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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勝張弛 | 再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

點擊：6368 作者：王立勝張弛來源：“經濟縱橫雜志社” 發布時間:2019-08-08 10:10:44

毛澤東主席就曾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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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國家的研究逐漸增多，將國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學界已成為一種共識。筆者在《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載于《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國家主體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屬性，并認為在理解國家主體性這一問題時，應堅持辯證法，處理好自主性與開放性的關系，既保持理論創新的開放性，又要立足中國國情，表達中國立場。周文等比較分析了西歐、美國、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認為應在發展導向上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主體性，厘清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并通過國家力量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他進一步將國家主體性定義為國家立場，認為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根本的理論屬性，國家建構是國家主體性的關鍵環節。

一些學者嘗試以國家為核心概念，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邱海平較早指出應把“國家”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起點范疇”，打開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國家暗箱”，把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引向現實，從而能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各個具體范疇及其關系進行符合實際的科學說明。張宇分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屬性，他將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國家行使經濟職能的前提條件，這使國家成為生產關系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制主體，需要對經濟運行實施國家調控。而資本主義國家則不具有這一功能，僅僅是典型的政治上層建筑。張宇圍繞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制特點，進一步研究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調控的目標、組織和能力。孟捷從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出發，認為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普遍性的一種特征，具有內生性。在任何一個現代經濟體系中，國家應保證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技術（或者科學—技術）條件，構建國家創新體系；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并制定長期戰略和產業政策，保證相對剩余價值的經濟條件；完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制度條件，包括國家和市場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地方（城市）之間的關系、資本和資本的關系（包括國資和非國資的關系）、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等等。

從以上研究中可看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家主體性的討論已經十分深入。學者們對于國家內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并能夠影響社會經濟運行，有一定共識。這實際上也是國家主體性的應有之義。如果國家的作用在所有制背景下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都存在，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主體性的“特色”在哪里，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又如何在國家主體性問題上反映？這些問題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家理論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

二、經濟行為的國家立場

國家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存在于整個經濟體系運行之中，是一個超越不同社會制度背景的普遍現象。后發經濟體的經濟追趕與超越、經濟的穩定運行、經濟主體國際競爭力的增強都需要國家的扶持、調控或引導。

（一）后發經濟體趕超需要國家扶持

從世界各經濟體間經濟實力對比的動態演進過程看，后發經濟體可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追趕和超越；而與成功實現或正在實現對發達經濟體趕超的后發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長期處于低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各經濟體間不平衡的發展進程說明經濟的起飛與成長需要一定條件，而國家角色的差異是決定性因素，即后發經濟體趕超必須在國家的統一協調下才能夠實現。

首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及其后續發展都離不開國家的支持。歷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都依靠國家力量先后成為世界“領頭羊”，這種國家力量既包括國家機器對資本對內和對外擴張活動的直接保護，也包括國家透過經濟政策與活動對本國產業的保護與扶持。15世紀葡萄牙帝國的建立，依賴于國家軍事力量的運用。葡萄牙君主認為，商業代表著國家利益，而國家是從事商業活動的主體，使帝國得以建立的探索新貿易航線、進行武裝貿易和建立商業—貿易據點以壟斷貿易等活動都依賴于國家力量支持。16世紀西班牙帝國的崛起也依賴于國家軍事力量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為君主尋找更多黃金是西班牙人探索新大陸、成為地理大發現重要參與者的最主要動機。17世紀荷蘭商業帝國興起依托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造船和航運業；更重要的是，聯省共和國成立后商業寡頭掌握了政權，其投資商業的需要是商業帝國得以建立的條件和動力；被國會授予特許權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是具有政權性質的殖民統治機構，荷蘭依托它實現了貿易壟斷和殖民掠奪。18世紀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建立離不開國家對產業資本的扶持，這種扶持包括以重商主義為精神的貿易保護主義、特許權、壟斷權及對資本的對外擴張行為的直接政治保護。［7］1700—1820年英國人均GDP增長率為0.34%，而同期的荷蘭卻出現-0.12%的負增長，至1820年英國已超過荷蘭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19世紀美國的崛起也離不開國家扶持，在工業落后于英國的情況下，美國所實行的保護主義政策推動了工業化的內生發展，使美國崛起并逐漸超越英國。1820—1913年美國人均GDP增長率為1.56%，遠高于英國的0.96%，至1913年美國人均GDP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其次，20世紀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也離不開國家的支持。20世紀60年代之后，新加坡、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加快，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不斷縮小，逐漸步入發達經濟體行列。這些經濟體將市場激勵與政府指導相結合，制定國家層面的產業政策，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通過關稅保護、直接補貼等政策扶持新興產業的成長，在私人部門投資意愿和能力較低的領域設立國有企業，由此實現了經濟起飛。二戰后，日本成功的關鍵在于國家與私人部門共同在經濟中發揮作用，尤其是國家層面產業政策的制定與成功實施助推了日本奇跡的出現。韓國、新加坡也復制該模式，并實現經濟增長奇跡。1973—1999年日本、新加坡和韓國人均GDP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3%、5.4%、6.1%，逐步邁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

（二）經濟穩定運行需要國家調控

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固有缺陷，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的結果。獲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從事經濟活動的根本動機，在這一動機驅使下，資本通過不斷相對或絕對地延長勞動力的無償勞動時間，增加剩余價值，使資本積累的規模不斷擴大；但勞動力獲得的工資僅能達到維持其基本生存需要以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水平。資本積累的規模不斷擴大和工人的相對或絕對貧困的共存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矛盾的積累最終引致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作為危機根源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內生于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根除，因此，危機會周期性地爆發，使資本主義經濟表現出周期性的經濟波動。

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經濟波動，需要通過國家調節來緩解。西方發達經濟體對國家調節作用范圍的認識經歷了從古典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再到新自由主義的變化。英國工業資本主義在世界占據絕對領先地位后，為拓展對外貿易,對古典自由主義大力宣揚，曾使人們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自發實現社會財富增進的迷信達到高潮。西方發達經濟體不斷強化自由市場、弱化國家調節作用，本質上是放任資本自由活動，任由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生產過剩問題不斷積累，直至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產量下降44%、國際貿易量下降66%、失業人口達3000萬人。大蕭條用最具破壞性的強制性平衡機制暴露了“看不見的手”存在失效的可能性，顛覆了市場能自發調節經濟的理論，使人們開始認識到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對調節經濟以穩定經濟運行的重要性，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應運而生。

加強國家干預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應對“大蕭條”的主要方式，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則為國家制定調節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主張增加國家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從需求側對經濟進行調節，以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總需求進行管理以緩解經濟波動。但是，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內生于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使西方發達經濟體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普遍陷入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并存的兩難局面，從需求側對經濟進行調節的政策失效。此后，20世紀80年代主張大力削弱國家職能、推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以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為代表。此時，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節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強調通過減稅和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來刺激經濟。經濟政策從需求側向供給側的轉向使美國經濟逐漸擺脫“滯脹”局面，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的新經濟時代。1982—1990年美國實際GDP增長率為4.0%，失業率和通脹率分別為5.3%和5.4%；1991—2000年相比于上一個時期有所改善，GDP增長率、失業率和通脹率分別為3.7%、4.0%和3.5%。但是，削減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而強化自由市場作用使資本主義的固有局限越來越突出。國家放棄制定產業政策使制造業逐漸外遷、產業逐漸服務化，國家放松金融管制使經濟高度金融化、金融危機頻發。資本在金融化和全球化過程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利潤，但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弱化勞工權益卻使工人工資難以提高，收入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使引發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矛盾不斷積累并惡化。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就是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調節作用弱化、任由資本力量主導經濟運行的結果。在危機爆發后，不斷削弱對經濟的調節作用的西方發達國家，首先接管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以避免更大范圍的危機，充分體現了其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但是，只要美國不斷弱化政府監管的金融體制不改變，政府的接管行為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經濟穩定，最終結果只會導致金融市場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越高、破壞性越強。可見，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調節作用的強弱變化取決于資本的需要：其國家調節作用的削弱是為了保證資本更自由的增殖，其在危機中增強國家調節作用也是為了保證資本的增殖與積累不中斷。雖然西方發達經濟體對國家在市場經濟中調節作用的認識在各時期有所不同，國家調節作用的發揮有強有弱，但總體上始終屬于“大市場、小政府”的市場經濟模式，國家對穩定經濟運行的作用十分有限。這種有限的國家調節作用增強了經濟的脆弱性，使經濟波動越來越劇烈、經濟危機的廣度和深度越來越大。

（三）參與全球競爭需要國家戰略

發達經濟體視國際競爭為零和博弈，并據此來制定國家戰略。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大機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制度的建立，是各國企業在不斷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進行公平競爭的基礎和條件。但是，一些發達經濟體卻無視各國經過多年談判而形成的國際經濟規則，意圖改變規則以為本國企業在國際經濟中謀取更有利的競爭條件。其采取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行為使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遭受嚴重挑戰，并對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利益造成損害。其破壞國際規則行為的本質是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期，意圖通過犧牲他國利益來維護本國的利益。

在發達經濟體對后發經濟體進行遏制和打壓的情況下，一國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尤為重要。有許多因國家戰略失敗導致經濟增長與發展停滯的例子。如，作為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在1960—1990年間與美國發生了貿易戰，并逐步升級為金融戰、經濟戰和科技戰。最終日本被迫簽訂“廣場協議”，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日元升值，加劇了由于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而不斷泡沫化的經濟的脆弱性，使日本最終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又如，在西方發達經濟體不斷推銷或強制之下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在實行了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后，卻最終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美國針對日本的貿易戰和強制拉美國家、蘇聯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目前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戰的共同點在于，其本質都是西方發達經濟體為遏制新興國家的崛起，使本國資本能更自由、更有利地在世界范圍內積累而采取的國家戰略。在美國對后發經濟體的發展權進行遏制的條件下，日本、拉美國家和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增長停滯的失敗經歷表明，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在制定國家戰略以支持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時要慎之又慎，避免落入發達經濟體為趕超中的發展中國家設置的陷阱。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國家主體性體現為人民主體性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主體性是國家主體性的應有之義，是國家主體性的基本內涵。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雖然國家發揮作用是一種普遍現象，體現在經濟運行的許多方面，不過由于社會制度背景不同、文化傳統各異，作用在不同國家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西方國家市場經濟中的國家作用體現階級立場

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國家體現了階級意志，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恩格斯認為，“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積極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能夠通過政治、法律、社會意識形態等方法，維護統治階級的自身利益。可見，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論述主要集中于上層建筑方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不僅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而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經濟運行之中，能直接對生產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在上文中分析了國家在經濟發展、穩定經濟運行、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的作用，從表面上看國家的參與促進了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但實質上維護了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通過國家的參與，為階級利益的實現提供了一個更為穩定、便利的市場經濟環境。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國家對經濟作用的階級性可能并不能明顯表現出來，但在階級利益沖突較為劇烈時，國家鮮明的階級性就會突出體現。如，中美兩國健康的貿易關系有利于美國人民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使他們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為了維護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轉嫁美國經濟長久以來積累的弊病，美國堅持發動貿易戰，損害了大多數美國普通民眾的利益。總之，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參與經濟運行，雖然表面上是不同政黨間博弈形成的結果，但卻最終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相對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民的政治經濟學

中國共產黨創立以來，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體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訴求。這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就曾說過：“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鄧小平也反復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做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充分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不斷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能夠成為維護人民主體性的重要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的國家，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制度層面保證了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實現。在國家建設過程中，人民創造歷史，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國家建構的各個組成部分，也是為了能夠充分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總結。因此，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政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中積累的社會經濟發展經驗總結而成的理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然是人民的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要研究不同國家的具體問題，國家間的歷史、文化、民族性格、社會規范千差萬別，這種國家間的差異性決定了經濟學的國家性。更為重要的方面在于，國家間的上層建筑各不相同，不同階層間的利益對比和利益沖突表現出不同的形式，而政治經濟學要研究這種矛盾，就必然帶有這個國家深刻的烙印。從不同出發點構建的經濟學理論，背后都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要求的是其代表者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民的政治經濟學，這就使其區別于其他經濟學理論，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將我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做出新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前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

（三）人民主體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家主體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其基本理論內涵就是人民主體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國家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作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

國家在發揮主體性作用時，應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制度是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保證，完善的制度是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這是以人民群眾的實踐為基礎的。人民群眾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現有制度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就會存在制度創新的需要。國家應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統籌兼顧，考量多方面和長時間段的各種因素，合理的回應人民群眾對于制度的需求。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知識儲備，是一個經濟體長久發展的不竭動力，國家需要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技術創新和知識儲備的主要承擔者是廣大人民群眾，國家應制定引導和支持人民群眾進行創新的相關政策，一方面制定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另一方面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并處理好社會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在這一過程中，應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人民的根本要求作為宏觀調控、處理社會經濟矛盾的根本落腳點，保證人民實現全面發展的條件和權利。在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中，國家的競爭策略也要以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根本的考量條件，要有利于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族的長遠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說了算，必須而且只能由人民來評判。”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國家主體性研究的三個維度

現有的經濟學研究，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鮮有將國家主體性與社會經濟建設實現有效對接。國家多是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出現在經濟學中，對經濟的影響是次要的，而且許多研究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具有負面作用。批評國家參與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認為國家通過對企業的控制和對經濟發展的監督調節來促進經濟發展，是一種與自由市場經濟相對立的模式，對于其他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是一種威脅，會破壞全球自由貿易秩序。但事實上，國家參與經濟發展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從來都不是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完全不同的制度背景，有著根本不同的價值取向。將國家參與社會經濟發展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是為遏制發展中國家制造的輿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發展過程中堅持了國家主體性，以人民主體性作為國家主體性的基本內涵。無論“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或是其他一些理論，都沒能分析國家的主體性特點，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多是被動的、消極的。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并不相符。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應從國家主體性出發，研究如何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國家的參與，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就沒有了基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主體性進行研究，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國家主體性視角下的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直接作為經濟主體參與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依據多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成功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逐步走上工業化道路，建立起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人民群眾滿足了溫飽的需求，各方面生活水平相較于新中國成立前有了很大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在國家的主動計劃下，國防軍工事業有了突出的發展，保障國內能夠在較長時期內處于和平狀態，為人民提供了有序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在改革開放后，國家主導經濟體制改革，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不斷擴大，國家發揮主體性的方式和機制也在不斷變化。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總體布局方面，國家繼續制定“五年規劃”，安排重大建設項目的實施，為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制定目標和路線。在促進生產力進步方面，國家制定長遠的科技發展計劃，并給予資金支持，以國家的力量為基礎，在關鍵科技領域尋求突破，提升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在促進經濟均衡發展方面，針對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領域，國家有意識地進行戰略傾斜，如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鄉村振興等國家層面的戰略安排，補足社會經濟發展短板，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加均衡普惠。在以國家為主導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級政府是這些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國有企業通過生產經營和投資活動來直接實施，私營企業通過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來間接實施，使我國在既有頂層設計又能保證經濟主體活力的情況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迅速提高，197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71元，到2017年達25 974元，居民的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人民群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實惠。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堅持新發展理念，包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方面。新發展理念是我國在多年經濟發展實踐過程中對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刻總結，是對我國當前發展問題的集中回應，指明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內容，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進一步聚焦新發展理念，特別是國家在新發展理念中的作用，在國家的參與下使新發展理念落到實處，體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追求。

（二）國家主體性視角下的經濟穩定

國家在保持經濟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國家在保持經濟穩定運行方面的機制日益完善，積極主動作為，統籌協調政府、市場、社會的各方關系。其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政府和市場間關系的認識逐漸深化，從縮小指令性計劃、增強市場調節作用、改變宏觀調控方式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最終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為國家協調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客觀認識市場的作用，既要使其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也要認識到其固有的局限。合理協調政府與市場的作用范圍，以克服由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帶來的經濟波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國家要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時進行調節，以克服經濟運行中的波動。從需求側的調節是指通過政府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以擴大或縮小總需求；從供給側的調節主要是指國家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狀況和技術變革的趨勢制定產業發展規劃，以期通過調結構實現國民經濟在平衡基礎上的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國家做出的重要決策，對穩定經濟運行、實現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何通過國家的參與進一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會帶來一些問題，如收入差距擴大、民生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影響經濟穩定運行。國家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積極啟動收入分配改革。2013年國務院轉批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正式公布，全面闡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總體要求和方向，為形成更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政策指引。民生問題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市場機制難以解決的問題，需要國家發揮主導作用。社會保障、養老、醫療、教育等等問題涉及千萬家庭的切身利益，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夠公平地對這些資源進行分配調度。我國這方面工作已經取得突出成就，為達到讓人民群眾普遍滿意的程度，還需進一步探索如何通過國家統籌在收入分配和民生保障方面取得突破。

（三）國家主體性視角下的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程度迅速擴大，在全球化進程中取得巨大成就，2017年我國進口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8.6%，僅次于美國，出口額在世界出口總額中占14.55%，占據首位；20多年前，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只有3家，而到2018年，我國上榜企業已達120家，僅次于美國的126家。改革開放伊始，國家積極引入外資，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同時設立改革開放特區，為對外開放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和政策條件，使我國加工貿易蓬勃發展。2001年，經過國家主導的多輪談判，我國加入了WTO，進一步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中。之后我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全面嵌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在更大范圍、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這段時間對外貿易發展較為順利，許多人往往忽視了國家的作用，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國家在戰略、政策、資源調配等方面的主動作為，才使我國對外開放迅速推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也引起了一些國家的關注。近期發生的中美貿易戰，就是這種現象的集中表現。在對外開放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更需要國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統籌國內國際力量，共同應對巨大挑戰。因此，中國國家戰略的制定必須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指導。中國對外開放不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研究如何在面臨外部壓力的環境下，繼續堅持對外開放，通過國家引領走出一條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化道路，爭取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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