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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有更清晰的認識，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的說法：

縱觀抗戰歷史全局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踐行了這個諾言，成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實際核心。對此，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一是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對凝聚民族精神、實行全民族抗戰起了獨一無二的指導作用。這種作用表現在：倡導并高高地舉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是實行全民族抗戰的政治基礎；系統闡述的持久戰理論，是全民族抗戰的理論基礎；始終堅持促進民族覺醒、振奮民族精神，是堅持全民族抗戰的群眾基礎。

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開辟敵后戰場進行人民戰爭，對打擊日本侵略者奪取抗戰勝利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中堅作用。

它所以能夠起這個作用，是因為在抗戰路線和軍事戰略上有三大法寶：一為始終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廣泛發動和武裝群眾，進行人民戰爭；二為將游擊戰爭提到戰略地位，始終實行“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堅持廣泛而又持久的游擊戰爭；三為開辟敵后根據地作為堅持人民戰爭的基地，成為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三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兩國三方關系不斷變化的特殊格局，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正確把握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對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起到了主導作用。

如果說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實際核心，那么對于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可定位為抗戰時期的國家代表。因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承認了中央政府。

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積極表現，可以歸結為：

一是國民黨軍隊主導的正面戰場，從淞滬抗戰開始進行了20多場會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言。

二是國民黨軍隊先后組成兩批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直接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貢獻。

三是國民政府主導的外交，爭取到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積極支持和援助。

四是國民政府代表中國參加開羅會議等國際會議，贏得了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大國地位。

這些作用，我們都予以充分肯定。

不可否認，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進行了22個大的戰役，犧牲了比較多的將領。這些將領都為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應當銘記并彰顯他們的歷史業績。但是，我們不能以此來貶低共產黨的抗戰功勞。

抗戰開始時，國民黨有250萬軍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過四五萬人，而且裝備、給養很差。國共雙方軍事實力懸殊，是客觀事實。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始終同國民黨軍隊一樣去進行陣地戰嗎？顯然，不可能。

共產黨根據自身特點確定了“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是正確的，而且得到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確認。只要這樣打游擊戰，就不可能犧牲那么多將領。

但是，在抗戰中發揮的歷史作用如何，不能以犧牲的將領多少為標準。那種以犧牲的將領多少為標準，來評價在抗戰中發揮的歷史作用大小的看法，是將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了，是個偽命題。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各師主力在華北廣大敵后區域開展游擊戰爭同時開辟根據地。

到1938年底，八路軍各部先后在日偽軍占領的廣大地區開辟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華中的新四軍在組建后進入長江南北敵后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在皖南、蘇南等地為建立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華南抗日游擊隊也創建和發展了瓊崖等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發展，成為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依托。

1944年，黨領導的敵后軍民在華北、華中、華南地區，對日、偽軍普遍發起局部反攻，部分淪陷區還變成了根據地。特別是在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遭遇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潰敗后，黨領導的敵后軍民抗戰的戰略作用更加凸顯。

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內，全國解放區總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民軍隊發展到近100萬，還有民兵220萬。這為對日全面反攻、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準備了重要條件。

誠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也進行過像百團大戰那樣大規模的戰役，并取得了輝煌戰果，消滅了日軍兩萬多人。但是就整個抗日戰爭來講，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以分散游擊方式，在廣大地區內進行無數次小的戰斗，即打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組織武工隊、鐵道游擊隊等多種形式進行戰斗。這樣的戰斗天天進行，處處發生，逐個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到1943年，黨領導的解放區軍民抗擊著侵華日軍的64％和偽軍的95％。至抗戰結束，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對日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這里講的作戰次數和消滅日、偽軍的人數不是抗戰后講的，而是在抗戰時期就報告國民政府了的。

長期以來，有一種論調叫“游而不擊”，就是在貶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在抗戰中的作用。上述數據是最有力的反駁。

毛澤東說：盡管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在數量上少得多，但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來說，按其戰斗力等項情況來說，“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如果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數量和消滅日、偽軍數量的比例，與國民黨軍隊的數量和消滅日、偽軍數量的比例來作比較，這個結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呈現了發展壯大的態勢，這既是我們黨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依托，也是我們黨自身力量發展壯大的重要表現。但是長期以來在此方面有一種論調稱：中國共產黨“利用抗日坐大”。這也是一個偽命題。

中國共產黨不是什么打抗日旗號，而是實實在在地在抗日。進行抗日的地方，就是國民黨軍隊沒有保住的大片國土，也就是敵人的后方。在敵后抗日流血犧牲，寸土必爭地發展起來了，怎么能說是“坐大”呢？國民黨指揮的一些仗沒打好，喪失了許多國土，共產黨到那里去進行敵后抗戰，打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這是收復國土，不是什么“坐大”。正如有學者指出：“處于強敵包圍形勢下的敵后戰場，如果共產黨軍隊不作戰、不苦斗、不流血，是一天也‘游’不下去、一天都‘坐’不住的。”

在抗戰開始的防御階段，日本侵略軍來勢兇猛，丟失一些國土，這在所難免。共產黨收復國民黨軍隊喪失的國土，以及開辟的根據地都是在日偽軍占領的敵占區、淪陷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絲毫沒去搶奪國民黨統治區的地盤。說共產黨“坐大”，反過來看，只能證明丟失國土者的無能。國民黨軍隊也有在敵后的，但主要不是收復日本侵略軍占領的地區，而是搶占八路軍、新四軍已經收復并建設成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地方。那時所發生的磨擦、沖突就是這么引起的。

在抗戰中，國共兩黨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利益，又有各自所代表階級的不同利益。由于后者，兩黨曾經血戰10年。這時合作抗日，既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戰，也為在這個大前提下的各自階級利益而戰。對于共產黨來說，這是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因此，那種稱中國共產黨“利用抗日坐大”的言論，至少是不了解歷史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為何能夠在抗戰中強大起來？對于這個問題，除了前面講的幾點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國共產黨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的正確把握中來理解。抗日戰爭不僅僅是中日兩國雙方的戰爭，而牽涉到多國關系和多方利益。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方戰略的調整都深刻地影響著國共兩黨關系，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抗戰形勢發展。

隨著抗戰深入展開，中國的抗戰形勢越來越錯綜復雜。如果說日本政府是企圖吞并中國的瘋狂侵略者，那么國民黨頑固派則可稱為國共兩黨關系緊張局勢的麻煩制造者。處理不好內外多方關系，中國抗戰隨時都有中途妥協乃至失敗和重新爆發內戰的危險。

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和國內形勢，適時調整政策和策略，正確把握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才使國共兩黨堅持合作抗戰到底，從而對奪取中國抗戰勝利起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主導作用。這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中國共產黨深刻分析不斷變化的中國抗戰形勢，正確處理兩國三方關系，對引導中國抗戰勝利起了領航性主導作用。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具有兩面性，既有抗日、聯共一面，又有對日妥協和“溶共”、“防共”、“限共”，乃至“反共”一面。如何處理兩黨關系，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

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抗戰形勢的逆轉和兩黨關系的惡化，以及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作了充分思想準備，并醞釀了相應的對付措施，因而兩次打退反共高潮后，都迫使國民黨回到繼續抗日的正確方向，為中華民族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積累了政治和軍事力量。

其二，中國共產黨深刻分析不斷變化的國內階級關系，對使抗戰力量最大化，起到了凝聚性主導作用。這反映在對中國資產階級、中間勢力的認識變化上。1940年3月，毛澤東首次從各階級對待抗日的態度上，特別是對大資產階級的不同派別對待抗日的態度作了深入分析。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黨對“中間勢力”作了深刻分析，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把爭取中間勢力提高到關系抗戰形勢發展的關鍵意義上來認識，強調黨的任務就是爭取中間勢力的進步和轉變。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也無論對打退兩次反共高潮還是共同抗日的斗爭，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國共產黨深刻分析國民黨不斷變化的對日立場和對共產黨的態度，提出了一整套政策和策略，對推動國民黨抗戰到底起了督促性主導作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教訓，深化了與國民黨的又團結又斗爭的策略原則，以推動國民黨共同抗日，擇其最主要者有：

一是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方針。

二是揭示了又團結又斗爭的多層次多側面關系，強調以斗爭求團結。

三是提出了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原則。堅持這三個原則，就能“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舉進攻共產黨，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一個目標上去”。 

這些原則，為堅持兩黨合作抗日確立了準繩，從而共同奪取了中華民族抗戰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