrong/2019-07-22/135281.html王今朝：《改革中的所有制改革之度 ——慶祝建國70周年回顧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二》，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gcjy/jingjijinrong/2019-07-28/135439.html
（作者分別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老教授協會財經管理分委會、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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