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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點擊：作者：丁堡駿來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布時間:2018-08-13 10:34:19

【摘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闡述一些與已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命題不同的理論命題。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有理論錯誤或者其真理性大打折扣，而是意味著面對新的條件闡述出來與新的條件相對應的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初級階段，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又是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階段，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從“前三十年”過渡到“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它們二者之間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差別，而不應該是根本性差別。因此，從兩個階段的建設實踐都可以概括總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具體而又深入的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在那里探討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重視對20世紀社會主義思想材料的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理論指導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對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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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中共中央政治局從第11次（2013年12月3日）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到第20次（2015年1月23日）以“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再到第28次（2015年11月23日）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進行集體學習。從這種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我們可以看作是黨中央對目前廣泛存在于我國思想理論界的不可遏制的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教學和科研工作“西化”傾向的一種撥亂反正。在舉世矚目的黨的十九大上，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這必將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產生深遠的影響。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用以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是習近平同志的一貫思想。本文擬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幾個理論問題談些不成熟的看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一、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系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話中，由于所論及的具體問題和條件的不同，先后使用了“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等概念，并提出了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命題。本來，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是明確和統一的。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方面是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當今世界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進一步補充和完善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點還在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全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在總結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實踐提煉和闡發新的規律和理論。因此，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從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兩個方面來展開。

由于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長期影響，學術界仍然有人用僵化靜止的觀點去界定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命題。例如，他們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界定為馬克思著作中的政治經濟學；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定為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以后世界范圍內所有馬克思主義者著作中的政治經濟學。他們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定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經濟學。鑒于習近平同志“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號召，有人有討論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當代”究竟以什么時間為標志來具體劃定。有人堅持將1949年新中國建立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標志；有人則堅持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召開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的標志。他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定為研究中國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當然，這種必將產生一系列的矛盾。

第一個問題是，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不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來源？真的有人撰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所列的眾多文獻中居然沒有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對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和分配關系的重要理論探索，不把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來源，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思想是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闡述，其對象也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所以毛澤東經濟思想當然是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圍。然而，有人卻堅持拒絕將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思想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甚至拒絕將其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來源。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有鄧小平開創的，因此，他們認為毛澤東思想“封口”了，鄧小平所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開口”等待我們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豐富和發展。我認為，還是不要這樣僵化教條的好。鄧小平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怎么能把二者截然對立起來呢？我們不是一直都在講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嗎？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歐美特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在基本經濟規律上是否要有區別？有的學者混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例如在《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源》一文中“通過與西方經濟學比較，論證剩余價值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大家知道，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直都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概括為剩余價值理論或剩余價值學說。由于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的論證，社會主義才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剩余價值學說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真理性認識。這一真理性認識怎么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被再發現呢？按照認識是實踐的反映的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莫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有英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關系？再如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理論、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理論、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壟斷資本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未來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理論等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的新的實踐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多方面的豐富發展。”[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英美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不知道“剩余價值論、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的新的實踐中怎么能夠都得到廣泛的運用？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新實踐中有剩余價值資本化，也許人們還不那么敏感。但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新實踐中有“剝奪者被剝奪”，這是不是太荒唐了？

第三個問題是，什么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首先要突破的基本理論問題就是研究對象問題，主要有3個方面：首先，他認為以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也會研究生產力，但一直處于被聯系的地位。有鑒于此，他們提出，應將生產力作為政治經濟學直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的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之一是在研究對象上突出研究生產力，并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研究生產關系。其次，他們認為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典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生產關系的研究就不僅需要對公有制經濟展開研究，非公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應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由此他們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多種生產關系和相應的經濟制度。”的觀點。再次，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屬于經濟本質的分析。針對這一不足，他們提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運行和相應的經濟體制。”在這里我們要問：發展馬克思是不是像我們有些人所做的那樣：“馬克思說東，我偏說西”；“馬克思說南，我偏說北”；“馬克思說‘這個東西是白的'，我偏說‘這個東西是黑的'”呢？這種做法就是對馬克思已有研究成果逐一地進行清洗和否定。由此，一批像龐巴維克那樣的瘋狂地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上述問題涉及到一個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論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堅持正確的發展觀，就是要堅持唯物辯證法的辯證否定觀。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年來受國外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國經濟理論界一部分學者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問題，表現出越來越嚴重的形而上學的發展觀或否定觀。運用馬克思主義正確的發展觀，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問題，首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論“硬核”。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要尋求開辟研究的新領域、探索時代的新問題、發現經濟運動的新規律。而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卻完全相反，在這種發展觀看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論“硬核”。這種發展觀的信仰者，在理論界就出現了或明或暗的批判和抵觸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思潮，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問題在于，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不是一定要以形而上學的否定觀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前提？科學史上，愛因斯坦對待古典熱力學的態度值得我們借鑒。愛因斯坦在總結自己一生學術生涯的《自述》一文中寫道：“一種理論的前提的簡單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種類越多，它的應用范圍越廣，它給人們的印像也就越深。因此，古典熱力學對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我確信，這是在它的基本概念可應用的范圍內絕不會被推翻的唯一具有普遍內容的物理理論（這一點請那些原則上是懷疑論者的人特別注意）。”[5]大家知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一種關于無限宇宙空間力學理論。因此，愛因斯坦發展前人的古典力學理論，不是在前人理論使用的條件范圍內對前人理論的肆意踐踏和否認。

我們希望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要像愛因斯坦那樣，按著科學的發展觀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發展。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闡述一些與已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命題不同的話語，但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有理論的大打折扣，而是面對新的條件闡述出來與新的條件相對應的新理論。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和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全新的經濟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寫道：“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6]對于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經典表述，學術界許多學者都試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做出自己的解讀。對于這種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內部的不同理論觀點的爭鳴，我們當然也可以表明我們的態度。但是，我們更要強調的是這些不同理論觀點的一致性。這就是政治經濟學是對一定歷史階段上生產方式的理論反映。既然《資本論》是對當時具有典型意義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反映，那么，《資本論》所揭示的經濟規律對于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國家和一切社會都是適用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述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劃分的理論。恩格斯寫道：“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7]恩格斯強調第一，不同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狹義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同時也強調，既然人類社會已經超越了火地島所代表的那個落后時代而進入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那么，我們就不能再將火地島所代表的落后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拿來與現代英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相混淆。按照恩格斯的這一論述，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生產的一種特殊形式，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揭示這種特殊社會生產方式的經濟關系。因此，《資本論》只是一種狹義政治經濟學。恩格斯提出了創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但是恩格斯強調創造廣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要以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基礎。狹義政治經濟學“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8]。也就是說，首先狹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要對原始社會生產方式、奴隸社會的生產方式、封建社會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等各個社會生產方式進行研究，揭示出這些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9]可見，創建廣義政治經濟學要以完成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基礎。

在恩格斯那里，無論是進行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還是創建廣義政治經濟學，都是從人類社會歷史的時間段而言的，根本不涉及民族經濟學問題。然而，有人卻由此得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民族經濟學的結論。必須認識到，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民族色彩，容易忽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性。事實上，在《反杜林論》中，在恩格斯強調政治經濟學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歷史階段政治經濟學的差別的時候，恩格斯緊跟著說：“同時，不言而喻，適用于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于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10]

按照恩格斯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當人類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到了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態時，也一定會有以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已經到了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學界許多人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自信，盲目崇拜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一切理論命題、一切話語體系，以美國經濟學、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標準看齊。經濟學這種嚴重的西化傾向，必將會導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偏離社會主義軌道。如果我們任憑這種思想泛濫下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將要面臨被顛覆的危險。這是必須要引起我們全黨全社會高度重視的錯誤傾向。

為了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航向前進，我們必須要端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性質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人一直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那么，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國家的學者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究竟是否具有某種獨到的優勢呢？習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實現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最偉大的實踐。這種最偉大實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理論創新的實踐基礎。按照恩格斯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馬克思《資本論》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而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還有待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初級階段，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又是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階段，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西方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致力于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他們的研究并沒有什么獨特的優勢。2002年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第11次學術研討會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為題向大會作報告。他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希望之所在。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理論勇氣開創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范式。現在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驗證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真理性。作為馬克思的繼承人，我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全可以直接運用馬克思的這一理論。但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面臨的時代任務，就是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這是一項全新的事業，需要我們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共同努力進行創造。

三、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重視對20世紀社會主義思想材料的研究

前面我們提到，有人堅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間起點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人物起點是鄧小平同志。為了堅持這一觀點，他們還堅持說改革開放沒有理論作為指導或者用更為流行的說法就是改革開放事業一直是實踐在先，理論總結在后。認真分析起來，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人類改造世界和其他動物改造世界相區別的最根本特點就在于其思想意識性。馬克思強調：“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12]可見，說人類改造物質世界過程沒有理論指導，就否定人類勞動和動物活動的根本區別。實際上，這些人否定改革開放有某種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第一，是要回避或否定當時的某種理論的指導作用；第二，是對實際上指導改革開放的理論的否定。不管當時我們進行改革開放的具體歷史條件有多么特殊，我們的改革開放的設計者都是有某種理論的。這種理論在經受實踐檢驗之后，正確的被我們黨作為集體智慧的結晶，就以鄧小平理論這個成果名稱總結出來繼承下去。對于指導我們改革的某些不正確的部分，我們進行了及時地反思，在反思過程中加以否定和糾正。另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世界觀和根本方法論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一直都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為什么要否定這一點呢？這是我們繼續深化改革繼續對外開放不能不堅守的基本原則。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13]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往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忽視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滋養。有人片面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色，有人片面強調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總結，這也是很不全面的。恩格斯說：“現代社會主義，…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14]。恩格斯這里首先承認現代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就總根源來講它是深深扎根在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但是，恩格斯仍然強調研究現代社會主義理論，還是不能簡單地從物質的經濟的事實出發，恩格斯強調要從已有的關于社會主義的各種思想材料出發。為什么呢？難道恩格斯真的不知道“理論來源于實踐”這樣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道理嗎？不是的！恰恰是在這里，恩格斯正確地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理論來源于實踐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則，是就認識過程整體而言的。但是，人類認識世界總是要分為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的。就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而言，人類認識世界都必須要繼承一些已經經過實踐檢驗的前人的認識成果。在任何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人類認識活動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沒有可能事事都親自實踐。因此，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須要繼承前人的認識成就。這就是恩格斯強調現代社會主義理論闡述必須要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的意義所在。按照恩格斯的這一重要觀點，我們研究和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社會主義者的文獻能夠成為思想來源，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的理論能夠成為思想來源，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探索能夠成為思想來源，毛澤東領導新中國前三十年經濟建設理論和經驗能夠成為思想來源。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必須要以更寬廣的胸懷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就。然而，現實社會中很多人詆毀毛澤東，詆毀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相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事實上，從“前三十年”過渡到“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二者之間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性差別，而不應該是根本性差別。因此，從兩個階段的建設實踐都可以概括總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規律。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要聚焦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過程

如前所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5]從《資本論》第1卷出版一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都圍繞著馬克思的這一表述的涵義進行爭論。有人認為《資本論》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有人認為《資本論》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對于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是什么，學術界又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是廣義生產關系；有人認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是勞動方式；有人認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是介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中介范疇。有人認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含義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這些不同的意見，盡管都有一定的差異，但是他們之間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就是，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可謂是，生產方式乃生產的方式，離開具體的生產過程，便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生產方式；其次，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它在與其他社會形態的生產過程相比較時，才表現出特殊性。因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此我們得出結論：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主要聚焦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分析。事實上，《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為自己規定為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為自己規定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為自己規定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如果說作為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要聚焦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那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真正科學的闡述自然離不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的研究。為什么說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尚處于不成熟階段？我認為，最關鍵的問題就在于我們目前的各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還沒有深入到對于直接生產過程進行分析。就是說，我們目前的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規律，還僅僅停留在口號宣傳的形式上的。因為我們還不能將各種發展理念和各種發展目標，還沒有具體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各種具體的經濟運行之中，這就導致我們的全體社會成員不能體會到這些理念和這些目標的存在。例如，社會主義公有制，它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總體，理應在具體的社會經濟運行的過程中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平等地占有、平等地使用和平等地取得相應勞動收入的關系。可是，一經所謂的市場化運行，它就會異化為各種不平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關系。由此工人階級從這種經濟運行中體會到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關系，而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關鍵的還是要具體而又深入的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在那里塑造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

五、如何正確對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健全、不完善的問題

原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將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近年來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上，一些專家尋求打通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很多高校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沒有成型的體系為由，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學安排。可是在實際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對于任何一個稍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的人來說，都不愿意使用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打通論”的教材。因為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社會里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生產關系還是分別存在的，因此“打通論”是錯誤的。當然，取消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也會造成政治經濟學越來越遠離社會生活，必然會造成不良的后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二重存在形式：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以一種物質生產方式的形式存在；其二，對這個特殊階段生產方式反應的精神存在或理論存在，也就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存在。從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來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按照恩格斯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本論》屬于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創作《資本論》時，也以他獨特思想視角研究探討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以前的社會狀態，拓展了狹義政治經濟學范圍，為廣義政治經濟學建設做出了貢獻。20世紀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都屬于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在20世紀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踐探索過程中，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實踐失敗的教訓中，我們中國共產黨探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在探索實踐中，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必然面臨著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交替進行的過程。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同時又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其提供經驗素材。這是一個既存在發展機遇，又存在發展風險的過程。如果我們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達到了良性互動，那么，我們就會實現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雙豐收。但是，如果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沒有達到良性互動，或者，如果出現理論認識上失誤，那么，我們的建設實踐就要為此付出代價。用我們通俗易懂的話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座高樓大廈是一邊進行設計，一邊進行施工建設。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難免要有認識和實踐上的曲折。但是，社會主義代表時代的前進方向，必將要贏的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支持。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要堅定理想和信念。我們既要大膽前行，又要積極探索不斷改進我們的工作。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性特點，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那么，當前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的不健全問題呢？

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是根本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屬于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原則上是屬于共產主義話語體系，必須要把他回歸到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因此，第一，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我們的基本體系。第二，我們必須要拋棄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有不同于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體系，我們必須要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首先，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學說體系是替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經濟學，是不科學的庸俗經濟學。其次，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是不科學的庸俗經濟學這特大前提下，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承認其中有某些個別的科學的有用成分可供我們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吸收借鑒。當然，分析、批判、吸收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要將這項工作交給高端的經濟學研究單位和高端的經濟學研究人員去完成。這才是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研究工作。然而，我們現在的做法正好相反，我們不僅沒有深入研究和批判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反而主動地照抄照搬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這一點必須要引起我們的宣傳、教育和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高度重視，糾正現在已經很嚴重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全盤西化問題。目前我們高等學校理所推行的西方經濟學教育體系，實際是以吸收借鑒西方經濟學有益成分為名，普及和灌輸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知識”。我們說它是以吸收借鑒西方經濟學有益成分為名，那是因為極少有哪所院校真的有哪位西方經濟學教授能在課堂教學中辯證分析其所講授的西方經濟學內容。由此我們說，這是在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共產主義建設和接班人進行洗腦！經過這種洗腦，在青年學生中逐漸形成了如下觀念：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體系，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有不可顛覆的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的科學體系，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學等等。這種糊涂觀念已經成為中國高等學校經濟學院和中國高級經濟學研究機構的主流觀點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沒有學說體系！這都是什么世界觀和方法論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學說體系嗎？難道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思想體系是比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更科學的學說體系嗎？恩格斯在1888年10月15日給丹尼爾遜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您很奇怪，為什么政治經濟學在英國處于這么可憐的狀況。其實，情況到處都一樣。連古典政治經濟學，甚至自由貿易的最庸俗的傳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據大學政治經濟學講臺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視。在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歸罪于我們的作者（指馬克思——引者注），他使人們看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危險的結論；于是他們現在認為，至少在這個領域內，最保險的是根本沒有任何科學。而且他們能夠蒙蔽普通的庸人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在倫敦這里，目前有四個人自稱‘社會主義者'，同時卻要人們相信，似乎他們把我們的作者的學說和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論對比之后，已經完全駁倒了我們的作者！”[16]恩格斯這里描述的是當時英國經濟學界的情況。我們沒有身臨其境，不能直接感悟當時英國經濟學界被各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假社會主義者、占領陣地的混亂狀況。然而，我們將中國經濟學界的情況與恩格斯所描述的十九世紀末英國經濟學界的情況做一簡單對比，我們不能不感到驚訝。歷史為什么總是要和我們開玩笑！現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體系是科學的學科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學科體系？大學經濟學院和國家高等經濟學研究機構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體系視為異端學說？這是一個什么國度呀？1949年毛澤東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就以東方巨人之軀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然而，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這一群經濟學精英，為什么要跪在西方資產階級面前呢？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建設，我有以下的幾點具體建議：（1）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取得很大成就。我們要從總體上充分肯定我們已有的建設成績。但是面對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我們還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工作。首先馬工程教材要進一步系統化，要有更強的針對性開展教材建設工作。例如，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材都分初級教程、中級教程和高級教程，我們的馬工程教材還僅僅有一本。針對這種情況，我建議我們要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分別編寫，要有針對性的分別編出初級中級和高級政治經濟學系列教材；（2）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我們要更加注意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闡述，將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闡述清楚，然后再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具體化。這就是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時代主題。（3）我們要科學地對待和系統科學地推廣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現在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教材，從知識內容的寫作到具體教育教學過程的使用推廣，還有許多缺失的環節。例如，《西方經濟學》教材，在編寫環節上專家們就沒有一致的看法，在使用推廣環節上就更沒有人問津。現在全國高等學校的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就沒有哪個學校能把《西方經濟學》教材中的“結束語”作為教學內容要求的。不僅沒有要求，而且幾乎沒有哪一所學校能夠對這一重要內容進行講授。現實情況是，全國高等學校對于《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分析批判的教學環節，第一沒有態度，第二沒有教師。因此，我呼吁有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和高等學校第一要拿出態度，第二要狠抓落實。要盡快對于西方經濟學教師進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培訓和教育。（4）要積極推進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和獎勵。要積極支持和獎勵那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我們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不要盲目追求所謂的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早已淪落為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國家的意識形態工具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為什么要追求諾貝爾經濟學獎呢？（5）大學教育教學要堅決扭轉全盤西化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對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時刻注意克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的侵蝕和危害。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

注釋：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7AJL004）的階段性成果。

[1]《經濟學動態》2016年，第5期，第6頁。

[2]《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十五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第3頁。

[3]愛因斯坦：《自述》，《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7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8頁。

[5]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3頁。

[6]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頁。

[7]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頁。

[8]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卷，第154頁。

[9]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光明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6版。

[1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