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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成為輿論熱點后，便有人順桿往上爬。教育界著名公知熊丙奇先生在《北大研究生住宿緊張：與其“學校辦社會”，不如改變寄宿制》一文中認為，高校為學生提供宿舍是“學校辦社會”思維的體現，應當轉變“由高校保障學生住宿”的思路，對于研究生可不再由學校提供住宿，而由學生自己到校外租房，從而剝離“不該由大學承擔的責任”。他還進一步建議，可以繼續讓本科生在校園里寄宿，但應該“按照市場模式由學生選擇不同條件的宿舍”，以便“提高學生對宿舍的滿意度，也減少集體宿舍同學間摩擦”。

　　不知道熊先生是不是科幻小說的忠實粉絲，其實他的方案就是《北京折疊》和《北大折疊》中的“社會空間分層”。照此辦理，很快北大就可以分為三級空間，第一空間高臥湖塔之側，可以“眼底未名水”，第二空間毗鄰生活區的煙火，只能“胸中黃河月”，第三空間僻處蝸居，去哪就使勁騎小黃車吧，順便鍛煉了身體。對了，沒房住的研究生，跳出三界外，自去吃土。

　　不過，雖然科幻小說可以給未來學提供靈感，作為學者，熊先生還是要給自己找點理論依據的，于是他立了一塊“學校辦社會”的靶子，果不其然，又是個一句頂萬句的”市場萬能”論的原教旨主義教條。所謂“學校辦社會”的觀點，是熊先生從“企業辦社會”衍生出的一種修辭，意在指責高校如同傳統國有企業一樣大包大攬各類社會功能，供給企業員工乃至周邊居民所需。對“企業辦社會”的指責，主要認為這一模式讓企業承擔了過多本應由社會提供的職能，由此產生的資金及管理負擔降低了企業經營效率。

　　首先要指出，改變“企業辦社會”、剝離企業社會功能并不是“一剝就靈”。一方面，很多地方財政收入有限，社會公共服務提供不足，難以有效承接被剝離社會職能后的企業員工醫療、教育等社會需求，利益切身受損，引發的人心浮動和人員流動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影響更大，造成的負擔更重；另一方面，被剝離的職能移交引發利益分配問題，過高的交易成本使得政策執行落實進展緩慢。

　　其次，吊詭的是，在國企剝離“辦社會”職能的改革如火如荼開展的同時，諸如滴滴、京東、華為等民營企業反而通過自辦幼兒園、醫院，提供職工宿舍等“辦社會”的方式降低員工生活負擔，提升員工的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這種用以吸引人才、留住員工、增加企業的競爭力的方式在民營企業中頗受青睞。可見，即使對于企業來講，承擔一定的社會職能也并非一無是處，完全剝離企業社會職能不一定能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第三，對于作為市場經營主體的企業，要求“輕裝上陣”尚有幾分道理可言，但移花接木來指責“學校辦社會”，就充滿了亂點鴛鴦譜的荒誕感。說白了，就是要把市場化的邏輯套在高校身上，要求高校向企業看齊，凡事多想想是否有利可圖，再多想想能不能讓別的市場主體有利可圖。大家一起發財，凱不美哉?

　　觀念先行，論據不難找。熊文歷數學校宿舍寄宿制管理方式的種種“問題”，如“學校宿舍的住宿條件、統一管理模式讓學生不滿”“高校本科彈性學制改革、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與學校提供住宿的方式直接沖突”、“對于延期畢業的學生，學校要不要提供宿舍”，等等。其實，各地大學生對宿舍不知有多少吐槽，集合成一本控訴萬惡寄宿制的巨著也是沒問題的。

　　然而，這些多屬學校宿舍管理中常見的技術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完善宿舍管理規則、優化具體操作乃至加強學校基礎設施建設來解決。至于某些結構性問題，那也是和相應的積極意義關聯在一起的，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方案。熊文對高校寄宿制的利弊并沒有全面而中允的分析，便扣上一頂“寄宿制管理方式已明顯不適應高校的改革和發展”的大帽子。抓住細枝末節的問題，展開整體上的否定，頗有“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氣勢，這背后當然是一個成竹在胸、急欲兜售的替代性整體方案。

　　按照熊先生的觀點，大學只要給學生提供教學“服務”就行了，為學生提供宿舍屬于“不該由大學承擔的責任”。中關村周邊房源緊俏，房租高昂且年年上漲，怎么辦？對不起，那是北大的研究生們理應承受的，畢竟你們已經得到了在中國最好的大學接受教育的機會，多少人羨慕嫉妒恨呢。

　　如果以為熊文費心費力，只是幫著北大周邊（以及全國高校周邊）的房東們吆喝兩聲，那可是小看了以中國教育改革為己任的熊先生。能用“高校辦社會”的罪名否定寄宿制，就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否定高校為師生員工這個小社會提供的其他保障。熊文多數時候努力保持著“教育界人士”“為人師表”的儒雅，不過到最后圖窮匕見：“對于不應該由大學承擔的責任，該剝離的遲早要剝離。”——就差沒說，膽敢螳臂當車者，必將被歷史進步的車輪碾得粉碎……

　　熊先生的市場教條之下含威不露之言，我們幫他繼續擴充下去：比起寄宿制，高校的附屬幼兒園、附小、附中乃至食堂、校醫院更是“高校辦社會”的體現，更是“該剝離的”。而比起尚未工作的大學生，高校教師總體上無疑具有更強的消費和支付能力，更能承擔“市場定價”。教育改革的偉大事業，教育工作者當然應該竭誠盡心，前仆后繼啦！

　　對于那些一直盯著高校師生荷包、一門心思推動高校市場化的人，我們想問的是：

　　如果高校師生失去了學校提供的有限的社會保障，平均收入并不高的教師群體，尤其是已經焦頭爛額的“青椒”群體，勢必面臨更加沉重的壓力，如何安心治學？低收入甚至無收入的學生在沉重的課業壓力下還要承擔住宿費用，以至于不得不外出兼職，又如何能安心學習？最終又如何產出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培養高質量人才？高校節省的那點社會服務運營費用，能彌補這些方面的長遠損失么？

　　如此下去，大學就真成企業了，而且會是最沒社會責任感、最不能建立員工認同的企業。上下交征利，辦得比企業還要非人性化、盤剝化，高校會成為什么樣? 教授不像教授，學生不像學生，全是在急功近利、忙著賺錢。

　　最后，筆者再提供韓國的一點經驗教訓（正好是熊先生們視為樣板的“發達國家”之一）供大家審視。作為韓國三所頂尖大學之一的高麗大學，在今年4月12日爆發了由學生總會組織的“棲身之地”游行，學生要求學校提供更多宿舍以供居住。韓國大學在校生中只有約20.1%居住于學校宿舍，在高麗大學這個數字更是只有慘不忍睹的10.3%。根據高麗大學學生總會之前的調查結果，在校生中有47%需要每天通勤2小時以上，有49%的學生希望住在學校宿舍中。學校周邊的住房一般較為狹窄，單人住房普遍只有10平米上下，而租金動輒高達50萬韓元（約合3000元人民幣），還經常伴隨著高達1000萬韓元（約合6萬元人民幣）的押金。對于很多一邊支付著每年近1000萬韓元的高額學費，一邊靠食堂提供的廉價方便面度日的貧困在校生而言，如此高昂的房租無疑是巨大的經濟負擔。

　　高麗大學

　　早在2013年，高麗大學就曾試圖修建新的學生宿舍，然而在附近居民的極力阻撓下最終作罷。居民反對修建宿舍的理由主要就是擔心建設宿舍會導致學校周邊房租下降。無獨有偶，去年11月，韓國總神大學（?????，基督教學校，“崇信大學”為誤譯）向地方政府申請建設學生宿舍得到許可后因當地居民的反對而暫時擱置；去年12月，韓國漢陽大學修建學生宿舍的嘗試也在附近居民的抗議下被迫中止，學生和當地居民甚至一度發生對峙。

　　面對著韓國高等教育社會化辦學和社會貧富差距明顯的現狀，即將步入社會創造韓國未來的大學生們只能在房東資本和學校資本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棲身之地”。與學校和周邊居民“共同富裕”相對應的，是大批高校學生在學業負擔和生活重壓下的苦苦掙扎、借酒澆愁以致酗酒成風。我們很難想象，食唯泡面、時時酩酊的大學生，能夠以飽滿的身心和過硬的能力去擔負國家的未來；我們也很難想象，這一幕如果發生在中國，結局又會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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