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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華慶：香港是否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點擊：作者：柯華慶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發布時間:2019-09-21 10: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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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國兩制”的憲制問題，也是黨導立憲制理論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國兩制”是指香港、澳門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但香港、澳門和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顯然，“一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按照一國一憲，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和統一大法的常識，香港和澳門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們能夠做的只是說明為什么香港和澳門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根本問題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否領導小部分地區的資產主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起初是新民主主義政權。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實行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五四憲法和社會主義性質的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都繼承了《共同綱領》中“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的基本定位，區別有兩點：第一，1949年到1956年中國是新民主主義國家，1956年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只是還處于初級階段；第二，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第二條都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僅僅在序言中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2018年憲法修正案再次在第一條加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相同點在于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區別只是公開宣稱中國共產黨領導還是不公開宣示中國共產黨領導。自1949年10月1日始，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共同綱領》第一條），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階段“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五四憲法序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長期存在并發展”（1993年憲法修正案），用詞上有“團結”與“領導”之別，實質上“團結”也是領導，只不過是在具體對待上有些區別而已。

從法理上看，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就領導中國社會各階級。新民主主義是新三民主義，是五四運動的產物。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明確提出，“在五四運動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于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于中國無產階級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毛澤東明確了新中國政權的政治性質和經濟性質：“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知道，“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正是孫中山的主張。毛澤東斷言“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所以中國共產黨從弱小逐步強大起來，最終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權，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辛亥革命打破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封建政治，中華民族在經歷了短暫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探索之后就直接進入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真正繼承者

正是因為新民主主義是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政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真正繼承者。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也正是因為此，中國共產黨一直自稱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是孫中山民主事業的繼承者。

在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的文章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孫中山的偉大功績，明確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重申了這一立場：“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真正繼承者。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在巨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使命》明確指出了蔣介石政權的性質：“1927年4月，在外國人的大本營和民族主義者所要奪取的目標上海，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決定，國民黨和列強走到了一起”。蔣介石政權對外勾結西方列強，對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沒有民主可言，是官僚資本主義，實質上是新封建社會，蔣介石推崇孔孟之道和曾國藩決不是偶然的。蔣介石口口聲聲說是孫中山的學生，行動上背叛了孫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正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政權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有名無實，是偽中華民國。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到臺灣后，臺灣是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存在所導致的割據存在，是從真正繼承中華民國正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分裂出去的政權，蔣介石政權所宣稱的中華民國根本沒有政治合法性。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的唯一政權，臺灣政權是非法政權。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政權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香港毫無疑問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序言明確宣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后被英國占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后，香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

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母子關系，只不過這個兒子曾經被英國搶過去了并且被英國養了一百五十多年。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讓這個兒子保留一部分已有習性，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條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個母親對不同兒子的養育方式不同是合理的。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地區的制度也有差別，首先，各民族自治區制度不同于其他省市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條明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我們現在將同時采取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一國兩制”，我們也可以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區分為民族區域自治和非民族區域自治，還可以區分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制度。前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深圳特區與其他省市自治區也有不同。在未來對臺灣統一時制度肯定不同于香港和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國多制”。

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全國范圍內領導資產階級，也能夠領導在小部分地區的資本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由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的將來也會有類似的適用于臺灣的基本法。“一國兩制”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但非主體部分可以采取資本主義制度，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公有制是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意味著不僅僅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而且也領導資本主義制度。正如我們前面所論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就是在工人階級領導的、自然也是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在全國各地區存在不同的是，“一國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在小部分地區實行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全國范圍內領導資產階級，自然也能夠領導在小部分地區的資本主義。

在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占主導地位的背景下，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改革開放不久，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還處于初級階段，對于社會主義能否很好地適用于香港并沒有絕對把握，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復香港時讓香港繼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理由。無論香港地方政權是什么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可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改變的，也就是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進行改變的。主權國家對整個政權都是可以進行憲制改變的，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制度的改變僅僅是一個主權國家對地方政府的憲制改變。

“法律必須穩定，但不可不變”是法治的基本精神，“五十年不變”本身也是可以改變的，問題只是為什么改變。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留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也可以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港人治港”也不是絕對的，否則香港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臺灣政權的合理定位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統一臺灣是遲早的事情。臺灣本身就是武力割據產生的政權，通過武力統一臺灣是合乎國際慣例的。為了全體臺灣人民的利益，和平統一是理想的選擇。“一國兩制”正是為了解決和平統一臺灣問題所提出來的。

臺灣與香港不同，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相當于一個養子回到親生父母懷抱，大陸政權與臺灣政權的關系則相當于兄弟關系。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實際上是兄弟關系，中國共產黨創立于1921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發生在1923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才有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大陸和臺灣的關系應該以1924年的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起點，也就是以新三民主義為起點。蔣介石為首的新封建政權在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競爭中敗北逃到了臺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統一臺灣，相當于兄長重新認可失敗的弟弟，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肯定要比香港更加寬松。但不管如何寬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底線，因為自新三民主義始，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領導力量。

憲制統一是國家統一的保障

“一國兩制”必須在憲制上保持統一。當前“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實踐僅僅是防務、外交、國籍和旗幟上的統一，但在憲制上并沒有完全統一。全國人大有權為香港制定、修改并解釋憲制性法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特別立法，但“一國兩制”在香港二十二年的實踐已經暴露了突出的問題。

憲制上的統一要求國家安全上的統一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秘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然而，至今為止如此重要的國家安全立法在香港并沒有制定出來。董建華特首時期啟動了國安條例立法，但在強大的阻力面前，2003年9月5日，董建華宣布撤回基本法第23條條例草案。2019年9月4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再次在香港暴亂的壓力下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草案。如此一來，國家安全在香港就沒有保障，已經突破了“一個中國”的底線。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標準不能適用于香港，香港就有可能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地，收復香港無異于引狼入室。在現有法律秩序下，對于香港的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秘密的行為只能動用非法手段，這對于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無疑是重大挑戰。一個統一的國家只能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安全標準，全國人大啟動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迫在眉睫。

憲制上的統一要求司法終審權的統一。“一國兩制”下的法律體系本來應該是一套法律體系，然而，現在是“一個國家，兩種法律制度”和“一個國家，兩個司法管轄區”。回歸前的香港采取的是英國判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的是制定法。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繼續保留香港的判例法制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香港司法的終審權是超越“一個中國”底線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否則對于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案件，香港法院可以做出違背國家利益的最終裁決，對法治的統一性和憲制的統一性是巨大的傷害。即使是采取聯邦制的英國和美國，在憲法層面上都只有一個司法管轄區，只有一個司法終審機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確立一個司法終審機構。突破一個司法終審機構的法治底線后患無窮，當前的香港困局就是其突出表現。

期待3.0版憲法

我們之所以討論香港是否應該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根本原因在于現行憲法沒有明確的規范說明。2018年憲法修正案旗幟鮮明地明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然而，2018年憲法修正案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沒有明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權力，中國共產黨的自身規范也沒有憲法依據，更沒有明確中國共產黨對特別行政區的領導權。按照憲治和法治的規范要求，中國共產黨章程宣示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宣示的“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的規范內涵到底是什么？它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57條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什么關系？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具體法律地位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未來的憲法明確規定。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出現3.0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那將是一部比較成熟的真正社會主義憲法，肯定也是一部自信的憲法。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導立憲制理論創立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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