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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良：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要義

點擊：3501 作者：記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8-17 10: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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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要義

——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顧海良教授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重要講話，回顧了改革開放的光輝歷程，總結了這一光輝歷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提出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繼續前進的目標要求。為了深入闡釋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些重要論斷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顧海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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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訪談】顧海良，男，1951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在安徽大學獲經濟學學士，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碩士。1984年起，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1994年被聘為教授，任副所長、所長。1996—2001年，先后任國務院學位辦副主任、教育部社政司司長。2001—2010年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校長。2010—2013年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國家教育行政學院院長。第十至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F兼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首席專家，國家教材委員會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馬工程）專家委員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校思政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會長。研究方向主要為馬克思經濟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2016年以來，主要著作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建設研究》、New Research on Stalin’s Socialism Thought、《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馬克思與世界》；論文主要有：《馬克思經濟學“術語的革命”與中國特色經濟學說的“系統化”》《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資本論〉的“引證方法”及其經濟思想的“科學史”意義》；主編有：《新編經濟思想史》《馬克思在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綱》。

偉大成就與政治經濟學的經濟事實和思想來源

采訪者：顧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一講話在社會各界都引起了巨大反響，請談談您對這篇講話的看法。

顧海良：好的。這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是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宣言書，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這一講話也是一篇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綱領性文獻，習近平在對改革開放歷程的整體闡釋中，對其中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深刻論述；在對改革開放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的闡釋中，也對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中蘊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要義作了深刻論述。這些論述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發展，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深湛的指導思想、深邃的研究旨向和深透的學理依循。

采訪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您認為我們有哪些寶貴經驗？

顧海良：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也就是說是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在于經濟體制改革。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作出的“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的論斷，是對改革開放40年歷史過程的精辟概括，也是對經濟體制改革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準確刻畫。

從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來看，偉大成就的取得同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確立是直接相關聯的。

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征。習近平在闡述改革開放寶貴經驗時指出：

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只有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才能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才能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才能有力應變局、平風波、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才能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立場。習近平在闡述改革開放寶貴經驗時指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既要通過提出并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又要從人民實踐創造和發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讓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激勵人民更加自覺地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本質特征，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核心立場，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事實”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和根本規定。

采訪者：我們知道，“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是馬克思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時就形成的基本觀點。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經濟事實作了哪些闡釋？

顧海良：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從中國“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按照經濟事實、經濟過程到經濟理論的邏輯關系作了三個方面的論述。

第一，經濟事實的論述。作為改革開放40年的“國民經濟的事實”，擇其要凡，習近平強調的有：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投資總額的增長；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現代工業體系，以及科技創新和重大工程的、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等。從改革開放40年“國民經濟的事實”的深刻變化中，習近平得出了“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的歷史性結論。這些經濟事實是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集中體現。習近平指出：這些偉大成就，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用勤勞、智慧、勇氣干出來的”。

第二，經濟過程。在對40年經濟體制改革循序漸進過程的闡釋中，厘清了4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和邏輯相承續的脈絡。習近平精辟概括的中國改革的“大邏輯”，即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推進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邏輯”。

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的邏輯進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特產稅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二是開放的基本國策演進，“從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成功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三是不同經濟形式結構改革，“從搞好國營大中小企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四是所有制結構調整，“從單一公有制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五是經濟運行體制改革，“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等等，揭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披荊斬棘、砥礪奮進之路，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時俱進、求實奮進之路。

第三，經濟理論。在對鄧小平理論創立和接續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形成的探索中，習近平對蘊含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要義作了提煉，主要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制定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由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以及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等構成的理論要義。

從“國民經濟的事實”的變化，到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及其績效的呈現，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要義的呈現，是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4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成就，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的實踐基礎和思想來源，在這一過程中凝練而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義，綜合為一體，成為鐫刻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路標”上的顯著標志。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線

采訪者：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還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一根本任務？

顧海良：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線。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結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之一就是：“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堅持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是改革開放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邏輯起點。1977年下半年，粉碎“四人幫”幾近一年，但“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錯誤理論和觀念，仍然束縛著人們的思想，阻礙著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撥亂反正，在理論和實踐上回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上來，成為當時最為緊要的問題。這年8月，在同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的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撥亂反正首先要解決的四個理論問題，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論”的所謂“批判”。1977年10月，鄧小平再次提道：“‘四人幫’否定生產力的重要，認為只要上層建筑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了，就能進入共產主義。誰提發展生產力，就被說成是‘唯生產力論’。這是我們同‘四人幫’的重大爭論之一。如果不是生產力發展到物質極大豐富，怎么能實現按需分配，怎么能進入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沒有‘唯生產力論’這個詞，這個詞不科學。”如何認識生產力，以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從來就是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核心問題。搞清這些基本理論，在根本上就是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體系”、堅持好和發揮好毛澤東的“根本思想”的問題。

在撥亂反正這一歷史節點上，鄧小平不僅著力于澄清“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生產力理論認識上的種種謬誤，而且還著力于探索生產力理論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新的內涵，開拓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新視閾。面對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格局，如何推進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嚴峻課題。

1978年3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鄧小平對這一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回答。他提出：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產的發展要求自覺地應用自然科學。并且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

“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論斷，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首次提出的。馬克思認為：

“在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中，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一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

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提出的這一幾被湮滅的重要觀點，在走向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煥發出新的思想智慧和理論活力！

采訪者：剛才您講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線，請您談談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關系。

顧海良：在推進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指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顯然，“講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就不是只講生產力本身的問題，而是要講與生產力相聯系的生產關系問題。“講全”，就是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聯系上看問題，就是要從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對生產力解放作用這一社會有機體運動的整體關系上看問題。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理論，與改革開放進程一路相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線。

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周年時，江澤民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主要歷史經驗”的論述中提出：

“必須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擺在首要地位。

從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的關系上，江澤民指出：

“要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水平，并隨著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自覺調整生產關系。要善于抓住一切機遇，利用各種有利條件來發展生產力。”

2008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時，胡錦濤在對改革開放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的探索中，提出了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關系時指出：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改革開放30年之際，我們已經領悟到：“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展。三十年來，我們既毫不動搖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夯實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又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采訪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關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問題，我們又有哪些新的闡釋呢？

顧海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問題，是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論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這一論題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闡釋。

一是科技革命論。“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是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對科學技術生產力理論的新的表達。

2014年6月，習近平在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發表的“讓工程科技造福人類、創造未來”的主旨演講，對工程技術的“巨大潛能”作了深刻論述。他強調：

“人類生存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是工程科技”，工程科技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源頭，是科學發現同產業發展相鏈接的關鍵環節，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催發社會生產力的深刻變革，都會推動人類文明邁向新的更高的臺階”，

進而成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推動力。習近平的這一重要思想，是對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作用的嶄新理解。

二是整體發展論。習近平指出：

“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

在這一“整體”關系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同時，在這一“整體”關系上，“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三是重大原則論。在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問題闡釋時，習近平把“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其中的首要的“重大原則”。這是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作為“重大原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中，“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習近平認為：

“我們黨執政，就是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持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對改革開放的實質、基本過程、根本動力和主要任務的這些論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的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運用和發展的生動體現。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在改革開放寶貴經驗的闡釋時強調：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

4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發展證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理論，“點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的最顯著的成果，是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的主線。

新發展理念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導

采訪者：從改革開放初開始，我們就非常重視發展問題，每一代領導人關于發展都有精辟的論述。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后，由于我國經濟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迫切需要新的發展理念。您能具體談談新發展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嗎？

顧海良：好的。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懈探索的根本問題。改革開放40年，我們從“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到“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再到“發展是第一要義、以人為本是核心立場、全面協調可持續是基本要求、統籌兼顧是根本方法”，最后到新發展理念，探討了發展動力、發展目標、發展方式，以及發展觀念、發展道路、發展戰略等一系列問題，凸顯了發展理念的先導作用，彰顯了新發展理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主導作用。

新發展理念及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主導作用，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后逐漸形成的，是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就提出：

“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后的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堅持發展的戰略思想，以發展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議題和主導問題。

2012年底，在黨的十八大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強調“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提出“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談到經濟改革主要任務時，突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注重永續發展”等創新和協調發展理念，提出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的開放發展理念，還提出“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的共享發展理念。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創新要實，推動全面創新，更多靠產業化的創新來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對創新發展理念作了新的闡釋；還提出“要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對協調發展理念作出拓展。

2015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從“十二五”進入“十三五”的重要節點。在制定“十三五”發展規劃時，習近平對新發展理念作了系統闡述，提出“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強調了新發展理念的引導作用和主導作用。“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發展理念為引導和主導，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布局和基本方略的“固然”和“所以然”。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改革發展的“工作總基調”，就是以“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引導和主導的。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新發展理念已經初步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今后的經濟工作中，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在對改革開放寶貴經驗的闡釋中提出：“必須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不斷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在對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啟示的闡釋時，習近平強調：只有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毫不動搖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應該是科學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想，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才能全面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才能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雄厚物質基礎。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新發展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提出：必須圍繞解決好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堅決貫徹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采訪者：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而新發展理念對于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至關重要。請您具體談談新發展理念在其中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顧海良：在對改革開放40年寶貴經驗的論述中，習近平從繼續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高度，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新發展理念的引導和主導作用作了新的闡釋。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指出，

“要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的理念”，

高度重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打造新引擎。

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重協調發展，要著力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積極擴大內需；要著力于實施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要著力于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

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我們偉大祖國建設得更加美麗，讓人民生活在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優美環境之中。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為我國創造了良好國際環境、開拓了廣闊發展空間。

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如何發展，是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特別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中，難以擺脫傳統增長理念的“窠臼”，陷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新發展理念在發展旨向、方法要義、實踐指南和思想影響等方面，對于擺脫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增長困境和發展困惑，有著重要的啟示。新發展理念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力量和世界影響。

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不惑之年”的時刻，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新的歷程中，新發展理念必將起著更為重要的先導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也將呈現更為顯著的主導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采訪者：顧教授，我國改革開放已有40余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實踐的基礎上逐漸形成。您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應該是什么？

顧海良：這個問題很重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是經濟體制改革40年的基本路向，是改革開放40年發展的顯著標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與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和進程相適應的，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新話”。鄧小平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些“新話”給人以“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的深刻印象；這一“初稿”，實際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標志。

黨的十四大之前，經濟體制改革接續經歷了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體制改革的過程。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基本框架。自此以后，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成為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江澤民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實踐，提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經過艱辛探索而取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改革成果”，肯定“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個嶄新的創造性發展”。2008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胡錦濤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的進程，提出：“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大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得以彰顯。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明確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從兩個“辯證法、兩點論”的高度，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關系、市場和政府關系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闡釋，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內涵。

采訪者：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您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如何與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結合？

顧海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體制一般和經濟制度特殊的統一。黨的十四大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初定義中就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黨的十九大之后，習近平結合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的特點，提出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體制要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具創新性的理論觀點；而市場經濟體制如何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具開拓性的理論主題。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起來”，在理論主題上，集中體現于兩個方面：

一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框架下，市場經濟體制與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結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結合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黨的十九大把這“兩個毫不動搖”，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再次加以確定。

習近平提出：

“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我國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積累了大量財富，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必須保管好、使用好、發展好，讓其不斷保值升值，絕不能讓大量國有資產閑置了、流失了、浪費了。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是穩定經濟的重要基礎，是擴大就業的主要領域，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托，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應該清楚的是，強調把公有制經濟建設好、發展好、鞏固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在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關系中“零和思維”的觀點，是以封閉的經濟體為前提的，面對開放全球化經濟體，這種觀點顯然是極為偏頗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二是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關系問題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4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證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以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觀念來理解現代市場經濟，甚至把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視若“圭臬”，必然步入歧途。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重要原則，要著力于“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把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都發揮好。

在這一問題上，如習近平指出的：

“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

要統籌把握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找準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這一定位，是以中國的經濟事實和經濟改革實踐為依據的，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理性提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顯著呈現。

采訪者：通過剛才的談話，我認識到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它對一些重要政治經濟學理論問題都做出了回答。請您從總體上評價一下這一講話。

顧海良：好的。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不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事實和思想來源及其主線、主導和主題等重大問題作了深刻闡釋，而且還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理論和現實作出深刻論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理論課題和發展方向，開拓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6期，昆侖策網【授權】，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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