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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手捧“紅寶書”拍照的香港居民

高梁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體改所研究員)

我對政治問題沒有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公開表態。如果講左右翼各自的訴求，從右翼看主要是三條：

一是更激進的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政策；

二是對外關系上主張更加向西方開放；

三是在政治上主張更加快速的民主憲政。

如果把政治方面的東西去掉，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構成30年來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基本成分。

我自己是在經濟改革理論和實際政策的研究工作走過來的，當我看到最近十幾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態勢，曾經感到困惑，進一步思考，對經濟現狀有了進一步的想法。一方面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性質，已經從過去的帶有很大獨立性、單一性的狀態變成今天這個局面，其中間有很多黑暗面，即民對官、對政府的批評。今天政府方面的一些情況，比如官商勾結，分配的兩極分化到了一個全社會不能容忍的地步。

怎么去看我們今天的經濟的改革開放，今天的成就和積極面在什么地方，它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們要冷靜的客觀的判斷，可到今天為止，這些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此我和一些改革的朋友們幾乎沒有辦法坐在一起討論。

我講兩條：

第一，改革到今天，在所有制結構上如果人們還在抨擊有太多國有壟斷，這在統計數據上是不支持的。國有成分占全部經濟產值的1/4，國有資產全部資產不到50%。在這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尋租腐敗、化公為私、MBO（管理層收購），MBO恰恰在一段時間內是那些號稱改革派、自由派大力鼓動的東西，它導致了重大的社會分裂，敗壞了政府和社會風氣，到了今天所謂自由派的鼓動者們還不認賬。為什么今天會有這么多左派?這是從現實中給他的教訓，這和30 年前在文革時期深受其害時，才會產生這么多的自由派是一樣的，人們的意識來自于社會存在。

第二，從現在的經濟結果來看，我有一個痛切的感覺：從技術進步的自主能力看，從對國外資本和技術的依賴看，從我國當前實際的產權關系看，我們國家正在逐漸脫離獨立的地位，而帶有了1949年以前某種性質的半殖民地化的狀態。不管對1949年的革命有什么樣的看法，中國從1911年到1949年奮斗了近40年，革命的口號是“打倒列強”。今天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技術能力上，經濟發展對西方資本的依賴，不能令人滿意，這是我們今天的經濟政策缺乏獨立性的根本原因，這也多少給我們國家的國防和主權帶來了影響。

我一直在想，蘇聯在90年代垮臺分成好幾塊，但到今天沒人敢去欺負蘇聯，反而蘇聯較弱小的GDP，敢去欺負日本。我們呢?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美國、日本、東南亞、越南、菲律賓都敢挑釁我們，咄咄逼人，步步緊逼。我不認為是我們的領導人沒有骨氣，而是我們在技術上有求于西方。久而久之，我們的獨立就會受到影響。

有人說，我這是極端的經濟民族主義，其實民族主義有兩重性：希特勒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民族主義是擴張性、侵略性的，而被壓迫民族，高舉民族主義旗幟，是為求生存、爭獨立，爭取自己的尊嚴，那是正義的，是能夠號召民眾的，是有生命力的，這樣的民族主義當然應當提倡。混淆兩種性質的民族主義是荒謬的。我們今天的民族主義，沒有任何侵略性。因為我們直到今天，在技術上并沒有真正達到完全自立的狀態，何談去侵略別人?我們國家百年來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歷史。

這就關系到對今天的時代本質的看法。今天盡管美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經濟上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說，西方霸權已經結束，或者他們已經放棄維持自己的世界霸權的意愿。和平發展是人們的良好愿望，和平發展的力量確實不小，但不等于說這個世界沒有侵略反侵略、壓迫反壓迫的斗爭。中國在這個世界環境下，如果不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我們的改革開放的設計，包括政治改革的設計，都是有問題的。第一是否能行通，第二，激進的私有化和“憲政改革”對國家是否有好處，要多加考慮。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鑒于我們今天的狀態，我們希望政府在政治體制方面，要不斷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強對政府的監督，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蘇聯式的民主化道路不能走，這是我的基本態度。

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機會，不要因為主觀上的失誤和外部力量的推動，使我們走上蘇聯式的道路。蘇聯91年解體給俄羅斯帶來災難，走這樣的道路中華民族不是好事，但某些外國是樂見其成的。隨便舉例來說，中國是一個能源十分缺乏的國家，油氣的儲藏很少，較豐富的油藏無非是在西部。國內石油的生產成本不會超過40美元一桶，但我們實際消耗的油60%要進口，用100美元/桶。如果我們連這點油都沒有了，那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成本要大幅度提高，幾億工人的辛苦勞動成果，都進了資源擁有者、資本擁有者、技術擁有者的腰包，經濟發展成果就會受到了很大的損害。所以，經濟問題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治體制或者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

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一個混合結構，今天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同于西方的工業化國家，也不同于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為什么?因為中國60年來積累了一個令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羨慕的工業和科技體系，這個體系是西方列強不敢輕易向我們動手的基礎，現在盡管還有很多缺點和弱點，國有體制避免不了的弊端，但畢竟是我們的財產。

我過去沒有這個體會，我跑了很多工廠去看，很多人的印象是，國有單位和工廠不干活，效率多么低。但恰恰是那些被看作計劃經濟堡壘的軍工廠，拿出了很多先進的東西。不能簡單的看國有經濟和國防。盡管我們現在和美國的F22、航母比起來，我們很小兒科，但人家就是不敢動我們。一旦我們連這個都沒有了，那我們就回到了1911年，隨便就可以來個“二十一條”。經濟的崛起，科技和國防力量的強大是民族崛起的根本，任何改革不能動搖這個根本，政治架構也必須在這個基礎上，為了富強、獨立、統一，在這個基礎上把我們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政治架構的民主化往 前推進，這是我的基本意見。

【簡介】高梁，其父顧準是“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文革中兩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高梁卻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員，一個“左派”。他說：“沒有毛澤東的恩德，有中國的今天嗎？這一點我從來都是堅定不移地。雖然我們家可以說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他與中國的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認為，MBO（管理層收購）“是一個掠奪國有資產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