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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帶路黨大佬吳敬璉講了一句話，引發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他說了一句什么話呢？他說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非常危險的。網上有一個神回復說“吳老說得很對啊，難道大家不認同么，其實不惜一切代價搞兩彈一星也是很危險的”。還有人在網上模擬了吳敬璉和他的洋主子的對話，也挺有意思的：

       MD（美帝）：當年兩彈一星就讓他們造出來了

W（吳）:那時候中國有一位全民崇拜的神，忽悠不了

MD（美帝）:北斗也研究出來了

W（吳）：那是確實被嚇到了，阻攔不了

MD（美帝）：這次他們要全力發展芯片了

W（吳）：放心，只是屁民亂喊而已。科技誤國，炒房興邦，這么多年的忽悠已經深入“人”心了。

確實，這些年來，我們的經濟改革都讓吳敬璉、茅于軾這些帶路黨給帶歪了，帶到溝里去了。“科技誤國，炒房興邦”，確實已經深入人心了。跟臺面上喧囂的中美貿易爭端和中興事件相比，更值得關注其實應該是臺面下的近乎是集體式的經濟思維：海南自貿區和自貿港，朋友圈預言，海南房價又要大漲；央行降準，朋友圈預言，房價又要大漲；朝鮮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朋友圈也是，快去朝鮮買房……

中美貿易戰和中興事件出來了這么久，我本來以為像吳敬璉這樣的號稱是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大佬，多少會裝一下樣子，像向松祚那樣給自己立一下牌坊，多多少少會從自由主義的理論立場出發，譴責一下特朗普政府的經濟霸權，美國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但是很遺憾，吳敬璉這次牌坊也賴得立了，直接赤裸上陣，不但為特朗普百般辯護，反對中國政府、學界和民間攻擊特朗普當局，而且還妄議中央，直言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很危險，繼續攻擊中央的供給側改革。

我們來看看吳敬璉說了些什么，吳敬璉在4月22日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他說：“接著就是貿易戰的問題，是中興事件的問題。這里又牽扯到對外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么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我倒不覺得像我們剛才一些發言人所說的，主要的問題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問題。對于我們一個中國人來說，主要的問題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爭論使得這種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

      當全國人民都在為中國經濟缺芯少魂擔憂不已的時候，本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會順應民意和中央的戰略意志、國家意志，拿出一些解決方案出來，結果卻是令人大失所望，俗話說，養兵千日，用于一朝。結果，我們全社會花費了大量金錢和資源培養的主流經濟學家，不但不堪大用，反而肆無忌憚的咬了主人一口。真還不如養一群狗，我們是養了一群白眼狼。他們心里時時刻刻，念茲在茲的還是帶路黨的大業未競，是“能不能解決我們的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坦率地說，是能不能按照所謂的佐利克報告，推進中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徹底地把中國變成蘇聯第二，顛覆我們的黨和國家，所以才會對所謂的“國家主義更加取得優勢”，感覺到了危險，因為這會破壞他們的帶路大業。

從吳敬璉的整個演講來看，也是顯得語無倫次，邏輯混亂，一方面批評了政府治理環境的政策，他說：“今年年初采取了很重大的行動來改變我們空氣污染的狀況，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以在兩會期間最后作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煤改氣什么的這類問題上，但是終于迎來了藍天。但是沒有幾天，兩會還沒有開完又出現了嚴重污染，而且這次浪潮延續的比過去都要長，一直到昨天，都是在嚴重污染和中度污染擺動。這就說明有許多問題還要做深入的研究。

簡單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從長遠來說它的基本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基本問題在哪里？我的假說，就是增長方式、增長模式的問題，主要是靠資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中國增長模式的轉變問題，而中國增長模式怎么轉變呢？所要求的條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條件，是我們需要在問題上做深入的研究。”

但是接下來卻是話鋒一轉，反對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搞芯片產業。眾所周知，像芯片等高科技產業，附加值高，沒有環境污染，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應該多搞一些芯片這樣的高科技產業，這樣我們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環境問題。也就是說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增長模式轉換的問題。作為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主流經濟學家大佬，你既反對政府的短期環境治理措施，又反對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你叫政府怎么能治理好環境污染，難道就靠著你們主流經濟學家喊喊口號，打打嘴炮就行了？

      事實上，這個世界上不僅有一個國家不惜一切代價在發展芯片產業，而且還取得了優異的成就，躋身于世界芯片霸主的地位。不但沒有危險，反而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豐碩成果。這個國家離我們也不遠，那就是我們的鄰國韓國。雖然我們一向瞧不起韓國棒子，雖然我們幾千年來一直對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民族嗤之以鼻，更對他們剽竊我們的端午節等各種文化遺產拿到聯合國去申遺恨意綿綿。然而，這一次中興事件一出來，我們卻不得不對他們另眼相看。子曰：禮失諸朝而求之野，誠哉斯言。

我們講不惜一切代價，只是體現一種國家意志，一種決心，并不是說真的要付出一切。一如當年我們造兩彈一星，一如我們當年造核潛艇。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不管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集體，要想做大事兒，沒有超人般的意志和決心是絕無可能成功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提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的原因。我們的曾經的小學生，小中華，韓國人能做到的事兒，我們中國人沒有理由做不到。

特朗普政府封殺中興事件一出來，頓時許多公知們哀嚎一片，跪倒一片，各種奇談怪論都出來了。卻全然不知道世界芯片產業發生的劇變。2017年，韓國三星集團終結了美國英特爾25年的霸主地位，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同時，它還“干掉”蘋果，成為全球最賺錢的企業。而最逆天的是，它幾乎控制著全球手機產業鏈的命脈。智能手機三大件：CPU、存儲器和液晶面板，后兩項它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則是全球第四，排名全球第一的則是我國臺灣的臺積電！對此，我不知道吳敬璉有何感想？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是要裝瞎作聾到什么時候？ 

三星稱霸的領域，也正是我們中國人最心痛的短板。早在2013年，半導體就取代石油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產品，年進口額超過2200億美元。這其中，三星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去年因為薩德危機，我們抵制了韓國的樂天集團等韓國企業，給韓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很遺憾的是，三星集團只是把存儲器的價格提升了一倍多，就把一切損失都挽回了，我們的媒體不討論、不關注，不正視自己的短板，并不等于我們沒有陷入被動挨打的地步。如果去年我們就開始反思，今年也不至于被美國打個措手不及。

韓國并不是從來就是芯片強國，甚至比我們的起點更低，更落后。40年前，三星還在給日本人打工，而那時我國已經有3000多家芯片企業，位居全球第二；30年前，三星還在生產廉價的“地攤貨”；20年前，三星還在被美國和日本吊打！而我國的芯片產業已經被帶路黨們破壞殆盡，企業破產了，工人下崗了，因為它們都是國有企業，這就成了它們的原罪，必須要想方設法讓它們破產。

韓國人從來不說他們落后于美國多少年，他們只是在努力地做，一步一個腳印，不惜一切代價，舉全國之力，僅僅只用了四十年，就成就了全球半導體的王者。它的崛起與稱霸之路，也就是韓國新經濟的崛起與爭霸之路。

事實上，三星芯片產業的崛起之路并沒有太多奧秘，總結起來就是兩條，第一條是舍得燒錢，第二條是重視人才。芯片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周期性波動巨大，賺錢的時候數錢數到手抽筋，虧損的時候也會虧到血本無歸，三星不此一次因為發展芯片產業而陷入瀕臨破產的境地。但是三星就是舍得投入，哪怕是虧到底褲都沒有了，還是要搞下去，這就是三星人的決心和意志，就是要有不惜一切代價的精神，才有了三星芯片產業的成功。

第二個就是三星對于人才的重視。三星雖然是一個家族企業，但是三星的幾代掌舵人對于人才的重視到了瘋狂的地步。三星的富二代李健熙掌權后，對人才的重視，比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2002年，他曾當著眾多社長的面說：“以前，是幾十萬人養活一個君主；今天一個天才能養活20萬人。”這就是三星的理念，不惜一切代價挖掘天才的科技人才，從而推進企業的發展。

事實上，對于國內的企業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馬化騰挖到了個張小龍，建立起來了個龐大的微信帝國，短短幾年時間，用戶從零攀升到了十億多，使騰訊公司的價值何止翻了幾倍。而張小龍這個天才又何止養活了二十萬人，今天光是微信公眾號的數量就多達數千萬，還有不計其數的微商，一個天才養活了幾百萬、幾千萬的人。

長期以來，我們的經濟學家鼓吹所謂的廉價勞動力，鼓吹人口紅利。致使我們這樣一個長期重視人才傳統的文化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在今天的中國一線城市，有多少高科技企業會為了一個杰出人才提供一套房子？我想沒有幾家的。我們的經濟學只是見物不見人，鼓勵有錢人去炒房、炒藝術品，炒作一切能炒作的東西，鼓勵大家賺快錢，有水快流，像華為那樣的企業成了空谷絕響。

中央幾年前就提出來了供給側改革，我的理解就是砍掉那些過剩的產能，補上那些短板，這個應該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最簡單直接的國家意志。過多的供給，我們要去掉，不足的供給，我們得補上，就這么簡直的道理，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到今天還不明白，還在那里起勁反對中國經濟“缺芯少魂”的問題。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除了反對國家大力發展芯片產業，吳敬璉在演講公然妄議中央，歪曲抹黑中央的供給側改革。他說“今天討論使人感到高興的是使人很坦誠的說明了自己的觀察和觀點，可惜時間不夠，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討論，我只舉一個例子，就是什么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其實從中央提出這個問題以來，雖然大家都接受這句話，但是實際上有很不同的理解。一種也許是占優勢的理解，也是我不同意的理解，說所謂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調整，這樣的問題都需要深入討論，因為這牽扯到基本的觀點問題和基本理論問題。

我聽了很多不管是評論還是發言或者是提問，好像都背后有一個想法，就是政府會懂得什么是最好的結構，只要是政府出手就一定能造成好的結構，這樣一種想法牽扯到對于經濟觀察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一兩次討論就能夠達到正確的結論的，大家共同同意的結論的，所以我們還需要繼續我們的這類討論，不但是在我們的年度會議上，而且我們應該創造更多的機會，在我們的課題開題報告和結題報告等等的討論上，把這些問題的研究深入下去。”

結合吳敬璉以往的言論，他這哪里是不明白供給側改革，分明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對抗中央，妄議中央，破壞中央制訂的大政方針，為既得利益集團、買辦集團對抗和干擾中央的正確部署和政策方針，提供理論和輿論的支持，為美國的和平演變提供方便，要把帶路黨的大業進行到底，我們絕不可對他們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